花卉冊圖片

⑴ 十全十美圖的介紹

《十全十美圖》屬清代絹類文物、書畫為清朝畫家艾啟蒙和朗世寧繪制，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取材於我國清朝乾隆年間，是分別來自波西米亞及義大利的宮廷畫師艾啟蒙和郎世寧的傳世佳作《十駿犬》與《花卉冊》（又稱《十美圖》）的合稱。當時兩人分別敬獻《十駿犬》和《十美圖》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十分滿意，在畫作蓋上了他的鑒賞鈐章，並將兩者合二為一，題為《十全十美》圖。包括10隻名犬和10幅名花。此系列作品描繪邊疆少數民族王公及地方官員所進貢的純種獵犬，對於解其原產地， 與清廷中央與周邊藩屬相互的交往關系， 有重要參考價值。

⑵ 任頤的繪畫史上的意義

任伯年作為清末「海上畫派」的重要畫家，在人物、花鳥諸傳統繪畫領域都有建樹。就其個人的藝術成就看，他的花鳥畫可能並不亞於其人物畫，但就「海上畫派」而言，在其前後的虛谷、蒲華乃至吳昌碩諸輩，都主要以花鳥畫享名，與這些同人們相比，任伯年在花鳥畫上的成就相對就不甚突出了；換言之，如果任伯年畢生沒有其人物畫的成就，那麼也許就沒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謂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頤（伯年）、任預，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說，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與任預的「二任」，也還可以存在，但名氣會小得多。無疑，就繪畫史的意義而言，具體地說，在清末乃至19世紀的近代中國繪畫歷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畫（尤其是 「寫真」畫像即肖像畫）而顯示其別具一格的意義的。這一點，也正是美術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認為，「對於任頤的藝術造詣，就其個人來說，花鳥畫的本領比較高，若以當時畫壇的情況而言，他的人物畫影響比較大。因為畫人物的畫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頤那樣的造詣，自然比較出眾了，作為畫史上的評價，當然首推他的人物畫。」2 這個看法，我自然是贊成的。但是，在我們考察任伯年人物畫的時候，實際上又不能把它與他的花鳥畫完全割裂開來，因為在他的人物畫創作最成熟的時候，也正是他的花鳥畫創作最成熟的時候，這兩者可以說是一條道上的「雙軌」，是同時或共時地「與時俱進」的；而只有看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看到他進入成熟期後「本領比較高」的花鳥畫對其同時從未中斷的人物畫創作的深刻影響；這甚至也牽涉對任伯年總體繪畫成就的估量與評價。本文將主要從這一角度提出問題與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過渡時期人物的過渡性特徵任伯年誕生之年正好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年。中國近代史的起訖，從1840年到1919年，不過80年3，這是一個從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會向此後的現代民主社會艱難轉換的過渡時期，充滿了可歌可泣的斗爭與磨難。在這一大時代洪流中，比起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義政權的腐朽統治而奮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則徐、黃遵憲、康有為、孫中山等等）來說，像任伯年這樣的一介畫人，也許實在算不了什麼——以他「嗜吸鴉片」4成癮乃至折壽（無獨有偶，「四任」中無一有年過六十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處在這一前後歷史時代之過渡時期中的任伯年，事實上不過是帝國主義當時對華政策包括鴉片政策下的一個受欺凌受磨難的舊文人、舊畫人之典型代表吧。但與此同時，若就當時的中國畫壇，尤其是在中國人物畫方面，他作為近代中國畫家因而作為一個過渡時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兩種不同因素相互並存或相互融合的過渡性特徵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們的具體表現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其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一是其寫真性品格與寫意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所謂過渡時期人物基本的過渡性特徵，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徵。在這三方面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其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的並存或融合的過渡性特徵是決定性的，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其後續的另兩種並存或融合的特徵；或者說，是由於畫工性品格帶來了其相應的寫真性品格與世俗性品格，又是由於文人性品格帶來了其相應的寫意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而由於任伯年所處的先天的與人文的歷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訓」的家學）的獨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時代及社會環境的獨特性，從而在他個人身上與作品中帶來了這兩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並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個畫家，由於他沒有或較少帶有這樣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獨特性，那麼，往往是相互抵牾的這兩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較難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現了。任伯年的畫工性與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鳥畫的成就如果說任伯年的畫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學（其父任鶴聲「原是民間寫真畫工」，「善畫，尤長寫真術」5；任伯年「少隨其父居蕭山習畫」6），其寫真性品格也率先是從學習、從事作為寫真術的肖像畫之基本要求而來，那麼，其世俗性品格，就不僅是來自其直面對象繪制現實中真人的肖像畫這樣一種從來屬於人見人愛、人皆求之的行當，更與他自25歲起即以鬻畫（包括肖像畫，但主要不是肖像畫）謀生有關，尤其是與他「直到晚年，潤例還是半塊錢一尺」7的「隨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畫作營銷作風有關。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於，他不僅具有畫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則，在帝國資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經濟相對發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個混跡其間的小有名氣的畫匠而已），還有其同時體現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這一文人性品格領銜而來的寫意性品格與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歲（1869年）到上海後，也許是出於賣畫謀食的需要，更由於是完全進入了後來被史家稱作「海上畫派」的文人畫畫家的圈子裡（其中有任薰、胡公壽、周閑、張子祥、陳允升、虛谷、楊伯潤、高邕之、蒲作英、楊峴、吳昌碩等），他除了畫寫真肖像畫之外，主要是致力於學習與創作作為傳統文人畫最經典題材與圖式的花鳥畫作品（論家有所謂「近追南田，上窺宋人」9的說法）：他先「經胡公壽介紹在古香室箋扇店畫扇面，『不數年，畫名大噪』」10；同時也畫《花卉四條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學瞎尊者法」11語）等卷軸畫，又畫冊頁小品——正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他逐漸鍛造自己具備了屬於更高一個社會文化層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種品格，即文人性品格。從他在自己畫作上題寫的「略師宋人設色」（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綉球芭蕉》12）、「擬元人設色」（故宮博物院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花蔭小犬圖》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枇杷雞雛》14）、「效元人沒骨法」（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壬午/1882年作《花卉冊》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識，說明他已經完全投身於那種文人畫家應有也必須有的創作境界中，他的寫意性品格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堅實的鍛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領略傳統精髓中顯示的非凡悟性，並在具體創作中表現出的那種繪畫功力——我們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繪制那些摺扇與紈扇扇面作品，無論是沒骨寫意的還是工筆勾勒的，絕大多數都堪稱真正叫人「嘆為觀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幾幅紈扇扇面，其中屬於工筆勾勒彩繪的《牽牛菖蒲》（中國美術館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圖）、《瓜瓞綿綿》（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己卯/1879年作，第122圖）、《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圖）、《天竹棲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圖），它們無論在畫材布置、用筆或賦色上，都做得到位、得體，體現的正是那種中國繪畫正統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沒骨寫意的作品，如《花月棲鳥》（中國美術館藏，光緒庚辰/1880年作，第124圖）、《藤蘿小鳥》（光緒辛巳/1881年第125圖），則以其文人氣質的瀟灑，體現的則是又一種精英性品格，即新銳性品格。畫工性與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畫的過渡性特徵讓我們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畫創作中來。在人物畫作品中，任伯年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相互並存或融合的過渡性特徵同樣是決定性的，甚至有更明顯的表現。這里需要提及的是，從任伯年的生平記載看，他的畫工性品格除了是來自人物寫真術的家學影響之外，一定意義上又可以說是從他喜好臨寫具有工筆與畫工畫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帶來的。比如他早年為姚小復作的《小浹江話別圖》（故宮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這幅就「話別圖」題材來說本應畫成那種自敘傳式的人物畫的，然而在此畫的題跋中他自稱「爰仿唐小李將軍法以應」，結果當然畫成了一幅工筆模樣的山水畫——畫中雖然還可辨別出他與同好「話別」的場面，卻全然是被表現在一個大遠景的構圖中——話別的人物僅僅是微小的「點景」人物。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畫創作圖式的另一個源頭，即「山水圖式+點景人物」的源頭——他的「人物」的出場方式，將是從「山水」中自遠而近地向我們走來；而這種提供人物出場的「山水圖式」所採取的工筆筆法，則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畫作中無可迴避的畫工性品格的潛質。同樣作為「話別圖」的《東津話別圖》（中國美術館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於前一「話別圖」的兩年之後。