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评论

1. 为什么说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昆曲当前不可逾越的高峰

牡丹亭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是一部不可逾越的经典。无论典雅的词句，精妙的构思，还是丰富的内涵，先进的思想，都为后世叹服。昆曲六百年，经典还是很多的，长生殿，墙头马上，十五贯，思凡，玉簪记等，都流传广泛。

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昆曲也逐渐消失，几百年来九死一生，几度命悬一线。但历经沧海桑田的不朽的经典牡丹亭始终活跃在舞台上，令古往今来数不尽的观众和读者为之悲，为之喜，为之赞叹，为之感动。即便在古典戏剧式微的今天，依旧散发着别样的光彩。这就是真正的经典。

2. 牡丹亭的杰出之处在哪

作为戏曲经典文本，《牡丹亭》之所以成为经典，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它问世之后，明代后期和清代文人对它的批评接收。第二个阶段则是20世纪以后，现、当代文化人对它的批评、研究和接受，其中，兼有大学教科书作用的中国文学通史的书写，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1904—1913年：《牡丹亭》的艰难现身

1904—1913年，属于中国文学史写作之草创期，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等人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而《牡丹亭》则是以“‘临川四梦’之一”的身份间或现身于本时段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初露头角。

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中，开始对《牡丹亭》给予了更多篇幅的介绍和评价。它将戏曲与诗词并提，较为详细列举元代杂剧、评述明代戏曲，为提升戏曲的文学史地位积力蓄势。在明代众多戏曲作家中，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于汤显祖用笔最多。它将“临川四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采用总体阐述与个体评点相结合的方式予以介绍，“四梦”用笔较为均衡。其间，涉及到《牡丹亭》的主旨、人物设置、艺术特色等方面，或通过考据驳斥旧说，或简要描述阅读体会。可惜的是，这部一百七十余万字的教材未曾流行坊间。

总的说来，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之草创时期，《牡丹亭》的艰难现身，昭示着戏曲在文学领域长期处于“鄙弃不复道”的境地，但同时也孕育着被“扶正”的转机。

二、1914—1940年：《牡丹亭》乃“临川四梦”之最

1914—1940年，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探索期和第一个高产期。这一时期，随着纯文学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以王国维与吴梅等为代表的戏曲研究的广泛展开，戏曲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汤显祖被视为明代传奇最杰出的作家，《牡丹亭》则成为“临川四梦”之最，即汤显祖的代表作品。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有两节与《牡丹亭》相关：“汤显祖有《还魂记》《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以《还魂记》为之最”。此句将《牡丹亭》从“临川四梦”中凸显出来。

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明代戏曲小说未列专节讲解，而是并入“清之戏曲小说”予以简介。他进一步推重《牡丹亭》为明代传奇最佳之作，认为黄九烟“首肯《邯郸》”仅是其个人喜好而已。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牡丹亭》的书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汤显祖视为明代最杰出的戏曲家，将《牡丹亭》视为汤显祖的最佳作品。其二，引用沈德符《顾曲杂言》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关于《牡丹亭》的大段评点文字，介绍《牡丹亭》的主题、演出效果等，对其他“三梦”则是一笔带过，从而进一步将《牡丹亭》推上“临川四梦”之最的位置。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提出“明代曲家中汤义仍最著”，所作“临川四梦”中《还魂记》最脍炙人口，且与《西厢记》同样的家传户诵。1935年，他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进一步概述了《牡丹亭》的情感魅力及艺术特色。

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明代戏曲部分只写第一戏曲家汤显祖，共计五段。前三段主要简述汤显祖的生平、曲坛地位及“玉茗堂四梦”，第四、第五两段着重介绍《牡丹亭》，包括剧情、情节的奇幻而合理外之理、令人肠断魂销的阅读效果等等。

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认为明代传奇著名者当属汤显祖，作品以《牡丹亭》为最。《牡丹亭》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少女的心情刻画地写出，曾博得许多姑娘的眼泪”。赵景深还采用比较法描述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们读俄国屠格涅夫《城里的医生》，尚且为那乡间女子叹惜，低回数日，更不用说这样伟大的戏剧之感人了！”

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认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标志着明传奇黄金时代的来到”，给予汤显祖恰当的定位。他们指出：“《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并取材于唐人小说，只《还魂记》出于臆造，而价值也最高。”最后，以《惊梦》《寻梦》等唱词为例，说明汤显祖作曲“秾艳工丽处似玉溪诗和梦窗词，俊爽质素处也有关、马之风”特点。

另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童行白的《中国文学史纲》，均对“临川四梦”进行了探讨，认为“独以《牡丹亭》之作，显祖之名，足以不朽”。

综合观之，在1914—1940年所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中，汤显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牡丹亭》逐渐从“临川四梦”中脱颖而出，成为汤显祖甚或明代传奇的代表作品，其经典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

