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社事件
⑴ 牡丹社事件的历史背景
琉球王国原本在明朝时为中国的藩属国，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有五百多年之久。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琉球不断向中国进贡，琉球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册封。1372年，明朝太祖朱元璋对中山王察度发布诏谕。山北、中山、山南三王向明政府朝贡。琉球成为明王朝的藩属。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1646年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1663年（清康熙二年）和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但是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进贡，等于琉球王国同时跟中国（当时为清朝）与日本称臣进贡，所以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一直想让琉球王国只向日本政府进贡称臣，进而并吞琉球，因此便等待机会下手。
而在台湾方面，清朝虽然在1683年顺利的将台湾纳入清帝国版图中，但是对于台湾的态度却一直犹疑不定，所以对于台湾的治理态度仅只于已经开发的区域，而对于尚未开发区域则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开垦，并且不纳入统治范围内，因此成为后来日本出兵的有利条件。
1871年（中国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4年）10月一艘琉球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在回那霸航行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南端，船上69名乘客溺死3人，有66人上岛登岸。但后来他们因闯入高士佛社台湾原住民住地，遭台湾原住民杀害54人，逃过一劫的其余12人则在当地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乘船归国。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分出使中国，针对宫古岛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的态度。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柳原前光提出：“贵国台湾之地……贵国所施治者仅及该岛之半，其东部土番之地，贵国全未行使政权，番人仍保持独立状态。前年冬我国人民漂流至该地，遭其掠杀，故我国政府将遣使问罪。”清廷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表示：“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在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过问？”柳原前光争辩说，琉球为日本的国土，清政府应惩罚杀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说：“杀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皆不服王化。”柳原前光说：“生番害人，贵国舍而不治，我却将问罪岛人。”
清廷官方表示遇害之宫古岛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大争琉球为其属地，又陈述小田县民遇害的详情，并且问为何清朝不惩办台番，毛、董则以“生番”（不顺服清廷的台湾原住民）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又说：“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这正中副岛种臣之下怀，“化外之民”的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接口和依据，是次出兵是为“牡丹社事件”。
⑵ 清末发生在台湾南巴氏峡日军暴行
你问的应该是牡丹社事件
这起事件是发生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琉球王国船难者因误闯台湾原住民领地而遭到出草身亡，日本因而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後中日两国的外交折冲。这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向对外用兵，也是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8日，日军於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14]。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校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15]（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原住民强烈抵抗，最後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原住民撤兵，牡丹社酋长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占领後焚烧村屋并撤回社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终於投降。
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
⑶ 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相关阅读
提给日本政府有关生蕃处置意见之备忘录
（第二备忘录）
1872年10月15日起稿
就琉球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在与明政府总理衙门进行谈判时，估计清政府的回答可能是：琉球是我大清国的属国，生蕃地牡丹社亦是台湾的一部分，它们都属于中华帝国内部事务，所以按照惯例，查其原委，惩其曲直，其责在我大清政府。以前（1867年）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我政府已经派遣军队对排湾族进行了严惩（注解2中的“罗布号事件”）。这也是惩罚之责在我政府的一个有力证据。另外，不管是否听闻琉球人遇害事件的报告，我政府都将尽快下敕旨，对牡丹社人进行严罚，并就今年五月日本使者所言及的清国臣民对生番人施以奸谋欺诈一事进行调查。另就对生番人进行处理一事，我政府认为他们本属野蛮人种，其行为、其风俗甚为卑下恐怖，恐难以用武力压服，望日本政府莫把尊贵的民命弃于无望之地。同时，对贵国政府救助“马利亚罗兹”号清国公民一事，我政府深表感谢，并愿两国的友谊年年加深。
据此推测，我方必须发出严词峻语，才能使谈判破裂。最重要的是我方必须明言，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国。其理由如下：
第一、清国政府的统治权力从来就没有触及到台湾岛的东南部，其政权的普及、政令的布示、事务的管理都没有在此地进行。根据这一事实，清国政府应当知道，现在各国的船舶在台湾东南部沿海来往不绝，恐怕迟早会有其他国家的人来此地进行管理。这样与其让西方人领有，还不如让我日本国领有。
第二、日本山居之民，其体质最适合与生蕃人交战，清国无此良兵。日本将不费时日就能占领此地。我方先以武力制服生番，再以仁爱礼仪之心对其进行教育，促使生蕃睿智渐开。
第三、此策对清国政府来说是一劳永逸之策，与其让他国领有台湾，不如让日本领有为上策，因日本的风俗大体上与之接近。
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请求把台湾岛给予我政府的话，我方可不拘泥于请求要项，直接出兵占领岛内生蕃所在地。此地乃清政府统治没有布及的空虚之地。作为威哧之声势，在使节到达北京之前，备好兵粮武器，运兵八千至宫古岛。运兵一事可借助于东北季风，用洋式或和式帆船，即能减少费用，又能顺利完成运兵任务。另外，需在谈判结束之前，派一铁甲舰及一小型汽船在清国的南海岸及台湾附近往来巡视。
万一此一威哧没有成功，必须进入实战状态，我军队需尽快占领台湾岛西部，因为岛东部没有可碇泊的港口，我方船只没有避风之场所。占领岛西部地区作为大本营及根据地，向东部的士兵运送粮食和武器，即便是在狂风暴雨之时，一日也能到达。这样既可以免于东部的兵士饥馑之荒，也使武器弹药不至于缺乏。占领台湾岛西部以后，（粮食和武器）用铁甲舰运送到澎湖岛（渔人岛）， 以便在取得马公（麻昆）及（ポンフー）港之后用于守备。同时用吃水十二英尺以下的炮舰三艘保护运兵船，将屯住在宫古岛的八千士兵中的一百人送到西贝岛（ソーベイ），派有能力的指挥官对此地进行严守。另外，运送一千五百人到基隆、一千人到淡水。在基隆必须留一艘炮舰进行守卫。
宫古岛及台湾北部时常有大风，从宫古岛到西贝岛（ソーベイ）、基隆及淡水距离并不遥远。
