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木匠

① 邱岳峰的人物评价

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本文作者：苏秀
我想他恐怕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欢迎爱戴的一位了。他生于1922年，1980年逝世，是个混血儿，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白俄。可他自幼被送回福建老家，没有在生母身边，所以并不会俄文。可他中文水平不错，解放前曾在天津等地演过话剧，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批进厂的配音演员。那批人中还有尚华、富润生、姚念贻、张同凝等人。
邱岳峰音色并不漂亮，甚至可以说不大好听，但他人极聪明，又刻苦用功，对原片有极强的领悟能力并有着丰富的表演手段。
他能配各种类型、各种年龄的人物。大家总觉得他特别擅长配各种卑微的小人物，例如《警察与小偷》中的小偷、《白夜》中的幻想者、《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而且配卓别林的影片成了他的专利，好像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掌握卓别林那幽默而特别富有节奏感的台词了。
除了配小人物，好像他又是配各种坏人的专家，如早期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托派、法国片《悲惨世界》中的小店主、《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但是他也同样能把《简·爱》中那脾气古怪的英国绅士罗杰斯特那既富有教养又盛气凌人、表面粗暴地对待简·爱、内心又把她视为知己的复杂感情配得丝丝入扣。《第四十一》里那个白军中尉英俊潇洒、是个富有魅力的人物，邱岳峰的声音不好听，能配好这个角色全凭他的语言功夫，配出了人物的潇洒、神韵。在《猜一猜谁来赴晚宴》中他配那位为女儿婚姻操心的父亲（由好莱坞著名演员斯宾塞·屈赛扮演），那是一位美国上层社会成功的人士，他聪明、自信，思想开明，一向反对种族歧视，可当独生女真要嫁给一名黑人的时候他却疑虑重重，为此他生自己的气。他最后差不多有十分钟的大段独白既是斯宾塞·屈赛的杰作，也应该说是邱岳峰的杰作。
他真可以说配什么像什么，他的精彩之作，还有《科伦上尉》，捷克木偶片《好兵帅克》，苏联片《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法国片《红与黑》中的市长……
这一生中我多次和他配对手戏。除了《第四十一》他配白军中尉，我配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外，在《警察与小偷》中他配小偷，我配小偷妻子，在苏联片《漫长的路》中我配沙俄时代的女革命家，他配女革命家的情人，还有文革中配的内参片《化身博士》，他配医生（斯宾塞·屈赛扮演）我配酒吧女侍（英格丽·褒曼扮演），苏联片《红莓》中他配叶果尔（苏联著名演员瓦西里·舒克申扮演）我配柳芭（由弗道谢耶娃扮演），可惜这两部影片均未能公开上演，真让人遗憾。
我们厂的对口型工作是个很辛苦的工作，而且要求对口型的人要阅读能力强，嘴皮子快，因为对口型是念的译本初稿对我们对口型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可你必须立即流畅地一字不差地读出来，因为翻译和导演不单要通过对口型检查字数长短是否符合原片，还要看中译文是否与原片演员的动作与表情相符，而且这又是个默默无闻的工作。
自1950年我厂建立对口型制度以来，我们的所有影片的对口型工作都是由邱岳峰、姚念贻、张同凝和我承担的。后来又加上了不肯和潘我源。我们对口型并不单纯地负责字数长短，也总是一起帮助翻译、导演修改台词，老邱的点子尤其多。年轻的法文翻译李成保曾经对我说：“我真佩服老邱。他说我翻错的地方，多半我就是错了。他说，会不会是这个意思，我仔细一查原文，果然他说得对。”我说：“他虽不懂法文，但他懂戏。他说你错了，因为戏顺不下去。他说会不会是这个意思，是通过台词上下文以及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等等因素推断出来的。”所以每个翻译、导演都愿意与他合作。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有了乔榛、杨成纯接班，我和毕克就不大参加对口型工作了。可老邱却一直搞这个工作直到他离开厂，离开人世。
应该说，有了对口型的演员，才使翻译和导演能在考虑原片诸多因素的基础上来修改台词，对提高剧本质量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在修改剧本时，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启发，往往就会产生一些精彩的句子，这时大家就会特别开心，甚至没听到午休的铃声，真可谓废寝忘食了。
邱岳峰是自杀而死的。1980年3月那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一走进演员休息室就感到气氛不对，没有了往日的说笑声，大家的脸上也没有笑容。
我忙问坐在我对面的伍经纬出了什么事了，他说你先坐下，我听他的话坐了下来，他说：“邱岳峰死了！”我一听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急切地问：“怎么死的？什么时候？这怎么可能？他星期六不还好好的么！”他告诉我老邱星期六下午和妻子吵了一架就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
虽然很快就被家人发现送进了医院，我们厂领导也立刻赶赴医院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的生命，但终因服药量过大，于星期天不幸去世。
他到底为什么要死，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对妻子不错，那两年西瓜不好买，他买了西瓜大热天骑车送回家去。妻子对他更是关心备至，他妻子在生产组工作，工资有限，可节省下钱来就给他买人参，省吃俭用苦苦地撑持着那个家……大半辈子都过了为什么忽然要死？他死得太可惜！太可惜了！！！
我所知道的邱岳峰
作者：王亦秋
第一次听到邱岳峰的名字，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上海法租界“辣斐大剧院”（今长城电影院）内驻有一个“苦干剧团”，有位演员刘群曾向我谈起，因剧目不叫座，他们这类剧团常常会就地散伙，演员往往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只得流落江湖，另搭班子。而邱岳峰的境况大抵与刘先生相似。但这个名字之所以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是因为刘先生介绍了邱岳峰的一手“绝活”：他能在歌舞场中玩一套洋鼓，细细的两根鼓棒，在他手中玩得滴溜溜转，点击在大小鼓面上，节拍轻重缓急，轻如细雨，似屋檐滴水般的抒情，重如疾风骤雨，气势似山洪崩泻。真可谓出手不凡，令人倾服。听了刘先生一番叙述，我倒很想见识一下邱岳峰的“绝活”，可惜当时连他的面都未见到。