三、1941—1980年代：《牡丹亭》为浪漫主义的杰作

这一时期，文学的对象基本被限定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具有审美性的文体，戏曲在文学领域取得正宗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逐渐影响到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戏曲研究领域，即注重“挖掘促使作品产生的社会因素和解释作品的社会内涵和意义”。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孕育了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的较大变化。这些文学史著述，将《牡丹亭》视为“浪漫主义的杰作”，用至少一节的篇幅进行详细介绍，《牡丹亭》的经典地位进一步得以确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牡丹亭》的总的评价为：《牡丹亭》为“才子佳人的恋爱剧”，成功体现了浪漫派作品的特征。他指出：“（《牡丹亭》）戏的内容，实无足取，人死还魂，更属荒唐。戏之结局，仍是团圆旧套，亦无新意。同时戏中所表现的，仍是那些点状元高升发财的旧思想。”《牡丹亭》的真正魅力在于，以《惊梦》等美不胜收的曲文写出“既真且美”的“情”，成功体现了浪漫派作品的特征：“热烈的情感，文字的美丽，幻想的丰富与夸张的描写，所以他能够感动人心，尤为热情的少年男女所爱好。”这是刘著论述的重心所在。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将《牡丹亭》作为专节进行讲授，包括剧情、思想内容（社会学评判）、艺术成就、影响等方面，赋予《牡丹亭》经典的地位。

四、1990年代—至今：《牡丹亭》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与接受，中国学界也开始尝试改造古代文学作品，产生了许多新成果。这些文学史教材不同程度融贯《牡丹亭》的新旧研究成果，挖掘新内涵、探讨新特质，彰显出《牡丹亭》丰富多彩的经典魅力，巩固了《牡丹亭》的文学经典地位。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对《牡丹亭》经典度的继续高扬。在上列文学史中，出现了较之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评论：“《牡丹亭》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杰出剧作”“《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评论共同给予《牡丹亭》杰出的定位，是将该作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对《牡丹亭》性质的多种定位。对于《牡丹亭》，中国学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戏剧分类标准，而是根据中国戏曲自身的特点进行界定和阐释：“《牡丹亭》又是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曲”“这种悲喜交融、彼此映衬的戏曲风格，正是富有中国戏曲特色的浪漫主义的具体体现”。

对《牡丹亭》的文化学解读。或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观照：“汤显祖所师事的泰州学派……都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汤显祖没有像李贽、达观那样去生死打拼，但他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或站在人性的高度予以透视：“汤显祖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在文学领域把至情激扬到超越传统意识的高度，把情与理的冲突所造成的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在对情自身的反思中对传统人性观表现出深切的怀疑和否定，这真是‘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对《牡丹亭》情节结构的新见解。《牡丹亭》的情节结构有两条线索：“人间——阴间——人间，现实——理想——现实”，它“既是杜丽娘人生追求的完整的情感历程，也是汤显祖文化探索的完整的精神历程。”

对《牡丹亭》人物形象的新评价。主要体现在杜宝身上，比如：他是一个深爱女儿，但却对她的痛苦既不理解也无能为力的父亲。这在当时是戏曲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类型。从文化与人性双重角度深入解剖多种身份的杜宝，更为合理。

通过对中国文学通史教材书写视域下《牡丹亭》经典化轨迹的梳理，我们可以见证，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戏曲在文学领域争取正宗地位的艰难履历。从被完全忽略，到简单介绍，到评价的不断升级，《牡丹亭》经典化的轨迹，典型地凸现了戏曲等俗文学自近代以来迥异于诗文的经典化进程与特征。未来，我们对戏曲文学认识的更新与变化，或许会从根本上促进《牡丹亭》等戏曲经典魅力的进一步释放。另外一方面，通过对各个时期文学史对《牡丹亭》的书写，我们又可以看到，《牡丹亭》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也恰恰因为诸多文学史的书写。

3. 牡丹亭的至情观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数百年来，《牡丹亭》以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优美动版人的曲词打动着无数读权者的心。此剧至今仍在戏曲舞台上传演不绝，演者以能出演《牡》剧为幸，观者以能观演《牡》剧为欣。前几年台湾学者白先勇倾力打造青春版《牡丹亭》，意欲借此振兴昆曲，而其于高校巡演在青年学生群和学界所造成的强烈反响，也在实践上证明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是长久不衰的。《牡丹亭》乃写情也，这已在汤翁对此剧的“题词”中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也是古今众多评论家的共识。但是，《牡丹亭》所要表达的“情”，绝非简单的才子佳人式的老套的爱情故事。在这一经久不衰的传奇作品中，作者以其浪漫主义的如椽大笔，赋予了“情”以超越生死的力量。“情”，在《牡丹亭》中融汇了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情趣，以及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的深刻思考，它有着深厚的意蕴，这对中国戏曲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然而生、深挚而能量非凡的真情，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高声赞颂的母题。而在其“至情”的主题之下，其实隐含着多重的文化意蕴。《牡丹亭》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其丰富的哲学思想、社会思考以及对生命内在本质的思考，它给后人的启示是无穷的。

