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工笔画上色

『壹』 你拍的最美的花，有哪些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养花迷，我每天都要给家里的花花草草拍各种照片，各种角度的展现它们的美。但是有时候会苦恼，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花瓣的颜色为什么跟实际看到的不一样呢？

不论是不是夏天的花，都可以做成花“汤”，留下最美的纪念。

『贰』 王天胜的作品点评二：

美的咏叹
－王天胜的工笔重彩画—— 牛克诚
《春晖》、《井冈杜鹃红》是工笔重彩画家王天胜的代表作。数十百朵的郁金香、杜鹃花重重叠叠、密集排布，形成一种连天接地的恢宏气势；溪流、山石及园圃在花朵的空隙间偶尔展露，成片的花朵便拥有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生存空间。这也是王天胜以诗一般的情怀全力营构的美的空间。满眼绚烂的连片红色或橙色，是这一空间在表面形态上的直观呈现，它以众多花朵的同构复合，累积成视觉上的扩张感，从而为这一空间赢得观赏效果上的关注力，在展厅中，王天胜的作品因此而格外醒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美的空间，并不只是靠着华丽的外表装扮。当人们走近这一空间，就会发现这里的内容与情节又是那样的丰富。在此，王天胜又用细腻的笔法，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花与枝的穿插、花与花的顾盼、花叶的翻转向背，花蕊的伸展曲张，因而，看似面貌相近的花朵枝叶，就仿佛都具有了各自的性格，它们聚集在这里，争相展示着各自的姿色。画面中的每一处关乎细节的形态、质感及空间关系，都在王天胜的画笔下被精致地推敲与描画。生机盎然、清丽怡人的自然之美就在这种微妙而细致的刻画中而呈现。远观取其势，近观品其质，王天胜工笔花鸟画之美在不同界域的空间都得到了合适的表达；整体的营造氛境与局部的细腻表现，又统一于一种浓丽的画风之中。以此，王天胜用线、色塑造了其工笔重彩画的唯美品格。王天胜擅于驾驭线条，他的线条与传统的铁线、游丝等不同，是根据物象的不同形、质而调动线条的粗细、轻重、提按、使转、浓淡、干湿，在表达花枝草叶等自然形貌的同时，线条自身的表现性也得到充分展现。作为全画之“骨”，这种具有表现性的线条，就是经过了此后色彩的重重积染，其清丽的风神依然动人。王天胜更擅于赋色，不仅能在某一色彩基调下表现出色彩的微妙变化，而且更以一种细腻的分染之功，于匀整的色阶过渡中，让色彩质感与品味得以充分表达。正是用这样的线、这样的色，王天胜在当今中国画坛成功地演绎着工细绚丽的创作风格。这种工细绚丽的工笔画风，无疑是来自中国花鸟画史上的“黄家”传统。这一传统，以五代西蜀黄筌为开宗，又由其子居寀传播于北宋，在后来的北宋、南宋画院中形成影响，在明代有边景昭、吕纪继其后，到清代，又有蒋廷锡、马元驭等远承其绪，近现代以来，有于非庵作为代表。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视色彩表现，强调绘画华贵品质的风格流派。因此，当王天胜以其“黄家富贵”的画风，在当代画坛取得令人瞩目的位置，也正可反映出，当今的审美，已多么不同于从前，国势昌盛、文化振兴的今天，正呼唤着一种绚丽堂皇的画风，就像盛唐时期那样。勾勒、分染的描绘程式，谨细工致的绘画态度，体物写实的创作精神及浓丽繁缛的绘画样式等，都表明王天胜的工笔花鸟与“黄家”传统的一脉相承。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比较，就可以发现，王天胜的作品中虽然显露着黄家画风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但他却并没有在黄氏身后亦步亦趋。因为，我们会看到，王天胜正以一种现代的审美情怀，对黄家花鸟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扬。这种发扬，主要表现在王天胜以现代绘画中的构成意识和现代人的形色感觉来结构画面，从而，用一种繁复的铺排营构一种画面气氛。可以说，在黄氏画派中，还很少见到像王天胜《井冈杜鹃红》那样可以震撼视觉的作品。同时，王天胜又在写实的描绘中注入装饰性元素，在大量同构线形的复调中，渲染出动人意境。这种装饰性表现，主要借鉴于民间美术及工业设计，这对成长于新中国时期的王天胜来说是自然的，而对古代黄家一派花鸟画家来说，则是不可想象的。
