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通俗

⑴ 《牡丹亭》的几点思考

对《牡丹亭》文本的传播学思考

戏曲传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比较广泛的传播现象,开展对这一传播现象的研究,能更好地了解我国古代文化传播的情况。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传播学的视角来观照汤显祖的戏剧,研究汤显祖戏剧文本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情况,通过不同时期人们对它的刊印、评点和关注,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汤显祖戏剧的社会价值。

一、《牡丹亭》的刊印——突破戏剧传播的时空局限
汤显祖创作出《牡丹亭》这一名剧后,首先通过印刷出版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戏剧文学进入商业化传播的基本条件。虽然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商业化印刷时代的到来则是明代以后的事。商业化印刷使戏剧文本批量化地复制出来,从而使戏剧传播突破时空的局限,传播得更广泛、更久远,这就是印刷传播的价值所在。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一个因素是出版业。明代官刻图书极为发达,以内府刻本、监本和藩刻本为代表,各级政府机构也无不刊刻书籍。清人袁栋《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万历以后,印刷业更加繁荣,一时之间士大夫竟以刻书为荣。明清时期,江西抚州一带流传着“临川才子金溪书”的谚语。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木刻印书相当兴盛,成为当时一个较有名的书肆,这为汤显祖戏剧文本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据毛效同的《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统计,《牡丹亭》从明到20世纪60年代,有各种版本共计26个,其中明代出版各种版本11个,清代出版各种版本13个,解放后出版的版本2个,另有三个曲谱本:清代2个,民国1个,这一组数字充分说明《牡丹亭》在明清传播的盛况。以明代为例,《牡丹亭》版本有万历金陵文林阁刻本、石林居士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泰昌刻朱墨套印本、朱元缜校刻本(即怀德堂刻本)、蒲水斋校刻本、天启四年张氏著坛校刻本、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明末柳浪馆刻本、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这里有家刻本、坊刻本和官刻本,其中以家刻本居多,如汲古阁刻本、独深居点定本、石林居士刻本等等。由此可见,明清人热衷于刊刻《牡丹亭》。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二个因素是流通渠道。在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中,受众是通过市场消费渠道来接受传播的,戏剧文本已作为一种商品,经过特殊的流通渠道,实现从传播者到受众所有权的转换。戏剧文本传播的市场渠道是书店,在古代即“书肆”、“书坊”、“书铺”。其基本经营方式,包括“卖书”、“贩书”、“佣书”等。明代书肆是以营利为目的,书肆在大量地销售通俗小说和戏剧文本。书肆的兴起,为戏剧文本的印刷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流通渠道,使戏剧文本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传播。《牡丹亭》的坊刻本有金陵文林阁刻本、金陵唐振吾刻本等(文林阁主人是唐锦池,而唐振吾是广庆堂的主人,这两家都是金陵书坊的大出版商),还有歙县朱元缜的怀德堂刻本(江西境内),这些坊刻本的发行数量巨大,流通区域广泛。
影响印刷传播的第三个因素是编辑方式。历史上戏剧文本的传播形式有两种,即单本和选辑。由于戏剧历来受正统文学观念排斥以及单本传播自身的弱点,以单本存世的剧作极其罕见,而《牡丹亭》有相当多的版本是以单本形式保留至今,这正说明《牡丹亭》是具有传播价值的。《牡丹亭》还有一部分是以选辑方式传播的,像崇祯独深居点定《玉茗堂四种曲》所收本、汲古阁刻《六十种曲》卯集所收本和《缀白裘》所收折子戏等等。在戏剧的选辑传播中,有加曲谱和不加曲谱之分,这也是由其传播对象的不同需求决定的。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主要是戏剧表演者,这极大地方便了戏曲艺人的演出,也方便了戏曲研究者进行分析研究;不加曲谱的戏剧选辑本的传播对象是范围相对广泛的一般读者。选辑的类型、标准等均与受众的需求相关,《牡丹亭》的大部分版本都是以不加曲谱的形式出现,正是为了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而单本的广泛流行正说明许多读者对《牡丹亭》这一剧本情有独钟。
自从《牡丹亭》问世至明代灭亡,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刊印一次《牡丹亭》。没有刊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就无从谈起。各种版本的出现对《牡丹亭》在各个时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大批量的印刷又使《牡丹亭》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所以印刷传播使《牡丹亭》突破了时空的局限,能够进行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牡丹亭》一剧能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经久不衰,正是通过戏剧文本的生产、复制、传播来实现的。所以,《牡丹亭》的刊印在其文本传播中居功至伟。

