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1. 王实味的介绍

王实味（1906—1947年7月1日），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版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权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杀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2. 王实味的所有作品

《休息》《政治家 艺术家》《野百合花》

3. 求王实味《野百合花》 读后感或评论 至少2000字 谢谢了

心灵上的野百合
心田上的百合花

林清玄

在一个偏僻遥远的山谷里，有一个高达数千尺的断崖。不知道什么时候，断崖边上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百合。百合刚刚诞生的时候，长得和杂草一模一样。但是，它心里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株野草。它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内在的纯洁的念头：“我是一株百合，不是一株野草。惟一能证明我是百合的方法，就是开出美丽的花朵。”有了这个念头，百合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深深地扎根，直立地挺着胸膛。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清晨，百合的顶部结出了第一个花苞。

百合心里很高兴，附近的杂草却很不屑，它们在私底下嘲笑着百合：“这家伙明明是一株草，偏偏说自己是一株花，还真以为自己是一株花，我看它顶上结的不是花苞，而是头脑长瘤了。”公开场合，它们则讥讽百合：“你不要做梦了，即使你真的会开花，在这荒郊野外，你的价值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百合说：“我要开花，是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美丽的花；我要开花，是为了完成作为一株花的庄严生命；我要开花，是由于自己喜欢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都要开花！”

在野草的鄙夷下，野百合努力地释放内心的能量。有一天，它终于开花了。它那灵性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颜色。这时候，野草再也不敢嘲笑它了。

(百合花一朵一朵地盛开着，花朵上每天都有晶莹的水珠，野草们以为那是昨夜的露水，只有百合自己知道，那是极深沉的欢喜所结的泪滴。)
年年春天，野百合努力地开花、结籽。它的种子随着风，落在山谷、草原和悬崖边上，到处都开满洁白的野百合。

几十年后，远在百里外的人，从城市，从乡村，千里迢迢赶来欣赏百合开花。许多孩童跪下来，闻嗅百合花的芬芳；许多情侣互相拥抱，许下了“百年好合”的誓言；无数的人看到这从未见过的美，感动得落泪，触动内心那纯净温柔的一角。

不管别人怎么欣赏，满山的百合花都谨记着第一株百合的教导：

“我们要全心全意默默地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4. 野百合花

百合花的作者是王实味，王石未知，咱稳野百野百合花是一个咱问他的作者是王实味

5. 谁知道一篇文章叫 野百合的什么什么，好像是朱自清写的。。谢谢了！

诗倩_俪影_潇潇
：你好。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先生在194 几年，我忘了，在延安写的。不是朱自清先生的作品。

6. 王实味的悲惨人生

1942年3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
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6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7月1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1983年，她来到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申诉。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年2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7. 谁知道一篇文章叫 野百合的什么什么,好像是朱自清写的.

诗倩_俪影_潇潇
：你好.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先生在194 几年,我忘了,在延安写的.不是朱自清先生的作品.

8. 谁知道 王实味 的《野百合花》原文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
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
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
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
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
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
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
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
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
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
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3月17日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9. 王实味 野百合花 讲的是什么

野百合花只是一本杂文集。其中有一些是对当时的延安里所谓“革命圣地”里的文化政治氛围记下了一些作者较为客观的见解。那时的延安并非毛某所描写的“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也不是今日某些达官显贵、具“毛左”意识形态的人&媒体所形容的“平等博爱”“清正廉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严守纪律”“团结友爱，发扬民主”，更不是那时期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的演讲中所说的“……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实际上，稍懂得一点历史知识（或读过一些“五四”亲历者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延安彼时很有一些高干也有小老婆，开小灶，搞特殊化的，也有不少“为了崇高的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圣地”的文艺女青年暗中怀孕、堕胎的，当然还有一些别的不好的现象；那时候，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胞在血泊中倒下”， 而延安中央大礼堂却夜夜莺歌燕舞。作为一个愤怒的文学青年，敏感的、热情的、勇敢的，对生活有着敏锐洞察力的王实味对此不可能没有微词，王实味发表了一些诸如“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党亡国的危险不能避免“的”危言耸听”的文字。 王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文主义学者、翻译家，他善良、率真，时不时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的朴素的人性观点。当毛泽东鼓励学者们对延安多多批评大胆提意见时（其实是毛想借此向外界透露出中共是一个能够“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可接受善意批评的“虚怀若谷”的政党）（也就是今日官方史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十二个月“延安文艺百家争鸣”风气），毫无城府的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指出了“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王实味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王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当时延安确实是那样），批评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触犯了顶头上司直至最高领袖那个”大人物“，很快，形势急转直下，在当时党要统一思想并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在丁玲、艾青等一大批人都已经屈服的严酷情势下，王仍不改初衷，发表了“……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的文字。
在面临厄运的人生关头，王也总是能坚持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做人的基本良知，大胆鞭挞揭破肮脏和黑暗，1943年王被毛亲自钦点为”托派“，于是王的命运就此注定：在关押几年后，1947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的一处小山丘上，几名刽子手押着五花大绑的王实味，大刀一挥，王实味的脑袋一下子就滚出老远，王的尸体被抛弃于一口枯井内。下令处死王的，有人说康生，其实有康生的参与，只不过是令这件事更加恶劣而矣，李克农、王震、康生三人都亲自指示要处死王实味。没有经过任何司法审判，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
他们即使杀人如草不闻声，但此事很快惊动了文化界，包括国外某些媒体也略晓一二，虽然事后毛泽东也假惺惺地嚷嚷“你们要赔我一个王实味来”，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要显摆出一副毛“大神”之特色的“虚怀若谷”的假胸襟来罢了。

王实味，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奔赴延安前，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共译出近200万字的理论书稿,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什么是革命之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等马、列、恩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小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他也很清楚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故他敢于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也就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学养。

注
王实味语摘录：
“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10. 野百合花的作者是谁

王实味《野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