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樱花
㈠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萧红是个“作女
从前两年电影《黄金时代》的播出，这一两年萧红的散文、传记的出版，人们对民国才女萧红的认识加深了，但是偏见也加深了，很大一批人认为萧红是一个不懂感恩、使劲折腾，最后把自己作死的“作女”。
萧红活了30岁多一点，除了贫困潦倒，病体缠身，情史丰富外，她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和描述能力是惊人的，连鲁迅都很看重她的文学才华，但是大多数人诟病萧红，更多是诟病她的私德。萧红死的时候，曾对骆宾基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以后还会不会有人看，但是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她还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11年(宣统三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现哈尔滨市呼兰区)城内龙王庙路南的张家大院。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2]
1916年(民国五年)，外祖父将萧红学名改为张乃莹。[2]
读过萧红的文字后，你会发现她是一个很天真、很倔强、很细腻又很有韧性的姑娘。萧军曾说萧红缺乏“妻性”，这种妻性可能是指对现实的忍耐和妥协。但是萧红偏不，她总是从一个泥潭出来，又跳出另一个泥潭。不长记性的人分两种，一种是笨，一种是始终怀有希望，不断去追求幸福。可能萧红并没有意识到现实生活是复杂而布满泥淖的，每一个男人都有他的优缺点，男人也不是命运的归宿。
㈡ 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的原文和赏析
一位女性对女性时间和空间的审思 ———读《呼兰河传》有感
合上《呼兰河传》,脑中萦绕的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在创作中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审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就是萧红途经的所有地方，有萧红生活过的全部岁月。
“呼兰河”就是萧红灵魂的肉身：她的起源与归宿。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对萧红来说，“呼兰河”显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空间形式，它同时是一条绵延的具有贯穿性的线（河）和一个固定的点（城）；事实上，它象征性地暗示了萧红生命的两重性：对流浪与安居有着同样强烈的渴望，这样，萧红的“呼兰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以凸现。一方面，“呼兰河”在某种空间———东北小城，和时间 ———萧红十六岁以前的岁月上静止着，作为一种有效的参照物和目击者，见证着萧红的“在”与“不在”；另一方面，它又流动不息，穿越众多认识纷纭和离合聚散，与萧红一起经历一次又一次出走，体验生命的创痛和无奈。始终在她心里，大门外的流浪者，在没有回忆的空虚的景色中，我们每一个人带着一瓮家乡的土，很久以来收拢来的能摸得着的土。
值得一提的是，“呼兰河”在萧红那里极具私人性和独特性，它更多地属于萧红的个人体验：她的想象、记忆、梦幻和文字———属于萧红的心灵空间和私人地图。在香港，“呼兰河”以话语的形式公开而完整地浮现，这使萧红在世的最后一个空间香港和最初的空间呼兰河有某种程度的混淆。换句话说，文字、记忆和幻想吞噬了萧红的现实生活，香港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开始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和缝隙。这种空间的相互重叠和彼此渗透缘于一种相似的寂寞。
萧红有一个寂寞的童年，“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寂寞从此像烙印一样深深留在她心灵上，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即使她从最北端走到了最南端。她仍然是寂寞的：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加寂寞了。”这种寂寞对她是可怕的，也是最大的威胁，皖南事变以后的香港文坛，其实是热闹、空前活跃的，而萧红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这是个“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天地”，一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一个小女孩的寂寞心境，被遗忘、被忽略、被批评，甚至被误解。
萧红唯一可以把握的，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像要抓住些什么，把自己从虚无中解救出来。
作为一名女性，她是孤独和寂寞的。青年时逃婚离家，与萧军相恋、结婚、离异，孩子夭折，受病痛的折磨与病中无人照顾，直至孤寂的死去，年仅31岁。她的人生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人生的遭遇、心灵的创伤和文学天赋，成就了萧红的文学创作。她以女性视角对生命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叙述，使凄迷哀婉的氛围贯穿作品。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这种感受和体验在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生死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同的寂寞，使萧红的过去和此刻，远方和此地相互渗透，这种渗透中包含了吸引与排斥、拥抱与抵制、清晰与模糊、凸现与隐匿等诸种可能性。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充分显示了一个出走的灵魂，对肉身的暧昧情绪：她所渴望的，也是她深深恐惧的；她想靠近的，也是她曾经拒斥的；她已放弃的，其实一直深深纠缠；她勇往直前，却只为了落叶归根。