上海解放时，我在一家小剧场承担一份写戏码的小差使，结交影剧演员李明为友。李明另有一个爱好是连环画，与名家赵宏本相熟。赵先生平生喜结交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经李明引见，我们一起到赵先生的“上海连环画作者联谊会”工作。“联谊会”实际上是赵先生的工作室，志同道合者有十余人。
一个春末的上午，一个高鼻、深目、褐发，说一口流利“国语”的“洋人”来找李明，要他介绍参加“联谊会”编写连环画脚本。此人便是邱岳峰。赵先生见他这模样也乐了，给予登记入册。之后邱岳峰有否编写过连环画脚本我不清楚，李兄画过十多本连环画，后来另有高就，去了艺术剧院。
邱岳峰的住处离我家不远，在淮海路襄阳公园对面的钱家塘（现已拆除）。60年代初，我曾摸上他家，想见识这位“洋人”是怎样生活的。进门见着他高鼻的老娘，穿着俄式连衫裙，正忙着家务。他的儿子是一头天然的黄发。其他方面的印象，现在已经模糊了。
1957年间，译制影片兴起，邱岳峰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一名配音演员。在《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等经典影片中，他的配音声情并茂，话语节奏出神入化，深得观众喜爱。我们知道，没有一定的文化艺术的涵养，是难以胜任配音演员的工作的。
邱岳峰还在赵丹主演的《林则徐》中，演了一个不用填高鼻子化装的“洋人”配角，从配音的后台直接走进银幕，让更多的观众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近来又遇李明兄，谈起邱岳峰当年轶事。一次李兄从外地演出归来，邱岳峰拎着皮箱紧随其后。未料出站时，有位公安人员要查看其“护照”，邱岳峰顿时愣住。李兄见状，赶紧给他解围。看来一副“洋面孔”，也有着“利弊关系”。
怀念著名配音艺术家邱岳峰
作者：李元
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忘不了那部优美的电影《简·爱》，更忘不了为罗彻斯特配音的邱岳峰。他那一声绝望的“简——”，似乎依然萦绕在我们胸际……十九年前的3月，他抛下了亲人骨肉，抛下了热爱他的观众，依然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们怀念着他——
3月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夜空中不断响起元宵的爆竹声，人们还沉浸在世纪最后一个春节的欢乐尾声里，我的心里却是那样的沉重……远望着窗外东方明珠塔闪烁的灯光，低头凝神细看案头放着的三张照片，这是一位曾经风光过、追求过、挣扎过的老人，许多年前也是在这样的一个3月早春的日子里，他走了，抛下了他挚爱的电影配音事业，永远地消失了！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快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地听到人们悄悄谈起他的名字——邱岳峰。在我做外国电影编译工作的廿年岁月中，曾经有多少读者来信来电，询问他的一切。一位牡丹江京剧团演员来信说：“像邱老师那种声音太少有了，希望译制厂领导考虑快快培养邱派的继承人。”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年轻人在信中说：“我实在难以相信这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他不会死，不会死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大学生呼吁：“将遗像寄给我一张吧，告诉我他为什么突然死去。”此刻我手中捧着邱岳峰的大儿子邱必昌转给我的厚厚一叠来信，思绪万千。许多年了，总有一个声音在心中回荡着：但愿今后不会再有悲剧发生，但愿……
然而要翻开历史的一页，接取伤疤上结好的那层表皮，真是太沉重、太痛苦了。六年前我的一位好友曾那么坚决地催促我：“你一定要写，要写他！”然而今天她跟所有忙忙碌碌享受生活的人一样，劝我“忘却吧，因为太痛心了！”不，不！我抵不过心灵深处那种呼唤，终于拨通邱必昌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平静的，自然也掩不住一点点吃惊，于是我俩面对面坐下来，将这沉重的生活一页揭开。
“我想谈您父亲的事，尤其是老人家怎么走的，非常不礼貌，不合时宜吧，但我要说，让我们不要带着太多的负担，太多的遗憾走进新的纪元，假如这一切发生在今天，也许什么都不一样了是吗？”在躯壳、灵魂、精神素质上，邱必昌都有父亲的血统，掩藏在那样冷静、平和的外表之下是热烈的心灵。
“我想你一定最想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我不同意将这件事作一种招摇惑众的宣传，比如称为'死之谜'。其实父亲的死是一种必然，他的处境、遭遇、性格都决定他有极大可能走上这条路。因为他不仅是个艺术家，也是个好父亲，内心很浪漫很丰富，现实却对他非常不利，可以说太艰难、太曲折，他的个性又太内向，所以他没有什么办法来解脱自己，只能找这种归宿。”邱必昌呷着浓咖啡，抽着烟。“那天是3月最后的日子，29日，天很好……”邱必昌沉默了好一会，往事如烟，然而这一幕永生难忘。“他这天眼光很特别，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总是动动嘴唇不出声。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们家一共是五个孩子，三男二女，现在只剩一女就是我妹妹。我的大妹妹婴儿时得了急性肺炎，要买青霉素凑不足钱，后来向人借了钱买了针剂，来不及了，她已经死了。所以我爸爸把对大女儿的那份思念都寄托在对我妹妹的爱里了。”邱必昌再一次停下来，很沉重的说：“爸爸都来不及跟我们告别，就这么昏过去了。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对面的淮海医院，抢救了一天一夜，他一直没醒过来。第二天3月30日，记得那天响春雷，炸雷似的特别响。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恰恰我出外办事的一会，医院通知我爸爸已经不行的消息，我赶去医院，路上车堵得要死，我赶到医院，一身是水，雨水、汗水、泪水都混在一起了。我心里总觉得老天在怜惜他，十年之后我在清明过后不久，把父亲的骨灰从龙华落葬到苏州去，老天也下这么大的雨。”邱必昌抽了口烟，也许是压低一下心灵深处的那份沉重，在烟雾后面，我看不清，也没勇气去望那对眼睛。