4. 哪个昆剧团演的《牡丹亭》评价最高，最经典

肯定是 白先勇版本的~ 苏州昆剧院的 青春版 最有味道 青春版《牡丹亭》由著名小说家白先勇改编，他对名著进行如此改编的初衷就是要让高雅文化能够雅俗共赏。青春版《牡丹亭》全部由年轻演员出演，符合剧中人物年龄形象。在不改变汤显祖原著浪漫的前提下， 青春版牡丹亭 白先勇将新版本的《牡丹亭》提炼得更加精简和富有趣味，符合年轻人的欣赏习惯。 剧组主创人员： 白先勇 汪世瑜 张继青 王童 任永新 曾咏霓 林克华 白先勇创作理念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制作昆曲《牡丹亭》。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这部扛鼎之作《牡丹亭》是传奇中的国色天香花中之后，五十五折的剧本，架构恢宏，剧情曲折，上两次演出，只见一斑，编演一出呈现全貌精神的《牡丹亭》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这回由苏州昆剧院演出的青春版《牡丹亭》，让我终于圆梦。 这次我也参加了删编剧本的工作，我和编剧小组的其他成员认认真真琢磨了五个月，把五十五折的原本，撮其精华删减成二十九折，分上中下三本，三天连台演完，从第一出 标目 演到最后一出圆驾，基本上保持了剧情的完整。 《牡丹亭》的主题在于一个“情”字，我们的剧本也就贴近汤显祖“情至”、“情真”、“情深”的理念来发展：第一本启蒙于“梦中情”，第二本转折为“人鬼情 ”，第三本归结到“人间情”。汤显祖笔下的“天下第一有情人”杜丽娘因梦生情，一往而深，上天下地，终于返回人间，与柳生梦梅结成连理。在《牡丹亭》中给予爱情最高的礼赞，爱情可以超越生死，冲破礼教，感动冥府、朝廷，得到最后胜利。《牡丹亭》可以说是一部有史诗格局的“寻情记”，上承《西厢》，下启《红 青春版牡丹亭 楼》，是中国浪漫文学传统中——座巍巍高峰。 一般《牡丹亭》的演出本偏重杜丽娘，以旦角表演为主。我们的剧本，还原汤显祖原着精神，加强柳梦梅角色，生旦并重。因此， 拾画 、 叫画 这两出经常演出的巾生代表作，我们捏成一折，做了适当的改编，更加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分钟的独角戏，将巾生表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与第一本杜丽娘的经典折子 惊梦 、 寻梦 旗鼓相当。汤显祖笔下的柳梦梅远不止于儒雅俊秀的“梦中情人”，亦是一介不畏权势，敢与理教抗争的傲骨书生。如此，我们的剧本生旦戏双线发展，达到了对称平衡之美。 老剧种的青春传承 “案头”的文学本编好后，还得经过“场上”表演的试验。我们的总导演是有“巾生魁首”之誉的浙昆名演员汪世瑜，他有五十年的舞台经验，由他逐出排演过后，几经修改，我们的演出本终于定稿。 青春版《牡丹亭》选中了俞玖林及沉丰英分饰柳梦梅及杜丽娘，两位青年演员属于苏州昆剧院的“小兰花”班，形貌唱作俱佳，是极具潜力的两块璞玉，但玉不琢不成器，于是我们大力敦请汪世瑜及江苏省昆剧院饮誉中国昆曲界的“旦角祭酒”张继青跨省跨团进驻苏州，亲自指导并传授。这也是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宗旨之一，借着一出戏的排演，完成世代传承的重要工作。 昆曲这项曾经独霸中国剧坛二百年，有过辉煌历史的表演艺术，从上个世纪初，一直遭到传承危机。民国初年，昆曲几乎消失于中国舞台，幸亏有心人士在苏州成立“昆曲传习所”，训练出一批“传”字辈的优秀演员，日后成为二十世纪昆曲薪火相传的旗手。汪世瑜、张继青正是这些“传”字辈老师傅亲手调教的接班人，汪世瑜师承周传瑛，张继青受教于姚传芗。而今“小兰花”班的俞玖林拜师于汪世瑜门下，而沉丰英亦由张继青正式收为门徒，在传承意义上，二人也就隔代继承了“传”字辈老师傅一脉相传的表演风格。这是属于昆曲表演艺术中正宗、正统、正派的格调。