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茉莉花鱼咬尾

Ⅰ 炎黄风情的艺术构想

---简论鲍元恺《炎黄风情》的艺术构想
学东 鲁琦
《黄河之声》1999年第一期
就在世人感叹交响音乐知音难觅、抱怨交响新作排演艰难之际，作曲家鲍元恺创作的《炎黄风情》却有着另外一番命运。这部作品自1991年10月首演以来，远播中外、续演不衰、遍受赞誉。先后由国内外多家交响乐团在世界多座城市和地区竞相上演，该作品的多种版本的激光唱片先后问世。如今，《炎黄风情》不仅已经荣获中国音乐金钟奖，而且其中的部分曲目，已经被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列入普通高中《音乐欣赏》教材，一些城市的小学、初中音乐教材也选用了这部作品的部分曲目。可以想见，当那些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耳濡着《炎黄风情》一天天长大，《炎黄风情》将不仅从空间的广袤上，且会在时间承续的持久中，释发着深远的影响力。
（一）
上世纪初以来，随着交响音乐这一外来音乐形式的引入，中国作曲家开始了这一新领域内的探索。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作曲家知识构成和审美追求的差异，他们在中、西音乐这两极之间所选取的融合处和切入点各不相同，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的交响音乐作品，却是他们共同的夙愿。归纳起来，他们的创作无外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以民族民间音调为素材，用交响乐的多声技法加以丰富和深化；二是抽取出民族音乐中最具特性的“细胞”加以自由发挥；三是于音响结构的内部组织和创作构思的审美特色中，把握中国风格之神似。本来，这几种思路各有其功能和侧重，从而构成了中国风格交响音乐创作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创作水准的高下，并无创作层次的贵贱，它们都有可能也已经各自产生出一些传世的精品。然而，也许是因为不同时期作曲家对不同思路创作侧重和提倡的诱导、听众欣赏层面的差异，尤其是若干年来“新潮”音乐的影响，这种“平衡”出现了某种倾斜。不少人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观念：“十二音技法、序列音乐、无调性、听不懂=创新、现代、先进、高级；而传统技法、有调性、有旋律、能听懂=保守、陈旧、落后、低级。”
在这样的观念下，以民族音乐为创作素材、对民族音调、风味的追摹，自然就变作了过时的把戏被抛在了脑后。
相反，另一些作曲家记起了“画鬼容易画人难”的古训，深感把那些早已存在且为民众熟若家珍的民族旋律，用交响音乐的语言重新结构，既不失华夏传统之神韵，又能合今人之情趣，别有难处。由于“受到最简单的素材的限制”，“通常要求作曲家掌握更加熟练、高超的写作技巧。”②为此，他们宁愿从民族民间音乐宝库的门前走过，去另辟新境了。
应该说，近年来雅俗共赏的交响音乐作品的奇缺，与以上两种思潮不无关联，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鲍元恺却一头投入了中国民歌的海洋，既不蔑其“易”，更不畏其“难”，从容献上了他的交响音乐新作《炎黄风情---中国汉族民歌24首管弦乐曲》。
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曾产生过不少以民歌为素材的交响音乐作品，如贺绿汀的《森吉德玛》、马可的《陕北组曲》、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等等。可以说，民歌不仅是中国作曲家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也是听惯了单声旋律的中国人了解和接纳交响音乐的桥梁。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倍感亲切的民歌旋律作中介，交响音乐这一多声的外来形式，才有可能在中国生根、开花。
