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小梅花

Ⅰ 潮剧的剧种简史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潮调、潮州白字（顶头白字）、潮曲，主要流行于潮州地区，是用潮州话演唱的一个古老的汉族地方戏曲剧种。
潮剧在国内主要流布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香港、上海，以及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讲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的地区 。
潮剧经常在庙会上演出，表示于对“老爷”（指 神明）的尊敬，老百姓也喜爱在非常热闹的氛围下观看，使节日气氛更加浓厚，因此，潮剧要比其它剧种更具浓郁的民俗色彩。
潮剧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是一个已有4 4 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主要吸收了弋阳腔、昆曲、梆子、皮黄等特长，结合本地汉族民间艺术，如潮语、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绣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我国戏曲在12世纪至13世纪形成北方杂剧和南方戏文（南戏）。北杂剧在宋金原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至元代达到繁荣；南戏是12世纪初叶，在浙江温州首先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宋元二百多年的流传发展中，南戏向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流传，形成了弋阳腔（江西），海盐腔、余姚腔（浙江），昆山腔（苏州），以及泉潮腔（闽南粤东）等声腔剧种。
南戏流传到各地并形成地方声腔剧种，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戏原有的曲调流传到各地之后，被戏曲演员以当地语言传唱着，由于语言、语调上的差别，使之不断变化，在风格上也逐渐地方化起来；一种是当地的汉族民间音乐——从秧歌、小调、直到某些宗教式歌曲，不断地被采用到戏曲中来，丰富着原有的曲调。这两种因素相互渗透，便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声腔剧种。” 明本潮州戏文的发展，证明了现潮汕地区在元明时期有过繁荣的南戏演出活动，一些在史籍上记载已佚的宋元南戏早期剧本，如《颜臣》（即《陈颜臣》，演陈颜臣与连静娘的故事）、《刘希必金钗记》，就是早期南戏曾在现潮汕地区流传的佐证。
其次，《蔡伯喈》、《刘希必金钗记》，均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南戏剧本，说明南戏流传到现潮汕地区之后，潮州艺人曾用潮州方言演唱，由于语音、语调上的不同，使原有的曲调起了变化，同时还吸收潮州的民间音乐、小调等，从而在南戏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声腔——潮腔。明代戴璟在《广东通志》所载：“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载：“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曰潮州戏。”这两手抄演出本的出土，是潮人以乡音唱南北曲的佐证。
其三，《荔枝记》、《荔镜记》是以潮州汉族民间故事编写，结构完整、手法娴熟、用潮腔演唱的剧本，说明潮腔在嘉靖年间已趋于成熟，那么，它形成的年代，自然应在嘉靖之前。前到什么年代呢？有的戏曲研究专家根据有关的史料，认为“明中叶以前，泉潮腔已很盛行，它有独特的剧目和演出形式，流传在泉州、漳州、潮州一带”。“明中叶以前”即15世纪初，距今已有500多年了。如果从《荔镜记》刊刻的嘉靖丙寅（1566年）算起，潮剧历史的绝对数字，也有4 5 0多年了。
经过明清的发展之后，潮剧在近代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抗日战争时期，潮剧处于衰落阶段，原先多个班社，到此时寥寥无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得到重视，潮剧又得以复兴，潮剧在过去一直实行童伶制，小生、青衣、花旦均由儿童艺人担任，这些艺人长大后，声音改变，即被淘汰，这一体制严重阻碍潮剧艺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童伶制，并在各方面锐意改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演员，使潮剧这一古老艺术焕发出新的光彩。50到60年代的黄金年代，各地专业与业余的潮剧团发展到近200个，出现广受好评的第一代“五朵金花”。并先后2次进京演出，受到各方好评如潮。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剧团全被解散，直至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才得到恢复。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新娱乐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潮剧同其他中国传统戏曲一样，在艰难中前进，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潮剧明末已在潮州、闽南的诏安、云霄等地广为流传，与梨园戏关系密切。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由建阳麻沙出版的《荔镜记》剧目，用“泉、潮二腔”演唱，同时，吸收南戏的音乐曲调。据清顺治《潮州府志》载：明末清初，潮剧是“杂以丝竹管弦之和南音土风声调”。乾隆版《潮州府志》载：“所演传奇，皆习南音而操土风”，“声歌轻婉，闽、广参半。”演出剧目的唱白以闽南方言杂潮语，故清李调元认为“潮音似闽”。