(文/白先勇) 评论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倾倒众生 文\击节而歌 姹紫嫣红的5月，白先勇先生携着他后半生钟爱所系的《牡丹亭》第四度进京，能容纳约3000人的北展剧场，11日的上本演出再次爆满，更巧的是，这正是白先生青春版《牡丹亭》的第100场演出。 人海中的我偷偷观察了一下，30岁以下的年轻人要占到80%，更青春的学生要占到50%；还有呢，多是女同胞们三五成群地结伴而来，男同胞们大多身边都伴着佳人一道儿的。 白先生力挽狂澜，在昆曲年轻一辈传继无力的情况下，策划的青春版让中国最美的古典戏剧再次大放异彩，演绎古典美的，年轻化，欣赏古典美的，年轻化，深蕴古典美学的昆曲，也年轻化。所谓青春版，大抵意义在此？ ——惊鸿一现汤显祖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青春版的《牡丹亭》中，这段点睛之笔竟然由汤显祖本人上场演绎，一现惊鸿啊！此段演完，汤先生转身对着观众，负手长立，舞台的灯光逐渐黯淡下去，于昏黄之中慨然长立的汤先生，此时竟生了些仙气氤氲的味道! ——清心玉映杜丽娘 看牡丹亭之前，在网上搜索资料，听得许许多多的人说华文漪的扮相最美。 现场沈丰英饰演的丽娘之美，是让我爱极了的。由于坐在25排，丽娘的美，是近观不成的了。于远观之中，那略略低眉颔首的羞涩姿态，那微微上扬的万分淑仪的嘴角，那水袖轻挥的盈盈身段，那柔弱细软又声声含情的声段，一个端美淑仪、清心玉映，温柔似水又内心炙热浓烈的宋代大家闺秀，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了她生生死死的爱情神话里。 如果要细细评论丽娘之美，首先应是眉目含情之美，礼教森严的杜太守百般严苛教导出的女儿，举手投足、张口闭口间须得极尽大家闺秀的风范，而丽娘情深如此，这扇心灵的窗户，挡也挡不住满眼的情。我还细细看了丽娘的剧照，每一张和柳生的对视中，均止不住深情。丽娘之美，其次在于声音之美。柔若无骨，千回百转。恰如丝丝袅袅的烟，我生生听出了几许缠绵。 在此之前，听过张继青、华文漪版本的，甚至梅兰芳的录音，若论华丽和丰富之美，若论沧桑之美，若论婉转之美，大师们胜过一筹。可大师们演绎丽娘之时，都已“青春不再”，我们听得出的唱腔之外的韵味，也得于丰实盈厚的岁月沉淀。沈丰英版的丽娘，以青春年少之身演绎牡丹般娇艳正浓之人，多了许多青春柔美的味道。这种青春，有些逼人地真实，甚至闭上眼眸，耳中丝丝婉转，恍然以为不在今世，而在宋代了。 ——舞台、服装及音乐之美 首先狂赞青春版的服装设计，全是古色古香、水墨淡雅的风格，尤其是丽娘和花神的服装。狂赞服装和美术设计——著名电影导演王童，据说花神服装上的图案都是他用画笔一笔一笔地画上去的。我睁大了眼睛，貌似觉得那是巧夺天工的苏州刺绣(更来证实确实是啊)，你想想看，或浓艳、或秀雅的牡丹、杜鹃、梅花、百合、墨兰等等不同花色，栩栩落在柔白细软的丝质绣服上，那是何等的绮丽、古雅啊。(哭啊，好多图贴不上来，回头再找补吧) 《牡丹亭》的舞台十分古典、写意。昨天花神出场的两段很是经典啊，分别是惊梦和离魂那两出。惊梦那出，十位花神姐姐在几位花神哥哥的引领下，分作两路，悠然出场，花神们莲步轻移，裙裾生风，裙摆若水波般灵动，披风随之飘飘扬扬,又有激情壮美的音乐想起，当时不禁想大呼：神仙姐姐啊!。“离魂”一场戏，杜丽娘在花神的簇拥之下，身披曳地的红色大斗篷，慢慢走向舞台深处。渐行渐远的杜丽娘手拈一枝梅花，蓦然回眸之际，音乐响，黑幕之上一束亮光，摄人心魄之美啊! ——争议 尽管白先生的牡丹亭遭到南北一些传统昆曲艺术家的非议，认为青春版的主演的身段唱腔尚需锤炼，认为以短短一年的时间排练整整一本戏，实在有粗制滥造之嫌疑，老先生们忽略了，在美轮美奂的昆曲艺术的生存和极端高雅之间应该如何择？当大众开始为古典美而震撼的时候，昆曲回春的时候也到了。 ——完结篇 “美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国学的美，昆曲的美，使国人的自信力被西方文化冲击的四处逸散的时候，似乎又慢慢凝聚起来。前两天还跟人争论文化复兴的问题，现在国学回暖，昆曲回春，我们的文化复兴还有多远呢?