鲍元恺的《炎黄风情》可以说是其前辈的同类作品在现代的延续和继承，是一次更全面、更系统地运用和展示汉族民歌的民族管弦乐的尝试和探索，它由从河北、云南、陕西、四川、江苏、山西六省区精选出的24首民歌(加上作为结构中部的《哭五更》、《放风筝》等共计31首)组成大型的交响音乐作品，其民歌体裁之多样(包括山歌、小调、号子等全部汉族民歌体裁)、调式之丰富(共计宫、商、徵、羽四种调式)，都是空前的，不啻是一次在交响乐队带领下的对汉族民歌的巡礼。
其实，鲍元恺的《炎黄风情》与以往的以民歌为素材的创作在创作动机上不尽相同。后者更着眼于“请进来”，即“为交响乐队创作如何才能做到群众化和民族化作一些探索。”③而前者更立意于“走出去”，即以交响音乐这一形式为桥梁，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确切地说，《炎黄风情》不是一部以民歌为素材的作品，而是一部以展示汉族民歌为目的的作品。这种创作动机的微妙变化，是中国音乐家在求索和反思中对自己民族音乐价值的重新确认，是鲍元恺在进行了各种创作实践后“蓦然回首”的产物。
几十年来，中西方音乐并没能真正做到在平等基础上的交流。中国音乐“落后”、“简单”、尚处于欧洲音乐发展的初期阶段的思想颇有市场。“欧洲音乐中心论”的魔影在西方也在中国徘徊着。中国作曲家们依照西方音乐的“榜样”塑造着自己的作品；西方音乐家则对中国的音乐知之更少，他们一方面将那些纯粹的中国民歌视作对欧洲音乐的抄袭，一方面又创作着根本不似中国音乐的中国音乐。
鲍元恺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曲家，他赞赏巴托克关于民间歌曲有着“巴赫的赋格曲与莫札特的奏鸣曲”④同样价值的观点，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的天地。”⑤中国丰富的汉族民歌必将使专业音乐创作获得新的生命。多年的创作实践使鲍元恺意识到：当我们对汉族民歌的规律还没有透彻地把握、对其美的内涵还没有充分发现的时候，我们从中提取出的“基因”往往并非其神髓，因而也就不可能“嫁接”出优良的新作。与其让那些“仿民族性”的作品流传，还不如把原原本本的汉族民歌展示于人。他自信中国音乐独特的魅力。于是，他在《炎黄风情》中让西洋乐器尽力摹仿中国民歌的滑、抹、颤音；加入板胡、唢呐、三弦等中国乐器；对20多首原民歌的旋律未动一音，甚至《蓝花花》的几次变奏也是依据民歌的分节演唱。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人们听到“原汁原味”的中国音乐。而正是从“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这一观念的转变，使《炎黄风情》不仅从数量上，也从本质上完成了对以往同类作品的超越。
（二）
然而，鲍元恺在强调民歌“纯正性”的时候，没有将“纯正”的涵义作狭隘的引伸。他意识到，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的音乐不仅有相异的个性，也有相通的共性。在人类交往臻密、地球愈发显小的当今，各民族音乐间的相互融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然的。衡量任何民族的音乐价值既要看它与其他民族音乐的区别程度，也要看它能够接纳外来因素和被外域音乐所接纳的程度。因此，那种远离国际交流的封闭自赏的音乐，也终将会被世界与时代所远离。只有携带着民族优质基因融入国际音乐交往，且能为其他民族所接纳和敬重的民族音乐，才能成为参与构筑人类音乐大厦的基石。这也许正是鲍元恺最终选取中国汉族民歌与西方交响音乐形式联袂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汉族民歌作为最具中国音乐特色的形式，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只是，由于地理条件的隔绝和交通工具的局限，汉族民歌所暗含的种种技巧与成就常呈分散的状态。