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話別圖」的「山水圖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筆筆法，不過由於人物來到前景成為主體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圖式」轉換為僅僅是用以襯托主體（群體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話別圖」的「立軸」在此圖中也變成了有利於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橫卷」）。這可以說既是一幅「山水圖式」的人物畫，又是一幅「人物圖式」的山水畫——或者說是典型地表現了從山水畫圖式向人物畫圖式演變的過渡性形態，一種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獨特形態。如果我們從這幅作品所表現的題材內容與思想意境來看，它應該說已經、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這說明，此時的任伯年，就其人格與修養水平而言，不啻已經是文人化了的（由於有關任伯年25歲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幾無，對於此點，筆者無法在此作出進一步的說明）。不過，總的來說（即單就畫面形態來說），此畫仍然可將它說成是任伯年人物畫創作在30歲之前的那種尚未怎麼受到文人性品格影響的形態——一種基本的、多半表現為畫工性品格的形態。30歲到上海之後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開始進入「海上畫派」的文人畫畫家的圈子裡，他通過「上法古人」與學習海上同人的文人筆墨，仿作與創作了大量的具有傳統文人畫品格的花鳥畫，並把文人花鳥畫的筆墨精神帶到了他的人物畫創作中來。此時他的人物畫已經有了兩類不同的手法或風格樣式：一種是信筆胸臆的寫意人物，大多是傳統的古裝人物題材，它們基本保留著此前中國傳統人物畫最一般的非寫真的習性，如1872年作的《遊艇吟簫圖》（摺扇）18；另一種正相反，是對中國傳統人物畫最一般的非寫真習性的基本克服，即轉變為對人物採取寫生手法而體現的寫真性，其描繪的對象當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對的現實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華二十七歲小景」的寫真人物《葛仲華像》19。就上述這兩例看，其信筆胸臆的寫意人物與對人寫生的寫真人物，分別以不同手法表現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創作心態（自主性/客觀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畫面情境（創造性/寫生性）、用筆方式（隨意性/謹嚴性）與寫形風格（想像性/寫實性）；而這兩者的區別，主要體現的是其過渡性特徵中那種「並存」的「二重性」特徵，而且它們是通過不同的作品分別來體現的。任伯年1877年（38歲）畫的《飯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對於論證筆者的看法也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間偏左的主體人物（飯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襯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採用完全對人對景寫生的手法，因而是屬於寫真的；而右端的兩名陪襯人物（提壺的與端茶的僕役），明顯是因為右邊畫面太空而信筆添加上去的，由於沒有寫生的模特（在寫生飯石先生時，可能真有兩名僕役進來上過茶，但轉身即離去了——後者作為僕役，事實上也沒有資格像主人那樣作為模特來獲得肖像寫生的權利與榮耀），只能是由作者憑空或根據記憶將他們畫出來，成為信筆由韁的非寫真的寫意人物。主人與僕役，寫真與寫意——前者（包括陪襯景物）畫得精妙絕倫；而後者與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與結構比例上就大為遜色，不能不相形見絀，盡管我們看得出作者在兩者具體衣紋處理上力求了風格的一致。這是把「對人寫真」與「信筆寫意」的兩種手法在一幅畫中實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這幅畫在這兩方面的不和諧與不統一，在明眼人的眼中還是顯然的，不能不是一種瑕疵或破綻。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某種過渡性特徵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時候也會是一種走向成熟過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現。任伯年人物畫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歲以後。也許任伯年進入不惑之年以後也自覺到像他在《飯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會造成畫面事實上的不兼容與不融合，他此後的人物畫就沒有再重復他的這種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張益三像》21中，其主體人物與陪襯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筆筆法寫真的（主體人物坐的石頭可能有一點意筆筆法，但絕無傷大雅）；1885年作的《趙德昌夫婦像》22 也是風格與手法渾然統一的：兩個主體人物與其陪襯景物均為工筆寫真，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現上略施意筆（或沒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為與其「亦師亦友」的同好吳昌碩作的《蕉陰納涼圖》（浙江省博物館藏），當屬任伯年這類工筆寫真人物畫臻於「傳神」的藝術最高成熟度的顛峰之作——作者顯然對自己所面對描繪的對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幾次為吳昌碩畫過寫真肖像，如1886年的《飢看天圖》、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畫起來已是那麼胸有成竹。此畫無論畫面布局，還是對人物的造型與精神面貌的刻畫，即使我們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來加以挑剔都將無懈可擊！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畫可以說又有了一種質的飛躍。此時，他已經完全進入了傳統文人畫筆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寫真的信筆人物畫中，但與他早年那些強化「釘頭鼠尾」筆法而用筆較死的傳統題材信筆人物畫已不可同日而語。我特別欣賞他56歲臨終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運用文人花鳥畫意筆筆法畫的《人物冊》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圖，即《人物冊之一》、《人物冊之二》、《人物冊之三》，就是這樣的作品。其中第87圖《人物冊之二》畫的是一位依杖於荒郊山路旁的白發駝背老翁，正扭頭仰望遠處上空。主體人物神態生動，造型精確，陪襯景物逸筆草草，點到為止。這是一幅以信筆寫意的精神畫出（寫出）的兼工帶寫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達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說是一種有機的「融合」，進入了一種渾然天成的「化境」。這里的所謂「化境」，意味著他的畫工性品格已經並僅僅是作為一種純粹技巧的熟練，並已完全滲透到了文人性品格與意境的具體表現中。無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則他會為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復興帶來更大推動，並取得更豐厚的創作實績。任伯年的人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任伯年以他在清末傳統中國人物畫創作上的獨特成就，成為近代中國傳統人物畫別開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畫品格中包含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既是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過渡時期畫家的一般特點，又與他的家傳家風以及社會生活與藝術環境的獨特性相關，同時也與他既作為人物畫家又作為花鳥畫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緊密相連。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在他僅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他的這種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種從無機性與外在性到有機性與內在性的轉變或轉化，即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轉變或轉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這種轉變或轉化的人，才能對他的藝術成就有充分、客觀的估量與評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畫中的畫工性品格所表現的寫真性特點，又具體體現了他所處的近代中國畫壇面臨日趨強盛的「西畫東漸」時風的影響的特點——這同樣是處在一個過渡時期：西洋畫在中國已經得到傳播，但這一畫種本身在中國還沒有完全確立其獨立存在的位置。但是這一寫真性特點（無論是來自中國繪畫傳統的工筆寫真，還是來自西洋繪畫傳統的寫實寫真），對於描繪真實的歷史（現實）人物來說，卻是有重要意義的，這在另一門西洋技術即照相術（它發明於任伯年誕生的前一年）還不是相當發達（也處在過渡時期）的近代中國來說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寫真肖像畫，至今仍將作為他的那一時代歷史的重要考證資料。因此對於他的人物畫的畫工性品格與寫真性特點，在這個角度上說，更應當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畫中應有的時代特徵與非常寶貴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畫作為晚清「海派人物畫」的代表，不僅是明清以來中國畫壇優秀人物畫傳統的新的集成與發展，而且直接成為形成此後現代中國人物畫不同畫派的源頭與先聲：其人物畫的畫工性品格與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點，直接發展形成了現代上海「海派人物畫」兼容並蓄的特色（如程十發、賀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國人物畫）；其人物畫包含的畫工性品格一定意義上成為強調造型與寫實風格的「京派人物畫」（40年代徐悲鴻、蔣兆和的中國人物畫）發展的基礎；而其人物畫（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為在寫實造型基礎上更強調文人畫意筆筆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畫」（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國畫系形成，如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筆中國人物畫）形成的基礎。就這個意義上說，任伯年的中國人物畫不僅是中國近代海派繪畫在人物畫方面的代表，還是現代「海派人物畫」與其他學派人物畫直接與間接的共同源頭；而就任伯年本人並以他的創作實績而言，他不僅應當被視為中國傳統人物繪畫從古代向現代轉變的推動者與啟蒙者，還應當視為開辟通向20世紀中國畫全面復興之路特別是人物畫復興之路的先驅者。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的意義。

⑶ 原版復制的書畫作品算真跡嗎

肯定不算丫，，德風堂老師覺得，。。。
1.書畫真跡鑒定有哪些標准？
何謂書畫真跡之標准，一是風格，二是用筆，風格稱之為特徵，用筆稱之為特點。特徵和特點組成一個書畫真跡標准，特徵為表，特點為內在。特徵來自結構，特點則來自作者之心神，缺一而不可。脫離了這個標准，就沒有真跡之說。鑒定真假以事實為准，人們總是再講真跡形神兼備，有形而無神為假，而無神無形更不能為真。一個書畫家用一生的經歷創造出自己的面目，是溶智慧，思想，學識，魄力和刻苦鑽研形成的結晶，包含著作者的本性，從而形成了大家承認的風格標准。風格標準是由作者的思想指揮，在正常情況下即使有變化也是漸進形的，前有逐步而後有延續。造假的手段多種多樣，許多的手段真可謂前所未聞，不要低估造假者的能力，有的不比作者的水平差，他們研究對象的風格，研究對象的手段，研究對象的思想，但是他們研究的再透畢竟不能百分之百代替對象，畢竟會漏出馬腳。