5. 论《牡丹亭》的诗剧特征

论《牡丹亭》的诗剧特征

题文诗

诗本于情性，有性此有情，

有情此有诗，诗歌入戏剧 ，

诗情诗剧本，剧情寓诗情，

爱好是天然，自然去雕饰，

诗语与剧语，含蓄而简洁，

平淡亦激愤，惟情不虚假 ，

传情以达意，委婉 而 雅致，

西湖比西子，浓淡总相宜，

诗情戏剧化，戏剧传诗情。

至情遍寰宇，诗剧蕴真情。

摘要： 《牡丹亭》作为一部诗剧，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的地位与《西厢记》不分上下，其诗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诗情与剧情，意象与形象以及诗语与剧语等方面的统一，使得《牡丹亭》的“至情”主题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凸显了人物的个性化，刻画了戏剧史上“至情者”杜丽娘的形象。

关键词： 牡丹亭  诗剧  特征

      元明时期，戏剧作家迭起，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更是冠绝一代的代表作。戏剧评论家沈德符曾评价：“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牡丹亭》可以说是一部不亚于《西厢记》的古典诗剧。

        诗剧是一种诗歌体的戏剧形式，介于诗歌与戏剧之间，既具有戏剧的外形，即戏剧的角色，对白，以及特定的结构，同时诗剧又具备了诗歌的内蕴。诗剧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它是诗歌与戏剧的融合与统一，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特征。

一、诗情与剧情的统一

       “诗发乎于情”是诗歌自古的文艺传统，如元明时期杨维桢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而明清时期的曲论家认为“情”是剧曲唯一的本源和内质。诗剧作为诗歌体的戏剧，则兼具有“诗言情”的抒情性特征和戏剧的情节与线索冲突。

       汤显祖自称《牡丹亭》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牡丹亭》作为一部大型的诗剧，在行文之间确实像含蓄有致的抒情诗一般，凝聚着浓重的情思。其抒情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杜丽娘对爱情的萌发到追求整个过程中。作为封建家庭中的一个大家闺秀，杜丽娘待字闺中，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直到在闺塾中读了《诗经》才为“诗章讲动情肠”，在诗的感发下萌生了对爱情的追求，感到“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亏拦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而杜丽娘最初对于自身的青春与美好是不自知的，在《惊梦》一折中，杜丽娘初涉后花园，第一次搏宴看到姹紫嫣红百花开遍的景象，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春天之中，可惜这良辰美景都付与断井残垣，《牡丹亭》在此借后花园的春景以抒发杜丽娘 “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的伤情。

       在《牡丹亭》中，“情”是作为一种强烈的感性体验而存在，由于杜丽娘在因情而逝之前，其情感对象具有梦境的虚幻性，在现实中对情的追求不可能通过外在的现实动作表现出来，因此汤显祖在刻画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上，更多的是将笔触专注于杜丽娘内心情感的抒发。而梦境就成了杜丽娘内心情感的载体，由游园，惊梦，寻梦整个过程，将杜丽娘的情思与忧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亦真亦幻的情节中，杜丽娘“至情”本性便显露出来。

       诗剧是诗情与剧情的统一，剧情是诗剧的必然要求，诗情是诗剧的内在生命，《牡丹亭》的诗情必须借助于剧情才能得以抒发。在剧情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折均以杜丽娘的“情”为线索，围绕杜丽娘因情而梦，因梦而逝，死而复生展开。通销银胡过剧中的冲突，即杜丽娘追求人间至情的叛逆精神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使杜丽娘内心的诗情得以抒发。杜丽娘在封建礼教中艰难地追求爱情，一方面是杜宝代表的操控女儿命运的父权主义，一方面是陈最良代表的封建“妇德观”的传统思想，在与这两者的抗争中，杜丽娘的情感抒发使剧情与诗情统一在一起，给予了杜丽娘心灵深刻的探索与真实的临摹，使杜丽娘“至情者”的个性得以彰显。

二、意象与形象的统一

       诗剧作为诗歌与戏剧的统一体，除了一般戏剧人物形象之外，往往还借助于意象这一诗歌特定的语言特色来加以衬托。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借助物象来表现主观情意。《牡丹亭》中，汤显祖极力将“梅”这一客观的物象渗透在剧情当中，成为杜丽娘的象征。