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使各地民歌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妥善地搜集、整理和保存民歌(如正在进行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以及以其作为我们发展当代音乐永久的参照是至关重要的。而我们也该注意到，当现代的音乐传播多由民间转入音乐厅场、人们的欣赏口味已不可避免地发生某种转变的条件下，纯民歌的演唱已不可能作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表演和欣赏方式了，这无疑会大大限制民歌的传承范围。于是，最能代表中国音乐精神的汉族民歌与最能体现西方专业作曲水平、且为世界成熟的主流艺术形式的交响音乐的结合，无疑会打破中国民歌的封闭状态、拓展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发挥难于替代的作用。
既是中西合壁，自然要涉及到对中西音乐特质长短强弱的比较与剖析。鲍元恺以为，蕴含着丰富的单音内涵的优美旋律，是中国音乐最具特色的属性，也是西方音乐难于比拟之所在；而西方音乐所擅长的丰富和声基础和系统的多声创作经验，是中国音乐最为薄弱的环节。他不能接受那种把音乐价值的相对性绝对化的做法，似乎由于单音音乐乃中国音乐之本质属性，就注定了中国音乐只能永远沿着单音音乐的道路走下去。他以为，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地走上单音盛行的道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既是社会实践中多声音乐土壤贫瘠的结果，也是包括儒道等音乐美学思想制约及文化心理模式封闭守旧的产物。因此，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审美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大量的多声音乐实践、产生了大量的优秀多声音乐作品，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不满足于欣赏单音音乐的听众的今天，僵化地看待民族审美习惯、以单音音乐为绝对审美准则的做法，不仅是迂腐的，更是行不通的。
乍看起来，鲍元恺的音乐价值观似乎有些前后矛盾：单音神奇，多声亦佳，如何为之?其实，这恰恰反映出鲍元恺独特而辩证的中西融合观。总体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没有局部的优劣，更不意味着彼此没有学习、借鉴的必要。他曾说过：“我所说的融合，是黑与白的融合，但不是灰色；是驴与马的融合，但又不是骡子。我要求我的作品中有此也有彼，但绝不能把彼和此的特色都抹杀；是把不同性质的‘元素’放在一起，但只让它们融合，而不是化学中的溶合......是‘太极’和‘无极’的同时存在。”⑥显然，《炎黄风情》正是基于这样的融合观而创作的。它没有以牺牲中国音乐的旋律美为代价，换取多声语言的丰满；也没有以摈弃多声思维为筹码，赢得民歌曲调的完美。它既保持了传统单声民歌的旋律、音势、甚至演唱特色，又充分展示出管弦乐队丰富的多声表现力。单声的纯美与多声的繁复被令人信服地、完美地统一在同一部作品之中。