清代，潮剧在潮汕及闽南十分繁盛。乾隆十三年(1748年)，漳浦蔡伯龙在《官音汇解释义》中称：“做正字，唱官腔；做白字，唱泉腔；做潮调，唱潮腔……”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云霄厅志》载：“俗好演剧，导淫增悲，岂可使善男女见之?今虽不能尽革，亦当取其有裨风教者，编成歌曲，庶听之者可以兴起良心，不为无助。”
从清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潮剧发展兴盛时期。据《云霄县志》卷四“风土”载：“按本邑今唯潮音剧盛行，查此剧喜演乡曲，流传鄙俚不堪之小说，以迎合妇孺。每一唱演，则通宵达旦，举国若狂。”而且“每岁一街社最少演出十数台，所费不赀。”龙岩近城各坊也“越境招致”，“竞聘潮剧”演出。所演剧目，按内容题材分为大锣戏、小锣戏和苏锣戏三大类。大锣戏多为传统剧目，保留有《蔡伯喈》、《刘智远》、《郭华》、《拜月记》、《荆钗记》等一批宋、元南戏；小锣戏多取民间题材，为生活小戏，如《桃花搭渡》、《益春藏书》；苏锣戏则属于公堂戏和武打戏。
潮剧是什么年代，在什么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从潮州巫术“关戏童”发展起来的，一说潮剧是弋阳腔的一支，是“弋阳腔在各地流传后的直接产物”。
直到世纪30年代以来，流存于海外的明代潮剧剧本的发现，以及明代艺人手抄南戏剧本在潮州出土，潮剧的南戏渊源得到了史料佐证的论说。
1936年，我国历史学家向达，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首次介绍存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潮剧明代刻本《班曲荔镜戏文》（即《陈三五娘》剧本）。戏文的全题《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牛津大学所藏的这个刻本，因“最后一页有残缺，不能知道此书究竟刊于何时”，但向达认为“就字体各插图形式看来，类似明万历左右刊本”。
向达介绍牛津的《荔枝镜》藏本之后，二十年过去了。1956年，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天理大学见到了另一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以及另一个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剧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于天理大学的明刊本《班曲荔镜戏文》，与英国牛津大学所藏的《班曲荔镜戏文》是同一刻本。但该本保存完好，末页是书坊告白的文字和及“嘉靖丙寅年”字样。嘉靖是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丙寅年即公元1566年。藏于东京大学东洋大学研究所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大全》，没有刊刻年号，但据专家考证，系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见《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后记》）。
嘉靖刻本卷末刻有书坊一段告白：“重刊荔镜记戏文，计一百五叶，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以便骚人墨客，闲中一览，名曰荔镜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说明这个“重刊”本，是从旧本“荔枝记”，揉合潮泉二部，增“颜臣”、北曲等内容，并“校正”旧本荔枝记文字的差讹而成的。
1964年，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主任、汉学家龙彼得教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又发现潮剧的另一个明代刻本，这就是刊于明万历辛巳（公元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这个“新刻增补”的潮剧本，不称《荔镜记》，而称《荔枝记》，是与《荔镜记》同一故事内容的不同演出本。它的底本是不是嘉靖重刻的荔镜记依据的原本，沿难断定，但这个刻本是“新刻增补”本，说明在万历之前，已在原刻（初刻）存在了。这个刻本的卷首，刻有“潮州东月李氏编集”字样。地方戏曲向不登大雅之堂，戏曲编剧者署上名字也不多见，这个刻本把编剧者潮州人李东月也刻上了。