       梅的品性自古有两种倾向，其一将梅作为不畏强权，绝尘孤傲的代表，其二则赋予了梅高洁，超凡脱俗的品质。《牡丹亭》中杜丽娘崇尚天然，在《惊梦》一折中，杜丽娘坦言自己“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其品性朴素有如梅花，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饰”的美好。但杜丽娘除了有着和梅花一样的美之外，还几乎囊括了梅花所具有的秉性。如文天祥《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中梅花作为贬谪文化的意象，则带有颠沛流离的凄凉色彩。《牡丹亭》中杜丽娘痴情慕色，一梦而亡，化作一缕香魂，汤显祖将梅花贬谪意义的凄清赋予在杜丽娘身上，认为其伤情正像冢上的残梅一般，半开而谢，凄美温婉。同时，杜丽娘命运跌宕起伏，因梦而死，由死而生，也与梅花经冬历春，从枯枝老干到早花占春的生命历程相对应。从本性上看，杜丽娘心有所执，不屈服权威与梅花迎寒而放，不畏严寒的秉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爱情的追求上，她主张爱情自发，择偶自由，婚姻自主，剧中当杜宝呵斥她说:“鬼也邪,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她反唇相讥:“人家白日里高结彩楼,招不出个官婿。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杜宝要杜丽娘“离异了柳梦梅“才肯认她时,她却坚决而又满怀愤懑地哭诉:“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归红泪洒”，这种面对封建礼教顽强的抗争将杜丽娘的清高孤傲的人格的魅力体现得酣畅淋漓。

       在剧中，汤显祖笔下的梅并不仅限于梅花，还将梅子作为一种意象凸显杜丽娘内心的对爱情的希冀。从《诗经》始发，《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中梅子就被赋予女子思嫁之心的象征意义。梅树历经开花而结果，磊磊可爱的梅子便是梅树青春的沉淀，杜丽娘也希望自己能够觅得佳婿，有如梅树一样，让自己美好的爱情开花结果。杜丽娘在写真中手捻青梅，实际上也暗含了自己的思嫁之心。青梅的意象在剧中已然融入杜丽娘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追求。

       意象在诗剧中的运用，使得客观的自然物象与人物的主观情思得到统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也更为凸显，同时意象的运用，也使诗剧的语言含蓄有致。《牡丹亭》中单是“梅”这个意象，就婉转而全面地表现了杜丽娘这个闺中女子的美好，执着与绝尘孤傲的叛逆精神，使杜丽娘的形象生活灵动地显现出来。

三、诗语与剧语

       诗剧既是诗歌体的戏剧形式，其语言也应兼有诗歌与戏剧语言各自的特点，即除了诗歌的抒情性，含蓄简约的美感之外，同时还要体现剧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牡丹亭》中的诗剧语言便是诗语与剧语的统一很好的体现。

      《牡丹亭》中的诗语首先体现在剧中人物的对白往往借助意象或者典故来传情达意，使语言达到含蓄简洁的效果。如《冥判》一折中，胡判官列举花神迷误人间女子罪状时，在短短的一曲中分别借用了三十八种春花委婉地概括了女子从相恋、受聘、结婚、生子，直到老时的整个过程。花神辩解此各色花样均为天公而定，胡判官又借用“有一个夜舒莲，扯不住留仙带；一个海棠丝，翦不断得囊怪；一个瑞香风赶不上非烟在”三个典故，简洁点出自来女色玩花而亡的例子，使花神无从狡辩。这些意象和典故的运用，使得诗剧中流动委婉雅致而又凝练的美感，而无秽语之嫌。

       其次《牡丹亭》的诗语还表现在浓重的抒情性上，在剧中汤显祖大量化用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唐诗宋词，如《写真》一折春香与杜丽娘的唱词“肠断春色在眉间”，“待画出西子湖眉月双高”等句，分别化用了周邦彦《诉衷情》：“一段伤春，都在眉间”，苏轼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等词句。这种诗词情景相融的手法，可以看出汤显祖诗词底蕴之深厚，同时又贴合了剧中人物的感情与环境，为诗剧增添文采。

       而戏剧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与个性化，不同人物的语言与其各自的身份、性格都一一对应，也正是剧语的这种个性化才使得每个角色都显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在《闺塾》一折【掉角儿】中，陈最良与杜丽娘，春香三人的对话，浅白通俗，却将陈最良封建文人的迂腐，春香的俏皮活泼，杜丽娘为温文尔雅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语言矛盾冲突不仅使“春香闹学”这一幕富于喜剧性的效果，也彰显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此外石道姑语言的鄙俗，杜宝的义正言辞……均体现了人物性格的独立性。

       《牡丹亭》中诗语与剧语的统一，既让诗剧富于语言的美感，同时个性化的语言特征也让剧中人物的思想性得到更好的刻画。

     《牡丹亭》既是诗的戏剧化，也是戏剧的诗化。诗与剧的融合与统一，营造出一个充满诗意的戏剧环境，使《牡丹亭》中的“情”在剧中大放异彩，大大增添了《牡丹亭》的戏剧魅力。这种独特的诗剧特征使《牡丹亭》成为戏剧艺术史上的奇葩，在中国古典戏剧中熠熠生辉。

6. 你认为《牡丹亭》的哪个评本比较好

我觉得牡丹亭我还是更喜欢金圣叹的评本，我喜欢他的评书方式。金圣叹先生的语气更容易把我们带入牡丹亭那个如梦如幻的故事情节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7. 《牡丹亭》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