也许，《炎黄风情》中的诸多作曲“技法”，并不是鲍元恺的首创，但却经过了悉心的选择和巧妙的组接。这种选择和组接不仅要以音乐的内容、情感为依据；以多样性及避免雷同为准则，还要以不破坏中国的艺术趣味为条件。在鲍元恺的笔下，传统的技法焕发出新鲜的活力；“西方”的手段充溢着“中国”的情调。譬如，为了突出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炎黄风情》大量运用了复调性的织体写法，它们中包括《小白菜》中严格的五度模仿，《走西口》中严格的八度模仿，《小河淌水》中扩展时值的八度模仿；更多的则由于民歌旋律的限定而采用对比式的复调声部和自由的非严格模仿。即便是和声织体，也多通过各声部不同节拍位置的休止、延留、辅助音和经过音的手法给以复调化的处理。从纵向和声结构来看，鲍元恺不排斥以物体振动的泛音原理为依据的三度结构原则，又注重通过转位和弦、高叠和弦和非三度叠置和弦淡化“洋”味，使音响更加绚丽多姿。从横向的和声进行来看，全曲多以二、三度关系的弱进行为主，辅以四度强进行，流畅而又富于色彩。另外，双重调性的和声结构在这部作品中也时有出现，或是因旋律的简洁给和声配置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或是因旋律于和声同主音不同宫音而形成的双重调性的交叠(如《槐花几时开》的旋律与和声竞相差三个降号)。这些技法无疑对丰富民歌的音响色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风格的强调还体现在《炎黄风情》的转调技法上。综观全曲，24首分曲每曲都有转调，却没有一处采用西方传统的功能性转调手法。它们或为旋律自身的调式转换，(如《绣荷包》的羽宫交替、《看秧歌》的羽商交替)或为段落间色彩性的调性对置(如《杨柳青》中的大三度转调、《夫妻逗趣》中的小二度转调、《小河淌水》中的小三度转调)。而更多的，则是通过前乐段尾音与后乐段首音的同音相承(即“鱼咬尾”)，由于两音为同音高的不同调式音所形成的转调。又因为首音和尾音在转调前后的调式中所处音级的不同，造成了同主音不同调式、同调式不同主音等二度、三度、四度多种转调的可能性(如《茉莉花》中以前段徵音为后段羽音的大二度转调、《雨不洒花花不红》中以前段羽音为后段角音的四度转调、《绣荷包》中以前段宫音为后段羽音的小三度转调等)。其中，又以大二度羽徵调式转换为最多(除《茉莉花》外，尚有《猜调》、《小放牛》、《放马山歌》等)。这一大量存在于我国民间音乐中的转调手法(如民间乐曲《江河水》即是)，不仅大大丰富了旋律的调性变化和色彩对比，而且突出了中国音乐连绵展衍的线性思维，从而充满了中国音乐的神韵。
（三）
真情，是鲍元恺几十年来音乐创作的终极追求。他重视创作技巧，一种新技法的研习，一种新音响的追摹，常使他夜不能寐。但那是因为他懂得音乐的情感要在他对各种形式要素的调配与运用中，才能体现出来。为了音乐情感的需要，他敢于使用最“前卫”的技法；而为了同样的目的，他又不惜砍掉任何多余的手段。这次的《炎黄风情》，由于是以汉族民歌作为其表现内容，这就既决定了鲍元恺所运用的技术不能超出调性音乐的范畴，也决定了他本人的情感及创作个性只能在民歌的限定中、在管弦乐对民歌情感的诠释中显现出来。这既给鲍元恺带来了便利，又为他平添了约束。
民歌是一种通过听觉记忆和口头流传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其歌词与曲调经一代代普通民众和无名艺术家的打磨、提炼，蕴含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往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民俗、气质和情感的最集中的体现。明代冯梦龙说过：“世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道出了民歌的魅力恰在于它“法天贵真”的品性、在于它是用欢乐和血泪凝聚而成的真情实感的宣泄。正因如此，人们才不仅把民歌看作具有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价值，更看作是情感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炎黄风情》所包含的民歌，为鲍元恺的创作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情感基础。