“我父亲走得这么坚决、这么快，大概是我母亲、我和妹妹弟弟都没有预料的。我总以为可以马上采取点措施，洗胃什么的，过几天会醒过来，谁知……”他顿了顿，很沉重地吐出一圈烟雾。后来我从他的同行中听说，邱岳峰已经不是第一次想寻求这种归宿。听家人说，幸亏他的妻子在身边。那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时，他吃了安眠药，被她发现，马上用手扒，总算救了他的命。后来好像是在“文革”时期吧，又有过一次。到底是什么呢？是命吧，他总是那么艰难地活着。
那些日子，我踏访了和邱岳峰同时代的艺术人、他的同事和学生，我翻找、查看了当年的一些记录，在质对立着那些逝去的痕迹。然而我不想那么机械地、表面地述说这件事，二十年的历史进程，已经使我们能够公正辩证地评说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造成的有着深层和表层、个人和环境、内在和外在因素的事件。
不管怎样，邱岳峰假如活到现在，那一段往事一定不会发生，悲剧一定不会重演。我们循着死因追溯着逝去岁月的踪影……“我们家的房子小，那是出了名的。1953年我家从长宁路搬到南昌路，一条旧式弄堂里一间只有十七平米的房间要住七口人，祖母、父母、四个孩子，大孩子们都睡在地板上。我父亲的工资刚进厂时评级是103元，死时还是103元。记得后来'文革'结束时，爸爸领了那几年扣发的工资，数数大概是千把元吧，一进门他就高兴地喊着：'快去买两张床！'那时我们才睡上钢丝床。尽管这么艰难，父亲可从没怨言。他这人很会自得其乐，工作上不要说，就说生活吧，他干什么都干得很棒。他木工做得挺精，有段时期，就是'戴帽'时期，他被打发到译制厂后院一个小木工棚里当一名木匠，算是'劳动改造'。他专心一致学起木匠活来，还真露一手呢。家里几件家具还打得很不错。他能把人家做钟座多余下来的三角边料一块块拼起来做成精致的拼花五斗橱。他喜欢花草，特别爱种橡皮树，屋角那棵橡皮树，在他当年去世前长得枝高叶茂，一直长到屋顶。他爱说戏里的事，很幽默。记得他在世时，家里总挤满上门求教的年轻人，父亲对他们可好呢，常常到十一二点钟才把他们送走。父亲死的原因其实是明明白白的，他受不了对他的不公正待遇。”
我查询的资料和邱必昌叙述的事实是符合的，邱岳峰生前遭受到的一切，至少说是不够公正的。尽管译制厂的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他采取了宽容、理解的政策，很多有事业心的老一代同仁都与他相处得很融洽，但事实毕竟还是没有改变，他始终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自然更重了，二十年来为那么多的“毒草”配音，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结论已经算很轻了，每次斗批改、进牛棚都逃不了的。邱岳峰的个人历史其实并不复杂，出生于福州市，祖父是驻守中苏边境的一名武官，娶了一个白俄女子，于是邱岳峰也有白俄血统。他9岁就离开故乡，只身投靠亲戚，在天津、北平求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初他读一段英语专科学校，后来为生活所迫，放弃求学深造开始投入演艺界。1942年到了天津，在大亚话剧团，那年他刚20岁。在话剧团，他什么都做，置景、搬道具、做灯光效果、管化妆服饰等等，也上台当个跑龙套的。1945年他到了北平联华剧社，正式上台扮角色，演过话剧《夜半歌声》。1947年在天津参加燕旅剧团，1949年到上海剧艺社。邱岳峰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一代配音演员。据他的同代人、配音艺术家富润生老先生回忆，“邱岳峰是第四个进译制厂的。我和尚华是接他后面进厂的，但是他跟女演员姚念贻（姚因难产，年轻轻就去世了）合配的第一部是苏联电影《小英雄》。那些年很艰苦，但我们都很愉快振奋，刚解放嘛。又是译制事业初创期，邱岳峰对这份事业是非常敬业和尽心的。厂领导对他不错，当时党组织把他保下来，作为'留厂察看'陈叙一厂长更是把配音重担交付给老邱，'文革'前一段日子老邱事业上一直比较顺。”“文革”十年，邱岳峰始终带着一个信念活着，那就是盼着那一天，能把他的历史问题说明白。他盼的不是“摘帽”，而是“平反”，但他左盼右盼，盼不倒头。
他的这顶摘去的“帽子”，其实一直沉重地戴在他心上。因为他最心痛的是，孩子们平白无辜地受到牵累，他的女儿始终不能从农场上调，在农场整整八年。许多人的儿女都纷纷回城、考大学、调干，而自己女儿的事却迟迟不能解决。难怪邱岳峰对朋友要哀叹，要流泪。
在他去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许许多多的挫折和不顺心的事都接二连三地落到他头上。1979年底，邱岳峰获知自己的申诉得不到解决，不在平反之列。他绝望了，奔走呼吁了两年没有结果。那些日子里，他那么颓丧、消沉，有希望但盼不到头总比什么都绝望了好得多，他的心开始凉了。不久，他被演员组推举为年度先进分子，但最终宣布时却换了另一个名字。有人提醒他“你是内控”，他的心颤抖了。回忆当年的事，还有些老同志记得起来，邱岳峰那些日子躲着大家，脸色更黑沉，人更消瘦。在1980年元旦到来的忙碌日子里，没有人理会他这个“有问题”的人，他躲在一个角落里，伤心地哭着。一个年轻的演员看到这一幕，伤心地劝他，邱岳峰压抑不住心中的苦恼，痛苦地迸出一句话来：“我要退休，等到81年5月马上退！”
此后，“我要退，我不干了！”这样的话常常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在厂里，在家里，他都显得那般焦虑不安。邱岳峰的名气不小，一个享有一定声誉的艺术家，自然也很爱护自己的面子，很在乎舆论的评判。最后发生的事，其实只是一根小小的导火线，关于这件事，父亲和儿子有过一次长谈。邱必昌告诉我：“在他走之前没多少日子，他跟我谈起过关于他'跟年轻演员相处‘的那些流言’，他当时并不在乎，只说了几句：‘我真的没什么，这是个有抱负的年轻演员，有前途的，也很用功，我内心里只想给些帮助，促其在事业上成功。’其实现在看来，真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当时我觉得导致父亲死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压在他心头那副沉重的枷锁。我后来冷静地想想，假如一个人对前途丝毫不抱任何希望，一再地想要解脱，那么走这条绝路，未免不是件好事。对家人、对别人是件遗憾的事，但对他是一个解脱。”我望着邱必昌那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样说，你心里也好过一点吧？”
对邱岳峰也许是一次解脱，但对热爱他的影迷，却是一次太沉重的打击了。现在的人也许早已淡忘，但历史不会遗忘。这一幕幕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名演员的心能跟普通百姓这么靠近，直至今天还有这么多的人记住他，怀念他，实在是邱岳峰的幸运和造化。