她离开时，没想到要回来。她回来时，却是永远离开。
“呼兰河”成了萧红拥有无法统一、永远矛盾着的女性空间的象征。她或者留在这个固定空间里，享受稳定、可靠、安全、温暖，同时忍受沉闷、单调、压抑、封闭，甚至窒息；或者像水一样四处漂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流浪，同时也要面对孤独、受伤、各种陷阱、无法识别的危险以及风风雨雨。这种尖锐冲突着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截然对立、不能调和的空间，但萧红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犹豫反复，她的生命力也被慢慢地侵蚀，损耗殆尽。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 “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萧红，终其一生都没有解决内心的矛盾。
《呼兰河传》，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部作品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花开三月 小城悲情 ——《小城三月》读后感
三月春光美，情窦初开，煞憔悴。
从未有过一种心境，像满怀渴望大胆追求那般撩人心脾；从未有过一种风景，像少女怀梦笑靥盛开那般美丽动人；从未有过一种爱情，像郁结在心相思成疾那般伤感悲恸。
《诗经》中说：维以不永伤。可是翠姨，一个令人心疼的女子，被有始无终的爱情折磨、成伤乃至干涸而死。
她很朴实，却也喜欢新鲜的流行的东西；她很腼腆，却也能为一双鞋执著地跑遍全城；她很勇敢，却怀揣爱情从不说出口；她依从父母，面对包办婚姻只有暗自嗟伤；她没有过人之处，但在精致细节的刻画下愈显动人；她没有太多的话，没有太美的相貌，但她那悄悄沉淀至死不渝的爱情让她焕发生之光辉，死之哀伤。
萧红的刻画很细腻，虽从“我”的角度侧面述说翠姨，但翠姨仿佛生活在了我们身边，形象鲜明生动，我们为之感慨复叹唏嘘不已。
我不想把这样一个形象附以过多的时代背景和封建特色，仅仅从人的角度她就足以让我们辗转缅怀。
我见识过许许多多让人感慨的爱情，如崔莺莺誓死不屈的爱情，杜十娘破釜沉舟的爱情，林黛玉悲伤辛酸的爱情，子君冲破世俗的爱情，简爱坚强勇敢的爱情，等等。可翠姨的爱情又是区别于这些多种多样的爱情的。她不喜欢母亲给她定下的婚姻，却接受了，而又迟迟不肯完婚；她跟表哥相爱，又从不表露，只是一味地喜悦，一味地哀伤。她像一棵风雨中的小草，凄凄地摇晃，不屈不挠又无比沉痛地生存，终不堪忍受抑郁至死。
看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久久无法从悲伤中返回，我为翠姨的死和整个世界的懦弱而悲伤。可是过后当我重新回忆，我发现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翠姨的微笑，悠久而甜美的微笑。
她已经挣脱了现实的樊篱，摆脱了躯体的困扰，她的灵魂永生，她可以在精神上延续她的爱情、她的生命。
“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念君兮君不知”。而生之所依、爱之所伏却让翠姨得以永生，她再不必眉头深锁而可以永久地微笑。
三月的花开了，三月的花又谢了。翠姨的爱情之花开了，随风消逝而去，却又开遍了整个星空。
我想这便是永恒。
没有禁锢，没有纷扰，像樱花盛开般烂漫；没有痛苦，没有哀伤，像挠拨金鼓般高亢。
只是生命，维以不永伤。
在这样一座小城中，三月的花开了；在这样一座小城中，翠姨的爱情之花开了。
在这样一座小城中，悲情下的妖娆之花开了。
㈢ 冰心,鲁迅,萧红些出这几位作家的原名和代表作
1、冰心：谢婉莹。
代表作：《繁星·春水》、《往事》、《小桔灯》、《还乡杂记》等。
2、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
代表作：《呐喊》、《彷徨》、《坟》等。
3、萧红：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
代表作：《马伯乐》、《呼兰河传》、《旷野的呼喊》等。
部分代表作介绍：
1、冰心的繁星春水
《繁星·春水》的内容，是诗人冰心平时随便记下的“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后来，她受到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启发，觉得自己那些三言两语的小杂感里也有着诗的影子，这才整理起来，而成为两本小诗集。
2、冰心的小桔灯
文章形象地刻画了一位在艰难的生活逆境中渴望光明的善良坚强的农家少女的形象。作者从小处着手，选取了小姑娘打电话、照看妈妈、与“我”攀谈、做小橘灯送“我”这几件平凡的事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层层推进，将一个早熟、坚强、勇敢、乐观、善良、富于内在美的乡村贫苦少女的形象描绘得有血有肉、惟妙惟肖。
作者在叙事之后所写的一段抒情文字，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它深化了主题，揭示了小橘灯的象征意义——象征着蕴藏在人民心中的希望和火种，象征着光明。
3、鲁迅的坟
《坟》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包括《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娜拉走后怎样》《论“他妈的！”》《文化偏至论》《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等二十四篇。
这些杂文写于1907年到1925年间，在这些杂文中，鲁迅突出地运用史笔，生动形象地引据事实，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指陈时弊，论证古今，显现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形象。
4、鲁迅的呐喊