《对花》的欢悦、《猜调》的谐谑、《蓝花花》的凄怨、《太阳出来喜洋洋》的豪壮、《绣荷包》的依眷、《走绛州》的豁达，它们或是景色的素描，或是心言的表露，或是借景寓情，或是分节叙事，可谓喜怒哀乐俱全，酸甜苦辣皆有。而鲍元恺的创造在于，通过管弦乐队的调色板，把这些率真而简约的民歌所蕴含的情感进一步渲染、揭示出来，尤其是他遵从民歌的情感基调而又不囿于歌词限定，循着音乐自身的规律，将民歌演化为精致而独立的器乐作品，使民歌的情感含量和幅度常常得以创造性地扩展和深化。《小白菜》中弦乐声部的五度模仿，象是小女孩与生母灵魂的对话；《闹元宵》里管弦乐队与唢呐的交响，似纯朴乡民的载歌载舞；《走西口》中小提琴与大提琴深情的倾诉，让人更深地体会“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内涵，而《蓝花花》悲楚全奏的嘎然休止，则让人顿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真谛。这样的音乐自然不会被你拒于心门之外，因为这声声旋律不知在中国人的血脉里涌动了多少个春秋；这样的音乐当然也不会让你觉得索然无味，因为作品中无论是风格的对比和统一，情绪的对置与转换，配器布局的迁跃与层递，音乐高潮的积聚与消退，总能把你引入到一个出乎意料又合于情理的艺术境地。
表面看来，《炎黄风情》不过是以地域为线索，将24首单曲顺序编排在一起。实际上，鲍元恺在作品的宏观结构和布局上，是颇费了一番脑筋的。《炎黄风情》的体裁和内容决定了它不能从中外现成的曲式中找到归宿，而必须在借鉴中外曲式中诸如反复、变化、对比、并置、递进、高潮等原则的同时，营构出自己独特而严谨的结构样式。在每一组乐曲中，鲍元恺总是把较慢的、带有散板特性的单曲安排在最先(如《小河淌水》、《无锡景》、《走西口》的开始部分)，而将快速火爆的单曲安排在最尾(如《对花》、《猜调》、《太阳出来喜洋洋》等)，使人感到它与中国传统曲式中散慢中快和起承转合原则的血肉联系。唯一的例外在上半场的最后，鲍元恺以缓慢悲怆的《蓝花花》收尾，耐人寻味。它既奠定了上半场从《小白菜》到《蓝花花》的总体悲剧基调，又通过这种悲剧气氛所造成的心理的空旷感和期待感，加强了与下半场音乐的联系，并使听众最终在《看秧歌》大团圆的喜庆气氛中得到心理的满足。实际上，《炎黄风情》的上下半场恰似悲喜的两大“乐章”。
从乐队的编制和配器中我们不难发现，整部作品只有五曲运用了大型乐队(以加入小号组、长号组为标志)，它们分别为上半场第一组、三组的尾曲和下半场第四组、六组的末曲及六组的二曲。三弦、板胡、唢呐、锣鼓等中国乐器也都安排在上、下半场的最后一组(即三组、六组)之中，这样在上下半场的两大“乐章”中，自然形成了强--弱--强两个拱形结构。在这个大的框架下，鲍元恺也注重了乐曲间情感的反差和调配，极力避免音色和乐思呈示的单一化，做到反复多姿(如《杨柳青》完全运用弦乐的拨奏、《夫妻逗趣》采用乐队与钢琴的竞奏)，最终将全曲集中在同一个调中心上(由《小白菜》的G徵到《看秧歌》的G羽)。这样，原本是一首首零散的民歌就被汇集于一个多样而统一的系统之中了。
《炎黄风情》自创作至今，已经十年有余了。今天，它的妙响仍时常回荡在我们的耳畔，它留下的启示和思考更时常萦绕于我们的心头。它告诉我们，“传统的民族形式未必旧，最现代的手法也未必新。关键却在于我们能否从传统的深厚基础中吸取出新的精神力量。”⑦它提醒我们，不管世界如何变幻，不管技巧怎样翻新，追求使听众强烈共鸣的艺术境界，永远不会过时。它证明，中国作曲家前面的道路不仅很漫长，而且通往成功的途经也很多样，作曲家尽可以在自己偏爱的领地和擅长的角度驰骋创作才华。
注释：
①《乐府新声》1992年4期3页。
②《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985年版)140页。
③ 李焕之《音乐论文选集》(1966年版)6页。
④《巴托克论文书信选》(1985年版)30页。
⑤ 鲍元恺《中国风》(载《音乐研究》1994年2期)。
⑥ 侯军《东方既白》(1993年版)403页。
⑦ 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1990年版)33页。