《牡丹亭》的这个主题有其强烈的时代意义。

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悔握哗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碧行妇女因节烈殉死“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可见这种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如何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牡丹亭》提出背叛封建礼教，无疑地有着强烈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有进步的思想指导，有明确的反礼教的创作动机，剧本的思想内容更显得深湛。作者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皮唯剧。“情”，就是人们真正的感情，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封建教义和家长的专横对青年人身心的束缚。这种冲突既表现为杜丽娘、柳梦梅和封建家长杜宝之间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斗争，也反映青年男女为摆脱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作出的努力。这种从爱情的角度上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与明中叶的进步思想家反对程朱理学以摆脱礼教的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通、遥相呼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在思想上概括得更高，有着更进步、更深远的意义。

《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有着和其他爱情剧不同的特色。作者让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这种异乎寻常、出死入生的爱情，使全剧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塑造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情剧方面形成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种特色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作者善于继承前代戏曲遗产，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作者有进步的理想，是这种理想激烈迸发的结果。

8. 《牡丹亭》的几点思考

对《牡丹亭》文本的传播学思考

戏曲传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传播现象,开展对这一传播现象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播学的视角来观照汤显祖的戏剧,研究汤显祖戏剧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刊印、评点和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汤显祖戏剧的社会价值。

一、《牡丹亭》的刊印——突破戏剧传播的时空局限
汤显祖创作出《牡丹亭》这一名剧后,首先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戏剧文学进入商业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虽然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商业化印刷时代的到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商业化印刷使戏剧文本批量化地复制出来,从而使戏剧传播突破时空的局限,传播得更广泛、更久远,这就是印刷传播的价值所在。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一个因素是出版业。明代官刻图书极为发达,以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为代表,各级政府机构也无不刊刻书籍。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万历以后,印刷业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士大夫竟以刻书为荣。明清时期,江西抚州一带流传着“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谚语。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木刻印书相当兴盛,成为当时一个较有名的书肆,这为汤显祖戏剧文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统计,《牡丹亭》从明到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代出版各种版本11个,清代出版各种版本13个,解放后出版的版本2个,另有三个曲谱本:清代2个,民国1个,这一组数字充分说明《牡丹亭》在明清传播的盛况。以明代为例,《牡丹亭》版本有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石林居士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泰昌刻朱墨套印本、朱元缜校刻本(即怀德堂刻本)、蒲水斋校刻本、天启四年张氏著坛校刻本、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明末柳浪馆刻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这里有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其中以家刻本居多,如汲古阁刻本、独深居点定本、石林居士刻本等等。由此可见,明清人热衷于刊刻《牡丹亭》。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二个因素是流通渠道。在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中,受众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来接受传播的,戏剧文本已作为一种商品,经过特殊的流通渠道,实现从传播者到受众所有权的转换。戏剧文本传播的市场渠道是书店,在古代即“书肆”、“书坊”、“书铺”。其基本经营方式,包括“卖书”、“贩书”、“佣书”等。明代书肆是以营利为目的,书肆在大量地销售通俗小说和戏剧文本。书肆的兴起,为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流通渠道,使戏剧文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传播。《牡丹亭》的坊刻本有金陵文林阁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等(文林阁主人是唐锦池,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这两家都是金陵书坊的大出版商),还有歙县朱元缜的怀德堂刻本(江西境内),这些坊刻本的发行数量巨大,流通区域广泛。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编辑方式。历史上戏剧文本的传播形式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而《牡丹亭》有相当多的版本是以单本形式保留至今,这正说明《牡丹亭》是具有传播价值的。《牡丹亭》还有一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的,像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和《缀白裘》所收折子戏等等。在戏剧的选辑传播中,有加曲谱和不加曲谱之分,这也是由其传播对象的不同需求决定的。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戏剧表演者,这极大地方便了戏曲艺人的演出,也方便了戏曲研究者进行分析研究;不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是范围相对广泛的一般读者。选辑的类型、标准等均与受众的需求相关,《牡丹亭》的大部分版本都是以不加曲谱的形式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单本的广泛流行正说明许多读者对《牡丹亭》这一剧本情有独钟。
自从《牡丹亭》问世至明代灭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刊印一次《牡丹亭》。没有刊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就无从谈起。各种版本的出现对《牡丹亭》在各个时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大批量的印刷又使《牡丹亭》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印刷传播使《牡丹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能够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牡丹亭》一剧能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正是通过戏剧文本的生产、复制、传播来实现的。所以,《牡丹亭》的刊印在其文本传播中居功至伟。