到西贝岛（ソーベイ）只有一百英里，所以，如果汽船一个小时行进七英里，十四小时即可到达。
到基隆一百四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小时到达。
到淡水一百八十英里，大概需要二十六小时到达。
所以只要找到当地的引水员，即可不必担心会有危险发生。
如能按上述配备兵力，那么在宫古岛将还有五千四五百兵。把其中的四千四百人送到澎湖岛（渔人岛）。此岛距离宫古岛三百五十英里，用汽船需要五十个小时才能到达。这主要是对前面所说的“马公（麻昆）”港进行守卫，以防止支那的袭击。
在马公（麻昆）港守备的指挥官必须清楚地注意到，此港口南部的低地上有一突入海中的岬岩，其上建有两座坚固的炮台。此地乃马公（麻昆）港的门户，其主要目的是为防止敌舰向港内射击及敌人进攻所建。（此情况将在别纸详细阐述）
马公（麻昆）港的北部有一清国人的小市场，我们可在此获得少量的蕃薯、豆类、蔬菜、鱼类、鸡蛋等食物。
澎湖岛（渔人岛）的岛民都是支那的贱民，大体上都以捕鱼为业。此地气候炎热，但对健康无害。
在马公（麻昆）港有支那的兵丁屯住，由“北福带”（ぺフタイ）来指挥。不用担心，恐其看见我日本的铁甲舰就会不战而降。
四千四百名士兵到达澎湖岛（渔人岛）后，马上用汽船数艘、铁甲炮舰一艘护送其中四千兵到台湾的首府台湾府，留四百兵守卫马公（麻昆）港。
台湾府与澎湖岛（渔人岛）有九十英里的距离，所以，运兵船在日落之前出发，第二天未明即可到达台湾府。
台湾府的周围是用花岗岩砌成的三十英尺高的围墙，上面有多枚大炮，但没有炮架，不能应战。我军可在城外适宜之处建几所炮台，不需要激烈的战斗，即可轻易地使敌人降服，取得台湾府的主权。
台湾府的城墙纵然坚固，但也难以抵挡我军的大炮。
台湾府一旦降伏，我军入城后马上在安平构建沙造炮台，以防止从海路而来的敌人。在沙造炮台建好之后，或者在此之前合适之时，用铁甲舰把五百名士兵运送到打狗（高雄）。此城在台湾府南三十五英里处，那里没有防备用的炮台，也没有驻屯军队，不需要进行战斗既可平定此地。如果清国在此地有炮舰活动，我方可用铁甲舰直接与之较量，将之击沉。此地平定后，为防止敌人的来袭，在此地建设炮台，并留一艘炮舰在此地进行守护。铁甲舰返回到“澎湖岛（渔人岛）”。
铁甲舰回澎湖岛（渔人岛）到后，其附属的小汽船必须经常在台湾与澎湖岛（渔人岛）之间进行往返巡视，以探知从福州、广东方面的敌舰动向，并将情报向主将报告，主将再把报告发送到铁甲舰上。这样铁甲舰就可以将行进中的敌舰队击沉、打碎或驱散。
台湾府、打狗平定后，尽快把一百名士兵从打狗运送到枋寮。最近，支那人在那里建设了兵卒屯集所。另外，从台湾府送五百人到社寮（车城），在此地构建沙造炮台，以防止敌人的海上入侵。
上述各项阐述了如何攻取台湾、攻取之后怎样守卫以防止敌人进攻的重要步骤。但前项没有言及基隆、淡水两地的炮台守护问题。随行的我军（士官）必须注意的是，在取得上述两地后，必须尽快采用大炮进行守备。同时轻炮队及山用臼炮对台湾南、北部的平定也是不可缺少的。
基隆、淡水、台湾府及打狗都设有税馆，那里有支那人雇用的外国人在此工作。估计此地必有金银物品，我方要安全、妥善地将其缴获。另外在淡水附近、板桥（バンカー）及台湾府都设有清政府所辖的大型粮仓，这也是我方必须注意的事情。
在台湾府还有许多不起作用的大炮，淡水也有一些。我方应将其用运输船或炮舰运回日本进行熔解。
如前所述，我方在取得台湾各地之后，必须将支那政府所属各种物件全部抛弃。对台湾民众尽量亲和，决不作欺骗之事。指挥官宜用支那文多印一些布告在各地张贴。布告书明言我皇国军队来此地是为惩罚支那政府的恶行，决不加害于无辜之普通百姓，凡发誓恭顺我皇国者皆给予保护，但若起兵反叛或内通支那者一律按军法处死，决不姑息。
基隆、淡水两地平定后，我方可向当地土著人购买粮食。尽管如此，如果数周后还要留在此地，我军队必须从开始就要携带好数周用的食物。
在台湾府和打狗两地，我军不难获得粮食。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军必须准备好数周用的粮食。
在前面所言之地，很容易就能找到贮藏粮食物品的仓库。
枋寮及社寮两地居民很少，要想获得最初的粮食也很困难，所以必须从台湾府运送粮食。
在前面所言四地，能获取到牛肉、鱼类、干野猪肉等，另在台湾府、打狗、淡水、基隆等地还能买到米、糖、甘蔗、豆类等。最初虽说须用钱来购买，但台湾有四百万人口，以后可用收税方式来解决。
负责后勤的官员必须注意在淡水、基隆等地用温度计进行气温测定，制定温度气象表，第二个月测试五十五次，第三个月测试六十二次，第四个月测试七十次，第五个月测试七十五次。
台湾府及高雄的热度会更高。
此行还需要（陆军）士官三人。也需要海军士官二人，其中一人指挥铁甲舰，另一人负责运输及其他事务。
台湾平定以后，支那政府必定否认我方对台湾的占领，所以，除了上述的八千士兵之外，还要送四千士兵送到澎湖岛（渔人岛）。此兵可进至厦门，占领此地，对清政府进行威逼，我预计可达成和平，并谋取到战费。厦门离马公（麻昆）港很近，用汽船十二小时即可到达。
以上是李仙得为日本政府提出的“攻台计划书”的内容。李仙得的“攻台计划书”对日本政府出兵台湾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从此“计划书”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历史启示，以下就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其最早的汉语名为李让礼,后改为李仙得或李善得。1830年8月26日生于法国的名族，巴黎大学毕业。后与美国籍女士结婚，赴美定居，在南北战争中其战功卓著。1866年12月，李仙得任美国驻厦门的领事。时因美国“罗布号商船事件”而成为著名的台湾通[2]。同时，李仙得也因此事件对清政府的台湾统治极为不满。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李仙得曾亲自到台湾牡丹社进行责问，并就此事件上书清政府官员及美国政府，从而引起清政府官员及美国公使对其行为的不满。[3]但李仙得的行为却倍受日本政府的赏识。他于1872年，受雇于日本政府，成为活跃在日本明治前期的著名的美国籍外交顾问。其本人对近代日本外交的影响，我们可从日本《国史大辞典14》中略窥一班：“一八七二年李仙得归国途中路过横浜，在美国驻日公使的介绍下，与外务卿副岛种臣会面，在副岛种臣的恳求下，留任日本外务省顾问，准二等出仕。第二年就台湾问题随副岛同赴清国。1874年出兵台湾之时，就职于台湾蕃地事务局，就台湾政策及对清外交对大隈重信进行献策。因此行动活跃，曾被持局外中立的美国领士所拘禁。”[4]另外,日本近代史上有名的“民本主义”政治家及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曾撰写《日本外交的恩人——李仙得将军》一文，对李仙得在日本近代外交，特别是在日本对台策略问题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李仙得是日本近代外交的大恩人。[5]
李仙得究竟为日本政府提供了哪些策略，《后藤新平正传》一书给予了明确的阐释：“这个年轻的帝国，正在开始实施着由李仙得忠告而发起的坚固的新国策——大陆政策。即北起桦太，南到台湾，由一连串岛屿完成对支那的半月形包围，更要控制朝鲜和满州，否则就无法保障帝国的安全，控制东亚的时局。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设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着日本年轻的领导者们，不久就成为我新兴帝国的国是。”[6]
李仙得是日本明治初期外交，特别是出兵台湾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其受雇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因其通晓台湾事务”。[7]李仙得成为日本外交顾问之时，正值副岛种臣外务卿将要使清交涉之时，李仙得从1872年11月开始，围绕着台湾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数十件备忘录（覚书）[8]及无数的意见书等，“深深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台湾策略及日本对清交涉方针”。[9]
尽管日本出兵台湾没有完全按照李仙得提出的“攻台计划书”实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各国的干涉及琉球本身并不希望日本出兵。如果没有其它各国的干涉，李仙得所提出的“占领台湾或占领台湾的一部分”即是日本此次出兵的即定计划。所以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马上提出割让台湾也就有源可寻了。
[1]1871年12月11日，琉球宫古岛渔民遇强风飘至台湾南部恒春半岛八瑶湾，登陆后有54人遭到排湾族高士佛番社人杀害，此事件通称牡丹社事件。