2.收藏書畫都有哪些禁忌啊？

收藏書畫有五忌，一是忌污染，如油漬、汗漬、茶漬和灰塵等，灰塵常吸附酸性物質、黴菌孢子，使紙張酸化、生霉。二是忌生霉，特別是黑、黃、紅、紫等各種產生顏色的黴菌，產生的霉斑極難清除。三是忌蟲蛀，蠹魚、煙草甲等害蟲，往往能把書畫蛀蝕得千瘡百孔，慘不忍睹。四是忌光照，一般光源都含有紫外線，紫外線使紙張發黃、發脆。五是忌潮濕，紙張易吸濕，吸水後紙易生霉長蟲、腐爛。除易因蟲蛀腐爛而損壞之外，人為損壞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火災、戰爭等的破壞，使許多珍貴的古籍、古字畫、古文獻佚失。

一般來說紙質文物的保護難度很大，收藏不當，會損壞藏品的品相。古人收藏書籍要用函套，字畫用精製的畫匣。製作畫匣的材料要精選，防止木材中的油性物污染紙張，古代的木畫匣不但選材講究（常用樟木），而且是多層材料復合，外層是樟木，中間為楠木，最里層用上等絲綢，畫還要用布套包裹。

手再干凈也含有油脂、汗漬、灰塵和黴菌等污染物，因此拿取書畫要帶手套，觀賞時人與書畫保持1.5米左右的距離，以免講話時唾液飛濺到書畫上。秋高氣爽的季節；可以將收藏的書畫取出撣塵、晾放，讓吸收的水分揮發。現代傢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氣體，甲醛不但對人體有毒，而且還會損害書畫，因此現代櫥櫃不適宜存放珍貴紙質文物。南方梅雨季節空氣中濕度大，氣溫高，是蟲霉高發時節，此時要使用專用乾燥劑和防蟲防霉劑，防潮及抑制蟲霉的生長。

我國傳統的造紙方法，是一種手工技術，主要工藝過程為：植物原料粉碎、漚制、蒸發、制漿、造紙、乾燥，傳統造紙法不須用化學助劑，而現代造紙是大規模的機器生產，生產出的紙張都經過數種乃至數十種造紙化學助劑的處理，紙上殘留的化學助劑，帶來許多副作用，使紙張耐老化性很差，較難長久保存。

3.怎樣才能搞好書畫鑒定？從事這項工作需具備哪些知識？ 一、書畫家的字型大小、籍貫和生卒時間

古人的名號，往往很多。最簡單的是一名一字，如孔丘字仲尼。王羲之字逸少等。不簡單的除名字外，有號，有別號。尚有乳名、小名、譜名。名又往往有別名；字，也往往有別字。號與別號多的書畫家，往往一人有幾十個。如明代山西書畫家博山就有青竹、九峰等四十多個別號。清初的朱若極，薙發為僧後更名元濟，又名超濟，又作道濟，字石濤，號苦瓜阿長，別號清湘老人、清湘陳人、清湘遺人、苦瓜和尚、石道人、瞎尊者、濟山僧、枝下人、小乘客、鈍根老人、零丁老人等等，不勝詳舉。雖然每一個名字，都與每一個人思想根源結合在一起，某一名號，都是以表示一部分思想，但是名號太多，每每使看畫的人記不清楚，真是一個麻煩的事情。故名號以少為宜。然畫家的名號，又不宜太少。什麼原因呢？一則因中國繪畫到了近代，由於題款美的高度發展，一幅畫中，往往要有十處款或三處款的必要。如石濤所作的花卉十二通景屏，幅面系六尺紙對開二條幅合成。畫面上就題有五六處款之多。題一處款均須要題一作者姓名及鈐蓋作者印章以為結束。倘使四、五處款，均寫一個同樣的名號，及蓋同一名的圖章，就覺得有雷同呆板的毛病，非常難看。又中國繪畫通行冊頁，、一部冊頁，多至十六頁、二十四頁不等。每頁均需題款，每款的末尾，均需有名號印章以為結束。中間有少數同名同章，是所不免的。雖然印的大小方圓，字的刻法，可盡量使其變化。但整個冊頁中，如說每頁所題的名號，所鈐蓋的印章，都是一樣的，自然有雷同呆板之嫌。又每處收梢題名時，因配著未行地位的長短關系，字數往往有多有少。字數少，則題以簡單的名號。字數更多者，則題以重疊不同的名號，或加以作畫地點等等，來拖長字數，以適合末行長短的地位。現舉例如下。

《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三《雙鉤桃花》：

大雪飛揚，驚喜欲狂。一般忍性，顛倒用章，此老年太過不及也，濟，又。

這就是石濤在《雙鉤桃花》上所題的第二處款。這第二處款是因圖章蓋倒了，故加以蓋圖章倒的說明，以表示鄭重，然因地位不多，末尾只題寫一「濟」字，一「又」字，以表明濟又題的意義。這幅桃花的第一處題款，因地位有空，先題首七絕，並附有跋語，收梢空處多，故題有重疊不同的名號，並記有作畫的地點。茲錄如下：

度索山光醉月華，碧空無際染朝霞；

東風得意乘消息，變作夭桃世上花。

如此說桃花，覺得似有還無。人間不語，何泥作繁華觀也。清湘、大滌子、鈍根、濟，並識於廣陵之青蓮閣。

石濤詩文書畫，無不擅長，且造詣至深。在書法方面，小楷行書表書，無不精工，放所繪畫的題識，或窮款；或短歌，或長款，或多處款，均極盡變化，恰到好處，可稱古代題款聖手。石濤的題款所以能恰到好處，當然與他詩文書法的造詣有關，但與他長短的名號，也有相當關系。因此，要弄明一人，就需要查核書畫家的字、號、別名、本名和齋室名。

這類常用的工具書有中華書局1957年出版，陳乃乾編的《室名別號索引》。本書所收人物，從先秦至清末，計室名、別名一萬七千多條。由於此書所收別名只限三字以上的，因此必須補查嶺南大學圖書館1937年刊行，陳德嘗著的《古今人物別名索引》。本書收錄古今人物四萬余個，截於1936年為止，收錄別名七萬余條，凡屬字、號、溢號、齋舍自署、爵里稱謂以及帝王廟號、書畫家題識、文學家筆名等均——載入。相同的別名——加以區別。書後附《補遺》與《續補遺》，補收了明清，特別是清末民初的人名。還可補查人民美術出版社196O年出版，商承祚、黃華合編的《中國歷代書畫篆刻家字型大小索引》。本書收秦漢至民國的書畫家篆刻家約一萬六千人，分上下兩卷。上卷從字型大小查本名、籍貫、生卒年、技藝擅長、師友淵源或曾任官職，所有古地名均註明現行省、縣名。下卷，從姓名查字型大小，下註上卷頁碼。本書未收錄室名，從室名查姓名，則要藉助於前述兩部索引。

除此之外，還可查《中國畫家大字典》、《歷代畫史匯傳》、《畫徴錄》、《國朝畫識》、《墨香居畫識》、《桐蔭論畫》、《寒松閣談藝錄》、《中國美術史圖錄叢書》中的《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中國書法史圖錄》、《中國版畫史圖錄》、《中國繪畫史圖錄》等書。《中國繪畫史圖錄》分上下兩冊，選收了戰國至清代歷代畫家的代表作品六百零八幅。圖錄以時代、作者為序編排，不僅影印作者的代表作品，而且簡介每一作者的生平事跡，說明每幅作品的形制、內容、特點。如對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及作品《女史箴圖》便有如下說明：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市）人。義熙（4O5～418年）初官散騎常侍，卒年六十二歲。愷之博學有才氣，善畫，師衛協。人稱「虎頭三絕」——才絕、畫絕、痴絕。此圖絹本，縱二五厘米，橫三四九厘米。

設色畫：西晉張華所作《女史箴》中的故事，句意，大都敘說關於女子的封建道德，節操問題，每段書有「箴」文，末款「顧愷之畫」四字。畫用游絲描，人物形象生動，山、樹和人的比例則大小不稱。看出了早期繪畫的古拙狀態。