邱岳峰去世，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使他的家人、同行、朋友惊倒了。老艺术家、配音演员苏秀在她的著作《我的配音生涯》中这么回忆：“他恐怕是我们配音演员中最受观众爱戴的一位了。”她至今难以接受老邱自杀而死这个事实。邱岳峰的学生全国都有，消息不胫而走。尽管没有登报，没有政府机构出面的追悼会，然而，一切都比预期的更加隆重，更加令人激动。在龙华公墓大厅里，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准备好的六百多黄花一下发完，后来又增加到九百多朵还不够，之间人不断涌来，很多人从没见过，他们也不留姓名，送上花圈，只说是热爱邱岳峰的观众。悼词是由工会代表富润生、演员组组长李梓和邱岳峰的生前好友韩非三个人读的。
1980年，上海文艺界走了两个名人——赵丹和邱岳峰，这年春天特别冷，雨水也特别多。我和邱岳峰的同代人、下代人接触，几乎都能获得同一种感觉，“老邱这人太闷，他性格上是有弱点。”我想，也许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邱岳峰是一个艺术家，不能离开艺术家的特点去评判他。他的精神领域始终充满了矛盾。始终是不安静的、痛苦的。因为他的理想太完美，戴着一种浪漫的幻影；他处的现实环境很不顺利，这两者距离太远，冲突太激烈。邱岳峰很像历代一些艺术家，作家海明威、画家梵高，他们都寻找着人世间不存在的完美、激情和宽容，但最后都绝望了。我想，我们应该理解、同情、痛惜他们，说一声：“安息吧！”
让我们把沉重的历史一页翻过去，在纪念中振奋起来。。进来这些日子，上海电影译制厂沉浸在一种重振旗鼓的欢快中，新厂长新领导新班子新作风，总之，新的开端，带来新的面貌。纪念这些创始期的有功之臣，继往开来是我们的目的。谈起邱岳峰，自然就会想起“邱派”。邱岳峰艺术上的特点是从一条崎岖的小路上一步步走过来，在经年累月的埋头苦干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风格也就是今天流行的“品牌”，人们爱叫他“邱派”。“邱派”的形成是“水滴石穿”。当年曾经有人断言，邱岳峰在电影译制事业上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他声音沙哑，音域不宽，他过去在舞台上是以表情所长掩盖声音短缺的。但奇怪的是，就是这个缺点，一旦提炼、改造、升华，竟变成特点，以后又发展成一种特色，最后就成了一种流派。想当年配《列宁在一九一八》时，列宁是由著名的话剧名角张伐来配的，邱岳峰只配在冬宫收买卫队长的特务一角，才几句话，邱岳峰听到自己的怪嗓音，嘎嘎地像公鸭叫，有点难为情。可后来在一个个的角色里，他像锻铁一样练嗓音，练出了闪亮的色泽和硬度。到了配意大利片《警察与小偷》时，他有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从此他在译制片领域里真正站稳了，赢得了公众的赞赏。从此他在一连串的名片巨作中担任主要角色的配音，两百多部译制片中他挑重头戏的，真是一大串噢，数都数不过来：《悲惨世界》中的店主、《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第41个》中的白军中尉、《好兵帅克》中的帅克、《红与黑》中的市长、《蔡一猜谁来吃晚餐》中的父亲、《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宁、《凡尔杜先生》中的凡尔杜、《大独裁者》中的犹太理发师……最著名的那部《简·爱》是他登峰造极之作，人们如今还能从《邱岳峰绝版》那盘磁带中听到一颗受伤心灵的呻吟和呐喊。邱岳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声音的享受，更是一份受之不尽的文化艺术遗产。
译制厂上上下下，老小几代都为有邱岳峰这样的配音大师而骄傲。很多人对我说：“我们只记住他在艺术上的成就，这就是他最大的生命价值，别的都不足为奇。”邱岳峰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那样局促艰辛的生活条件下，创造了一份艺术财富，他给后人的这份遗产是丰富的，所以他是富有的。正像一位看遍他所有译制片的影迷所说：“今天译制片这么多，但像邱老师这样深沉的声音却难得听到了。”我想让我们从忘却的纪念中得到一种启示，共同开创这份事业吧！
遥望邱岳峰
作者：陈徒手
15年前的一个深夜，口服过量安眠药的邱岳峰被送到医院，因抢救不及，永远离开了喜欢他的配音艺术的朋友们，今年71岁的尚华回想起那天下午的最后一面，至今记忆犹新。就在译制厂的小楼二层，刚为《傲蕾·一兰》配完音的邱岳峰平静地对尚华说：“刚配完。”把邱岳峰视为老大哥的尚华告诉记者，太可惜了，老邱一生坎坷，老邱一生坎坷，吃了那么多苦，可是最后却没有挺过去。
“在不少影片中，老邱配反面人物，我配正面人物，三十多年的合作很愉快，老邱走了，就觉得在业务上缺了一位很棒的搭档。”做在译制厂的会议室里，毕克谈起邱岳峰，不禁泪花浸润眼角，他说，译制片受欢迎，根老邱的功劳、苦劳分不开。
在小楼办公时，于鼎和邱岳峰的办公桌紧紧地挨着，于鼎记得，邱岳峰总是一早就来上班，扫地打水。“老厂长陈叙一非常欣赏老邱的才华，老邱有历史问题的包袱，老厂长就敢用他，那时候老厂长7点半就到厂里，8点一到就放片子，如果没人对口型，那就麻烦了。老邱和我们都受过老厂长的严厉批评，有的时候还哭过，老厂长业务精，对于像老邱这样的演员的培养和使用有一套想法。”于鼎对陈叙一的爱才啧啧称道。
五十年代初同邱岳峰一同进厂的富润生对邱岳峰的用功程度表示惊叹，他说：“刚开始时我们都不适应，他却很快适应，比我们都早开窍。”他告诉记者，在为《简爱》配音时，邱岳峰常常苦思冥想，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走路时也是默默地想问题，坐公共汽车过了站都不知道，尚华把邱岳峰为《简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卓别林等的配音视为“绝配”。他说：“老邱配戏极为细腻，一个呼吸，一个咂嘴动作都有味道，都不放过，他自己认为：'这也使人物性格的组成部分。'”曹雷认为，有的演员离开了画面，声音就死板。而老邱的声音却是立体的，栩栩如生，不是一个简单的配音源。记得邱岳峰为《傲慢与偏见》中一个夸张的人物配音，一口气说了很多话，快中还掌握节奏，富有弹性。她叹道：“老邱的嘴皮子太有功夫了，大家从心里佩服他。”
赵慎之称邱岳峰是一位天才的、少有的配音演员，但他没有傲气，没有架子，对观众的来信尽可能答复。她说，老邱乐于助人，做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幕后工作，从不张扬。
刚从外地旅游归来的李梓谈到老朋友邱岳峰，竟不知从何谈起。她缓缓地说：老邱功底深厚，非常刻苦，他的声音有限（抱歉，这里复印件不清晰），但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老邱自己很喜欢《简爱》中罗切斯特这个人物，对角色体会很深，投入了大量精力，配得惟妙惟肖，十分出彩。她说，合作时互相烘托，互相渲染，使我自己在配简爱时也格外动情。