二、《牡丹亭》的评点——丰富文本传播的内容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戏剧评点实际上是对戏曲信息的一次重新加工,这种润饰加工有利于人们对原剧作的理解与认识,有利于在特定时代、特定范围的传播。戏剧文本的阅读、评点,再阅读、再评点,就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过程,多数人通过戏剧文本的评点参与戏剧传播活动。当《牡丹亭》出现后,许多文人都争相评点,发表看法。《牡丹亭》能在明代剧坛确立其崇高地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思任、沈际飞等理论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各方面挖掘出其审美价值。陈继儒在当时就十分感慨地说:《牡丹亭》“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骷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哭,关汉卿、高则诚曾遇此知音否”?我们这里选几则评点略作分析:
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说:“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亭》。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酥。……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固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王思任高度评价了《牡丹亭》的艺术成就,认为其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能做到笑者有声、啼者有泪、叹者有气。各色人等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形象鲜明生动,呼之欲出。因此,《牡丹亭》在社会上流传后,其传播效果极佳:能令后世之听者伤感落泪,读者眉头不展,无情者也怦然心动,有情人却是肝肠断裂。后世深受封建势力压迫的青年女子,更是把《牡丹亭》看作是追求爱情的知音书,为情而死的安魂曲。
潘之恒《鸾啸小品·情痴》云:“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何所不至矣。”潘之恒从情感表现的角度对杜、柳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真”字,正是这种真情、至情使他们的爱情产生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揭示了杜、柳形象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杜、柳形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明代曲论家张琦则对《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在《衡曲麈谭》中说:“临川学士,旗鼓词坛,今玉茗堂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这里把《牡丹亭》和元代名剧《西厢记》并提,说它们在互争高低,尤其是把《牡丹亭》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来比照,说它上薄《风》、《骚》,下夺屈、宋,是中国戏曲史上的杰作。这样的评点对于人们认识《牡丹亭》的价值,促进《牡丹亭》在中国剧坛的传播都不无裨益。
从评点传播的角度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妇合评本。这部《牡丹亭》评点本,饱含着陈同、谈则和钱宜三位青年女子的感情,浸透了她们的心血。三妇评本一出,便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妇女读者的欢迎。钱塘女子顾姒在《三妇评本跋》中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惜其评论,皆不传于世。今得吴氏三夫人合评,使书中文情毕出,无纤毫遗憾;引而伸之,转在行墨之外,岂非是书之大幸耶!”林以宁题序中更叹为:“今得吴氏三夫人本,读之妙解入神,虽起玉茗主人于九原,不能自写至此。异人异书,使我惊绝!”由此可见,《吴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还魂记》之所以广泛流传,成为《牡丹亭》各种评点本中一种有影响的本子,绝非偶然,主要在于这个本子确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三妇本的出现,在《牡丹亭》的戏剧文本传播过程中又形成新的传播效应:清代有梦园刻三妇合评本,书名标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后来又有绿野山房和清芬阁刻三妇合评本。杨葆光的评点就是批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同治庚午重刊,清芬阁藏版)上的,共有一百一十二条。
评点传播往往渗入了传播者的思想观念,使戏剧文本产生大于原剧作的积极意义。历代的戏剧评点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意义再生成的作用,它一方面使得古典戏曲在传播中不断产生新的可理解性,一方面又使得人们对戏剧的理解越来越从戏剧文本中扩散、辐射开来。对于大多数当代人而言,他们所理解的古典戏曲是经过重新阐释后的产物。由此可见,评点在《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许许多多戏曲爱好者的评点,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牡丹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汤沈之争”——一场具有传播学意义的论争
对《牡丹亭》文本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件事就是明代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当时戏剧的中心在江苏一带,吴江派阵容强大,而沈璟又是吴江派的核心人物,汤显祖与之进行论争,成为明代文坛一个重大的事件,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我们先来看看“汤沈之争”的起因,这场论争是由《牡丹亭》这个具体作品引起的。《牡丹亭》问世以后,一方面以其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震惊了当时的文坛;另一方面也因某些地方不合音律而引起了众多的非议。沈璟、臧懋循从音乐角度解读《牡丹亭》的曲词,发现其中许多曲词不合音律,所以对《牡丹亭》提出批评,并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改编《牡丹亭》,从而引起了汤显祖的不满,也引爆了这场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戏曲传播的问题,传播者和接受者是制码与译码的关系,每个接受者都会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艺术修养和个人思想来解读戏剧文本,因此制码的意义可能会被接受、拒绝或部分同意,而且接受者可以用文本传播者无从预测的方式来对戏剧文本进行译码。“汤沈之争”实质上就是传播者与接受者在制码与译码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接受者(沈璟)对《牡丹亭》文本的信息进行译码时没有完全按照传播者(汤显祖)的编码来解读,有时还破坏了作品的意趣,从而引发了这场论争。
再来看看“汤沈之争”的焦点。“汤沈之争”的第一个焦点是如何看待戏曲中的音律问题。沈璟在形式上极力追求声调格律,沈璟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沈璟还专门写了《南九宫十三曲谱》、《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声律著作。而汤显祖则重视“曲意”,认为写戏剧固然要依据曲律,但不应受曲律的束缚,认为“余意之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沈之争”的另一个焦点是:两派对词章的看法不同,两派的创作风格也不同。汤显祖是文采派,而沈璟是本色派。汤显祖在《答吕姜山》一文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沈璟强调本色、当行,本色是指语言通俗易懂;当行是指熟悉舞台演出艺术的行家里手。沈璟用戏曲舞台的基本要求去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忽略了汤显祖戏剧独特的风格和意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可取。但是,从戏曲传播角度来看却不无道理。清代李渔就曾说过:“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沈璟改编《牡丹亭》,是为了舞台演出,使《牡丹亭》能为观众更好地欣赏,从而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如此看来,“汤沈之争”的焦点也与戏曲传播有关。
三看“汤沈之争”的传播价值。我们不想过多地去评价这场论争的是与非,只想从传播角度去思考这场论争所带来的客观效果。三百多年前的这场论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国戏曲史上是空前的,当时很多戏曲家和评论家都卷入了这场论争的漩涡,这场论争在当时的剧坛产生了轰动效应。“汤沈之争”值得我们深思的,主要的不是戏剧创作问题,而是其本身所具有的传播价值:通过这一事件,极大地提高了《牡丹亭》的社会地位,扩大了该剧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更好地宣传了汤显祖及其戏曲理论,从而使汤显祖迅速地进入明代剧坛的中心,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戏剧家。
综上所述,《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以刊印为主,各个时期书商的编辑、出版和销售使《牡丹亭》能广泛地流传开来,也使之得以长久地保存下来,这是文本传播的基础。不同时期的戏剧评点,又大大地丰富了《牡丹亭》文本的内涵,使人们能深入地、立体地理解文本。至于“汤沈之争”的价值,已超出了文本的范畴,它使我们认识到,对《牡丹亭》的认识有文学的、音乐的、舞台的和传播的等差异。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汤沈之争”已然成为中国戏剧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促使《牡丹亭》的文本传播产生放大效应,从而引起后世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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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昆曲牡丹亭音乐赏析