全書圖文結合，全面系統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的繪畫成就。

同姓名是常見的現象。要准確地查出一個人的姓名，就要善於辨別書畫家的同姓名。如果不加辨別，必然發生差錯。遇到同姓名而產生疑問時，即使學識淵博的學者，也要翻閱有關工具書，這樣才不至把同姓名的人誤認為一人。關於同姓名問題，早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遠在南北朝時，南朝梁元帝蕭繹就編有《古今同姓名錄》一卷，此後幾朝，或為之作續補，或新編同姓名錄。目前查考歷代同姓名較為合用的是《古今同姓名大辭典》。彭作楨先生吸收前人所編同姓名錄的成果，參考經史百家、清代傳記及22省通志、測資料，作了增補修訂。書中收錄上古至1936年同名同姓者總計五萬六千七百人，其中姓四百零三個、同姓名一千六百個。在姓名下分別註明同姓名者的各自簡況，有時還註明資料來源。

掌握書畫家的字型大小、籍貫和生卒時間，對於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詠》冊，《石渠寶笈》卷三之十六著錄，款雲：「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後一日沈度書於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七十八歲。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四十五年了，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它是偽品。又如明代姚綬《三清圖》軸，清代方睿頤《夢園書畫錄》卷八之十五著錄，款雲：「三清圖，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雲東逸史公綬。」考姚綬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就必須盡可能多知道一些為好。

但是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在過去的文獻中，有的沒有記載，有的記載不夠正確，這樣，作品本身就變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

如宋代趙孟堅（子固）的生卒時間，許多文獻記載為生於南宋慶元五年己未（1199年），卒於元代貞元己未（1295年），九十七歲。有人對此有懷疑，但一直未能解決。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載了蔣天格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推算出大約卒於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論。有人根據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水仙》卷詩，中有「甲子須臾事，蓬萊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時年六十五歲。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擅長畫梅的楊無咎，他的生年在文獻中尚未找到明確的記載，但在他的《四梅花圖》卷題記中看到有「丁醜人』三字，解決了他的生年問題（紹聖四年，1097年）。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如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記載為生於元皇慶元年壬子（1312年）天歷二年己巳（1329年）被拜為「奎章閣鑒書博士」，也就是說，柯九思虛年十八歲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這樣，問題就來了，人雖有天份，但哪有十八歲就任「奎章閣鑒書博士』的呢？顯然，這一記載是錯誤的。那麼柯九思的生年應是哪一年呢？故宮博物院藏元代虞集《誅蚊賦》卷，後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其中一方印文為「唯庚寅吾以降」，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考元代有兩個唐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前一個庚寅年，即1290年。天歷二年已巳時任「奎章閣鑒書博士」已經虛齡四十了。

南京博物館有一件顏岳的畫，據記載他是明代人，但從實物上看卻是清人風格。後來在河南又看到一件他的畫，題作於康熙再壬寅，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於是確定了他的時代。石濤的生卒時間，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傅抱石《石濤上人年譜》和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均記載為：生於明代崇禎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十八歲尚在。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山水》冊上石濤自題七絕雲：「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無趨小乘，五十孤行成獨往，一身禪病冷如冰。庚午長安寫此。」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六十自壽詩》雲：「庚辰除夜抱痾，觸之忽慟慟，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軀，今周花甲……」後接七言詩，其中有「……白頭懵懵話難前，花甲之年謝上天……」。根據這兩件作品可以推出石濤生於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巴（1641年）。另有石濤《花卉》冊十開一本，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雲：「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末高，悔不從前多食肉。」又畫芍葯的一頁末識雲：「丁秋十月拈格齋句作畫」。王以坤先生在《書畫鑒定簡述》中說：「『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推五十六年則為明崇禎十五年王午（1642年），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時間。」

書畫真跡中蘊藏著大量的資料，特別是畫家的生年、籍貫、行履和擅長的藝術種類，隨處都可訂補文獻闕誤的例子甚多，以上幾例只不過說明這樣的一問題：實物和文獻，其間也有辯證的關系。文獻能提供在實物中見不到和尚未見到的材料，幫助我們鑒定，反過來實物也可以補充或糾正文獻的疏漏或錯誤。但是當二者發生矛盾時，什麼情況下應相信實物，什麼情況下應相信文獻，還要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定。

二、文史常識

鑒定者除了要看作品的藝術價值處，也要看到它的歷史價值。如宋朝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稿》，書法並不佳，但從歷史文物的角度來看，卻十分珍貴。明人手札，存世件數以萬計，它們除了可供研究當時的書法藝術外，還不知蘊藏著多少歷史材料。若缺乏歷史知識，既無法對這些東西作出恰當的估價，也不可能根據歷史材料來判斷它的真偽。

對於藝術家職業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種歷史知識。明代有些畫上空著上款的位置，這是等著有買主來買畫時再補寫，畫賣不掉，上款便始終空著。有些作品因畫在前，賣在後，下款和上款分兩次寫成，所以墨色不一樣。上述的現象可能會引起懷疑，可以理解，但並不一定就是偽跡。

在書畫鑒定中，常常用避諱來斷代。如故宮博物院藏宋代黃庭堅《千字文》卷，字體完全是黃的筆法，有個別字寫得水平較差，因為該卷文內寫明了是試雞毫筆，這一點往往被鑒定者忽略過去，且該卷本幅確為宋紙，並有梁清標收藏印多方，所以很多專家都認為是黃庭堅的真跡。後來才有人發現該《千字文》「紈扇圓潔」的「紈」字被改寫為「團」字，應是避宋欽宗趙桓的諱（因「紈」「桓」讀音相近）。考黃庭堅熙寧四年（1105年）卒，距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還有二十一年，決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預先避諱的道理。因此肯定了《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偽品。又如：約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畫得很好，落款字數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潔，所以有許多人要買。後來有個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寫最後一筆，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董其昌死於明崇禎九年，沒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以上兩例一方面說明我們看書畫時，必須筆筆注意，字字注意，處處注意，千萬不可大概一看後，馬上就輕率地作出是其畫或假畫的結論來。這樣既易受騙，也不易學好鑒別。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歷史知識，不知歷史上有避諱現象，不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書畫的鑒定工作也是做不好的。

書畫家在題款時，除了題寫年份以後，對於季節、月份、日子也常要繼續題寫的。如有正書局出版的《中國名畫集》第二十三集石濤題款雲：

丁卯立秋前一日，於天延閣中作此，紀一日清課耳。清湘、石濤、濟山僧。又《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一《黃山形勝》款雲：

丙寅浴佛日，試墨小華之妙處，亦一日之清課也。清湘、石濤、濟山僧。日本橋本關雪所藏石濤《梅花圖》捲款雲：

清湘老人、大滌子十五夜對花寫此。

然在繪畫上題記年、月、日期，除有紀念性的畫件以外，終究不能與文件契約情況相比，必須有明確的日期記載不可。故常有略去日期而僅記載年月的。如程霖生《石濤題畫錄?枯墨褐色山水精品》款說：

己未夏五月，避暑，畫於懷謝。湘源、石濤、濟道人。《石濤題畫錄?枯墨赭色山水精品》款雲：

己未夏日，過永壽方丈為語山法兄大和尚正，弟元濟、石濤。又《大滌子題畫詩跋》款雲：丙寅深秋，宿天龍古院，快然作此。

亦有略去日月季節，僅題年份的，如《大滌子題畫詩跋?長安雪霽》款雲：

長安雪霽，呈人翁先生大維摩正。時庚午，清湘、無濟、石濤。

我國寫年月的辦法，在皇帝專制時代，多用皇帝的年號紀年，如元和某年、赤烏某年、光緒某某年等。書畫家用天乾地支紀年的更為普遍，也很古。如《離騷》：「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殷墟所發掘的卜文，如「丁丑卜」，「辛酉卜」尤不勝枚舉。惟紀年則別立歲陽歲陰請名，如甲為瘀逢，子為困敦，甲子年則為閩逢困敦之年，乙為旃蒙，丑為赤奮若，乙五則為旃蒙赤奮若等等，一般舊文人稱它為大甲子。用甲子紀年月日的這種辦法，到現在還在實行、應用，成為習慣。在封建皇帝時代，正式的紀年非用皇帝的年號不可。皇帝換了，或皇帝年號換了，紀年的數目，仍舊從新的年號紀起。如光緒三十二年、宣統元年之例。干支是用天干十字，地支十二字配合而成。從甲子到癸亥，輪回一周有六十年。再從甲子起到癸亥為止，又六十年，永久這樣輪流下去。