醉心于花鸟的王天胜，试图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来全方位表现自然中花鸟之美。他时而将几株花卉置于花瓶，以展现人工环境中花朵的别样之美，时而又以折枝的形式对一株花的枝干、花叶进行细致刻画；时而让一只水鸟一飞而过掠动花丛间的宁静，时而又用满山遍野的花儿展开一个充满芬芳的世界。他用画笔变动着焦距与角度，把花朵枝叶在不同时间、环境下的姿色一一展现，唯恐错漏掉能够使它们尽显美色的哪怕一瞬间。但不管变换何种角度，也不管变换何种背景，他笔下的花卉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生命属性－它们都是盛开的、饱满的、是热烈的，是充盈着旺盛生命力的。如果说“黄家富贵”的特征之一就是以皇家御苑中的名花异草为表现对象，那么，王天胜则只以山野间寻常可见的杜鹃、牡丹等，也同样编织出一种具有阳光般性格的花间世界。这一世界折射着他礼赞自然、炽爱生命的人文情怀。因此，他作品中清丽的线条与细腻的色彩，就并不仅仅是一种炫技性的展示，它们其实是为着对于自然中一切生命奥义的宣示，对于花卉的生机与生趣的传达，对于生态世界的诗情与美丽的渲染。因而，他的作品就可以以一种唯美的形式拨动读者的心弦，并激发起人们对于繁盛、蓬勃境界的神往。当他的笔线、造型、色彩等都立足在这样的基点上，它们就从形式的经营而进入到对于生命主题的昭示之中，因而，它们就成为一种具有内蕴的绘画形式。在中国花鸟画的传统中，一直特别注重创作者主体精神的阐扬，花鸟画家并不是对花或鸟的外观形貌做生物学意义上的描述，他们是把花鸟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媒介，是超越了物种客观属性的某种精神象征；与此相联系，在表现花鸟的同时，画家的人格情操、意识素养等也都展露无遗。因此，花鸟的世界其实是画家个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从王天胜的花鸟画中几乎看不到半点伤感或颓废的情调，而是满目的繁花似锦、万紫千红。这并不是王天胜用一种枉情粉饰着世间冷暖，而是，他时刻都在用一种火一般的激情照射着自然的每一个角落。他用至纯的爱心，接受着自然的感动，并用画笔记下这份感动，描绘出沁满诗意的佳色美境。在王天胜的人物画表现中，也同样表现出这一创作倾向。除了军旅题材，他画得最多的人物形象是少数民族妇女。她们身着本民族盛装，闲适地坐于椅子上，在形象与气质中都透射出一种原始纯真之美；透过她们的眼神，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如水一般清澈的本真世界。这些形象虽然大都出于人物写生，但在形象刻画与勾勒渲染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王天胜在她们身上所寄予的美的理想。这种写生因注入了作者的深情而具有作品深度，这种写实因接受了作者主观情思的润色而更生动感人。在王天胜的工笔花鸟和人物画创作中，体现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尊崇人性、礼赞自然的审美原则。当这种原则变作他笔下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形象，就使得王天胜的工笔花鸟、人物画创作实现了在精神主题上对于传统的超越，如果说传统绘画中的感性表达基本上遭受了封建文化意识与道德伦理的篡改与裹挟的话。王天胜的情也真，画也真，他用他对自然的敏感、对人性的体味，携无数观者去谛听潜涌在山间花草中的自然讯息，去感受那生息在草原、戈壁上的女人们的朴野风味。
王天胜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他长年所坚持的对景、对人写生。他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带学生们外出采风，足迹遍及山野乡村，深切体验了那里的风土与人情。他从不把采风写生仅仅看作是收集素材的创作准备阶段，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家与其所要表现对象之间建立起紧密生命联系的过程。因此，无论是他的花鸟画还是人物画，都能在最寻常的景致或人群中，发掘出动人而精彩的一面。他笔下的花卉与人物也不是机械的照搬摹写，而是在笔墨中饱含着对它们的深情与厚爱。他以这样的情怀，过滤掉了现实中的丑陋与龌龊，而用那娇艳的牡丹杜鹃、用那女子们清澈的双眸，讲述着一个童话般美丽的故事。王天胜在自然与现实中所获得的，并由他的画笔所传达给我们的，可能还不止这些。他所描绘的花卉与女人之美，并不只是表面的令人赏心悦目，他画面中的浓丽色彩也并不只是一味的红绿眩目。他在外在自然的一切显状面貌下，洞彻出它们生命中更为本质的意义，并通过笔下的花卉对这种意义进行象征性的表达。与传统花卉中用梅兰竹菊等象征坚贞或清高不同，王天胜作品中的寓意性，不仅是对自然物象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品格进行延伸，而产生象征的定向联想，他更通过画面的形式构造，特别是色彩的气氛渲染，去营造出某种主题意象，如和平鸽所营造的宁静和谐、郁金香所营造的蓬勃生机、井冈杜鹃所营造的绚烂热烈等等。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表明，王天胜工笔重彩画的笔线、色彩等形式要素，因承担着象征性的表达而变得厚重而深邃。王天胜在咏叹美的同时，也在以诗一般的情怀进行着“意匠经营”，因而，他的工笔重彩画不但有美的形式、美的形象，更有美的意境。它的线条是清丽的，色彩是浓艳的，它的花是华美的，鸟是欢愉的，它的画境是生机盎然、蓬勃向上的。就这样，客观世界的自然状态之美，人性美的自然状态，绘画语言美的浓丽风格，画外意境美的辉煌气格，在王天胜的工笔画中互为表里，和谐统一，从而使他成为实现着完美主义美学精神的当代工笔重彩画家的重要代表。