[2]一八六六年十二月，李仙得作为美国驻厦门的领事来清赴任。第二年，美国的罗布号商船在台湾的南部发生故障，船长以下的人使用备用船只艰难登陆成功，却被蜂拥而来的当地土人所杀害。此情报传到厦门以后，作为厦门领事的李仙得义愤填膺。他亲自直接与当地清朝官员进行商量，约定要对台湾蕃地土人进行惩罚。之后，他亲自赴台湾，对发生灾难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十天后返回。他把实地考察的结果写成报告，提交给当时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及美国驻清东海舰队提督。他在报告中主要简述了以下两点（一）对台湾当地蕃人进行惩罚性征讨。但此行动仅靠外国的能力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二）解决问题的关健是需要清国官员及台湾西海岸当地人进行有效的配合。然而当时美国的水师提督并没有采纳李仙得的意见，认为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征服台湾当地番人。不久，美国驻清水师孤军对台进行征讨，结果如李仙得所预想的那样征讨行动失败，副船长以下的多数官兵都丧命于番地。于是美国政府改用李仙得为统领，拟对台湾蕃地进行第二次征讨。李仙得并没有急于出发，他先来到北京，企图通过美国驻北京公使协迫清国政府及台湾现地官员协助其讨伐，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他来到福州，与当地官员商量，借到了一艘炮舰。渡海到达台湾后，并没有马上对蕃人进行征讨，他带美国士兵亲自到台湾府，说服当地官员答应派军队协助作战。这样他采取海陆并进的方式对牡丹社蕃地进行围攻，蕃人迫于其威力而投降，蕃社酋长款待李仙得，并发誓以后决不对遭难船民进行杀戮，并把前被害人的遗物全部返还。是年底，李仙得乘借到的清国船安全地回到厦门。据此，李仙得在台湾当地土人中的威望极高，他又在一八六八年、一八六九年二次去台湾。特别是第二次，在台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他辗转于台湾各地，对地理、风俗、人情进行了细致的考查。由于李仙得的努力，使许多海难者到台湾后，都免于被当地蕃人杀戮。参见：(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7、8页。
[3](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7、8页。
[4](日)《国史大辞典14》，吉川弘文舘，1993年版，第689页。
[5](日)《日本外交の恩人将军李仙得》，《明治文化の研究》，新旧时代，第3―7、8页。
[6](日)鹤见祐辅：《正伝後藤新平》，藤原书店，2005年2月28日版，第18页。
[7](日) 中村尚美：《李仙得》，《日本历史》第35号，1960年刊，第47页。
[8]“覚书”在日语中的解释为“1、为了不忘记而写下来的东西及文章；2、把事实和主张传递给外国的外交文书。” 一份“覚书”中有时包含几份议案，多者达到几百页。
[9](日) 我部政男、栗原纯编：《ル、ジャンド台湾纪行》，绿阴书房，1998年版，第467页。
⑷ “琉球船民事件”是怎么回事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等人向北京奏报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八日琉球国漂流船民在台湾被杀一事：“据难夷岛袋供：同船上下六十九人，伊是船主，琉球国太平山岛人，伊等坐驾小海船一只，装载方物，往中山府交纳，事竣，于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由该处开行。是夜陡遇飓风，漂出大洋，船只倾覆，淹毙同伴三人。伊等六十六人凫水登山，十一月初七日，误入牡丹社生番乡内。初八日，生番将伊等身上衣物剥去，伊等惊避保力庄地方，生番探知，率众围住，上下被杀五十四人，只剩伊等十一人，因躲在土民杨友旺家，始得保全。二十一日，将伊等送至凤山县衙门，转送台湾县安顿，均蒙给有衣食，由台护送来省，现在馆驿等供，由布政使潘蔚造册，详情具奏，声明：牡丹社生番，围杀球夷，应由台湾文武前往查办等情前来。
⑸ 台湾清治时期的历史
主词条：施琅、澎湖海战
（1683年）
1683年，清朝政府派郑成功前部下施琅率领清军，终于击溃了郑克塽，郑克塽于七月十五日（新历9月5日）向施琅投降，并于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发易服，“台湾有史以来首次正式被收编为中国的一部分” 。
明郑政权文武官员、明朝宗室，以及平民百姓计有万人，全部依“伪文武官员丁卒，与各省难民”分别加载中国大陆内地各省垦荒。清朝为示宽大，将郑克塽移往北京后封公爵为海澄公，并赐旗籍正红旗汉军，限制其居住迁徙自由。 主词条：台湾朱一贵林爽文起义
（1684—1840年）
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湾（时为台厦道台湾府）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三个县，府治设在今台南市；1718年（康熙57年间），蓝廷珍升任南澳总兵，返乡论及镇守南澳事宜，蓝鼎元乃上书数千言，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贵起事反清，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奉邀随行，后应汉人拓垦范围扩张又于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增设彰化县、淡水厅，雍正5年（1727年）将原隶属台湾府之澎湖改设为澎湖厅；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宜兰地区开垦人数之和已达数万之多，应居民要求故又增设噶玛兰厅，之后并重新画区，1787年（乾隆52年）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但大体上，清廷的治台政策，主要仍是依循内地的统治情况，消极的以较低的成本来经营，并且视情况先鼓励人民开垦，其后再由官方在随后设治行政单位，或是依据军事的需求来调整。此种策略一直到1874年日军在牡丹社事件中犯台之后，才有所改变。 （1841年－1868年）
清朝与英国的鸦片战争期间，自1841年九月起英国舰队数度出现台湾外海，试图占领北部基隆港与西海岸中部梧栖港，但都没有成功。接着于1854年七月，刚与日本缔结亲善条约由培理率领的美国东洋舰队在基隆港停泊约十日间，借口搜寻失踪水兵，登陆勘查基隆煤矿。培理返国后，提出报告力陈台湾适合作为美国的远东贸易中继站，台湾有如围绕佛罗里达半岛和犹加敦半岛、制御墨西哥湾的古巴，主张加以占领。培理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其报告却引起欧洲各国对台湾的注意。
此后，于1856年十月在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为处理善后，于1858年六月缔结《天津条约》。依据《天津条约》，清政府将台湾的淡水 （1862年）、基隆（1863年）、安平、打狗（今日之高雄）均于1864年陆续开放，并且允许传教士来台传播基督教。
开港同时，欧美各国商人开始进出通商港口，传教师也陆续来台，并与居民频频发生摩擦与纠纷。自处理1868年英国商人因收集樟脑发生的纠纷以后，清朝官宪在英国舰炮威胁之下，都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解决。那时所缔结协定的概要是：
1、废止樟脑官营，容许外国人及其雇员自由买卖，
2、准许外国商人在台湾旅行，
3、赔偿过去教会的损失，禁止居民对基督教诽谤，
4、传教士有权在台湾各地居住与传教，
5、本地人与外国人的纠纷，应由清朝官宪与英国领事共同裁判等等。
虽是与英国的协定，但也适用于其他列强。这样一来，各国与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也一并适用于台湾了。自此台湾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环，由北部淡水及基隆输出茶与樟脑，由南部安平及打狗输出砂糖，输入即以鸦片与杂货为主。 （1871年－1873年）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于1871年，发生琉球宫古岛的居民六十六名漂流至南台湾恒春半岛、其中五十四名被高士佛社的排湾族原住民杀害、剩下十二名脱险返国的“宫古岛民台湾遇害事件”。琉球同时受到日本及清朝的保护，日本以“惩办凶手”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攻打台湾牡丹社原住民，即“牡丹社事件”。虽原住民打赢，但中、日双方仍签订条约，清朝须负赔偿费，日本撤兵。日本政府利用此事件，以及小田县民遭卑南族洗劫财物事件，使清朝承认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令日本领有琉球的承认，并将势力扩及台湾。翌年1872年，日本政府设领事进驻福州探窥台湾情形，并暗地里派遣陆军少校桦山资纪（后为首任台湾总督。）与在中国留学的水野遵到台，做实地调查。与此同时，以破例年薪一万二千银元将美国前驻厦门领事、精通台湾事务的李仙得 (C.W. LeGendre) 聘为外交部顾问，进行向台湾出兵的准备。对李仙得甚至答应将来任命他为台湾总督。
李仙得1867年于厦门领事任内，与南台湾的原住民酋长卓杞笃之间缔结有关救助海难的条约。当时在台湾南部海上，美国船之外有多数外国船遇难，遭难者被原住民杀害的事件频频发生，但清政府借口原住民与其所居住区域为“化外之民、化外之地”而推诿责任，所以李仙得经过美国政府认可，直接与卓杞笃缔结条约。
日本外交大臣副岛种臣于1873年三月赴北京交换“日清修好条规”批准书时，为牡丹社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清政府以台湾居民系“化外之民”，该地区属于“教化未及之地”为由，回避牡丹社事件的责任。受此回应，日本政府即于翌一八七四年四月，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官，做为出兵台湾的首脑阵容。由西乡率领日军，同年五月十七日由长崎出发，二十二日在台湾南部的恒春附近登陆。虽然受到瘟疫与台湾原住民游击式反抗所困扰，仍于六月成功地占领“蕃地”。