以上舉例說明，關於干支、年號方面的歷史知識對鑒定書畫來說更為具體。如元皇慶雖只二年，由於改元，用到三年，明萬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後才是泰昌元年，在書畫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寫為萬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是符合事實的，如果寫為萬曆四十八年臘月，則不符合邏輯，是有問題的。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偽作。崇禎年號的書畫款，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月也是無可懷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以為崇禎只有十六年，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又如弘歷自嘉慶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才死，所以當時宮廷中的文件上的年號，一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設若有一張畫落款為乾隆六十一、二、三、四年，也有符合事實的，不能視為偽品。同時年號還有重襲。如果我們對這類問題不了解或知其一、不知其二，鑒定時也會發生差錯。

鑒定書畫要有文學知識。因為中國傳統書畫的作者，大都是有相當深邃的文學造詣，有不少書畫家，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他們所寫所繪，往往與文學有相當的關聯。有些書家喜歡寫自己的文章或詩詞，而另外的一些書家就喜歡寫古人或別人的詩詞文章；有些畫家喜歡臨摹古畫，或是畫古人詩意，並在其上題寫古人的詩句，而另外一些畫家則喜歡在自己的作品上題寫自己所作的詩。如果我們讀過他們的集子，熟悉他以及他同時代人的詩文，對他們的思想、感情、畫的風格就能有更全面的認識。這對鑒定也是有幫助的。

還有，只能是後代人寫出前代的詩詞文章，前代人是決不可能寫出後代人的詩詞文章來的。明人寫唐詩、宋詞固然常見，如果宋人、元人寫了明人的詩便露了馬腳。作偽者有時將詩文的作者弄錯，張冠李戴。高江村舊藏後入清內府的所謂刁光胤《寫生花卉冊》，每幅都有南宋趙眘（孝宗）的題詩，書於乾道元年（1165年）。第六幅《蜂蝶戲貓圖》竟用了劉克庄《詰貓詩》：「飯有溪魚限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劉克庄1187年才出生，趙何能預用此典？題詩自然是後人假造。又如晉代顧俏之《洛神賦圖》卷尾紙上虞集的題詩也是後人偽造的，抄的是倪瓚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題衛九鼎《洛神賦圖》卷上的詩。倪詩原文為「凌波微步襪生塵，誰見當時窈窕身，能賦已輸曹子建，善圖唯數衛山人。」因為顧愷之是今天的無錫市人，所以作偽者將詩中「衛山人」的「衛」字改成錫山的「錫」了。考虞集來威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寫出倪瓚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題詩呢？如果我們對古詩文不熟悉的話，像這樣的問題是看不出來的，這也可算是憑借文學知識來判斷作偽的二個例子。

還有官制、歷史地理、文體對鑒別書畫也有幫助，文史知識的基礎雄厚一些，鑒別書畫就會順當一些。文史知識不多的人，鑒別起來會困難一些。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強這方面的修養。

三、古建築、衣冠服飾、生活器具等方面的常識

古建築、衣服、帽子、生活器具等方面的有關知識，對鑒定書畫來說，具有相當大的作用，因為每個時代在建築、衣冠服飾、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特點。關於這方面的實物證據，有墓室壁畫、石窟壁畫、廟宇壁畫和出土的俑、房屋模型及遺留下來的古建築物等等，另外我們還可以查找文獻資料予以相互印證。唐代的建築、衣冠服飾、生活器具與宋代不同，明代和清代就更不同。如宋代的官服帽子就不是這個樣子，宋人《迎鑾圖》卷和宋人《望賢迎駕圖》軸中人物所戴的帽子就是實例。元代主要統治者是蒙古族，他們的衣服帽子與宋代也不同，元人《元後妃太子像》冊為我們提供了例證。明代的衣冠服飾又有變化，人都是留發滿頭，衣服也沒有領子，這從明人《宣德行樂圖》卷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可以從明定陵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證。清代的衣冠服飾為長袍短褂馬蹄袖，技等級分成幾眼花翎和紅纓帽，清人《康熙皇帝南巡圖》卷和《乾隆皇帝南巡圖》卷中刻劃得比較詳細。如果作品中人物著長袍短褂馬蹄袖，戴著紅纓帽和花翎，那末不論這件作品如何黑舊。署的是哪個時代哪個名家的款，我們都可以肯定它是清人的作品。

又如明人仿作的《清明上河圖》卷，現在流傳有很多本，多半屬於仇英一派的畫風，是「蘇州片」作的假。曾見明人記載，當時每卷售價為紋銀一兩。在這些偽本《清明上河圖》中，建築物和衣冠服飾等，均是明代的格式，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城牆全都是磚砌的。而這種磚砌的城牆原本是明代初年才出現的，西安城的古城牆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可是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原本，無論城郭、市肆、橋梁、舟車等等，大都合乎宋代的形制，除了城牆門洞是磚砌的以外，其它多半是土築的。這幅畫中的其它許多物像無一不和南宋初年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所講的汴京風物，諸如「迎門歡樓」、「太平車子」等——吻合。

關於古建築、衣冠服飾、生活器具等方面的知識，除了看考古資料，查閱文獻外，還可以向文管會、考古所搞古建築的專家，研究古器物的專家和戲劇服裝工廠作古典戲曲服裝的專家請教。

四、藝術欣賞和對操作方法的了解

書畫鑒定不等於對某一些畫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藝術評價，但也絕不等於說書畫鑒定者不需要具備藝術欣賞能力。前代書畫流傳，世代受人珍重愛護，原因雖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藝術價值是首先被人考慮到的。一般地說來，歷史的評價，總是公允的。如果一個鑒定工作者，毫無藝術欣賞能力，那麼他對作品真偽的判斷也不能算是全面了。歷來對於書畫真假與好壞的關系有這樣兩句話：「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定壞。」事實上前人的作品畢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我們不能否認有不少真偽的判斷地考慮了書畫的藝術價值才作出決定的。何況要是鑒定者的欣賞水平低下，又怎能在遇到例外的時候，分辨出其為真而壞，假而好呢？因此經常注意個人的藝術修養，提高欣賞水平，是一個鑒定工作者應當不斷努力以求的。至於書畫的創作、刻印、制色、制紙、織絹等知識，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處，為了便於深入理解，藝術形式中的筆法特徵，鑒定工作者最好能夠下一番臨摹古書畫的功夫，臨一筆比看一筆要容易記得住，多臨則能更快地熟悉各種不同筆法的特徵，自然也就容易提高了。當然不是說必須書家才能鑒字，畫家才能鑒畫，但是作為基礎知識，了解操作情形，總是有益處的。

從事鑒別工作，必須具備鑒別時用的參考書，如《三希堂法貼帖》、《三希堂釋文》、《墨妙軒帖》、《重刻淳化閣帖》、《蘭亭八柱帖》和康熙年間的《懋勤殿法帖》，對鑒別字有幫助。尤其是後來收錄了自夏禹以來至明代米萬鍾、歷代帝王和名人法書142家，534帖，並有康熙「御書」、「御臨」、法帖64種，所刻唐代以前部分，除翻刻畢土安本《淳化閣帖》外，並增刻了不少晉唐楷帖和唐碑，幾乎歷代所有的名人墨跡、字體都收入了。這對我們掌握各個歷史時期書的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幫助甚大。

鑒別畫的書必須要有《石渠寶笈》《寶笈重編》、《寶笈三編》、《式古堂書畫匯考》、《畫禪室隨筆》、《江村消夏錄》、《平生壯觀》、《墨緣匯現》、《庚子銷夏記》、《清河書畫肪箚》、《辛丑銷夏記》、《大觀錄》、《石渠隨筆》、《西清劍記》、《佩文齋書畫譜》、《美術叢書》等。另有《詹東圖玄覽》一書，對評鑒和分析畫法最為詳密，閱讀後可增加識別能力。

除上述外，還須具備幾種工具書。查畫家姓名、籍貫和附有簡要評語的《畫史匯傳》、《畫史江傳補編》和《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以及《明清畫家印鑒》。此外，盡可能多買一些影印古畫冊，如《兩宋畫冊》、《故宮書畫集》、《唐五代末人名跡》、《中國古代繪畫選集》、《歷代人物畫選集》、《遼寧省博物館畫集》、《中國名畫集》、《中國美術史圖錄叢書》中的《中國繪畫史圖錄》、《中國書法史圖錄》、《中國印章史圖錄》、《中國版畫史圖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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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著名小篆家都有誰

汪啟淑
(1728一1800)清代篆刻鑒別家.字慎儀,號秀峰,,安徽歙縣人.官兵部職方
可郎中.酷愛印章,自稱印癖先生.僑寓杭州,家有「開萬樓上藏善本書數千種, 搜有周秦至元明印章數萬鈕.與同里丁敬,黃易,金農等極為友善.輯有《飛鴻 堂印譜》五集,《漢銅印叢》十二卷等多至二十餘台.另有《續印人傳》八卷,《水 曹清暇錄》,《小粉場日記》等.