她轻声地说，很愿意和他合作，很愿意的。
那天黄昏，因病失明一只眼睛的……（抱歉，复印件不清晰，实在看不清楚人名）失神地望着窗外，不时擦抹眼睛，喃喃地说：“很想他。”

② 常乾坤的荣誉记事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员
1904年7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省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常乾坤7岁入私塾，聪明好学，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时，常乾坤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32年12月，常乾坤又到苏联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常乾坤曾设计了一台发动机和一架侦察飞机。虽然没有达到制造的水平，还是受到专家的表杨，并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称。这期间，常乾坤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常乾坤再也坐不下去读书了。他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得到的答复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1938年9月初，为了赶赴国内参加抗战，常乾坤没有等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回国。从莫斯科回国到达新疆迪化时，因这里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航空队，常乾坤曾力争进航空队当教官，想利用自己所学报效祖国。由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他不同意常乾坤等留苏人员任教，一直到1940年12月，常乾坤等才奉命回到延安。
1941年2月，常乾坤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主席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给予鼓励。中央军委根据常乾坤等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做出了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校址在陕北安塞，并指定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创办工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1941年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工程学校校教务主任。3月10日，已经选调了100多名学员的工程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1942年夏天，军事学院迁往缓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常乾坤任副组长，担任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的事宜。这一年7月，航空组组织了延安机场的工程建设，机场竣工后，保障了飞机在延安的起降。 日本投降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延安航空小组的常乾坤也在焦急地等待中共中央的决定。一天清早，叶剑英参谋长把常乾坤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要你去，想是谈你们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高兴得连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个同志把常乾坤带到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里。任弼时同志像是早在等常乾坤的到来，他和常乾坤握手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常乾坤激动地连忙回答：“这对我们搞航空的人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一定坚决地按照中央的决定去工作，一定很好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任弼时同志又说：“我记得1940年你们刚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时候，就写信给毛主席，建议筹办一个航空工程学校。……只怪那时候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后来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任弼时听了常乾坤的介绍笑了笑，接着又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你们还需要什么人，写个名单交给中央组织部。”任弼时还嘱咐：“赤手空拳办航校，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有待你们去克服它，……遇到难解决的问题要多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1945年10月15日，常乾坤一行20余人启程的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子。”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常乾坤一行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星夜赶赴东北。