Ⅱ 乐曲中贯穿始终的是汉族什么的歌音调

摘要】曲调分为声乐曲调和器乐曲调两大类。由人声演唱的声乐曲调，与语言声调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他音域不宽而富有歌唱性；由乐器演奏的器乐曲调和乐器的演奏特点密切练习，因乐器的不同而各具有特色，一般地说，她音域较宽，速度和力度变化较大，富有技巧性。当我们学习声乐演唱过程中我们必须掌握声乐中的曲调特性，曲调的进行及发展手法，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演绎起来更具有深度和韵味。

【关键词】汉族声乐；曲调特性

在中国乐理教程里对曲调是这样定义的：曲调也叫旋律，是直音和腔音按一定逻辑关系互相连接而形成的单音进行。曲调包含音高、节奏和调式三个构成要素。单声部音乐只有一个曲调，复调音乐同事有几个不同曲调；主调音乐则只有一个主要曲调，其他声部为之伴奏。中国重视曲调，曲调是中国音乐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属于不同音乐体裁的音乐作品，其去调结构的原则是不同的。在中国音乐中，板式是节奏的组织结构形式，曲牌是曲调的组织结构形式。

曲调分为声乐曲调和器乐曲调两大类。由人声演唱的声乐曲调，与语言声调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说，他音域不宽而富有歌唱性；由乐器演奏的器乐曲调和乐器的演奏特点密切练习，因乐器的不同而各具有特色，一般地说，她音域较宽，速度和力度变化较大，富有技巧性。

当我们学习声乐演唱过程中我们必须掌握声乐中的曲调特性，曲调的进行及发展手法，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演绎起来更具有深度和韵味。

一、汉族曲调特性

在无半音五声音阶曲调中，宫音地位常常较突出，常以宫商徵羽四基为乐句、乐段与与乐曲的结束音。该类音阶中唯一的大三度宫—角关系对确定调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曲调的进行以级进方式为主：包括小三度的级进。相邻的各音多在同一个三音内，例如江苏民歌《茉莉花》和云南民歌《绣荷包》。

茉莉花前办为两个四小节乐句，后半用三个短小片断组成一个唱粤剧。他们的结尾音依次为“5、1、2、6、5”，即“四基”。除结束句中的个别例外处。全曲的特和相邻三音，舞步在同一个三音组内。在汉族五声音阶民歌中，这种情形十分普遍和典型。如云南民歌《绣荷包》。

在七声音阶曲调中，宫音仍然占有突出地位，五正声的骨干地位明显，除了过渡性、辅助性、装饰性、地区色彩性等情况外，一般不用小二度的级进，出旋宫犯调及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等情形外，一般不以变声“起调毕曲”，也不用作乐句、段落的结束音，甚至不再变声上做较长时值得停留。在旋宫犯调及综合调式性七声音阶等情形下，从谱面上虽不一定能显著地看到上述特征，但弱将其“还原”到相应的调高、调式上，这些特征仍然明晰可见。

二、曲调的进行方式

曲调进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同音反复试即某一音连续多次出现。许多传统典型的名歌都有其特性。例如《映山红》中“3”反复出现。

2、环绕式即在其他的音出现后有回到原来的音，在《映山红》里也可见。

3、上行式和下行式即从较低的音级进或跳进较高的音，这种进行方式往往和紧张度的加强有关，或者从较高的音级进或跳进较低的音级，这种进行方式往往和紧张度的渐弱有关。例如《嘎达梅林》上行和下行的跳进是其特色。

4、波浪式即上行和下行结合起来连续进行，曲调线宛如波浪。这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常常遇见。

三、曲调特征决定了音乐的风格，也决定了音乐的性格

汉族曲调的特征决定其音乐性格比较平和、恬静、雅致而细腻。当然这样的曲调特征是在不同的民族特性以及哲学思想，音乐审美等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反过来看，这也折射出不同民族特性的文化特征。笔者认为，光是了解其特征是不够的。曲调的发展手法对表现音乐意象和陈述乐曲思想情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音乐思维的展示方式。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乐种甚至曲种等的音乐都有相当多的曲调发展手法，有些是互通的，有些是独特的。总体上异常丰富。接下来主要归纳出以下几种曲调发展手法：

1、重复：后一乐句与前一乐句相同或相近。其中可以是乐句的重复，民间称为“句句双”；也可以是后一乐句重复前一乐句的节奏型，音调可以不同。无论采用哪一种重复的手法，两个重复的乐句之间总有一问一答的意味，因而也有人称为“对答”。两种类型若之比较，后者问答意味更强些。