西乡等占领台湾南部期间，日本政府派遣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由李仙得陪伴前往中国，重复交涉的结果，于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缔结“北京专约”，清廷以购买日军所建房舍道路名义付日本五十万两银钱，而日本则答应由台湾撤兵。清政府在条约中称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并且同意支付受害者遗族慰问金十万两白银。其中保民所指为“日本国小田县民”，但日本片面解释为中国政府对琉球属日的承认。
日本出兵台湾，成为清廷的一种警讯。清廷在日军到达台湾后的1874年五月二十七日，迅速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兼办理台湾海防事务大臣”并派遣来台。沈葆桢由船舰兵员随伴，于同年六月十七日到达台湾，显著地强化台湾的防卫力量。不过，沈葆桢的任务非要与日本一战，而是要积极使台湾发展。 沈葆桢到任不足一年，被提升为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而离开台湾，以致其改革构想未完全实现，但由其继任者、福建巡抚丁日昌继承下来。丁日昌和沈葆桢一样是属于清末改革运动、“洋务运动”的推行者。其施政计划，包括把沈葆桢的政策推进更上一层外，为强化台湾内部以及与清廷的连系，敷设通信用电线，以及在基隆至恒春之间建设纵贯铁路等。但是，丁日昌的任期也很短，在任中所实现的主要业绩，只有台南与打狗间及台南与安平间、合计九十五公里的通信电报用电线敷设而已。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认为列强对清领土及属地抱有企图。日本出兵以后，直接以武力攻台的是法国。法国为著清的藩国越南发生中法战争。1884年四月，派舰队强行进入基隆港，除测量港湾外，并强制购买煤炭。同年八月，又登陆基隆将炮台加以破坏，并在市街游行威吓后撤退。其后，又于九月攻击基隆及淡水、十一月至翌一八八五年二月期间反复地攻击基隆周围。法军一时也曾占领，但是结果未能完全占据台湾北部，于是将目标转向防卫较弱的澎湖岛，1885年三月底占领澎湖。及至四月中旬，以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为前提，成立中法两国停战协定，解除对台湾海上的封锁并由澎湖岛撤兵。这次法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使清政府认识台湾的重要性，成为台湾清治消极转变为积极的关键。 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于1884年六月授与前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巡抚头衔，使其负责台湾的行政与军务。同年七月，刘铭传到达台湾，因鉴于北部遭受法军攻击的情势，亲自驻守台北。刘铭传就任管辖台湾及福建的福建巡抚时，向朝廷建议台湾与福建分离被采纳，1885年十月台湾成为独立“省”，刘铭传被委任为第一任台湾巡抚。
台湾省成立后，立即修改行政区划：台湾省之下，设台东直隶州与管辖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及南雅厅的台北府，管辖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及埔里社厅的台湾府，管辖安平县、凤山县、恒春县及澎湖县的台南府等三府十一县三厅一直隶州。同时基于台北地主之利益，迁首府为台北。此时重编之行政区域，成为后来日本以及国民党政权统治时代的基础。
刘铭传创设直属台湾省的三十几个机构，又把原来的机构加以改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征收税租的税厘总局、负责樟脑专卖的脑务总局、征收茶税的茶厘总局、负责食盐生产与征税的盐务总局、推行煤炭采掘的煤务局、促进海上运输与管理的轮船局、推行开拓与开垦的抚垦局、负责公众卫生与疾病治疗的官医局等等。几乎所有这些机构，虽然名称有所改变，都被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继承下来。 （1886年－1895年）
刘铭传的改革，系以居民自己负担为原则，可说是一种“就地取材主义”，并非来自中央投资。当时台湾的财政主要依靠地租，刘铭传采取清赋措施，向朝廷上奏“三至五年之后，将以台湾之财收自给自足”云。刘铭传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四月，设清赋总局于台北，三个月内完成居民的人口调查，并进行兼具治安目的的“保甲”编制。保甲制度即是，以“甲”为单位，将居民置于连坐制之下加以管理，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甲有甲长、保即设保正。人口调查完成后，随即着手土地的调查，确定土地及田的所有者，摘发漏税的“隐田”，并确定其所有权人。这样一来，地租收入一举由不到五十万两增至六七‧五万两，但清赋事业做得不彻底。但所做的台湾人口调查与土地调查，成为日殖时代的人口调查及土地调查的基础。
铁路事业方面，当初虽然计划从基隆至台南敷设纵贯铁路，但因为资金不足及刘铭传离职，故仅敷设基隆到台北约三十二公里，光绪十九年（1893年）二月又完成到新竹约六十七公里。
刘铭传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告病辞官回乡。继任的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基于地方财政问题，因而未能承继刘铭传之改革事业，其改革事业遂中途而废。而后，于二十年（1894年）十二月邵友濂离职，代之由唐景嵩就任福建台湾巡抚。
台湾建省还不到十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1895年）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之主权让给了勃兴中的日本，进入台湾日治时期。
⑹ 清朝和日本之间因为朝鲜的正面冲突难道不可以避免吗
中日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由来已久，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是导火索。其实中日在19世纪的冲突应该追溯到1871年的台湾牡丹社事件。自此之后日本真正开始了并吞中国的计划，如果说日本明治天皇的“开拓万里海疆，扬国威于四方”的诏书是总方针，那么牡丹社事件就是日本挑战清国的第一次尝试，也是朝鲜事件的预演。
日本天皇节衣缩食扩充军费也是在1887年进行的，日本最著名的战舰吉野号也是在1891年进入日本的购舰计划，论实力1986年的日本水师不是大清的对手。北洋水师的真正衰落是从1888年不再采购军舰之后开始的。1886年时北洋舰队有十足的把握大胜日本海军，但就是由于统治者的无能才放过了这一次天赐良机。等到日本海军渐成规模，全国上下气势高涨借东学党起义并吞朝鲜时，清朝已经无法避免冲突了。
⑺ 西乡隆盛的人物生平
1827年1月23日生于萨摩藩(今鹿儿岛县)。自幼受严格武士训练。
1828年1月23日（文政十年十二月七日）西乡隆盛生于日本萨摩藩鹿儿岛城下下加治屋町山，是御勘定方小头西郷九郎隆盛（后改名吉兵卫隆盛）的第一个孩子。幼名小吉，通称从吉之介，善兵卫，吉之助顺次变化。成人式时名隆永，后来改为武雄隆盛。号南洲。天保12年（1841年），行成人式，改名吉之介隆永。在这个时候加入下加治屋郷中的青年组织“二才组”。 他自幼受到严格的武士训练，这使他养成尚武的习性，具有浓厚的忠孝仁义等封建道德观念。
弘化元年(1844年)担任「郡方书役助」。后为郡书记官先后共10年。和维新三杰另一位的大久保利通一向伊藤茂右卫门学习阳明学及朱子的「近思录」，向福昌寺(现鹿儿岛市立玉石龙高级中学所在地的岛津家菩提寺)的无参和尚门学禅。他跟随郡长巡视农村，接触农民,通晓农政。其间,郡长迫田因荒年要求藩政府减免年贡不准而愤然辞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出身于濒临破产的下级武士阶层，长期担任低级官吏,使他对下层人民有一定的了解和同情，对幕府末期的政治腐朽有所认识，从而走上了矢志改革的道路。 岛津齐彬继承萨摩藩藩主之后，西乡隆盛为首的“诚忠组”上书阐述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其政治主张得到岛津齐彬的赏识。