就在流传于海外的潮剧明代刻本被陆续发现期间，1958和1975年，在揭阳县渔湖和潮安县凤塘两地的明墓中，相继出土《蔡伯喈》（即《琵琶记》）和《刘希必金钗记》手抄剧本。这两个抄本的出土，引起国内外戏曲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珍贵文献”，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戏曲文物的一次重大发现”。
新中国以来，潮剧界开展了一系列的传统剧目传承活动。
潮剧现有的这批传统剧目，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经过加工提炼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剧目。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长戏当属《荔镜记》《苏六娘》，折子戏则有《扫窗会》《芦林会》《辩本》《闹钗》《刺梁骥》《闹开封》等。
在五六十年代，潮剧界能人甚多，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社会上的文人学者也无微不至地关注着潮剧，当时对传统的整理传承达到了一个高峰。专家学者对大量的传统剧目进行了甄别筛选，绝大多数有提炼价值的剧目经过加工，成为潮剧的经典和保留剧目。这批剧目剧本紧凑，立意高，唱词文雅，文学价值很高；音乐既保留了传统，也融入了新素材；动作设计与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并保留了潮剧细腻典雅的特色和独有的表演程式。
此外，也增加编写了一批优秀的新编历史剧，如《辞郎洲》、《袁崇焕》等。
另外，揭阳揭东小梅花潮剧团以及广东小百花潮剧团的成立都在努力把古老潮剧的艺术魅力向青少年传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小梅花还聘请著名潮剧演员林舜卿老师指导。
此外韩山师范学院的学生开发的卡通潮剧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现状
潮剧是中国古老戏曲存活于舞台的生动例证，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表现形式的代表之一，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审美价值。1990年以后，潮剧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多种现代文艺形式的冲击，投资减少，人才流失，艺术水平下降，优秀的传统表演艺术濒临灭亡，正处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之中，亟待保护和扶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潮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2012年9月24日，第四届潮剧节在汕头开幕，潮剧向联合国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目标
不但深受广东、福建潮语区人民的喜爱，也流行和影响于香港、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潮剧的艺术魅力，潮剧的文化品位，是潮州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为弘扬潮州文化，让潮剧这朵艺术奇葩绽放得更加鲜艳，让大家在网上欣赏到家乡文化，这是我们在所不辞的责任。
注解
①见萧遥天《民间戏剧丛考》。
②见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③《蔡伯喈》，1958年在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一座明墓发现。共出土五册，其中三册在出土后毁损无存。抄本《蔡伯喈》共两册，其中“总本”一册，五十四叶。“生本”一册，三十八叶。残文三叶，总共九十五叶，“总体”从“高堂称庆”至“糟糠自恹“，是全剧上半部的写本。“生”本从“南浦送别”至“一门旌表”，中间有残缺。
《刘希必金钗记》1975年12月23日，在潮安县凤塘公社西山溪一夫妇合葬的明墓中发现。写本正文七十二叶，计戏文六十七出（中间缺四出），附锣鼓谱“三棒鼓”，“得胜鼓”一叶、散曲“黑麻序”二叶，共七十五叶，正文叶中间有“宣德六年”，末页有“宣德七年六月”字样，是明宣德年间写本。
④⑤⑦⑧⑨刘念兹《南戏新证》。
⑥黄仕忠《蔡伯皆琵琶记初探》。

Ⅱ 温州少艺校的教学特色

多年来，温州少艺校一直在探索把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教学有机结合的路子。在这个学校，每一个老师都不仅是知识技艺的传授者，而且也是学生道德教育的楷模。以校长池渌为例，30年来，她以校为家，吃苦在前；她对党的教育事业有着深刻的理解，把育人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她创造机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生活，学会创造，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在她的带领下，少艺校的每一位教师都敬业爱生，勤勤恳恳。记者参观学校时看到，校园干净整洁，学生彬彬有礼；课堂上，老师耐心和蔼，学生认真而不失童真，处处呈现出一派师生平等、互相尊重、民主和谐的景象。据参加校庆的老校友介绍，少艺校不仅给予了他们优秀的艺术素质，而且赋予了他们自信、乐观、拼搏的人生态度。正是这种校园文化，使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始终有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有一种奋斗精神，有一个远大的理想。