『叁』 王天胜的作品点评一：

—— 邵大箴
在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绘画遗产中，工笔重彩是其中重要的门类。它是人们运用严谨工整的笔线与浓重的色彩描绘客观世界，表现思想感情的艺术语言，是我国写意绘画体系丰富表现语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画的振兴，离不开工笔重彩与写意水墨的齐头并进，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和写意水墨一样，工笔重彩创作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己取得丰硕成果。它之所以如此地活跃于当今画坛，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是和近几十年来以潘絜兹先生带领的一批工笔重彩画家们的大力提倡和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在这群画家中，一位中年军旅画家王天胜引人注目。他的作品在全国展事中屡屡亮相并多次获得重要奨项，他同时积极参与全国工笔重彩学会的活动，是该会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作为军旅画家，王天胜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认为军旅画家应该首先重视军事主题，创作有现实意义的军事题材画。多年来，他奉献的优秀军事题材作品有《生命之舟》、《巡逻途中》、《绿林》、《隙》、《北疆屏障》、《惜别》等。这些军事题材作品的重要特点，是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入手，着重描写人物的真实感情，塑造亲切生动、可信可敬的人物形象。每件作品的构思独具匠心，根据主题的需要采用不同手法。《惜别》描绘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告别朝鲜乡亲的动人场面，主题深沉，主要用水墨造型；《巡逻途中》写军民鱼水之情，用近乎年画的重彩语言；描写士兵利用休息时间勤奋读书的《隙》和表现士兵在树丛中紧张巡逻的《绿林》，采用的都是用景色来衬映人物的手法，前者用平视特写法，平中有奇；后者用多种视点描绘，奇中有平，各具特色。至于他的寓意深刻的力作《生命之舟》既打破常规的构图法，又巧妙地将写实的人物造型与程式化的装饰手法结合在一起，赋予这一“重大题材”的画面以人情味，以趣味性和装饰感。王天胜的另一部分军事题材画是他创作的士兵肖像，如《兵》、《金芭蕉》等，这些精细刻画人物形象的作品是他深入部队基层生活有了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之后在写生基础上创作的。王天胜十分注意从生活中吸收创作养料，他强调要善于观察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感，特别是发现别人未发现的美。他特别重视在写生中对人物的“情感体验”，注意与其感情交流与沟通，以洞察人物的精神世界。他认为，好的写生需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造型能力、笔线功夫、色彩感觉，而写生也是培养这三种能力的有效途径。鲜活的现实感和传统程式的结合是他大型创作的特色，也是他许多肖像作品的出众之处。王天胜的写实造型能力主要来自工笔画传统，坚持以写“形”为基础、以传“神”为核心的“形神兼备”的理论，但不排斥吸收西画素描造型的某些因素，而是将这些因素融合在以线为主的造型语言之中。在王天胜的创作中，体面造型与线型语言有机结合，但以线型结构为主。