2、换头、换尾：后一乐句重复前一乐句的后以部分，变前一部分的曲调发展手法，称为“换头”；后一乐句重复前一乐句的前一部分，变换后一部分的曲调发展手法，称为“换尾”。进行换头或换尾的两个乐句不一定是半句相同，另半句不同，相同或不同的部分都有可能发生变异。这在很多民歌里都采用此类手法，例如：《凤阳花鼓》任光曲，很明显的第二句和第四句、第六句、第八句都是换头；而《妈妈格桑拉》第一、二句很明显的换尾不换头。

3、分裂：后句不断地反复前句的音调，但在反复时只是用从该句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餐料，而省略调另一部分材料，这种曲调发展手法成为“分裂”，采用这种手法曲调的句读越来越短小，速度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高涨。

4、加花：以原有音乐材料为骨干音，以多种方式对曲调进行装饰，是其更为丰富、生动和流畅的曲调发展手法称为“加花”，类似西洋音乐的变奏。中国音乐里的加花分为原板加花和添眼加花两种。

（1）原板加花以原有的曲调音为骨干音，在不改变板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加花，称为“原板加花”。这种加花一般不改变原曲调的骨架，不引起结构上的变化，乐句中的许多音都需要进行加花，句、逗段结束音也不例外，以求曲调流畅，气韵连绵不断。其具体办法视乐曲风格及乐器演奏法而定。如钢琴曲《锈金匾》第一段和第二段就是明显的不改变原来曲调骨架基础上的加花。再例如广东民间乐曲《三汲浪》，曲情原本沉滞平和，经民间音乐家严老烈采用以原板加花为主的手法改编为扬琴曲《旱天雷》后，全曲贯串着跳跃的节奏，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艺术意境，一跃为广东音乐名曲。

（2）添眼加花即在各板后添眼，是骨干音的失之成倍增加的手法，称为“添眼”；用各种装饰手法对骨干音进行润色的手法，成为“加花”。添眼使时值成倍增加，通常需要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添加一些音符，犹如锦上添花，是曲调更加流畅，这是一种常用的曲调发展手法。在添眼加花时，曲调的骨干音往往不变。在句逗段结束音上往往也进行加花从而是句逗和段罗之间更加连贯，具有脸面不断之感。如果是在声乐曲中进行添眼加花，添眼加花后的旋律应该适合歌曲内容和情感的需要，并顾及歌词的声调。而在器乐曲中进行添眼加花，应当注意乐曲的风格特点并充分注意和发挥该乐器的演奏技法。

5、加垛：以一两个短小的旋律片段为核心音调，在同以因高尚多次重复和变化重复曲调发展手法成为“加垛”，这种手法，可视为反复法的扩展。含有加垛的乐句称为“垛句”，由一个核心音调反复构成的垛句称为“单垛句”；由两个核心音调反复构成的垛句称为“双垛句”。例如云南民歌《猜调》就是典型的双垛句。

6、加穗：即在曲调进行中围绕着某些中心音较为自由地伸展、变化、构成一个带有即兴性发展乐句或段落的曲调发展手法称为“加穗”，一般用在比较欢快、活泼和热烈的乐曲中。用加穗手法发展成的乐句或段落称为“穗子”。

7、承递即下一乐句或月逗的开始部分与上一乐句或乐逗的结尾部分相同，包括高低八度的相同，或相似，称为“承递”。运用承递法可使乐句、乐逗之间紧密谢姐，造成节节如长山蛇，起伏有致，其情韵绵长，扬抑动听的效果。程勇的具体方法有接字和接片两种。如华彦钧的《二泉映月》的起始部分中就是后一句第一音与前一句结尾音相同，民间称作“鱼咬尾”。