“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是杜丽娘第一次踏进自家后花园时，看到眼前的“好天气”而叹出的一句词，唱腔婉转动人、曼 从结构上看，《惊梦》这出戏它可分为“游园”和“惊梦”两部分；就内容而言，主要写女主人公杜丽娘的青春觉醒，梦里钟情，是她反抗和追求的叛逆之路的开始，文采飞扬，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妙悠然，“烂漫春光下，步步美人归，”写杜丽娘游园前对镜梳妆时的内心活动。这支曲子是在杜丽娘赞叹“好天气也”的念白之后起唱的，所以从春光，春意落笔。“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是写大地回春以后，各种冬眠的昆虫都苏醒了，纷纷吐丝活动，这些虫丝是很细的，只有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才能见到。“袅晴丝”就是指这种摇曵、飘忽的春游丝，也吹进了这冷落的庭院。作者不写桃柳蜂蝶，唯独选取了纤细的游丝，此中大有新意妙理。一、这样写完全是从规定情景出发，它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产物。所以在小庭深院中的女主人公难以直接看到姹紫嫣红的春色，在这里只能从晴丝上体味到一点可怜的春光。二、这样写与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杜丽娘是一位过着闲适而愁闷的深闺人物，她是个对春天十分“关情”的妙龄少女，唯其这样，才会有此细心而专注的观察。游丝是很细的，不是心细专注的人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说这两句同人物身份性格相吻合。三、这样写体现出人物微妙心绪的理想物化形态，“晴”与“情”、“丝”与“思”谐音，所以“晴丝”语意双关。它即指晴空里的游丝，又是女主人公心中缠绵飘忽的情丝。无论是“游丝”还是这种“情思”，它都是这般纤细朦胧，都是那样的难以捉摸。春风将轻软的游丝吹进幽深庭院的景象，也可以看作是春光打开了丽娘闭锁的心扉，被萌生的情思逐渐摧开的那种心理写照。作者描绘的既是游丝袅袅的春景，也是情思缠绵的春情。情与景，物与我，虚与实结合的非常巧妙，真称得上是体察入微。