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一行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常乾坤首先到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关于创建航校的决定，东北局根据局势的发展，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作法都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当时，日寇丢弃的航空器材散布东北各地，许多机场和飞机、器材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仅留下来的一些飞机也是残缺不全。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的手里，或被土匪特务抢走，东北局要求常乾坤等一定要依靠各地党、政机关的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抓到的器材全部抓到手中，迅速把航校建立起来。
为此，常乾坤等把东北局原先派去搞航空的同志组织在一起，进行紧急动员。大家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航空器材。有的同志在寻找器材时误入原日寇遗留下来的毒气场，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航空器材等，收获也是巨大的。就是这些全部家当，成了航校进行飞行训练的物质基础。
1946年3月1日，在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习称东北老航校。按航校成立的日期上报了个代号为“三一部队”。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讲话，并宣布了航校领导班干部的任职命令，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兼任校长，常乾坤为副校长。
争取尽早开始训练，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这是党中央和东北局的意图，也是常乾坤等同志的光荣任务。但航校训练需要有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可航校成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搞了两次大搬家：第一次是1946年4月中旬，在四平战役吃紧的情况下，航校由通化搬迁到牡丹江。常乾坤召集领导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决定从空中、地面同时进行转移。4月20日，常乾坤在通化机场指挥飞机转移。突然，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轰炸扫射半个小时之久，老航校有7架飞机受损和几个人受伤。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了敦化、延吉等地。
5月航校转移到牡丹江后，朱瑞不再兼任航校领导，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为政委。航校的代号从6月1日也改称“六一部队”在硝烟滚滚的战争环境中，创办航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逼得很紧，有向牡丹江一带进犯的态势。于是，学校赶快抽出大部分人员抢修东安机场，于1946年11月间，航校又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国民党为了消灭人民航空事业这个刚刚萌芽的嫩苗，经常派飞机侦察、轰炸、扫射，妄图把人民的航空事业扼杀在襁褓中。航校迁东安不久，国民党空军又出动飞机追到东安机场轰炸。为了避免不必要有损失，常乾坤又组织部分飞行人员迁到更偏僻的千镇。
训练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难题也摆在常乾坤的面前。要飞机上天，首先要有各种航空技术人才，要有飞行教员，要有教领航、机务、维修、气象等方方面面的人才。为解决教员和教材问题，常乾坤等校领导确定了飞行教员和机械教员训练班，由留用日籍人员担任教员，加紧训练。常乾坤自己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
航校建立之初，各方面的技术人员比较复杂，有驾机起义的同志，也有留用的日本人员，以后又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老红军。常乾坤严格遵照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精神，以中国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和胸怀去教育和争取人，团结人。对驾机起义归来的同志，常乾坤本着革命不分先后，只要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律欢迎，使起义归来的同志一到航校就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例如，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飞行员，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在校长常乾坤的支持和鼓励下，刘善本积极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当时，老航校留用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有300多。常乾坤等校领导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为航校工作。同时，启发教育他们认清过去的历史，将功赎罪。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和后建的空军第7航空学校工作10多年之久，为航校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寺村邦三等16位先生因积劳成疾在中国逝世，安葬在被他们称为第二故乡的牡丹江。
常乾坤和东北老航校的建设者们，带着党中央的嘱咐，以高昂的革命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炮火硝烟的战争环境里把航校办起来了。三年多的时间共培养出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行班5期126人，机械班4期322人，领航班24人场站等保障人员88人。不少人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建设事业中的骨干力量。
致力新中国空军建设