温州少艺校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注重课堂和实践相结合。30年里，该校创作编排的各类音乐舞蹈戏剧作品数以百计，多次参加国际、国内艺术大赛，获奖300多次，其中包括全国蒲公英奖、全国少儿歌舞比赛创作演出一等奖、全国比赛一等奖、全国小荷风采一等奖、全国少儿韵律操比赛冠军、全国小梅花比赛金奖等，还应邀到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演出；两次应邀进京在中南海和中央领导人共度“六一”；2003年学校舞蹈组还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联欢晚会一展风采。

Ⅲ 琦君简介

琦君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本，主要著作有《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万水千山师友情》《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母亲的金手表》。
中文名
潘希真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温州瓯海瞿溪镇
出生日期
1917年7月24日
人物关系

潘国纲
养父
人物简介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真。当代台湾女作家、散文家。作品多以散文、儿童故事为主。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温州市瓯海区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另外，成名作为《外婆的澎湖湾》的台湾民谣歌手潘安邦（1961-2013）是琦君的侄子。
琦君
代表作品
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种，包括《烟愁》《红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髻》《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等。小说《橘子红了》曾被台湾的公共电视台改拍为电视剧，散文《春酒》入选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第19课。《桂花雨》入选人教版五年级上册《语文》第3课
合集
《琴心》（散文、小说）国风杂志社 1954年，尔雅出版社 1980年
《琦君自选集》（词、散文、小说）黎明文化公司 1975年
《文与情》（散文、小说）三民书局 1990年
《琦君散文选》（中英对照）九歌出版社 2000年，新版 2007年
《母亲的金手表》九歌出版社 2001年，简体字版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年
《梦中的饼干屋》九歌出版社 2002年，简体字版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2年
《琦君书信集》台湾文学馆 2007年
《未有花时已是春》（散文集）由九歌出版社授权，武汉爱漫画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金城出版社 2017年[1]
小说
《菁姐》（短篇）今日妇女半月刊 1956年，尔雅出版社 1981年
琦君小说《橘子红了》改编电视剧
《百合羹》（短篇）开明书店1958年
《缮校室八小时》（短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
《七月的哀伤》（短篇）惊声文物供应社 1971年
《钱塘江畔》（短篇）尔雅出版社 1980年
《橘子红了》（中篇）洪范书店 1991年
散文
《溪边琐语》妇友月刊社 1962年
《烟愁》光启社 1963年，书评书目出版社 1975年，尔雅出版社 1981年
《琦君小品》三民书局1966年，新版 2004年
《红纱灯》三民书局 1969年，新版 2002年
《三更有梦书当枕》尔雅出版社 1975年
《桂花雨》尔雅出版社 1976年
《细雨灯花落》尔雅出版社 1977年，新版 2005年
《读书与生活》东大图书公司 1978年，三民书局 1986年
《千里怀人月在峰》尔雅出版社 1978年
《与我同车》九歌出版社 1979年，新版 2006年
《留予他年说梦痕》洪范书店 1980年
《母心似天空》尔雅出版社 1981年
《灯景旧情怀》洪范书店 1983年
《水是故乡甜》九歌出版社 1983年，新版 2006年；简体字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此处有仙桃》九歌出版社 1985年，新版 2006年
《玻璃笔》九歌出版社 1986年，新版 2006年
《我爱动物》洪范书店 1988年
《青灯有味似儿时》九歌出版社 1988年，新版 2004年；简体字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泪珠与珍珠》九歌出版社 1989年，新版 2006年