⑷ 传统戏曲《牡丹亭》和《桃花扇》相比，哪个成就更高

《牡丹亭》和《桃花扇》，二者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至于哪个成就高，只能说一悲壮一惊喜各有千秋，前者险胜。

《牡丹亭》爱情至上，倾向于抒情缱意，有小女儿的细腻之态，有情人终成眷属；《桃花扇》家国至上，更倾向于大气叙事，恢弘悲壮，有情人双双出家了。

《牡丹亭》剧照

而《桃花扇》由于题材的特殊性，一度被禁，加上词曲格律不如《牡丹亭》出色，剧中人物众多对观众要求更高，显得文人化和案头化倾向比较明显，导致此剧不能经常上演。

相比之下《牡丹亭》则因无伤大体，一直得以演出，从戏曲史上的成就来说，还是《牡丹亭》更高些的。

⑸ 《牡丹亭》中则为俺生小婵娟是什么意思

通俗一点大约是：像我这样的小美女… 婵娟绝对是美女的意思。这段山坡羊就是思春怨婚。

⑹ 牡丹亭游园原文~~

【绕地游】

梦回莺啭

乱煞年光遍

人立小庭深院

炷尽沉烟

抛残绣线

恁今春关情似去年。

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

你侧着宜春髻子恰凭栏。

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

已吩咐催花莺燕借春看。

云髻罢梳还对镜

罗衣欲换更添香。

《游园惊梦》是昆曲《牡丹亭》的一个曲目。作者为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其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杜丽娘与柳梦梅那亦真亦幻的爱情故事。

杜丽娘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日，背着父母和塾师，和丫环春香到后花园游春，花香鸟语，触景伤情，游倦之后，回房休息。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在花园中相会，并有许多花神一起来为他们做媒。

(6)牡丹亭通俗扩展阅读：

《游园惊梦》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苦心经营制造“梦”的意象。梦境和仙境，十分相像，只有一点大异：仙境是永恒的，梦境是短暂的。人类往往不愿面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悲苦事实，却躲藏入“一切如故”的自欺幻想里。

然而，俗语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晚窦夫人这栋“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的大楼公馆，哪里持得了多久，转眼间就会灯火熄灭，烧成灰烬。今晚的钱夫人，就是明天的窦夫人。

作者对过去生活的追忆更多的是在心理情感上对故国的眷恋。在这里，故国不仅仅是祖国大陆、旧时家园，而是一种情感，一种对旧时在心理上的认同感、归属感。故国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情感，而祖国大陆、旧时家园只是承载这种情愫的载体。这种情愫，以乡愁的形式表现出来。

⑺ 《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泰州学派兴于晚明时期，继承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致力于平民的儒学教化，强调人格平等，思想解放，在当时是较为激进的学派。汤显祖师承泰州学派的大师罗汝芳，也倡导自然求真，认为人性为贵，并且尊崇李贽这般思想激进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程朱理学。事实上，他在刻苦读颂孔孟经典之外，敬重宋明理学，而且撰文也遵循理学的重要观点。[1]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中的“灭人欲”也并不是指消灭人的一切正常的欲望，而是私欲。这与汤显祖倡导“情”、强调“人性”并无矛盾。因此，汤显祖虽然具有较为先进、解放的思想，但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反对封建理学思想的斗士是不恰当的。 汤显祖真正的叛逆来自文学上的探索。宋元之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和散文等文体开始衰弱，明代文人不断思考问题所在，并尝试重现前朝文学的繁荣。汤显祖也在诗歌散文上做过许多尝试，然效果甚微。他的诗歌创作或是囿于形式，或是囿于用典，与“真情”相去甚远，反倒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最能将“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元朝时期由于科举制度废止，原有的社会分层被打破，文人文学与通俗文学融合，使得中国戏曲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峰。但是明朝恢复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分层也随之恢复，文人与通俗文学又再度划分界限。汤显祖从事戏曲创作时，就连他的老师罗汝芳都批评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为何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2]为了向老师证明自己并非玩物丧志，汤显祖企图通过戏文唱词“载道”，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他一方面有尝试新文体、抒发真性情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希冀通过“载道”，将他的戏剧创作合理化，以期获得认同。这种矛盾挣扎的心理很明显地投射在了“杜丽娘”的形象上。 来源：北方文学