潘西鳳

清代篆刻家.字桐岡,號老桐,別號天姥山樵,浙江新昌人,僑居揚州. 約創作活動於乾隆(1736一1795)的.為王良常弟子.與鄭燮,等友善.精篆刻, 古拙有致.並擅刻竹製印章,分貽戚友.子封,字小桐,亦善刻竹印.

桂馥
(1736-1805) 清代篆刻家,文字訓詁學家.字末谷,號冬卉,別署瀆井復民,
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登進士,宮雲南永平縣知縣.藏書甚富,好
考訂文學源流.篆刻宗秦漢璽印,刀法挺拔,不求時尚,非至好不能得其所刻,
作品流傳至少.研究語言文字之學,取《說文解字》與古代諸經典文義相參校.
著有《繆篆分韻》五卷,《續三十五舉》,《說文義證》等.

喬林

清代篆刻家.字翰園,號西墅,晚號墨庄江蘇如皋人.善篆隸書.篆刻師法許容, 頗負時譽;善刻晶,玉,瓷何等北各臻其妙.側款作行草,間亦刻隸.亦工畫.
子昱,字丹輝,號錦潭.篆刻承家學,兼長水墨蘭竹.

張燕昌

(1738一1814)清代篆刻家.字芑堂,號文漁,一作文魚,別號金粟山人,浙江海鹽人.優貢生,舉孝廉方正.篆刻拜丁敬為師.工篆,隸,能飛白,擅金石
文字考證.晝蘭得陳古白意.著有《金石契》,《飛白書隸》,《石鼓文存》及《芑 堂刻印》.

鞠履厚

清代篆刻家.字坤皋,又字樵霞,別號一草主人.奉賢(今屬上海市)人.篆刻工
整秀麗,功力極深.與其表兄王玉如,均為雲間(今上海市松江)篆刻名手著有《坤
皋鐵筆》二卷.

董洵

(1740-?)清代篆刻家.字企泉,號小也又號念巢.浙江山陰(今紹興)人.曾官通判,棄官後,落拓京師,賣印為生.與同時人余集,黃鉞,趙秉沖,羅聘等友 善,為羅聘刻印獨多.所作雖事法秦漢,但結構多變化,無妍媚之態,別有新意. 刻款亦瀟灑自然.善書,工蘭竹.嘉慶十七年(1812)尚在世.著有《小池詩鈔》, 《多野齋印說》,《石壽軒印譜》.作品欣賞

陳克恕

(1741一1809) 清代篆刻家.字體行,號目耕,又號吟香,健清,妙果山人 等,浙江海寧人.善篆隸書,篆刻學.其篆刻頗為工穩,惜較板滯,缺少變 化,流傳作品不多.著有《存幾希齋印存》四卷,《篆刻針度》八卷,《篆 學示斯》二卷,《篆體經眼》二卷等.

蔣仁

(1743一1795)清代篆刻家.原名奉,字階平,後得「蔣仁」古銅印,乃更名,
號山堂,別號吉羅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篆刻師法丁敬,參以
已意,於流利中見朴茂,且以顏體行楷刻側款,別有風致.與丁敬,黃易,奚岡
齊名.為「西冷八家」之一.兼善書法.作品欣賞

鄧石如

(1743一1805) 清代篆刻家,書法家.原名琰,又字頑伯,一件完伯,別號 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安徽懷寧人.精四體書.篆書得漢碑篆額及唐李陽冰《三 墳記》等篆字的體勢筆意,沈雄樸厚,自成面目,一洗刻板拘謹之風.曾書《黃 鶴樓詩軸》,《晚眺峻爽樓詩軸》,《四體書屏》,《滄海日長聯》等.篆刻得力於書 法,蒼勁莊重,流利清新,使當時局限於取法秦漢璽印的風氣為之一變,世稱「鄧 派」,亦稱「皖派」.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子傳密,原名尚璽,字守之, 號少白,亦工篆,議和篆刻,能傳家法.作品欣賞

巴慰祖

(1744-1793)清代篆刻家.字雋堂,晉堂,號予籍,又號子安,蓮航等,安徽
歙縣人.生於乾隆九年,卒於乾隆五十八年.富收藏,工書畫.篆刻初宗程邃,後於書體章法,有所改進,所作構 思精密,用刀挺秀,自具面目.嘗摹刻《顧氏集古印譜》,將其中部份秦漢印輯 成《四香堂摹印》二卷,精心細作,幾可亂真.復有《百壽圖印譜》一卷.
作品欣賞
林德樹

清代篆刻家.字德樹,號雨蒼,別號桃花洞口漁人,晚號晴坪老人,福建福州人. 篆刻結構工穩,章法安詳,側款作行楷.著有《印商》二卷.

黃易

(1744-約1802) 清代篆刻家,書晝家.字大易,號小松,秋盦,浙江仁和(今
杭州)人.篆刻醇厚淵雅,與丁敬並稱「丁黃」,為西冷八家之一.擅山水,筆墨
清篇,亦寫墨悔.曾作《看潮圖「《溪水清遠圖》,《李竹懶詩意圖》,《墨悔圖和《仿元人觀瀑圖》等.傳世畫還有《悔花圖》,《開河舟中詩意扇》等,現藏北京 故宮博物院.工隸書,沈著有致;兼喜集金石文字.官山東濟寧府同知時,廣搜 碑刻,繪有《訪碑圖》,並著《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等.與丁敬,蔣仁,奚岡齊 名.作品欣賞

奚岡

(1746一1803) 清代篆刻家,書畫家.初名鋼,字純章,號鐵生,又號蘿龕,蝶野子,別署鶴渚生, 蒙泉外史,蒙道士,奚道士,散木居士,冬花庵主,原籍安徽新安(今歙縣),寓浙江杭州西湖.擅篆刻,宗秦漢,師法丁敬,並有發展,風格清雋,為浙派印人之傑出者.與丁敬,黃易,蔣仁齊名,為杭郡四名家;再加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合為西冷八家.

亦工詩善書,長於繪事,性孤介, 非其人不予.書兼工四體,真書法褚遂良,古隸筆意超逸,高出流輩.山水瀟灑 清潤,得董其昌法.老年入李流芳一派.花卉有惲壽平氣韻,蘭竹亦超脫,為浙 中晝家巨擘.曾作《溪山素秋圖「《蕉竹幽蘭圖》,《春林歸翼圖》等軸.傳世畫 還有《蕉林學書圖》卷,《題襟館圖》卷,現均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著有《冬花庵燼餘稿》.作品欣賞

張開福

清代篆刻家.字質民,號石匏,晚號太華歸雲叟,浙江海鹽人.張燕昌子.工畫 蘭,精篆刻,宗家法.家貧,常遨遊,所至搜訪殘闕於荒煙叢棘中,偶有所獲, 必手拓以返.故其學亦旁及考證金石.著有《山樵書外紀》一卷等.

胡唐

(1765-?)清代篆刻家.初名長庚,字子西,別署城東居士,安徽歙縣人.約生於清乾隆三十年,卒年不詳.巴慰祖外甥.工書法篆刻一如其舅,風格婉約清麗,小行書側款尤精絕.道光六年 (1826)尚在世.並無印譜傳世,程芝華曾摹刻巴,胡作品成《古蝸篆居印述》巴胡兩家,以精嚴取勝,趙之謙甚為稱贊,並且也受了他們的影響.作品欣賞

翁大年

(1760一1842)清代篆刻家.初名鴻字叔鈞,又字叔均,號陶齋,江蘇吳江人.
精考證,篆刻取法秦漢,結體工緻妥貼.側款作小楷,頗有韻致著有《古官印志》 八卷,《古兵符考》八卷,《泥封考》二卷,《陶齋金石考》二卷,《瞿氏印考辨證》 一卷,《舊館壇碑考》二卷,《陶齋印譜》二卷.