他很重视色彩的运用，把色彩和线视为加强人物形象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同样，他在充分发掘民族传统绘画资源的同时，也注意从西方绘画色彩中吸取有益的经验。王天胜笔下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而有神韵，饱满而有情趣，画面纯净、利落，色彩清丽、雅致。尤其是他刻画的少女形象，美而不俗，格调纯正，有很高的观赏性。王天胜不仅工于人物画，在花鸟画创作上，也有杰出的表现。他的花鸟画有两种类型，一类借物写情，直抒胸怀；有的立意深远，含有崇高的寓意。不论那一种类型的作品，他都苦心经营，追求画面的境界，力求其整体、单纯、清净和明丽。花鸟画讲究色彩，色彩处理不当或灰暗无光，或过于艳丽而媚俗。王天胜在色彩上颇为讲究，他用色或浓重或淡雅，掌握有度，线与色彩和谐地融为一体，相互衬映。在绘画语言上，他傍依唐宋绘画传统，还大胆用现代观念设计画面，强化视觉效果。《卿亦解语》、《春晖》、《井岗杜鹃红》、《绿荫》、《洁》、《百鹤呈祥》、《紫气东来》、《春芳》是他工笔花鸟的代表作。《春晖》中百朵盛开的郁金香重重叠叠，气势恢弘，严谨、细致的笔法和在“重复”的描绘中穿挿变化，颇有新意。它与同样用繁复手法完成的《井岗杜鹃红》，成为用花鸟画形式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力作。工笔重彩画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在题材内容和形式语言上有所创新，以反映时代跳动的脉搏，体现人们新的审美趣味，是20世纪以来几代艺术家们探索的课题。王天胜在前辈艺术家创造成果的基础上，为推进现代工笔重彩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取得的成绩表明，工笔重彩的创新决不能离开传统重起炉灶，传统绘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原则永远是中国画创作的指导思想，“形神兼备”始终是中国画的最高审美标准，传统中国画的骨法用笔和随类赋彩等理论见解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予以继承和发展，那些认为工笔重彩的创新只能运用外来的现代观念和技法来使它“脱胎换骨”，显然是不恰当的。当然，我们不能固步自封，而要正视和接受现代人的审美意识，赋予工笔重彩以新的美感。我们还应该有广阔的胸怀，面对包括西方现代艺术的挑战，取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为我所用。总之，王天胜的艺术创作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在于他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他的技法娴熟全面，他的作品格调清新雅致，而主要在于他有开拓意识，敢于和善于从各方面吸收创新资源，在生活中发掘和提炼新的美感，创造有精神内涵，有新形式美感的工笔重彩作品。年富力强的王天胜正值自己创作的旺盛期，他珍惜自己的创造成果，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志向是和同行们一道再创中国色彩的辉煌。我们期待他取得更大的成就。

『肆』 彩铅郁金香怎么画

郁金香花朵呈酒杯杯状，注意画出花瓣边缘细微的褶皱还要用细腻的笔触画出花瓣上的颜色跟纹理。

1、 先铅笔线稿， 用橡皮擦淡铅笔稿后，开始给郁金香上色。先用玫瑰红色给花瓣大致涂抹末一层颜色，画花瓣的时候要注意将笔削尖，顺着花瓣上纹理的方向一笔一笔仔细画出弧线。