⑻ 《牡丹亭》主要讲的什么内容

泰州学派兴于晚明时期，继承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致力于平民的儒学教化，强调人格平等，思想解放，在当时是较为激进的学派。汤显祖师承泰州学派的大师罗汝芳，也倡导自然求真，认为人性为贵，并且尊崇李贽这般思想激进的人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程朱理学。事实上，他在刻苦读颂孔孟经典之外，敬重宋明理学，而且撰文也遵循理学的重要观点。[1]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中的“灭人欲”也并不是指消灭人的一切正常的欲望，而是私欲。这与汤显祖倡导“情”、强调“人性”并无矛盾。因此，汤显祖虽然具有较为先进、解放的思想，但简单地将其认定为反对封建理学思想的斗士是不恰当的。 汤显祖真正的叛逆来自文学上的探索。宋元之后，中国的古典诗歌和散文等文体开始衰弱，明代文人不断思考问题所在，并尝试重现前朝文学的繁荣。汤显祖也在诗歌散文上做过许多尝试，然效果甚微。他的诗歌创作或是囿于形式，或是囿于用典，与“真情”相去甚远，反倒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最能将“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元朝时期由于科举制度废止，原有的社会分层被打破，文人文学与通俗文学融合，使得中国戏曲出现了第一个创作高峰。但是明朝恢复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分层也随之恢复，文人与通俗文学又再度划分界限。汤显祖从事戏曲创作时，就连他的老师罗汝芳都批评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为何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2]为了向老师证明自己并非玩物丧志，汤显祖企图通过戏文唱词“载道”，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他一方面有尝试新文体、抒发真性情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希冀通过“载道”，将他的戏剧创作合理化，以期获得认同。这种矛盾挣扎的心理很明显地投射在了“杜丽娘”的形象上。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便是一个前后有些矛盾的女性形象。她感怀年华易逝，良人难觅，伤春至极使得她通过梦境与柳梦梅相恋，醒后又因回到现实郁郁寡欢，“慕色”而死，直到她的魂魄与柳生重逢，才转而为生，一场人鬼恋情惊世骇俗。可这样一个女子在回魂之后想与柳梦梅成婚也需遵循父母之命。柳生不解，杜丽娘便答道：“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3]值得一提的是杜丽娘在还未化鬼之前，便在梦中同柳生有了夫妻之实。或许有人会认为梦里的事情不能作数，但从后文杜丽娘被母亲唤醒，感慨“我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便可得知她那时并不知晓自己身处梦中，但她却与柳生未提及“媒妁之言”。由此可见，杜丽娘并未完全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的实际行动表明，在追寻爱情时可以不顾父母之命，但当她获得了爱情之后她又希望有“实礼”，能为父母所接纳、为世俗所包容。她的奋不顾身为人所歌颂，她回魂后要求“人须实礼”也让人理解。她是有自我意识的女性，但她的自我意识也因时代而具有局限性。在这一点上，杜丽娘的矛盾与汤显祖的挣扎是相吻合的，而这种矛盾也使得她的角色层次更加丰富、更具复杂性。 来源：北方文学

⑼ 牡丹亭的杰出之处在哪

作为戏曲经典文本，《牡丹亭》之所以成为经典，至少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它问世之后，明代后期和清代文人对它的批评接收。第二个阶段则是20世纪以后，现、当代文化人对它的批评、研究和接受，其中，兼有大学教科书作用的中国文学通史的书写，在其经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1904—1913年：《牡丹亭》的艰难现身