陳豫鍾
(1762-1806)清代篆刻家.字浚儀號秋堂,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生於清乾隆二十七年,卒於嘉慶十一年.篆刻早年師法 文彭,何震,後學丁敬,工整秀致,側款尤為清麗.為西冷八家之一.亦能書晝, 善松竹.與陳鴻壽齊名,世稱「二陳」.著有《求是齋集》,《今古畫人傳》,《明畫姓氏韻編》等,篆刻作品收錄於《西泠八家印譜》中.作品欣賞

錢善揚
(1765-1807)清代篆刻家.字順父,又作順甫,又字慎甫,號幾山,又號麂山,浙江秀水(今嘉興)人.錢載之孫篆刻取法秦漢,蒼茫古樸,在疏
密處理上亦別出心裁,作品流傳極少.晝善墨竹,得其祖法,亦具奇趣.與
同里文鼎同學,極友善.著有《幾山吟稿》.

文鼎

(1766-1852)清代篆刻家,畫家.字學匡,號後山,別號後翁,浙江秀水(今嘉興)人.顏所居曰「停雲舊築」.文宗咸豐元年(1851)徵舉孝廉方正,不亂篆刻謹嚴,章法二億,得文彭遺言.亦精刻竹,所刻扇骨或臂擱,皆自作書晝.善山水,松石,師法文徵明,亦秀麗絕俗,曾作《張琴和古松圖》,《桐華書屋圖》《榴花蒲酒圖》,《虯松圖》等.

傳世晝還有嘉慶二十五年(1820)作《梅華水榭圖》軸,圖錄於《名人書畫》;道光四年(1824)作《梅蘭綺石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精鑒別,富收藏,曾得漢元延三斗鋗,因顏其室曰「三斗鋗齋」.與同
里錢善揚為同學,論書讀晝,往還甚密.著有《五字不損本詩稿》.

陳鴻壽

(1768一1822)清代篆刻家,書晝家,制陶家.字子恭號曼生,又號曼公,別號種榆道人,夾谷亭長,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陳士播孫.仁宗嘉慶六年(1801)拔貢,官淮安同知.篆刻繼杭郡四名家丁敬,奚岡,黃易,蔣仁.取法秦漢,擅切刀,縱肆爽利,浙中人多宗之,並對後來取法浙派者影響頗深.為西冷八人家之一.官溧陽縣時,曾設計有紫砂壺樣十八式,由制陶家楊彭年為之制茶具,經其刻詩詞書書壺身刻「阿曼陀室」銘文,風行一既有「曼生壺」之稱.亦擅竹刻,篩亂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見天趣.」

詩文書晝皆以資勝,以學古受知於阮元,尤嗜摩崖碑版.行楷有法臣,八分書簡占超逸.畫山水不著筆,悠然意遠,在姚雲東(公綬),程孟陽(嘉燧)間,兼工花卉,蘭竹,與陳豫鍾齊名,世稱「二陳」.著有《種榆仙館印譜》,《桑連理館集》等.1935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陳曼生花卉冊》影印本.作品欣賞

高塏

(1769-1839) 清代篆刻家.字子高,號爽泉,浙江杭州人.曾為阮元幕客.篆刻宗浙派,秀勁有法.書法秀麗絕俗,頗見功力,又善小楷.曾手寫薛氏鍾鼎款識並釋文考證.

瞿中溶

(1769-1842) 清代篆刻家.字鏡濤,號木夫,又號萇生,晚號木居士,江蘇定(今屬上海市)人.同里錢大昕之婿.仁宗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官湖南布政司理問.廣搜訪,富收藏,工書晝,好篆刻,尤精金石考證之學.生平勤於著述,故書晝篆刻作品存世較少.著有《漢金文篇》,《湖南金石志》,《吳郡金石志》,《集古官印考人《集古虎符魚符考》,《古玉圖錄》,《弈載堂文集》,《古泉山館集》等.

孔千秋

清代篆刻家.原名廣居,號瑤山,作瑤珊,堯山,江蘇江陰人.約創作活動於乾隆(1736-1795)間.因得「孔千秋」漢銅印一枚,遂改名千秋.又得奇石一座,巒壑幽邃,有文徵明署刻瑤山二字,因號瑤山.通六書,工篆,隸.篆刻師秦漢鑄印,工整滔勁;摹刻碑帖,尤能傳神.畢沅《經訓堂法帖》,多為其手刻.著有《說文疑疑》,《玉台印譜》.其子昭孔,孫顯三,均以篆刻世其業.

徐同柏

(1775一1860或1854) 清代篆刻家.原名大樁,字籀庄,又字壽藏,浙江嘉興人.得舅氏張廷濟指授.精研六書,篆籀,多識古文奇字.廷濟所用 印,多出其手,得古器,必與之考證..著有《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從古 堂吟稿》等.
孫均

(1777～1826) 清代篆刻家.字古雲,又字詒孫,浙江杭州人.篆刻宗陳鴻 壽,有育勁渾朴之趣,善晝花卉,得徐渭,陳道復筆意.中年奉母南歸, 僑寓吳門(蘇州).

屠倬

(1781～1828)清代詩人,畫家,篆刻家.字孟昭,號琴塢晚號淺園,浙江錢塘(今杭州)人.仁宗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任江蘇儀徵縣令時,以紡織之具教民,頗得民心.道光元年(1821),官至袁州知府.善畫山水遠宗董源,米芾,近師奚岡.意境開拓,筆墨蒼潤,有融渾秀逸之氣.兼工花卉蘭竹,金石篆刻亦具功力.篆刻宗陳鴻壽,用單刀刻邊款,得自然渾仆之趣.傳世作品有嘉慶七年作《蕭寥溪煙圖》軸.十七年作《墨竹圖》軸,均圖於《金石家書畫一集》;二十四年作《墨梅屏》,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工詩,著有《是程堂集》

楊澥
(1781～1850)清代篆刻家.原名海,字竹塘,又字竹唐,號龍石,晚號野航,別號石公山人,江蘇吳江人,深研金石考據,並善刻竹.篆刻早年學浙派,後重秦,漢,力矯嫵媚之習,自有特點.晚年刻正書,隸書側款,得漢魏六朝碑刻遺意.著有《楊龍石印存》二卷.

趙之琛
(1781～1860)清代篆刻家,晝家.字次閑,號獻父,別號寶月山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精心嗜古,遂金石之學,篆刻早年師法陳鴻壽,後以陳豫鍾為師,兼取各家之長,以工整挺拔出之,尤以單刀著名.為西冷八家之一.亦工書善晝,媲美奚岡.山水師黃公望,倪鑽,以肅疏幽淡為宗.花卉筆意瀟灑,點色清雅,饒有華邑神趣.間作草蟲,隨意點染,體態畢肖,為寫生能手.晚年喜晝佛像.傳世作品有道光十七年(1837)作《南極老人圖》軸,圖錄於《中國名晝寶鑒二十年作《大士圖》,圖錄於《金石家書晝集》;三十年作《悔花幽篁圖》 圖錄於《藝林月刊》第八期.著有《補羅迦室印譜》.作品欣賞

馮承輝

(1786～1840) 清代篆刻家.字少眉,又字少糜,號伯承,別號老糜,眉道人,悔花晝隱,松江(今屬上海市)人.篆刻取法秦漢,旁及浙院兩派,所作能出新意,自成面目.工晝人物,花卉,而晝梅有獨到處.著有《古鐵齋印譜》,《印學管見》,《歷朝印識》,《題晝小稿》等.

王應綬

(1788～1841)清代篆刻家.一名日申,號子若,江蘇太倉人,王原祁裔孫.精篆刻,工篆,隸書,善畫山水,並皆佳妙.嘗應葛廉山之聘,以硯石百餘方,縮摹漢硯刻成《百漢硯碑》,神態畢肖.

達受

(1791～1858)清代篆刻家,書晝家.僧人.字六舟,,別號寒泉,南屏退叟等,浙江海昌(今海寧)人.俗姓姚,為白馬寺僧;一說本姓陳,名畯.善篆刻,尤精摹拓古器,碑帖,阮元譽為「金石僧」.工篆,隸書,擅山水,花卉,得青籐老人縱逸之風.曾作《群仙祝壽圖》;傳世晝跡有《墨悔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好收藏,精鑒別,曾築磨磚作鏡室及墨王樓以儲古物,所藏唐代懷素《小字千
文》真跡,為稀世珍寶.因追慕懷素以蕉葉代紙練字而名所居曰「綠天廣」,乃自號「小綠天庵僧」.與何紹基,戴熙交往甚密.曾主持杭州西湖凈慈寺,蘇州滄浪亭大雲庵.著有《小綠天庵吟草》,《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山野紀事詩》等.