2、 从最外层的花瓣开始描绘，用大红色加深花瓣红色的部分，还是按照花瓣纹理的方向来运笔。

3、 将葡萄紫色的笔削尖，在花瓣上细细画出一些线条，丰富花瓣的颜色层次。

4、 接着用曙红色加深花瓣下方的暗部颜色，画的时候要注意依然顺着花瓣纹理的方向运笔。

5、注意在花瓣的内侧和花瓣重叠的阴影处用紫罗兰色用力加深阴影的颜色。

6、 接下来用相同的方法描绘剩下的花瓣，用大红色加深花瓣红色的部分，用曙红色加深花瓣的暗部颜色，并在花瓣上叠画一些葡萄紫色。

7、用中黄色在花瓣的基部叠画少量的渐变色，可以使花瓣颜色更为丰富。

8、 接着用桃红色在花瓣上整体叠画一层淡淡的颜色，使花瓣的整体颜色更为柔和、自然，注意花瓣的边缘保留白色。

9、 接下来给花茎和叶片上色，先用橄榄绿色轻轻画出花茎和叶片的暗部颜色，注意画出渐变色。

10、 然后在花茎和叶片上整体叠画一层绿色，表现出花茎和叶片的固有色，在叶片的亮部用力轻一些再给叶片和花茎整体叠画一层中黄色。

11、 使叶片和花茎的颜色更娇嫩，最后用黄赭色在叶片的边缘叠画一点颜色，表现出叶片的细节。

『伍』 画油画上色时露底怎么办

我觉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颜料：温莎牛顿的颜料应该不会有问题；

2.底子：如果你用的成品底料，应该没问题，如果是自己用立得粉等制作的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有的，毕竟你还不熟悉它们的性质；

3.用油：油用的多，可能回出现一些水纹似的，特别是画前两遍时，也较薄；因为怕裂你画的不厚；

现在，想重新上色，也不要上白色，压在下面有时会起反作用，刮掉即可，画后短时间、存放好不会裂。

『陆』 急切求助！！！！！！！

美与善的统一--读《诗经·周南·桃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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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象桃花一样鲜艳，象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天，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为夫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嘉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树那样年轻，象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诗文欣赏说《诗·关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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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赏析之风颇为流行，但我认为这类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讲《诗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须通训诂，其次还要明诗旨。因为风、雅、颂距今已远，其可赏析处往往即在字、词的训诂之中。加以旧时奉三百篇为经典，古人说诗每多附会；不明诗旨便如皓天白日为云霾笼罩，必须拨云见日，始能领会诗情。这里姑以《关雎》为例而申说之，惟不免贻人以老生常谈之讥耳。

时至今日，大约没有人再相信《毛诗序》所谓“《关雎》，后妃之德也”一类的话了。说《关雎》大约是经过加工的一首民间恋歌，恐怕不会去事实太远。但《齐》、《鲁》、《韩》三家（包括司马迁、刘向）说此诗，都以为它意存讽刺。这又该作何解释？另外，古人很强调“四始”说（即《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认为把《关雎》列为十五国风的第一篇，是有意义的，并非编排上偶然形成的结果。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出说明。

我以为，无论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也好，古文学派的《毛诗》也好，他们解诗，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理解绝大多数“国风”是民歌，把每一首诗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国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诗的本意和后来的引申意混同起来。三家诗看到《关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话，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说诗意是讽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后来的《毛诗》为了同三家诗唱对台戏，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讲“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说它不是刺诗而是赞美之辞。如果我们认识到十五国风中确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断章取义的方式方法，则三家诗也好，《毛诗》也好，他们人为地加给此诗的迷雾都可一扫而空，诗的真面目也就自然显露出来了。