1949年初，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为歼灭残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党中央即着手组建军委航空领导的机构。同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在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具体了解东北航校的建设情况，经刘亚楼兼校长提议，常乾坤、王弼于3月上旬从北平乘汽车到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走前，按刘亚楼的指示，在北平的航校党委委员召开专门的会议，集体讨论研究向中央汇报的内容。常乾坤、王弼从石家庄回来后，传达说：“他们到西柏坡时，二中全会还没有开完。等了几天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汇报。” 当常乾坤等谈到东北创办的这所航校所走过一段艰苦历程，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兴致很浓，听得入神。即便他有事要出去，暂时离开一下，也要让常乾坤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讲。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高兴地连声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周恩来副主席则眉飞色舞地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常乾坤回答说：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毛主席还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了解情况的同志想到毛主席在延安时就提到过建立空军的事，那时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成立航空队。毛主席说，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飞机要烧汽油，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建立全军性航空机构
中央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创建人民空军作好准备，决定建立一个全军性的航空机构。
3月17日，中央军委即电告4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抽调。19日，军委又电东北军区、4野：航空局长望由常乾坤、王弼两人中选一人担任，或由常、王二人分担局长、政委。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老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老航校副政委。航空局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委；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机构，暂编60多人。以后，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的扩大，又增设了政治处、航行管理处、秘书处。全局170余人，办公地点在北平的灯市口同福夹道。军委航空局成立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是人民空军的雏形。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已于3月25日胜利进驻北平。从此，北平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4月21日，军委航空局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南京李宗仁政府拒绝在《同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主席、朱总司令已于当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已于21日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成功。军委向航空局发出指示：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和平解决问题，不存在整编其陆海空的问题了，应立即组织得力干部随军过长江，到宁沪杭和华中地区接管国民党空军，准备近日南下。常乾坤和王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研究了南下航空接收的干部名单。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见南下干部。常乾坤局长向周副主席介绍了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人员的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听后高兴地说：“好嘛！派得力干部，建立接管机构是很重要的问题。渡江的解放军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正向上海、杭州方向逃窜，李宗仁也坐飞机走了，解放军已经兵临南京城下，估计今明两日就可完全占领。你们应尽快到达，争取被接管的所有人员，物资少受损失。”各航空接收组按军委航空局的统一部署，在各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领导和支持下，接收工作进行的很顺利。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于5月4日派遣6架B—24重型轰炸机，对刚刚解放的北平实施空袭。国民党的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也给本来就忙碌的军委航空局带来沉重的工作压力。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召见常乾坤局长。周副主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地面的罗瑞卿同志负责，来自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把力呢？” 常乾坤局长回答说：“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队！” 周副主席非常高兴地询问有多少名能驾机起飞的飞行员？有几架可用来打仗的飞机？