1904—1913年，属于中国文学史写作之草创期，林传甲、黄人、窦警凡等人做出了最初的尝试。而《牡丹亭》则是以“‘临川四梦’之一”的身份间或现身于本时段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初露头角。

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中，开始对《牡丹亭》给予了更多篇幅的介绍和评价。它将戏曲与诗词并提，较为详细列举元代杂剧、评述明代戏曲，为提升戏曲的文学史地位积力蓄势。在明代众多戏曲作家中，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于汤显祖用笔最多。它将“临川四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采用总体阐述与个体评点相结合的方式予以介绍，“四梦”用笔较为均衡。其间，涉及到《牡丹亭》的主旨、人物设置、艺术特色等方面，或通过考据驳斥旧说，或简要描述阅读体会。可惜的是，这部一百七十余万字的教材未曾流行坊间。

总的说来，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之草创时期，《牡丹亭》的艰难现身，昭示着戏曲在文学领域长期处于“鄙弃不复道”的境地，但同时也孕育着被“扶正”的转机。

二、1914—1940年：《牡丹亭》乃“临川四梦”之最

1914—1940年，为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探索期和第一个高产期。这一时期，随着纯文学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以王国维与吴梅等为代表的戏曲研究的广泛展开，戏曲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汤显祖被视为明代传奇最杰出的作家，《牡丹亭》则成为“临川四梦”之最，即汤显祖的代表作品。

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有两节与《牡丹亭》相关：“汤显祖有《还魂记》《南柯记》《邯郸梦》《紫钗记》，以《还魂记》为之最”。此句将《牡丹亭》从“临川四梦”中凸显出来。

曾毅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明代戏曲小说未列专节讲解，而是并入“清之戏曲小说”予以简介。他进一步推重《牡丹亭》为明代传奇最佳之作，认为黄九烟“首肯《邯郸》”仅是其个人喜好而已。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对《牡丹亭》的书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将汤显祖视为明代最杰出的戏曲家，将《牡丹亭》视为汤显祖的最佳作品。其二，引用沈德符《顾曲杂言》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关于《牡丹亭》的大段评点文字，介绍《牡丹亭》的主题、演出效果等，对其他“三梦”则是一笔带过，从而进一步将《牡丹亭》推上“临川四梦”之最的位置。

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提出“明代曲家中汤义仍最著”，所作“临川四梦”中《还魂记》最脍炙人口，且与《西厢记》同样的家传户诵。1935年，他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进一步概述了《牡丹亭》的情感魅力及艺术特色。

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明代戏曲部分只写第一戏曲家汤显祖，共计五段。前三段主要简述汤显祖的生平、曲坛地位及“玉茗堂四梦”，第四、第五两段着重介绍《牡丹亭》，包括剧情、情节的奇幻而合理外之理、令人肠断魂销的阅读效果等等。

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认为明代传奇著名者当属汤显祖，作品以《牡丹亭》为最。《牡丹亭》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少女的心情刻画地写出，曾博得许多姑娘的眼泪”。赵景深还采用比较法描述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们读俄国屠格涅夫《城里的医生》，尚且为那乡间女子叹惜，低回数日，更不用说这样伟大的戏剧之感人了！”

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二十讲》，认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标志着明传奇黄金时代的来到”，给予汤显祖恰当的定位。他们指出：“《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并取材于唐人小说，只《还魂记》出于臆造，而价值也最高。”最后，以《惊梦》《寻梦》等唱词为例，说明汤显祖作曲“秾艳工丽处似玉溪诗和梦窗词，俊爽质素处也有关、马之风”特点。

另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童行白的《中国文学史纲》，均对“临川四梦”进行了探讨，认为“独以《牡丹亭》之作，显祖之名，足以不朽”。

综合观之，在1914—1940年所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中，汤显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牡丹亭》逐渐从“临川四梦”中脱颖而出，成为汤显祖甚或明代传奇的代表作品，其经典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