至于把《关雎》列为“国风”之始，我以为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来，乃由于它们是能歌唱的乐章而于诗义无涉，故有些讽刺诗或大胆泼辣的爱情诗也没有被统治阶级删除淘汰。我则以为，从《三百篇》的内容看，总还是先把各地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为它们配乐，所配之乐，必不能丝毫不关涉诗的内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乐谱去牵合。《关雎》之所以为“风”之始，恐怕同内容仍有关联。由于诗中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词句，很适合结婚时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缠绵悱恻、终则喜气洋洋的乐调，而沿用为结婚时的奏鸣曲。盖因恋爱而“寤寐思服”、“展转反侧”乃人之常情，故虽哀而不伤（“哀”有动听感人的意思）；夫妇结婚原属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违反封建伦常，故虽乐而不淫。这样，自然就把它列为“国风”之首了。直到今日，我们遇到喜庆节日，也还是要唱一些欢快热闹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顺心如意。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庆节日的气氛相适应。如果办喜事时奏哀乐唱悼亡诗，撇开吉利与否的迷信观点不谈，至少产生败兴和杀风景的反效果，总是招人憎厌的。《三百篇》的乐章既为统治阶级所制定，当然要图个吉利，把体现喜庆气氛的作品列于篇首。这不仅符合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即从人情之常来讲，也是理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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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以来，《关雎》就有两种分章的方式。一种是每四句为一章，全诗共五章。另一种是分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从文义看，我倾向于第二种分法。第一章是总述，态度比较客观；第二、三章则从男主人公方面落笔，先说他在未得淑女时思念之苦，连觉也睡不着；然后再说他求得淑女与之成婚以后，他将千方百计同她鱼水和谐，使她心情欢乐舒畅。如果说第二章近于现实主义的描写，那么第三章便带有浪漫主义情调，抒情主人公乃为爱情获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讲到这首诗的表现形式，历来也有两种意见。即在赋、比、兴几种表现手法中，有人认为“关关雎鸠”两句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写是比兴，由河洲的禽鸟和水中的荇菜“兴”起君子求淑女的愿望，这就是诗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此诗干脆自始至终都是“赋”。而说它的手法是“赋”的，又有两种解释。一是古人旧说，认为采荇菜的活动本是贵族妇女（包括后妃以及嫔妾）应做的“本职工作”，所以是“赋”；二是今人新说，认为这是一首写实的情歌，小伙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劳动少女，于是表示了爱慕之情，无论“雎鸠”的鸣声也好，采荇菜的场面也好，都是“君子”身临其境耳闻目见的，当然属于“直陈其事”的“赋”了。这些说法都能言之成理，读者不妨互参。

不过如让我讲这首诗，我倒比较倾向于“比兴”说。所谓比兴手法，特别是“兴”，并不是诗人在实际生活之外凭空找来点什么填塞入诗，而是以即目所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际景物做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顺带着产生了联想。我们可以承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眼前实景，但这一对在河洲上互相依偎着一唱一和的水鸟，自然会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寻找淑女以为配偶的强烈意愿。诗人在选择诗料时单单看中了“关关雎鸠”，这本身就体现了“比兴”的作用。否则诗人为什么不写别的呢？换言之，也只有写互相鸣和的一对水禽才与这首诗的主题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赋”的框框里，反倒近于自然主义的解释了。

我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讲成比兴手法，是以字、词的训诂为依据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讲成同义词，即都有“寻求”、“采摘”和“择取”的意思。“流”之训“求”，从西汉的刘向（他是治《鲁诗》的），东汉的高诱（说详《吕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马瑞辰（著有《毛诗传笺通释》），都有考证，而且比较可信。比如《说苑》中《越人歌》的汉译就有一句“搴流中洲”（这一句是经过校订的），这里的“搴流”即为同义复合词，“搴”和“流”都作采摘讲。可是朱熹的《诗集传》则兼用“流”字本义，认为这句是指顺着流水去择取荇菜。此说虽遭清人（如姚际恒）非议，我倒觉得朱熹的讲法是从实际生活出发的。至于“芼”，旧注亦训“择”，朱熹却据董逌《广川诗故》解“芼”为“熟而荐之”。我觉得此解亦近理。在现代汉语中，特别是北京方言，我们经常还听到用沸滚水把菜蔬“芼”（mào）一下的说法。即等水烧开后把生的菜放进去，“芼”之使熟，随即捞出。由此可见，荇菜的从“流”到“采”，从“采”到“芼”，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为左右两边。人们劳动，大抵双手兼用，尤其是采摘或捧掬菜蔬的时候，总是左右手同时并举。这也属生活常识，无劳辞费。