1844年起任下级官吏。1854年成为开明派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的亲信扈从，随其住江户（今东京），参与藩政，并为尊王攘夷运动奔走。1858年幕府兴安政大狱，两次被流放，1864年被召回藩，在京都掌握藩的陆海军实权。同年参与镇压尊王攘夷派长州危机，并成功化解敌对派（第一次长州战争并未交战，因此称长州危机更合适），后预料幕府将亡，遂积极投身倒幕运动。1866年3月在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等人缔结萨长倒幕联盟密约。1868年1月3日，与岩仓具视(1825～1883)、大久保利通等人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明治新政府。在同年的戊辰战争中任大总督参谋，指挥讨幕联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他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战争中的功勋，在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1870年初，由于与大久保等人在内政方面的分歧，辞职回鹿儿岛任萨摩藩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参与藩政改革。1871年到东京就任明治政府参议。1872年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 西乡28岁时做了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扈从，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国强兵的思想影响，并受到勤王家藤田东湖和桥本左内等人的影响，使他立志勤王和改革幕府政治。1854年（安政元年）随岛津齐彬至江户居住3年，为齐彬等人倡导的王室公卿和幕府将军合作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联络，十分活跃逐渐成为晓有名声的改革派志士。 在“将军继嗣问题”上，与齐彬一起拥戴一桥庆喜。1858年，由于岛津齐彬暴病而疫，由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掌握在其父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为齐彬殉死。经僧侣月照的劝导，他才打消此念，立誓要继承齐彬的遗志，进行幕政改革。此后,他依旧往来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大老。9月，井伊制造“安政大狱”，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才幸免遭难。二人先后回到鹿儿岛，不料却被勒令离开萨摩藩。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绝望之下，当船行至锦江湾，相抱投海自尽。被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
1862年（文久2年）西乡隆盛在已握藩中大权的大久保利通帮助下返回萨摩藩。解除处分后作为尊攘派开始活动。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以便实现自己入京勤王，继续搞“公武合体”的计划。不料，西乡反对，表面上是认为久光威望和身分不够。实际上其新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与藩主的“公武合体”有矛盾，而且西乡又与激进的藩士们联络。久光一怒之下，将他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送到流放死刑犯人的冲永良部岛的牢狱中。 然而再次被流放到小岛。在狱中两年，西乡受尽磨难，却阅读了大量儒家著作，不时吟诗抒怀。他的一首诗写道:“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这表达了他对死于安政大狱的志士们的追念之情,也阐明了他的生死观和忠君勤王的志向。 1864年，因倒幕派势力增大和藩士们的要求，久光下令召回西乡，并委以掌握萨摩藩陆海军实权的重任。 此后五、六年间，是西乡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他开始还是作为久光的谋将，后来则成为尊王倒幕派的领导人。他与大久保利通密切合作，在萨摩藩内进行政治改革，并为完成日本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大业,立下了功勋。
1864年7月,幕府对长州藩志士们发动的禁门之变进行镇压。在京都的西乡遵从久光之命，参与镇压活动，在战斗中负伤，因而受到褒奖。9月，西乡在大阪会见了胜海舟。胜对西方十分了解，对幕府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这次会见使西乡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幕府的腐朽和没落,思想发生转变。但这时的西乡仍有“萨藩主体”的地方意识,所以在行动上表现得十分动摇。当幕府于9月组织军队讨伐长州藩时，西乡仍从本藩利益出发，参加并指挥了征长讨伐军。但在翌年4月幕府组织第二次讨伐长州行动时，西乡已在行动上贯彻其强藩联合对抗幕府的主张，不顾幕府一再下令催促,坚决拒绝出兵。12月他派人与长州藩联络，并在1866年正月，于京都同长州藩倒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缔结了“萨长倒幕联盟”的密约。从此他作为一位倒幕派领导人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倒幕活动。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死，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多数认为被公卿岩仓具视等毒死），由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的形势，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斡旋之下萨摩藩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之后萨摩与土佐藩也结盟。这几个“西南强藩”掌握天皇政府大权，共同讨伐幕府。西乡等人还与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想从英国那里购买武器和取得财政援助，但他们对英国的侵略企图有所警惕。1867年7月27日，西乡在大阪会见英国公使馆官员沙托时表示：“关于变革日本政体问题，应由我辈尽力而为，如与外国人相商，则有失体面。”西乡的回答,表明他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1867年9月,西乡、大久保通过岩仓等公卿，事先做好了用天皇名义发布《讨幕密旨》的准备。10月14日,萨长两藩得到了《讨幕密旨》。在部署就绪后，12月9日，西乡、大久保等倒幕派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等，要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倒幕派于当天组织了新政府,西乡、大久保等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以德川庆喜为代表的旧幕府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发生国内战争，因是戊辰年间，史称戊辰战争。1868年1月在京都之南的鸟羽、伏见地区,幕府军与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西乡指挥了这次决战。由于兵士的奋勇和人民的支持,政府军打败了3倍于己的幕府军队，取得了胜利。西乡被新政府任命为陆海军负责人。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这时,防守江户城的胜海舟，向庆喜说明了国内外形势，促使庆喜下决心投降。3月，西乡向幕府提出了7项投降条件，并去江户会见了胜海舟。最后签订了幕府投降协定,史称“江户无血开城”。8月后,西乡又率讨幕军转战于关东和东北地方，征讨幕藩残余势力，取得节节胜利。凯旋回师后，西乡由于军功卓著受到了奖赏。9月,他以在倒幕维新运动和戊辰国内战争中的功勋,，授正三位官职,赏典禄为两千石,成为诸藩家臣中官位最高、受封最厚的人。功成名就的西乡,出于封建思想,认为自己功名地位高于萨摩藩主岛津家,有损“忠臣”的声誉,遂于1870年1月辞职,回鹿儿岛做了藩政顾问,后任藩大参事。 西乡离开中央回到地方,还因为他对明治政府实施有损于下级武士利益的政策感到不满。他很同情下级武士们在明治维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请求萨摩藩政府救济一个参加内战的士兵的信中写道:“临生死之境,使之如私物,事定之后,即行抛弃,影响德义”。他的一首广为流传的言志诗写道:“几经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瓦全。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他看不惯许多政府高官追名逐利,穷奢极侈,指责他们为“利”忘“义”。西乡的个人品德,在日本一直被人们推崇。正是在这些内政问题上,西乡与大久保等人产生了矛盾。 西乡、大久保等人尽管有矛盾,但他们都认识到要建立近代国家,使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必须消除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从1871年起,他们又在这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全力进行废藩置县的改革。