8、贯穿：将某个固定或相对固定的音调或者一个小片段，反复地置于曲调的一定结构位置上，这个曲调发展手法称为“贯穿”。这个西洋音乐里的回旋曲的结构相似。

9、递升和递降：后一句或曲调片段按前一乐句在音高上逐步上升，或者后一乐句按前一乐句在音高上逐步下降。这种手法雷系西洋音乐中的自由移位。

10、自由展衍：以前句为基础，进行自由延伸，不断引进一些心得材料，派生出心得乐句的曲调发展手法。采用此法的乐句，有的可以划分出乐句来，有的则难以划分越剧。即使能分出乐句来也长短不一，很不规则。广东名曲《旱天雷》在加花的同是也进行了自由展衍。

除了以上这些曲调的发展手法外，还有其他一些诸如：借字、反调、轻重变换等宫调转换手法以及抽眼、叫散等板式变化手法，不过上述首发主要用与乐句或音乐片段的发展，以构成乐段或乐曲，而借字等手法虽然也用在乐段、乐曲内部的情形，但主要是用与不同的乐段，或同乐曲演奏中的不同变数，甚至派生出新的乐曲。

四、曲调发展手法的中西比较

由于中国音乐中有异常多样的曲调发展手法，所以能用一个相当简朴的主题派生出丰富多彩的曲调，各种曲调发展手法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重复之上。有了重复，便取得了“同”，保证了曲调的前后统一和协调，在这个基础上再以各种手法求得变化，以取得“异”，使曲调获得发展前进的动力，这就形成了曲调中的求同存异，异中有同，大同之中有小异，小异之中存大同。这些曲调发展手法凝结了先辈们的智慧表现了中国的音乐思维特征，反映了中国音乐的特性和民族的音乐审美情趣，反映了“和则同”的“中和”思想以及“变异”与“不易”的辩证同意观念。

西洋音乐中曲调发展手法所强调的同意与变化也就是“同”和“异”，与中国音乐的曲调发展手法相比他更注重强烈的对比。因此，在西洋乐理中，音乐的基本思维则是“对比是一切艺术的首要法则”。接下来我们用黄自的《玫瑰三愿》和舒伯特的《摇篮曲》。

从曲调的特性来看，黄自的《玫瑰三愿》虽然借鉴西方创作手法，但淳朴的五声调式感鲜明，旋律节奏统一，句法匀称。第二段中出现的上行式使得紧张度加强；而结尾的下行式，又让紧张度渐弱，并让情绪回复到平静；从曲调发展手法来看，后一句按前一句在音高上逐步上升，且下一乐句或乐逗的开始部分与上一乐句或乐逗的结尾部分相同。这就同时运用了承递和递升的发展手法。从全局谋篇布局来看：《玫瑰三愿》分为AB两个段落，且第二段与第一段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情绪改变。让音乐层次感显现，使得旋律的走向和曲调的发展更为丰富，色彩更加鲜明。而舒伯特的《摇篮曲》主要采用的大调式曲式，虽然在第三句时出现了改变但最终回到第一句作为结尾，这就是西方作曲手法中常见的结构特征ABA。一二句采用了换尾的手法，承上启下，第三句一般会在其转到属和弦最终回到主和弦上。这是西方常见的“对比”手法。

五、结尾

作为一个声乐表演者或者从事艺术工作者，我们需要对中西方音乐中曲调的特性和发展手法做一些了解和学习。找到中西方在曲调特性和发展手法上的相似之处和区别，我们才能对作品的骨架有所了解，演绎出来才有血有肉。反之，没有了这些骨架的支撑，我们所展示出来的艺术作品无形无状，就不能感动听众，使之产生不了共鸣，我们的艺术表现就是一次失败的表演。作为一个高校艺术工作从事者，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需要学习西方之乐理，更应该学习中国之乐理，使之发扬和传承。让中国之乐理在西方艺术文论里也具备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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