二、《牡丹亭》的评点——丰富文本传播的内容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戏剧评点实际上是对戏曲信息的一次重新加工,这种润饰加工有利于人们对原剧作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的传播。戏剧文本的阅读、评点,再阅读、再评点,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过程,多数人通过戏剧文本的评点参与戏剧传播活动。当《牡丹亭》出现后,许多文人都争相评点,发表看法。《牡丹亭》能在明代剧坛确立其崇高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思任、沈际飞等理论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各方面挖掘出其审美价值。陈继儒在当时就十分感慨地说:《牡丹亭》“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骷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哭,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我们这里选几则评点略作分析:
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亭》。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酥。……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高度评价了《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认为其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能做到笑者有声、啼者有泪、叹者有气。各色人等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因此,《牡丹亭》在社会上流传后,其传播效果极佳:能令后世之听者伤感落泪,读者眉头不展,无情者也怦然心动,有情人却是肝肠断裂。后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女子,更是把《牡丹亭》看作是追求爱情的知音书,为情而死的安魂曲。
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云:“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何所不至矣。”潘之恒从情感表现的角度对杜、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真”字,正是这种真情、至情使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揭示了杜、柳形象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杜、柳形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明代曲论家张琦则对《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这里把《牡丹亭》和元代名剧《西厢记》并提,说它们在互争高低,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来比照,说它上薄《风》、《骚》,下夺屈、宋,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这样的评点对于人们认识《牡丹亭》的价值,促进《牡丹亭》在中国剧坛的传播都不无裨益。
从评点传播的角度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妇合评本。这部《牡丹亭》评点本,饱含着陈同、谈则和钱宜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三妇评本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欢迎。钱塘女子顾姒在《三妇评本跋》中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林以宁题序中更叹为:“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由此可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还魂记》之所以广泛流传,成为《牡丹亭》各种评点本中一种有影响的本子,绝非偶然,主要在于这个本子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三妇本的出现,在《牡丹亭》的戏剧文本传播过程中又形成新的传播效应:清代有梦园刻三妇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后来又有绿野山房和清芬阁刻三妇合评本。杨葆光的评点就是批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同治庚午重刊,清芬阁藏版)上的,共有一百一十二条。
评点传播往往渗入了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使戏剧文本产生大于原剧作的积极意义。历代的戏剧评点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再生成的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古典戏曲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可理解性,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越来越从戏剧文本中扩散、辐射开来。对于大多数当代人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古典戏曲是经过重新阐释后的产物。由此可见,评点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许许多多戏曲爱好者的评点,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汤沈之争”——一场具有传播学意义的论争
对《牡丹亭》文本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明代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当时戏剧的中心在江苏一带,吴江派阵容强大,而沈璟又是吴江派的核心人物,汤显祖与之进行论争,成为明代文坛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我们先来看看“汤沈之争”的起因,这场论争是由《牡丹亭》这个具体作品引起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一方面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另一方面也因某些地方不合音律而引起了众多的非议。沈璟、臧懋循从音乐角度解读《牡丹亭》的曲词,发现其中许多曲词不合音律,所以对《牡丹亭》提出批评,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改编《牡丹亭》,从而引起了汤显祖的不满,也引爆了这场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戏曲传播的问题,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制码与译码的关系,每个接受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艺术修养和个人思想来解读戏剧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分同意,而且接受者可以用文本传播者无从预测的方式来对戏剧文本进行译码。“汤沈之争”实质上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码与译码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接受者(沈璟)对《牡丹亭》文本的信息进行译码时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汤显祖)的编码来解读,有时还破坏了作品的意趣,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
再来看看“汤沈之争”的焦点。“汤沈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沈璟在形式上极力追求声调格律,沈璟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沈璟还专门写了《南九宫十三曲谱》、《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声律著作。而汤显祖则重视“曲意”,认为写戏剧固然要依据曲律,但不应受曲律的束缚,认为“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沈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两派对词章的看法不同,两派的创作风格也不同。汤显祖是文采派,而沈璟是本色派。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一文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沈璟强调本色、当行,本色是指语言通俗易懂;当行是指熟悉舞台演出艺术的行家里手。沈璟用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去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忽略了汤显祖戏剧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可取。但是,从戏曲传播角度来看却不无道理。清代李渔就曾说过:“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为了舞台演出,使《牡丹亭》能为观众更好地欣赏,从而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汤沈之争”的焦点也与戏曲传播有关。
三看“汤沈之争”的传播价值。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价这场论争的是与非,只想从传播角度去思考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三百多年前的这场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很多戏曲家和评论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漩涡,这场论争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轰动效应。“汤沈之争”值得我们深思的,主要的不是戏剧创作问题,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价值:通过这一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牡丹亭》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该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宣传了汤显祖及其戏曲理论,从而使汤显祖迅速地进入明代剧坛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家。
综上所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以刊印为主,各个时期书商的编辑、出版和销售使《牡丹亭》能广泛地流传开来,也使之得以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是文本传播的基础。不同时期的戏剧评点,又大大地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文本。至于“汤沈之争”的价值,已超出了文本的范畴,它使我们认识到,对《牡丹亭》的认识有文学的、音乐的、舞台的和传播的等差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汤沈之争”已然成为中国戏剧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使《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