三、1941—1980年代：《牡丹亭》为浪漫主义的杰作

这一时期，文学的对象基本被限定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具有审美性的文体，戏曲在文学领域取得正宗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逐渐影响到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戏曲研究领域，即注重“挖掘促使作品产生的社会因素和解释作品的社会内涵和意义”。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孕育了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的较大变化。这些文学史著述，将《牡丹亭》视为“浪漫主义的杰作”，用至少一节的篇幅进行详细介绍，《牡丹亭》的经典地位进一步得以确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对《牡丹亭》的总的评价为：《牡丹亭》为“才子佳人的恋爱剧”，成功体现了浪漫派作品的特征。他指出：“（《牡丹亭》）戏的内容，实无足取，人死还魂，更属荒唐。戏之结局，仍是团圆旧套，亦无新意。同时戏中所表现的，仍是那些点状元高升发财的旧思想。”《牡丹亭》的真正魅力在于，以《惊梦》等美不胜收的曲文写出“既真且美”的“情”，成功体现了浪漫派作品的特征：“热烈的情感，文字的美丽，幻想的丰富与夸张的描写，所以他能够感动人心，尤为热情的少年男女所爱好。”这是刘著论述的重心所在。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大纲》将《牡丹亭》作为专节进行讲授，包括剧情、思想内容（社会学评判）、艺术成就、影响等方面，赋予《牡丹亭》经典的地位。

四、1990年代—至今：《牡丹亭》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与接受，中国学界也开始尝试改造古代文学作品，产生了许多新成果。这些文学史教材不同程度融贯《牡丹亭》的新旧研究成果，挖掘新内涵、探讨新特质，彰显出《牡丹亭》丰富多彩的经典魅力，巩固了《牡丹亭》的文学经典地位。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

对《牡丹亭》经典度的继续高扬。在上列文学史中，出现了较之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评论：“《牡丹亭》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的杰出剧作”“《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这些评论共同给予《牡丹亭》杰出的定位，是将该作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对《牡丹亭》性质的多种定位。对于《牡丹亭》，中国学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戏剧分类标准，而是根据中国戏曲自身的特点进行界定和阐释：“《牡丹亭》又是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曲”“这种悲喜交融、彼此映衬的戏曲风格，正是富有中国戏曲特色的浪漫主义的具体体现”。

对《牡丹亭》的文化学解读。或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观照：“汤显祖所师事的泰州学派……都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汤显祖没有像李贽、达观那样去生死打拼，但他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或站在人性的高度予以透视：“汤显祖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在文学领域把至情激扬到超越传统意识的高度，把情与理的冲突所造成的苦闷表现得淋漓尽致，并在对情自身的反思中对传统人性观表现出深切的怀疑和否定，这真是‘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对《牡丹亭》情节结构的新见解。《牡丹亭》的情节结构有两条线索：“人间——阴间——人间，现实——理想——现实”，它“既是杜丽娘人生追求的完整的情感历程，也是汤显祖文化探索的完整的精神历程。”

对《牡丹亭》人物形象的新评价。主要体现在杜宝身上，比如：他是一个深爱女儿，但却对她的痛苦既不理解也无能为力的父亲。这在当时是戏曲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类型。从文化与人性双重角度深入解剖多种身份的杜宝，更为合理。

通过对中国文学通史教材书写视域下《牡丹亭》经典化轨迹的梳理，我们可以见证，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变过程以及戏曲在文学领域争取正宗地位的艰难履历。从被完全忽略，到简单介绍，到评价的不断升级，《牡丹亭》经典化的轨迹，典型地凸现了戏曲等俗文学自近代以来迥异于诗文的经典化进程与特征。未来，我们对戏曲文学认识的更新与变化，或许会从根本上促进《牡丹亭》等戏曲经典魅力的进一步释放。另外一方面，通过对各个时期文学史对《牡丹亭》的书写，我们又可以看到，《牡丹亭》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也恰恰因为诸多文学史的书写。