训诂既明，然后讲诗。荇菜之被采摘，犹淑女之被君子所选中。开始采时，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顺水捞来捞去，方向无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来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寻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时，则目标已明，看准后便采到手了。既采之后，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为可食之物，亦即是说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将开始了。我所以把它讲成比兴，正是从字、词的训诂上体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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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谈谈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此诗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对所思女子真是设想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来，连个小弯儿也不拐。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展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后来的剧作家代剧中人立言，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反嫌说得太露；而《关雎》的作者却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这真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了。难得的是这乃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的、我国传统的正常恋爱观，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为夫妇（用“好逑”字样可证），而不仅仅是做为情侣（这同《郑风》里的作品就不同了！），这固然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却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传统特色。

1950年我曾在大学里教过一年《毛诗》专题课，承废名师（冯文炳先生）把他的讲义手稿惠借给我，其中讲《关雎》的一段居然幸存至今，谨转录于下即做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兴”是现实主义的技巧，是不错的。这首诗即河洲之物而起兴，显见为民间产物；采荇尤见出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们对于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莲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们能体会。先是顺流而取，再则采到手，再则煮熟了端上来。表示虽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劳动的真精神），这就象征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与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饭，正是“钟鼓乐之”的时候了，意味该多么深长！同时这种工作是眼前事实，并非虚拟幻想，一面写实一面又象征，此所以为比兴之正格，这才是中国诗的长处。后妃固然主德，但后妃哪里梦见“采荇”的乐趣，也未必看得见“雎鸠”的比翼双飞。不过采诗入乐，“太师”的眼光总算够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学习”罢了。（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转摘自我的一份劫后残存的讲稿中，当时是把先生的意思做为自己的话写下来的，因此可能与原文略有出入，读者鉴之。）

附《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曹丕《秋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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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嘉肴不尝，旨酒停杯。寄言飞鸟，告余不能。俯折兰英，仰结桂枝。佳人不在，结之何为？从尔何所之？乃在大诲隅。灵若道言，贻尔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来，何得斯须。

《秋胡行》属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古辞原意是歌颂秋胡妻的贞烈。诗人以古题写新事，表现怀人之思。朱乾《乐府正义》以为是“魏文思贤之诗”。笔势舒缓、缠绵而婉约。

首二句十字直入主旨，点明了整个事件的原委和结果：早晨即与佳人相期，但直至日夕，佳人却终没有来。其痛苦的语调，浓重的失落感顿时笼罩全篇。

此至，读者也许会产生两点疑问：其一，诗中的“佳人”是谁？真是容冶貌美，为魏文曹丕所倾心期的女性？还是他成就大事业所渴思的贤人？其二，佳人为何失约未来？是关山迢递，路远会难？还是另有曲折，中途变卦？有趣的是：这些为读者关心的问题，不知是作者以为不重要，还是另有隐衷，提不得也，故一起略在诗外只字未提。诗人只是在十六句中，反反复复，絮絮叨叨，极其主观而咏叹调般地倾诉着一个主题，这就是——因佳人失约未来而引起的浓重的失落感。光从字面看，这种失落感和待人不至的焦灼感，似乎是指从早晨与佳人相约开始，到日夕佳人未至这段时间。其实，朝——夕，仅仅是一种光阴的比喻，时间的象征，即以一天象征一生。由朝至夕，乃指从青少年至垂暮之年的整个人生。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始终有一种不能实现的追求，和由不能实现而带来的巨大而又无法弥补的缺憾感。明白了这一点，“佳人”是男是女，为何失约未至这些问题，也许确实就无关紧要，可以略去。重要的倒是，诗人是如何组织和表达这一焦急渴心情的，且让我们欣赏一下：

首先是“嘉肴不尝，旨酒停杯”。为思佳人，茶饭无心。连美酒、连嘉肴都懒得动箸一碰，箸在半空，酒碰到唇边，忽然像电影来了一个停格。心中涌起的，是追求永远不能实现的深层的失落感。二是“俯折兰英，仰结桂枝”，尽管追求不能实现，但自己并不停止这种追求，故其行也高，其志也洁。此化用屈原《离骚》和《九歌》中“结幽兰而延伫”，“结桂枝兮延伫”句式，以示自己贮芬芳而待远人。三则是表示愿意跟佳人到天涯海角，并让海神把最宝贵的“明珠”送给她。四是