1872年7月，西乡任陆军元帅兼近卫军都督。次年7月,政府公布《地税改革条例》等5个文件，实行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税改革。在此前后,政府还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项资产阶级改革。西乡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改革，虽在改革内容上没有特别的建树，但他统帅军事力量,以武力为后盾，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应该说是他的特有贡献。 西乡、大久保、木户三人以在倒幕维新活动中的作用和贡献,被人们誉为“维新三杰”。
在此前后，参与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资产阶级改革。1873年10月，因“朝鲜派遣使节问题”与大久保利通等人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1877年1～9月，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维新， 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一部分旧权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 维新， 用句时髦的话讲， 也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 一部分中间阶层， 必然会被淘汰。 这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 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 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 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好比“攘夷”， 实质是剥夺西洋殖民者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 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 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 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 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家伙彻底打倒， 连主权（本国政府分配自国资源的权力）都丢个干净。 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 甚至与之结盟， 换取他们的支持， 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 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它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 “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 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 剥夺他的特权， 领地， 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 所谓“解放生产力”； “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 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 然而进一步呢， 进一步的军制改革， 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 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 于是， 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 如果要说到背叛， 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 而最终得益的， 有最高层的人， 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 为了日本能真正实现军事上的近代化， 对下级武士这一阶层， 是必须背叛的。 西乡是赞成新的军制的， 他知道从公而言， 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 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 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 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 地主， 就算不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吧， 至少生计不愁， 而下级武士， 数目庞大， 作为个体而言， 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 再被剥夺从军特权， 往往就衣食无着了。 西乡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 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 他就犹豫了。 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 因而在初始阶段， 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 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 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 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 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 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 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 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也很易遭忌， 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于是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 “堤内不足堤外补”， 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 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 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 其时这也确是一条出路。 可是说说容易， 当时世界列强环伺， 好地儿早就被抢占一空。 咱大清也还处于“同治中兴”阶段， 看不出是条龙是条虫， 咋办？ 那就只有台湾， 朝鲜两处可打， 此二地远离大清统治中央， 列强还未染指， 也许也不会造成清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 就连后来反对西乡最力的大久保， 山县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 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 而西乡恰恰是站在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 强烈呼吁“急征”的。 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 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 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西乡主张对台湾， 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 具体呢， 他求自任使节使韩，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西乡， 对外还是想用激幕府先行进攻的那一套谋略啊)， 假如朝鲜中计， 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 此时的西乡， 于日本人观之， 不可谓不勇， 谋国亦不可谓不忠， 然而倘于韩人观之， 则他也要被列入诡诈奸徒的行列了吧， 一个人的历史定位， 原本就是只定义在他所维护和维护他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啊。