《母心‧佛心》九歌出版社 1990年，新版 2004年；简体字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一袭青衫万缕情》（我的中学生活回忆）尔雅出版社 1991年
《妈妈银行》九歌出版社 1991年，新版 2005年
《万水千山师友情》九歌出版社 1995年，新版 2006年
《母亲的书》洪范书店 1996年
《永是有情人》九歌出版社 1998年，新版 2005年
儿童文学
《卖牛记》绘者:田原 台湾省教育厅 1966年，2006年 三民书局将旧版的《卖牛记》与《老鞋匠的狗》合一，成新版的《卖牛记》
《老鞋匠和狗》绘者:田原 台湾省教育厅 1969年
《琦君说童年》纯文学出版社 1981年，三民书局 2006年
《琦君寄小读者》纯文学出版社 1985年，健行出版社 1996年，2004年 原书更名为《鞋子告状—琦君寄小读者》九歌出版社
《桂花雨》绘者:黄淑英 格林文化出版社 2002年
《玳瑁发夹》绘者:黄淑英 格林文化出版社 2004年
论述
《词人之舟》纯文学出版社 1981年，尔雅出版社 1996年
《琦君读书》九歌出版社 1987年，新版 2006年
翻译
《傻鹅皮杜妮》国语日报 1965年
《凉风山庄》纯文学出版社 1988年
《比伯的手风琴》汉艺色研出版社 1989年
《李波的心声》汉艺色研出版社 1989年
《爱吃糖的菲利》（顽童菲利三部曲）九歌出版社 1992年，新版 2008年
《好一个馊主义》远流出版社 1992年
《小侦探菲利》（顽童菲利三部曲）旧版 九歌出版社 1995年，新版 2008年
《菲利的幸运符咒》（顽童菲利三部曲）九歌出版社 1997年，新版 2009年
作品评价
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厚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着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1949年的大迁徙、大分裂，使得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都遭罹(li)了一番“失乐园”的痛楚，思乡怀旧便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主要的写作题材了。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好气息。
琦君结婚照
熟读琦君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琦君的母亲在她作品中所占的分量。琦君写得最感人的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写她母亲。可以说母亲是琦君最重要的创作泉源。琦君塑造的母亲意象是一位旧社会中相当典型的贤妻良母，充满了“母心、佛心”──但这并不是琦君文章着力之处，而是琦君写到她母亲因父亲纳妾，夫妻恩情中断，而遭受到种种的不幸与委屈，这才是琦君写得刻骨铭心、令人难以忘怀的片断。看过琦君脍炙人口的名篇《髻（ji）》的读者，我想没有人会忘记二妈头上耀武扬威的发髻是如何刺痛着琦君母亲的心的。琦君替她母亲鸣不平，为她母亲立碑作传，忠实地记录下一位菩萨心肠的女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抛弃后，是如何默默地承受着非人的痛苦与屈辱。当然，琦君母亲的故事，只有在从前旧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会发生。
文坛恒星
琦君于1917年7月24日生于浙江永嘉县瞿溪乡一个旧式家庭里，既是官家小姐，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爱之深教亦严，父亲潘国纲（潘鉴宗)虽出身农野，久历戎行，身为师长，却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盼她成为才女，就请一位姓叶的家庭教师教她。于是：五岁，认方块字；六岁，学描红；七岁，读诗经、唐诗、习字；八岁，读女诫，孟子；九岁，读论语、唐宋古文、左传，学做古文；十岁，她就过目能诵，挥笔成文了。十二岁，随父母迁居杭州，入弘道女中。由于古典文学根基好，加之父亲的书房里有许多古今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她常偷读。暑假中，饱看新文学作品，外国小说则偏爱《简爱》《约翰克利斯多夫》《小妇人》等等。
她从古典文学、新文学及外国文学佳作中吸其精华，因此作文比赛，常得第一，被同学们封为“国文大将”。高一那年，她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好朋友——小黄狗》，自此，她立志当文学家。高中毕业时，她以优秀的成绩直接升入之江大学，成为我国“一代词宗”夏承焘的得意女弟子，琦君因此诗词造诣极高，其中又以同更获赞赏。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汇文女中及故乡永嘉县中教书。
共5张
琦君生活照
1949年去台湾，服务于司法界，任台湾当局高检处记录股长及台当局司法行政部编审科长等职，同时在大学任教，并挤出时间写作。
1964年获台湾文艺协会散文奖。
1966年代表台湾妇女写作协会访问韩国。
1970年《红纱灯》散文集获中山学术基金会散文创作奖。
1972年应美国官方邀请访问夏威夷及美国本土参观各大学，与教授作家们交换教学、写作意见。
1969年在台湾当局“司法部”志愿退休后，在台湾的“中央大学”及中兴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专心教课与写作。后其夫李唐基赴美任职，她也随任作“闲妻”而又闲不住，仍常给报刊写稿。