《呐喊》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短篇小说集，收录鲁迅于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1923年由北京新潮社初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1卷。
小说集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旧时中国的制度及部分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希望。
5、萧红的呼和兰传
《呼兰河传》，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全书七章：一、二章写小城风情，三、四章谈家中亲疏人物，五、六、七章摹绘独立旁枝人物。作者用舒展自如的巡视式艺术手法，以情感的起伏为脉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呼兰河畔的乡镇作传，为这个乡镇的风土人情，为各种各样人的生与死、欢乐与悲哀作传”。
㈣ 公园里的樱花——打一个现代著名作家的名字
公园里的樱花——打一个现代著名作家的名字是袁鹰。
袁鹰，原专名田钟洛，当代著名属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政治家。生于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1943年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即参加《莘莘》、《新生代》、 袁鹰《联声》报刊的编辑。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分配在学生运动、文艺和宣传部门工作，长期在报社当记者、编辑。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历任《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副刊编辑。建国后，《解放日报》文教组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散文世界》主编。曾发表过《白杨》，《筏子》等优秀作品。
㈤ 摹拟近义词
[mó nǐ]
摹拟
中文名
摹拟
拼音
mó nǐ
释义
模仿
同义
模仿
1词目
2拼音
3构成
4例句
5同义词
6引证解释
摹拟，汉语词汇。
拼音：mó nǐ
释义：1、模仿。2、指仿制品。3、犹假想。
同模拟，《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中为非推荐词语
目录
词目
摹拟
拼音
mó nǐ
构成
并列式：模+拟
例句
这次是～考试。（作定语）
同义词
模仿
引证解释
1、亦作“ 摹儗 ”。模仿。
南朝 梁 钟嵘 《诗品》卷中：“ 文通 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
宋陆游《嘉佑院观壁间文湖州墨竹》诗：“纷纷可笑空摹拟，尔辈毫端万斛尘。”
明宋濂《经畲堂记》：“世儒不之察，顾切切然剽攘摹儗其辞为文章，以取名誉于世。”
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四回：“乃制孙叔敖衣冠剑履一具，并习其生前言动，摹拟三日，无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
清何绍基《自序》：“至于刚柔阴阳，禀赋各殊，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阅历事物，真我自立，绝去摹儗，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
萧军《羊·樱花二》：“教员们常领他们到那里去画风景，也有自己跑到假山各处摹拟兵们打仗的。”
2、指仿制品。
元 杨弘道 《东坡墨迹》诗：“摹拟遍天下，真伪杂相半。”[1]
3、犹假想。
艾青《火把·演说》诗：“他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像在搜索他所摹拟的敌人。”
㈥ 萧红与骆宾基的比较~~~~紧急~~~~
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著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著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它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淫。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地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国统区战时文学
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
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共产党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以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
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以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张爱玲、苏青、梅娘的作品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的作品似乎都远离着抗战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张爱玲的学者费勇，曾在其《张爱玲传奇》中记载过一位老作家对张爱玲的斥责：“那时候我们在前线抗战，她在干什么？”这种观点很能体现一部分人对抗战时期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看法。苏青在《关于我》中，曾为自己作过辩护：“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以为苏青的话是颇值得重视的。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秀，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画等号？