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 才能展开对外征伐， 贸然用武士征伐， 很有可能因后勤， 补给不足， 又因大清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 因而极力反对“急征”， 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 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 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 因为， 他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 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 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 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 也准备充份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 搞倒西乡， 从中渔利， 以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 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 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 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 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 他似乎真的想作那个心目中“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司马温公了。 然而， 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 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 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 朝议之中， 西乡派终于落败。 他要求出使朝鲜， 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 愤怒的西乡随即向天皇提出辞呈。第二日， 天皇便批准西乡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了陆军大将军衔。 而西乡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 也即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 如果说， 武士们的生命， 如那樱花， 那么， 西乡一定已经清楚地看到， 那比樱花更为令他们珍视的荣誉， 此时已经轻轻地落去了。 士族问题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规模较大的有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贺县发动的佐贺之乱。该事变平定后，日本政府为安抚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于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难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发动台湾出兵（中方称为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特意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升为中将，并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领兵三千馀名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
然而士族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当时西乡隆盛并不在鹿儿岛，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但依然回到鹿儿岛统率士族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并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最后政府军击败萨摩军，西乡隆盛撤退回到鹿儿岛，在负伤的情况下由部下介错砍下头颅（按：西乡隆盛并未切腹），结束日本最后一场内战。
⑻ 冲绳岛的历史渊源
冲绳岛原名叫琉球群岛。
历史：
12世纪----琉球群岛出现南山、中山、北山三国，分别在琉球群岛的南部、中部和北部。
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给琉球的中山王察度下达诏谕后，琉球的北山、中山、南山三王遂开始向明政府朝贡。从此琉球为中国的藩属。
1390年起，琉球诸离岛部落酋长入贡中山。
1392年----明太祖有见于琉球对于来华使节海上航行的困难，特赐闽人善于造船航海的技术者三 十六姓人家移居琉球。这一点是后来促进琉球对海外贸易的关键。闽人三十六姓中包括『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航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可知他们不仅是善于操舟者，且担任通译和其他与朝贡有关的事务。他们在琉球定居以后，便成为代表明王朝长期协助琉球，增进中原王朝和琉球关系的一群优秀人员。他们子孙繁衍，为琉球人尽过许多劳积。
1406年，尚巴志发兵起义，中山王国灭亡；此后，尚巴志陆续灭山北、山南；明赐姓尚，琉球国第一尚氏王朝建立。
自志鲁布里之乱起，第一尚氏王朝频发内乱，尚德王时期，金丸被群臣拥立为君，改名“尚圆”，1469年，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建立。
尚真王时期，南征八重山、与那国等岛；尚清王时期，攻占奄美群岛；“三省三十六岛”局面形成。
1416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北山。
1429年，中山王尚巴志征服南山，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每一代国王都需要由明王朝政府册封任命。明王朝不干预琉球王国内部事务。
1470年，第一尚氏王朝灭亡，尚丹建立第二尚氏王朝。国王依然由中央政府册封。
1400年~1550年，琉球王国的黄金时代，高度发达的商业，与内地、朝鲜、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
15世纪~16世纪，高丽和九州海盗骚扰日本本土沿海和琉球沿海。
1609年，日本萨摩藩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下，入侵琉球；尚宁王被掳至日本被迫签订《掟十五条》：琉球国向萨摩藩称臣，割奄美群岛予萨摩。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 ，长崎代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村山等安奉德川家康之命，由他的儿子村山秋安率船十三艘，动员二、三千人侵略台湾，这是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对台用兵。但是，他的行动被琉球王尚宁侦知，特别派遣通事蔡廛前赴明廷报告。《明实录》说：“琉球国王中山尚甯遣蔡廛来言，迩间倭寇各岛造战船五百余只，欲取鸡笼山，恐其流突中国，危害闽海，故特移谘奏报”。（鸡笼山指现在的台湾省基隆市）。
1654年，琉球王和中国建立关系，中国遣使到琉球进行册封，当时的大清顺治皇帝封琉球王为尚质王，定二年进贡一次。
1853年5月，美国海军准将Matthew C. Perry（佩里）的舰队到达琉球。
1854年7月11日，Perry与日本谈判结束后，赶回琉球与琉球王国政府谈判，最后以琉、英两种文字正式签订条约开放那霸港口。
1866年，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继位。
1871年11月，牡丹社事件。一艘琉球渔船遇飓风，飘到台湾南部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地方，一些水手因同台湾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而被杀，其余由清政府送回琉球。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国属于日本的「内藩」，琉球群岛是日本的领土，从此收复琉球。并拖延与中国谈判“附属国”问题。