1985年《琦君寄小读者》获“台湾新闻局”金鼎奖。
1986年《此处有仙桃》散文集获台湾第十一届国家文艺奖。
1986年10月12日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有大陆、台湾两地作家参加的第四十八届国际笔会学术活动。在台湾作一个畅销作家并不难，但从事真正的纯文学创作而作品畅销的作家却极少，琦君就是这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位。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3年台湾对三十年来图书出版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结果，作品最畅销的男女作家是琦君和林清玄。琦君名列台湾十大女作家之首。三十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出版散文、小说、儿童文学、词研究等近三十本，有些散文被选入中学课本，作品被译为英、日、朝鲜文，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散文大家
琦君以撰写散文开始她的创作生涯。而她作为散文大家。她的名字总是与台湾散文连在一起。从她的第一本散文小说合集《琴心》算起，先后出版的《烟愁》、《琦君小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母心似天空》、《此处有仙桃》、《灯景旧情怀》、《玻璃笔》、《琦君说童年》、《琦君寄小读者》、《青灯有味似儿时》、《琦君自选集》、《母心·佛心》等二十多本。琦君在自己写的大量散文中，尽情地抒发十分真挚热烈的感情，这里有对故乡山水和童年生活诗一样的回忆，有对父母师长挚友深沉的怀念，有对在台湾生活的叙写，又有对异国旅游的观感，此外是读书心得，创作杂谈，以及专给小读者写的小散文，但写的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正如《烟愁》后记中写的：“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的根扎在故乡，扎在祖国。虽然年纪大了，常常丢三落四，可是故乡的景、事、人却永远印在心里，忘也忘不掉。那剪不断的故乡之情，理还乱的亲友之思，以它的真挚、深沉、执著和热烈，构成了琦君散文抒情美的基本特征，“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移植”一词，用得何等精妙），匆匆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怀于故士的一事一物。水果蔬菜是家乡的好，鸡鱼鸭肉是家乡的鲜。当然，风景是家乡的美，月是故乡明”。“荨茱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恋乡的人，终于忍不住喊出：“故乡，我们哪一天回去？家乡味，我们哪一天能再尝呢？”（《家乡味》）这种感情，是琦君所有怀乡思亲散文中的血液，就如年年中秋，年年吃月饼。台湾是产糖的地方，有各种馅的美味月饼，可琦君一想起家乡的月光饼，那又香又脆的味儿好像还在嘴边呢。”（《月光饼》）即使是水，也是故乡的甜。琦君去台旅欧访美，喝过各种各样的水，也爱喝矿泉水，但又怀疑外国的矿泉水不是天然的，而且，“说实在的，即使是真正天然的矿泉水，饮啜起来，在感觉上，在心灵上，比起大陆故乡的‘山泉’来，能一样的清洌甘美吗？”（《水是故乡甜》）在《乡思》里，作者写得更恳切：“来到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念，也就与日俱增了。”日里想，梦里思，“昨夜梦魂又飞归故里，躺在双亲的墓园中，拥吻着绿茵覆盖的芬芳泥土，望着悠悠出岫的白云，多年抑郁的情怀得以暂感舒松，可是短梦醒来，泪水又湿透枕边，美丽的家园啊！它依旧是海天一角，水阔山遥”。她多么盼望海天连成一片，山水连成一线，能回到故乡“享受壮阔的山水田园之美，呼吸芳香静谧的空气。我渴望那一天，难道那一天还会远吗？”（《写作回顾》），这里写的。不只是她个人的心愿。那梦，那渴望，是属于许许多多去台人士的，也是属于神州大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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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琦君
述怀游记
有人说琦君不善于写游记，这种说法不确切。游记有各种写法，有的偏重于写景，有的偏重于记事，有的偏重于述怀。琦君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人，无疑偏重于述怀的，但常常与记事写景结合在一起。她的《西湖忆旧》、《故乡的江心寺》、《何时归看浙江潮》，虽是追忆而写的，实是绝好的游记。这些地方，她离开了许多年，却写得一往情深，景、人、物——如在2013年，再一次说明她爱之切，忆之深。在她笔下，“西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令人留连忘返”，“若把西湖秀丽景物移到台湾，都成奇景”。对于“占世界风景最佳四大学的第二位的”母校之江大学，因为有“千变万化的钱塘江水”，“我爱之胜于西子湖”。清晨，“晨曦自红霞中透出，把薄雾染成了粉红色的轻纱，笼罩着江面。粼粼江水，柔和得像纱帐里孩子梦中带笑的脸……我们赤足在潺氵爰的溪水中拣石子，夏老师依槛闲吟，诗成后传诵一时”（《何时归看浙江潮》）。这简直是一幅色彩分明、人物鲜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故乡母校游乐图。但更引起作者思恋的，是游子喝了“不忘本土”的“回旋井水”，因而盼望“再饮江心寺的回头水，更愿此身幻化为井底清泉，回旋地回到故乡”（《故乡的江心寺》）。