我们为什么要在画了等号之后，给一种人生形态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凡人与超凡的人，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自己个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与将自己的价值目标定在为了一个宏大理想而献身的人，他们作为个体生命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在个体生命自身的存在价值上，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却站在整体与历史的立场上，对这样的个体生命形态持之过苛，并在这种过苛中，给整体、历史剥夺个体利益以可乘之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普通个体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张爱玲的作品才这样受到当今国人的赏识，而沦陷区三位女性作家，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里，命定的要在这方面为国人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沦陷区的通俗文学曾经风行一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与无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风萧萧》，后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写一个多角爱情与间谍战的混合型故事，后者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悲剧。通俗文学在沦陷区的风行，意义更多的不在于这些作品意义有多么深刻，而在于它说明着沦陷区人们精神的某种特征，说明着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样性。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套用我在本文开篇时曾引用过的鲁迅“革命时期是没有好的革命文学的”话，我们可以说，抗战时期是不可能产生与这场战争相称的战争史诗的，那要等到这场战争发生过多少年之后。相较于我国历史上描写上层战争史诗的《三国演义》，描写民间战争史诗的《水浒传》，相较于西方及苏联反映二战的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我们也希望着在今天或者今后，我们有着无愧于抗战的战争史诗的出现，我们期待着。
㈦ 国际协报的国际协报与萧军
▲“九一八”后，萧军愤然离开东北军，与方未艾到吉林舒兰，搞抗日武装活动，事败，携妻子潜入哈尔滨。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后，说服结发妻子-许素凡，回了老家辽西碾盘沟，并致信了结了婚事。曹革成，说：“事实是三郎没有去搞什么武装抗日，而是留在了哈尔滨。不久以一篇《飘落的樱花》得到裴馨园赏识，留在《国际协报》帮忙，这以后就接上了与悄吟相识的‘爱之路’，因为发妻已经‘抛开’。”
▲叶君，则是这样认为的“哈尔滨沦陷后，因无经济来源而陷于困境，不得已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自己准备伺机参加游击队抗日。其间，以“三郎”的笔名写点文章糊口，在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过程中，被裴馨园相中，请去帮助编辑儿童专刊和处理外来稿件。”（摘于-《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倾城之恋（4）”）
▲叶君的，又说：“裴馨园除主编《国际协报》副刊外，还兼任《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和《五日画报》等报纸的编辑，每天事务繁忙。三郎的质朴、能干深得裴馨园的信任，不仅请他帮忙处理稿件、校对清样，最后，《国际协报》副刊就索性由其选稿、编辑并代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以处理的事务，自己只是签签名，看看报纸版面的安排，主要应对其他编务。后来，裴馨园干脆让三郎搬到他家居住。”
▲张毓茂的散文《暴风雨中救萧红》里，也叙述了大致同样的细节：“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全东北。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萧军在北满一个小县城舒兰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准备拉起队伍抗击日本强盗。但是，由于叛徒出卖，他们失败了。萧军被迫和方靖远逃亡到哈尔滨，成了没有职业的流浪汉。失败，并没有使倔强的萧军消沉颓唐。他又找到一群新的战友，开始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新的斗争。当时，‘萧军’这个名字还没有出世，人们熟知的是流浪诗人‘三郎’。开始，萧军向各报刊投稿，卖文糊口。后来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笔名老斐）的赏识，应老斐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㈧ 青岛有什么人文景点
首推崂山、栈桥两个景点，八大关也不错，值得看看。
青岛大部分景点都是免费的，栈桥，鲁迅公园，第一海水浴场，中山公园，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天幕城，信号山公园，石老人浴场等等。
另外海底世界、极地海底世界、小鱼山公园是收费的，不过前两个有卖学生票。
关于好几个故居，不建议观看，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同样最不怎么实惠的是邮政博物馆，天后宫里面大部分都是卖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