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藉口，声称“杀害琉球人就是杀日本人”，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1875年，日军武力占领琉球群岛，禁止琉球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废除中国年号，改为日本明治年号。虽然先前大清在琉球主权问题上始终坚持其为中国附属国，但李鸿章还是签了字。
1875年7月24日，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中央政府朝贡。
1879年4月4日，日本强迫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把琉球改为冲绳县。并开始实行残暴的同化、奴化和殖民政策。
1879年（明治12年），日本天皇政府推行“废藩置县”，在琉球强行推行“琉球处分”，把琉球一分为二：北为日本领土，改为“冲绳县”，南为满清领土，并企图硬逼中国承认。当时琉球王尚泰曾派使臣向清国乞援[5]。中日就琉球问题开始谈判，中方提出把琉球群岛分成三部分：接近日本方向的奄美大岛为日本领土，冲绳本岛及其附近岛屿作为一个独立的琉球王国存在，而在南部的先岛群岛则作为中国的领土。日本方面建议把琉球划分成两部分：冲绳本岛及其北方岛屿作为是日本的领土，而南部的先岛群岛则作为中国的领土。由于清廷部分大臣的坚持和琉球人的请求，清廷最终未与日本签订此条约，即未承认日本拥有琉球的主权。
1880年9月迫于日本的压力，按日本的二分法（而非清廷的三分法）草签分界条约，包括宫古、石横、八重山群岛在内的先岛群岛属于中国。虽然清庭草签了条约，但迫于日本的威严和对日本的恐惧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南琉球。
1882年，驻天津领事竹添进一郎与满清恢复谈判琉球问题，但是没有达成协议，琉球问题一直拖延至甲午战争。
1898年，日本政府征召琉球人服兵役。
1901年，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去世。
1916年，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全冲绳教师大会要求禁止在学校说琉球语。
1943年，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约定由美中共同托管琉球群岛，由于中国受内战的影响，因而此事多为美国主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进攻冲绳本岛，在冲绳岛战役后期，日军指挥官牛岛满执行日本政府下达的所谓“玉碎令”，要当地驻军杀光琉球人，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军登上琉球前日军共屠杀琉球民众26万余人，屠杀规模之大，次于南京大屠杀。
1947年4月，联合国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把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
1951年，日美在没有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签定《旧金山和约》，确认日本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但是继续由美国执行施政权。
1971年，美日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的“施政权”给日本。
1972年，美国向日本移交琉球群岛的施政权，冲绳县成立。
1995年，冲绳人为抗议女童遭到美国驻军士兵轮奸，冲绳曾举行过一次有约8.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美游行示威集会，要求美军撤出冲绳。
2000年，八大工业国组织高峰会在冲绳名护市举行。
2013年5月4日，中国外交部旗下刊物“世界知识”发表专文，根据日本并吞琉球（冲绳）事实，以及1971年“日美冲绳协议”内容，认定日本没有琉球的主权。
⑼ 牡丹社事件!
琉球国宫古岛民台湾遇害事件发生于公元1871年，主要因是琉球国宫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归内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容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三人溺死，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1874年（中国清朝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称琉球是日本属邦试图吞并清朝蕃属国琉球国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台湾岛的军事行动。这是日本政府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向国外发动的战争，也是清朝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的重要外交事件。此事中国方面称之为牡丹社事件，而日本方面则称为台湾出兵或是征台之役。
⑽ 琉球国历史
琉球王国（琉球语：琉球国/ルーチューククRūchū kuku）是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最初是指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1429年，三国统一为琉球王国。
琉球王国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蜿蜒1000公里，总面积3600平方公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372年，琉球诸国成为中国明王朝的藩属国。1429年，统一后的琉球王国仍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宗藩关系。明亡后，琉球继续向清政府朝贡。1663年，琉球正式被清王朝册封，从此琉球使用清朝年号，向清朝纳贡，历代琉球王都向中国皇帝请求册封，从未间断。
1609年，日本萨摩藩率兵侵占琉球，逼迫琉球向日本进贡。琉球王国形成“两属”状态，后逐渐被萨摩藩实际控制，成为萨摩藩的附庸。1872年，日本政府借明治天皇亲政之机，削琉球国号设为“琉球藩”。1875年7月，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的朝贡，并改用日本年号。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完成所谓的“琉球处分”，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
(10)牡丹社事件扩展阅读：
日本强占琉球：
1879年3月，日本向琉球秘密派出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在首里城发布强逼琉球国交出政权的命令。4月4日，日本悍然宣布“废琉置县”，即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随即大肆抢掠中琉往来的文书、文物和宝印，以及琉球国政府档案，企图彻底抹掉琉球国的存在，销毁所有历史见证。
4月30日，日本将最后一位琉球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让其无法继续号召和领导琉球国人进行反抗。但琉球国仍在拼死抗争，有琉球国民毅然远赴中国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泪控诉，陈情通事林世功还在北京自杀殉国，请求中国出兵将琉球从日本的魔爪下拯救出来。
可惜，清政府已自顾不暇，只能眼睁睁看着“自为一国”的琉球被日本生生吞并。“梦里不知身是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李后主这些悲怆的词句，恰是琉球国王尚泰此时忧郁苦闷心情的写照。
此后，日本人一边筹划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一边在琉球问题的协商中虚与委蛇。就这样一直拖延至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拱手割让台湾、澎湖，自然对琉球国的存亡也丧失了发言权，只能听任日本人为所欲为。即使如此，琉球人和中国人仍保持了弱者的倔强，虽然强盗的抢劫已是既成事实，但也绝不承认这种抢劫的合法性。
被关押的琉球国王尚泰，直到1901年去世，也没有放弃维护琉球国主权的要求。1916年，还有琉球青少年坚持用琉球的语言进行对话，坚持即使亡国也不能灭种。
1919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组织整理编辑《 晚晴移诗总汇 》时，仍然将琉球国民的诗作收在“属国”一卷中。
1925年，著名诗人闻一多发表《 七子之歌 》，将被帝国主义列强霸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暂时离开母亲怀抱的7个儿子，哭诉着被强盗欺侮蹂躏的痛苦。他在“台湾”一节里写进琉球：“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