这种对故乡炽热的思念，正是作家热爱祖国的真诚表现。尤其令人难忘的，作者每看到异国他乡的山川景色稍似祖国风光时，又会引起丰富的联想，倾注她对祖国灼热的爱。如她游美国爱荷华城时，看到万缕千条柳丝，随风飘拂，她就“手牵着柔细的柳条，悠悠然真有置身大陆江南之感。台湾也有柳，但垂柳没有这么柔，这么长。爱荷华的柳很像杭州西子湖堤上的柳，自有一份魅力，引人无限乡思”（《静谧的大学城》）。她应邀访问韩国时，所以“使我骤一见就立刻爱上了她”，是“那一份似大陆北国又似江南的情调，与亚热带的台湾迥然不同。”在瞻仰汉城故宫的勤政殿的屋脊上的飞檐时，她觉得“仿佛置身于北平故宫中，顿然发思古之幽情”。作家对祖国母亲的眷念，是那样刻骨铭心。在这些篇章里，作者不是一字一句地来描述这一切，而是用整个心胸来拥抱这一切，那深沉浑厚的感情，深深地震撼着读者的心弦。
难忘故人
琦君忘不了故乡的山水，自然更忘不了故乡人，忘不了亲爱的父母、尊敬的老师、异姓姐妹，甚至长工和乞丐。她把她的满腔思念，一片至情，溶铸到每一篇作品里。不同的是，一般作家是一篇文章写一个人，她是一篇文章一个重点，通过许多篇章，集中许多重点，写活一个真人。这种效果，表现在写母亲时最为成功。如《母亲新婚时》，写母亲的爱情和婚姻，她与丈夫虽是“亲上加亲”，爱情却发生在婚后，突出母亲的娇羞、温柔和顺从。《母亲那个时代》，写她一天到晚为一家子忙，想得到丈夫的爱而不能，突出她的勤劳和容忍；《母亲的偏方》，叙母亲能用各种偏方治病，简直是一位“全科医生”，而这一切都是从外祖父那儿零零碎碎学来的，说明母亲的聪明干练；《母亲的手艺》表现母亲的多才多艺；《母亲母亲》述母亲对女儿既严厉又温和的教育方法；《髻》写母亲的幽怨，因为做官的丈夫把本应给她的爱转移到姨太太那儿去了；《毛衣》写母亲对女儿的慈爱。《母亲的教导》写母亲如何注重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教导自己的女儿。除了这些专外，在其他散文中，在写别人的同时，也给母亲一些侧写。如写母亲待长工和待家人，她甚至帮阿荣伯成了家，并让他们夫妻双双住进潘家（《阿荣伯》）；她也善待奶妈，把一对金手镯分赠给奶妈的孩子和自己的女儿（《一对金手镯》）；即使对乞丐她也充满了同情心（《三划阿王》）。读者可以从专篇或其他别篇有关的侧面描写中，多角度地发现她勤劳、刻苦、节俭、善良、容忍、慈悲的品德，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和三从四德和旧式妇女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这种连环画式的写法，不啻是对散文艺术的一种创新。对外祖父、老师、阿荣伯的描写，也采用同一手法。《外祖父的白胡须》中的外祖父，既是私塾老师，又是义务郎中，对一切人都亲切和气，甚至连蚂蚁虫类都要“保护”，他抓到小偷也不打骂，反而送小偷两块银元叫他做生意以改邪归正。为了“最蹩脚”的戏班子能演下去，他特地带外孙女顶风冒雪去“捧场”，“拼命拍手叫好”，最后还给戏班子一块银元，“让他们买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红纱灯》则着重通过外祖父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的教育方法，希望把染有坏习惯的五叔教育成为力求上进的青年，突出外祖父不同凡响的智慧与热切心肠，我们也从这些不同的篇章里，看到了这位活神仙的方方面面。在怀念老师的散文中，《春风比雨》、《鹧鸪天——怀念夏承焘师》这两篇文章，将风流倜傥的大词人及与人迥异的教育方法与教育实践，写得丝丝入扣，而《一生一代一双人》则体现老师对师母的理解与体贴，从另一，角度显出老师的高尚人格，心地善良；《吾师》，把三个老师为教、为文、为人层层衬出，突出三人不同的学识、个性和风格。把一个雇工和官家小姐的美好关系写得那么动人，华人作家中只有琦君。如《第一双高跟鞋》、《阿荣伯伯》，阿荣伯伯的“学得能干点，要自己打天下”的叮嘱，倒不像雇工对小主人说的话，而是长辈对小辈的关切。怪不得他“仁慈慷慨乐于助人的性格，给我少年时代不少的启迪”了。
国内有些评论文章，只字不提琦君父亲写的散文，只是在别的文章中提及父亲对母亲的无情。其实琦君也很爱父亲，专文有《父亲》、《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在其他写母亲或母亲、父亲、姨娘三角微妙关系以及父亲对“我”的挚爱之类散文中，父亲的形象也是亲切鲜明的，如《小梅花》、《杨梅》、《酒杯》、《鲜牛奶的故事》、《喜宴》等等。琦君通过儿童的视角，将父亲弃官退隐后的心态，以及对种田人纯真的友谊（《油鼻子与父亲的旱烟管》），晚年对母亲的理解、深情和愧疚（《杨梅》），以及对“我”的挚爱（《喜宴》），写得那么细腻，那样鲜活，那样生动。而《父亲》的构思尤其独特。文章一开始，作家就为父亲造型：“每回听到马弁们一声吆喝：‘师长回府啦’”孩子们远远偷看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父亲。“我”和哥哥，只是怕他，不敢亲近。待父亲因反对军阀内战而自动退隐闲居以后，父亲不再穿军装而着一身蓝色长衫，不像显赫的军官而像诗人学者时，“我”就感觉亲近多了。尤其是哥哥死后，父亲从北平回到杭州，“我”也由远远的“偷看”到“靠在他怀里”，为痛悼哥哥而与父亲相对痛哭。在这里可看出作家组合素材的高超：从形式上实质距离的拉近到感情距离的拉近，承接得天衣无缝，同时也借此将父亲的显赫、威武、悲愁、慈爱一一展出，既树起父亲的高大形象，又写出父亲丰富的内心感情。