黃學圮

清代篆刻家.字孺子,號楚橋,江蘇如皋人.篆刻工整有法度,大小篆咸能得其生趣.嘉慶,道光(1796-1850)間著有《歷朝史印》,朱珪,陶澍,石韞玉,梁帝鉅為之作序.除《歷朝史印》十卷外,另著有《楚橋印稿》四卷.

程庭鷺

(1796～1858)清代畫家,篆刻家.字序伯,號蘅鄉,紅蘅生,夢盦等.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早歲問業於陳文述(1771-1843),居蘇州多年.工詩詞駢文,並擅丹青.畫山水從文徵明入手,筆墨勁秀者居多.後得錢杜指授,清蒼雅秀,近李流芳.篆刻上溯秦漢,有《小松園閣印本》.傳世作品有咸豐六年(1856)作《為秋谷寫山水》軸,圖錄於《金石家書畫集》;同年作《仿王奉常設色》扇面, 圖錄於《歷代名人扇集》.著有《練水畫徵錄》,《篛庵畫塵》等.

吳熙載

(1799～1870) 清代篆刻家,晝晝來.原名廷颺,字讓之,號晚學居士,方竹丈人,江蘇儀徵人.工四體書,尤精篆,隸,溫婉圓健.篆刻學鄧石如,並參漢印,於遒凝練中見流暢.
曹世模

清代篆刻家.字子范,號山彥,浙江秀水(今嘉興)人.篆刻取法秦漢,謹嚴古樸,頗有韻致.又善刻竹.嘗摹秦漢官私印為《強勉齋印譜》二卷.兄世楷,號芹泉,亦工篆刻及鐫竹木.

何昆玉

清代篆刻家.字伯瑜,廣東高要人.篆刻師法秦漢,旁及浙派,所作謹嚴渾厚,時出新意.尤擅模拓彝器,嘗客山東濰陳介祺家,得見陳氏所藏古物,賞奇析疑,見聞日廣,鑒別遂精.輯有《吉金齋古銅印譜》六卷.

張辛

(1811～1848) 清代篆刻家.原名辛有,字受之,浙江海鹽人.張燕昌從子,張廷濟侄,嘗為廷濟刻印,極受稱賞.廷濟清儀閣中收藏金石艾字甚富,受之得窺珍秘,其藝日進.兼善刻竹,蒼勁渾朴,別有生趣.

吳咨

(1813～1858) 清代篆刻家.字聖俞,又字曬予,江蘇武進人.曾學於李兆洛,工篆,隸書.能晝花卉,魚鳥,得惲壽平神趣.尤精篆刻,所見金石文字,秦漢碑版極多,故所作多字印與筆晝繁復之字,處理妥貼舒暢.曾寄居江陰陳式金家,為其刻印頗多.著有《續三十五舉》及《適園印存》二卷,《適園印印》四卷.

陳介祺

(1813～1884)清代篆刻家,鑒別家.字壽卿,號簠齋,別號海濱病叟,山東濰縣(今濰坊)人.富收藏,精鑒別.工書法,以顏真卿筆意出入鍾鼎文字,自成一家.生平好占文字,與吳式芬,潘祖蔭,吳雲,吳大澄等,文字之交甚密.因藏有十鍾,名其齋曰「十鍾山房」.又以三代璽及秦漢印萬餘方,輯成《十鍾山房印舉》.

胡震

(1817～1862)清代篆刻家.字伯恐,不恐,號鼻山,別號胡鼻山人,富春山人,富春大嶺長,浙江富陽人.對篆,隸之學,造詣均深,尤工隸書.所作有亂頭粗服,天真自然之致.與錢松往還甚密.同治元年(1862)卒於滬上.

錢松

(1818～1860)清代篆刻家.字叔蓋,號耐青,鐵廬,別號末道士,西郭外史,雲居山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流寓上海.善書法,能山水,花卉.精鑒別,工篆刻,為西冷八家之一.曾摹漢印二千方,所刻雄渾淳樸,在浙派中別具面目.著有《未虛室印譜》,《鐵廬印譜》.傳世晝跡有咸豐七年(1857)作《梅竹圖》軸,圖錄於《名人梅花集》;八年作《仿黃子久山水圖》軸,圖錄於《金石家書晝集》;同年又作《仿白玉蟾梅花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作品欣賞

江尊

(1818～1908) 清代篆刻家.字尊生,號西谷,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晚寓吳中.工篆刻,為趙之琛弟子,傳乃師衣缽.戴熙,黃谷原為其作《西谷 圖》卷,均名流題詠.

孫三錫

清代篆刻家.字桂山,又字桂珊,子寵,號懷叔,別號碧壺生,華南逸史,浙江平湖人;一說晚徙海鹽;平湖,海鹽,明清時均屬嘉興府.官陝西蟄厔縣丞.工書法,學孫過庭.善刻竹;篆刻師陳鴻壽,渾朴遒勁,頗有韻致.善晝花鳥,為江介門生,亦清麗絕俗.

徐三庚

(1826～1890)清代篆刻家.字辛谷,又字詵郭,號井疊,又號袖海,別號金疊山民,似魚室主,餘糧生,浙江上虞人.善篆,隸,常用《吳紀功碑》體勢入印,在吳熙載,趙之謙外,能另闢面目.刻款運刀熟練,不加修飾,有生辣遒勁之致.著有《金疊山民印存》二卷.作品欣賞

趙之謙

(1829～1884) 清末篆刻家,書晝家.初字益甫,號冷君,後改字偽叔,號悲盦,憨寮,無悶,鐵三,梅盦,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文宗咸豐九年(1859)舉人.歷官江西鄱陽,奉新,南城等知縣.博古通今,與文人周白山(字雙庚,號四雪,餘姚人)相友善.精篆刻,初學浙,院二派,後突破秦漢璽印規范,吸取古錢幣,鏡銘及碑版等篆字入印,章法講究,吉勁渾厚,閑靜遒麗,別創新格,印側刻晝像,亦屬首創.

書法初學顏真卿,兼習南北二派,一度去揚州鬻字,未得時賞,折回後苦心精思,悟徹書畫合一之旨,求筆訣於古今人書,得包世臣,張琦的論著,而知鉤捺拒送,萬毫齊力之法,遂專力於篆隸八分,參以六朝造像,隸書師法鄧石如,以魏碑筆勢寫行書,日臻神妙,創立自己面目.擅晝花卉蔬果,筆墨酣暢,水墨交融,設色濃艷,有寬博淳厚之趣,揉合徐渭,原濟,李鱔諸家而抒出已意,開清末寫意花卉新風.

傳世作品有《秋葵芭蕉圖》軸,《菊花圖》軸,現藏上海博物館;《綉球圖》軸,《山茶梅石圖》軸,藏遼寧省博物館.著有《二金蝶堂印譜》,《補環字訪碑錄》,《六朝別字記》等.曾總纂《江西通志》.1935牢上海中華書局出版《趙偽叔花卉冊》影印本.作品欣賞

王石經

(1833～1918) 清代篆刻家.字西泉,一字君都,別署甄古齋主,山東濰縣人.與同里陳介祺交善,得窺其所藏三代器物,璽印,陶,瓦等,因對三代,秦漢文字,極有研究.所作篆法運刀,能合古制.刻古璽,有三代鼎彝末經剔刷的款識之生辣感.治漢印,規炬准繩,寧靜平穩,頗有清氣,惜呈疲軟.著有《甄古齋印譜》(又名《西泉印存》).

王爾度

清代篆刻家.字頃波,江蘇江陰人.極膺服鄧石如的書法,篆刻,所刻所書均以鄧氏為宗,曾摹刻鄧印為《古悔閣仿完白山人印謄》二卷.

王雲

清代篆刻家.字石香,號石薌,江蘇蘇州人.篆刻章法工穩,用刀挺勁,時有新意;側款作行楷及隸書,秀麗有致.同里曹秋舫將所藏古器編為《懷米山房吉金圖》時,其器形及銘文均由石香手摹於石.

胡钁

(1840～1910) 清代篆刻家.字匊鄰,號老匊,匊,一作菊,別號晚翠亭長,浙江崇德(今桐鄉)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年,卒於宣統二年,享年七十一歲.工詩,善書,精刻印刻竹.得力於漢玉印,鑿印詔版.所作白,匠心獨運能於疏落中見緊湊,得自然之趣.曾摹刻宋拓《聖教序》,《麻姑仙壇記》及《醴泉銘》不失神韻.刻竹木一如刻石,不以平底光潔取勝,而著眼傳神,故亦以刻竹家著名.著有《不波小泊吟草》,《晚翠亭印儲》.作品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