『柒』 庞媛的荣誉

其作品曾三次入选“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及“加拿大多伦多造型艺术展”、1991年2月，绘画“盛开的郁金香”获“第二届工笔画学会大展”铜奖、1992年2月绘画作品8幅被中国邮电部选中印成明信片（4400万张）全国发行、1994年4月绘画“红花的夜宴”“获第三届全国工笔画学会大展”银奖、1994年5月绘画“红花礼先赞”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1998年8月赴欧洲14个国家进行艺术考察、学术交流，并在卢森堡举办画展、1998年7月于法国巴黎艺术城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3月于香港参加“香港、北京女性艺术家作品展”、1999年9月荣宝斋出版社编辑出版“庞媛作品选”、2000年1月绘画“如云如霞”参加“中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日本多摩美术大学韩国东亚艺术大学教授作品展、2001年5月绘画“阳光灿烂”入选《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2001年7月天津杨柳青出版社出版，中国画范画丛书“庞媛中国现代工笔花卉精选”、2001年10月绘画“春”被日本长野“中国水墨画美术馆”收芷、2002年1月绘画“红百合”被中南海收芷、02年4月绘画11幅入选“中国当代画家图典”、2002年9月绘画“兰鸢尾”参加韩国釜山画展、集”。

『捌』 :紫藤萝瀑布的课后题第三题的答案

竹：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空处总虚心。

梅：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松：大雪压青松，轻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西江月 咏菊
情系草根霜土，长成风绰多颜。金风黄花遍南山，秋色这边独看。
彩绣摇摇引凤，卷发飒飒流丹。却似银屏走佳颜，满目难穷璀灿

西江月 咏桂
未涉春芳夏艳，不争岁寒三友，默默翠绿映廊楼，待等雁回红瘦。
冷月摇枝始醒，金风拂蕊方秀，一鸣香缕沁神州，处处惊寻楼后。

一

丽影缤纷迎暖日 红妆窈窕绽芳丛
劝君惜取三春色 莫负东风万点红

二

过眼斑斓花弄影 彤彤开似锦霞迎
子规啼却心头血 片片红云动客情

三

独立西风宁自黄 孤标能傲九秋霜
非凡志酝非凡品 自在花开自在香

四

国色天香，幻化虚澄，饰缀锦川。
看黄英紫蕊，飞扬神采；
青烟翠雾，点染斑斓。
丽影娉婷，英姿窈窕，
宛似琼瑶宛似仙。
销魂处，
令百芳失色，艳却人寰。

东风不负朱颜。
怎笑我，多情亦枉然。
惜三春万茎，齐来笔底；
一时百种，难上毫端。
漫雅寻花，超凡览胜，
豪气徒生吟啸间。
何须叹，
且香游宇外，艳盖云天。

五

不爱繁华傲雪中 花光但媚素襟红
孤芳可剪隆冬色 敢对寒风一挺胸

六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七
感时花溅类泪，恨别鸟惊心。

八
桃花潭水深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九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十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十一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十二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十三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十四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十五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十六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港口夕阳斜。
十七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十八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十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二十
我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磨痕

『玖』 有没有人见过画工笔的郁金香花蕊画的画的毕业创作想画，但不知道能

我有画过。纯水墨工笔。

『拾』 画家张素芳荷花作品有哪些

1993年2月 国画《嫦娥》入选《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山西省美术书法作品展。版
1993年10月 国画《为奥权林匹克争光》在“北京2
000.奥林匹克.第一届国际绘画书法艺术大展”中获中青年组优秀奖。
1997年10月 国画《牡丹》《秋韵》入选省美协举办的“山西省写生作品展”。
1998年4月 国画《牡丹》《人物》在太原市首届校园文化节活动中，荣获 美术类比赛一等奖。
1999年1月 国画《人物》《花鸟》获山西省妇女儿童首届书画成人组金奖，银奖。
1999年1月 国画《花鸟》入选省美协举办的山西省首届花鸟画展。
2002年5月 国画《牡丹》入选由中国美协山西分会举办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6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2002年11月 国画《秋韵》《国色天香》入选山西省第六届工笔花鸟画作品展。
2005年3月 国画《郁金香》入选全国“向新杯”国画展，并被收藏。（省美协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