人物散文
在写人的单篇散文中，有人把《一对金手镯》当成小说，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有鲜活的人物形象，严谨的结构。事实上琦君写人的散文，都小说化了，如《父亲》、《髻》、《红纱灯》等。所以这也是一篇小说化了的散文杰作。因为它是绝对真实的。琦君是独女，母亲爱之如掌上明珠，怎肯交与他人？据说是因为她一头浓发，听人说送与奶妈抚养才会健壮成长，迷信的母亲就让她与乳母之女阿月同吸乳汁。一岁半后，她被母亲接回，母亲拿出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阿月手上，一只套在她手上。七岁时，这一对小姐妹又见面了，一样童稚，一片天真，并不感到她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十八年后，当她们再见时，阿月竟当面喊出：“大小姐，多年不见了！”如同鲁迅的《故乡》中的闰土喊“老爷”一样，震颤着作者与读者的心。“鲁迅以他超越常人的冷漠，以极度悲悯所压缩成的冷漠，维系他古典的节制；琦君则以她静谧的诗词含蕴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这一声喊，一下子拉开了她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点出她们不同身分地位。正因为琦君“将悲悯扩散在时空以外”，她对这“大小姐”的喊声也作了与鲁迅别样的处理，她不许这样喊，而且当晚，这位官家小姐、女大学生还执意与带一小女儿的贫苦农妇睡在一张床上，畅谈别后详情，关心她的命运。直到现在，她与阿月一别半个世纪，还念念不忘这位异姓姐妹，足以透示作家善良美好的心灵，温柔敦厚的个性。很可惜，作者只为阿月的贫困叹息，却无法找出阿月贫困的根本原因，却是她思想上的局限。情真意切是这篇散文的灵魂，这表现在文字方面，是作者不露痕迹地将她在古典诗词上深厚的造诣溶合于一篇白话文里，转成质朴的语言，抒写她的深情与眷恋。仅就流泪场面，就有七次之多，但没有雷同的。其中，有乳娘见到长大成人的“我”的喜极而泪，有“我”面对两“鬓已斑”的母亲和摸到乳娘“粗糙”双手而流的伤感的泪，有“我”与阿月话别时感到一对异姓姐妹“生活环境里离将日益遥远”而流的无奈的泪……除了写泪，作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失落之情，也写得如在当时，如当“老师讲到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掉到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班同学都笑起来，自己想起阿月……心理就有点怅怅惘惘的。”这种对比，既鲜明又有新意。全文显得缠绵徘恻，动人心弦。比起忆旧文章的凝重情深，来台以后的生活写照的散文，则多幽默诙谐。当然不能说她写来台后的生活散文就不带感情，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琦君信奉“感人心者，莫善于情”（白居易语）这句名言。她是用“情眼”看世界的，在她的笔下，处处都是爱，万般都有情。我说她忆旧文章更凝重，更情深，只是比较而言而已。请看《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三如堂主人》、《梨膏酱油》、《与我同车》写得多么幽默而又一往情深。至于《孩子快长大》、《孩子慢慢长》、《捕儿住校后》等等，也写尽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家有怪妻》、《再做闲妻》则更是妙趣横生！
除了写人，她的笔也离不开她心爱的小动物。她写猫（《家有五猫》），写狗（《寂寞的家狗》）、写猴（《再见呆呆》），甚至写老鼠（《人鼠之间》）、小虫（《静夜良伴》）等等。她自幼爱小动物，她的处女作就是《我的好朋友小黄狗》。在所有写动物的散文中，我认为《我家龙子》最出色，它不仅表现作家对动物的爱，更突出一颗慈母心。因为那只猫是儿子雨夜拾回来的“爱宠”、拜托“我’代为照顾的，于是母子间的情愫得以沟通。而这聋了的小白猫所以不叫聋子而叫龙子（这名字还是最不喜欢小动物的父亲取的！），也表现做父母的对儿子的期望——望子成龙。结尾处“我抱着龙子，喃喃地对龙子诉说心事…但想想（已经远行的）儿子，他又何尝听得见，听得懂呢？”那种对儿子的担心和爱心，是每个母亲都有，却不是每个母亲所能言传的。
琦君写身边琐事的散文常富哲理，如《倒帐》，全家赖以生息补贴家用的一笔钱，被一位朋友倒掉了，怎么不难过呢？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由此“使我们懂得如何安贫守拙，更懂在贫与拙中，如何来享受无边的家庭乐趣”，“岂非‘得大于失’”？又如《财富和爱情》说明夫妻生活中，爱情和友情才是永恒的财富，给读者多少启迪！此外如《恩与爱》、《生与死》、《有我与无我》、《有甚闲愁可皱眉》等都是极富哲理与情趣的精品。有些身边琐事则写得富有人情味，如《课子记》，她嫌她先生对儿子太苛，“谁知轮到自己教他，竟比他爸更容易动火”，写做爸爸的辅导儿子功课时一下子叫“乖儿子”，一下子骂“笨东西”，声态笑貌，跃然纸上，像一幅家庭生活画，一出富有诗趣的小喜剧。通篇作品生气盎然、真实，真是使人神游而意会的好作品。
相关资料
《琦君的世界》隐地编 尔雅出版社 1980年
《琦君的文学世界》章方松三民书局 2004年
《剪不断的母子情─论琦君的亲情书写》黄渭珈 中国语文月刊 2005年
《永远的童话:琦君传》宇文正 三民书局 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