⑽ 关于昆曲《牡丹亭》里的寻梦、游园

以下是梅兰芳先生讲解《游园 惊梦》的【皂罗袍】和【好姐姐】两支曲子

［皂罗袍］，杜丽娘在花园里有两支曲子，这是第一支，它的内容着重在描写杜的游春伤感。
杜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这时杜丽娘刚进花园，首先接触到的是满园春色、万紫千红的景象，应该露出赏春的愉快心情。
“原来”、“姹紫”，杜在台中间的大边，左右投袖。从“嫣红”起打开扇子，走到大边台角，春香也转到了上场门角。“遍”字杜、春二人同时蹲下身子，都用扇子平着抖。
杜唱：“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杜丽娘在园内看见断井残垣的残败景象，感到好景不常，联系到自己的心事，她就伤春起来了。“似这般都付与”，二人又变换部位，杜在下场门角，春在小边台角，杜高春低，形成斜对面式的高矮像。“断井”往下指，“颓垣”向上指。
杜唱：“良辰美景奈何天。”
“良辰美景”，二人转身同归台中间，杜在大边。“奈何天”，同向台口走去，“天”字杜向高指。
杜唱：“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便赏心乐事”，二人并立台口，互相搭肩。“谁家院”，各伸食指互碰三次，同时互对眼光三次。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本来都是好事情，但作者在下面加了奈何天、谁家院，就使好事落了空，马上能把杜丽娘伤春的情绪透露出来，足见名家手笔之妙。
杜唱：“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朝飞”句，二人对扯圆场，杜从里走到小边，春从外走到大边。“云霞”句，双进门，杜仍在小边，双手拿扇，左右各摇摆一下，再向远处一指。
杜唱：“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雨丝”句，二人同向后倒一步，各用扇抖着，双手打圈两次，并随着打圈的节奏下蹲。“烟波”句，都用云步斜着向下场门角移动，各把扇子倒拿着，做出摇船的姿势。

上面四句，是说杜丽娘看到翠轩、画船，联想起园内晴天和阴雨的景致。

杜唱：“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
“锦屏人”是泛指富贵中人，“韶光”就是春光。这句的意思，是说那些富贵中人平日只知道争权夺利，哪里有时间来欣赏这些天然美景呢？
“锦屏人”，杜回身边唱边走，向小边台角走去。“韶光”，伸出双臂，比出满园的春光。“*”字一扭头从小边走到大边，表示轻视韶光的意思。

［好姐姐］，这是进了花园唱的第二支曲子，它的内容是描绘一些园中实景——青山和花鸟。里面有杜丽娘看到的，也有听到的。

杜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
这里的“青山”并非指的一座大山，只不过是园林中的一些点缀，类如长满了青苔绿草的假山或是土山。这里的杜鹃指的是杜鹃花，又名映山红，花不会叫，为什么要用“啼”呢？因为也有一种鸟名叫杜鹃，相传它常哭出血来，所以作者借用“啼”字来形容花的红艳。
“遍青山”，在大边台角朝上一看。“啼红了”，边唱边走到下场门角。“杜鹃”，合扇倒拿画圈。
杜唱：“那荼蘼外烟丝醉软。”
“荼蘼外”指荼蘼架的外面。 春香领着杜丽娘走到上场门角，冲荼蘼架看一下。“烟丝”，两手缠着打两个小圈子。
杜唱：“那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
牡丹在夏初才开花，赶不上春天，作者写牡丹的用意，是暗指杜丽娘自伤落在后面。 “那牡丹”，从上场门角斜着冲大边台角走去。“虽好”，在大边台角用合着的扇子在左手心里拍三下，双手冲外一摊，表示遗憾的意思。“他春归怎占得先”，杜举起左手拿着打开的折扇，春站在杜的后面稍后一些，举起右手拿的团扇，再冲下看一次牡丹。
上面杜丽娘三处看花，都是由春香领着她走的，每处看花前，春香还分别有如下的夹白：“小姐，杜鹃花开的好盛吓。”“这是荼蘼架。”“是花多开，那牡丹还早呢。” 杜唱：“闲凝眄。”
春香领着走，从大边台角向左转身，杜丽娘仍归大边。这句唱里乐队方面有莺燕叫声的效果，二人有仰面侧耳倾听鸟声的身段。春香还有夹白：“小姐，你看莺燕叫得好听吓。”念完，二人同时向里转一个身。
以上是杜看到的，下面就是她听到的了。

合唱：“生生燕语明如翦。”
从“生生”起，杜在前，春在后，杜右手倒拿着打开的扇子，在胸前左右摆动，用云步斜着向台前移动，一直移到“剪”字才亮住像。

合唱：“听呖呖莺声溜的圆。”
从“听呖呖”起，杜、春二人再向里转一个身，杜把扇子交左手平举，右手翻袖高举，春右手执扇高举，左手伸开向外指，二人同时冲上场门角退着走蹉步，一直走到“声”字才亮住。“溜”字，杜转身，“的”字扇交右手，平着举起，“圆”字左手外指。这时春也转身冲外在杜的前面慢慢蹲下，正好形成一个前后式的高矮像。唱完这句，杜归大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