并且问“能否组织起一支可以担负防空作战的飞行部队？” 常乾坤局长如实地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听到后说：“你们回去后拟定一个计划，向军委报告。”并且一再嘱咐“要争取时间。” 经过反复讨论，确定飞行队的组成架构和飞行员的选调方案。确定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老航校“抽调9架战斗机与必要的飞行人员，集中北平训练一个月，于9月5日起，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必要时协助陆、海军解放长山列岛。”并确定将这9架飞机“组成一个混合中队，建制属华北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随即开始调集飞机和空地勤人员，同时决定由徐兆文任飞行队队长。后因徐兆文飞行训练负伤住院，临时从东北老航校调战斗训练大队邢海帆代理队长。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辖4个飞行分队，1个机械分队。同年9月5日起正式担任保卫北平的防空作战任务。以后，又成立了第4运输机分队。
8月下旬的一天，常乾坤局长带方槐、油江等参加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的开国大典准备会议，华北军区和北平市的有关领导均有人参加。会上，聂代总长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国大典组织群众和阅兵的重要指示。随后，聂代总长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常乾坤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聂代总长听了非常高兴，并要求回去后很好地做准备。第二天上午，聂代总长又专门把常乾坤等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地询问了现在的多少飞机、设备和飞行员？还问有没有困难？大家表示：“头一回，没有经验。”油江想到上个月，自己接待过苏联民航代表团，便说：“苏联民航谈判代表团团长过去是苏联空军中将，搞过莫斯科红场阅兵。”聂代总长说：“可以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聂代总长最后说：“你们先搞个计划出来，过两三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能正式成立，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首先是受阅使用的飞机全是从国民党空军那里缴获过来或是起义归来的。飞行员虽然是以飞行队的为主，但飞行队刚刚成立，大多数人是从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或国民党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过来的，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飞行员只有方槐、安志敏、林虎、孟进、姚俊、王洪智、王恩泽等。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也要纯洁，因为稍有差错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点是航空局领导考虑最多，也是承担最大的关键问题。常乾坤作为具体领导负责的军委航空局长，为圆满完成受阅飞行任务废寝忘食，费尽了心血。
在组织飞行训练中，常乾坤要求各分队严格编队队形训练。他亲自主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业，把飞机按空中规定的间隔、距离摆好，组织飞行员反复观看，牢记长机在自己风挡玻璃上的投影与位置，并掌握判断偏差和修正的要领。然后，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了使整个机群在天安门上空便于中央首长观看，达到最隹的效果，常乾坤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观看确定飞行航线。经过预演，常乾坤觉得航线偏北则太靠近天安门，观看者仰头太厉害，不便观看，甚至于会被天安门城楼的大屋顶挡住视线而看不到飞机；航线偏南则起不到与地面通过的装甲部队协调一致，达不到检阅指挥部的要求。所以，机群必须保证在金水桥以南，南红墙（当时天安门对面长安街南面有一道红墙）以北通过，西面对正复兴门才是最好的航线位置。
10月1日，凌晨5点，南苑飞行队的受阅飞行员就进入了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担任战斗值班的飞行员已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常乾坤、油江处长等进入天安门城楼下的大会总指挥部，对受阅部队和各项保障工作做了受阅前的最后检查。16时，受阅指挥部通过常乾坤给油江下达起飞命令，油江立即通过设在华北航空处对空无线电指挥室，通知南苑飞行队受阅飞行梯队起飞。常乾坤人在天安门城楼，心系受阅飞机，直到受阅任务的圆满完成其心情才轻松下来。晚上，常乾坤又率受阅飞行员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的国宴。
此外，在常乾坤局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航空局设计制造了人民空军的机徵、军徵，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开国大典当日实行。同时，尽快恢复了航空工厂的生产，修复40多个机场，开辟北京——长春、北京——上海等空中航线。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常乾坤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的电报时，心情非常激动。常乾坤立即给刘亚楼司令员复电说：“我愿诚心 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在人民空军的创建中，常乾坤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③ 牡丹江装饰公司（好一点的）

宇通！~我就不说啥了！~价钱很低！但是一工作你就知道了！这个不管哪个不管的！~让人要多恶心就多恶心，城市人家...
哎...不说百分之百吧。。也有百分之90的公司讨厌他们了！~把市场霍霍的不收设计费不说！~而且死皮赖脸的管业主要电话！~扣扣声声说不打扰
结果一天打
5
6遍我晕！人家城市人家弄的宣传费都从老板姓的
装修费里捞回来了~
什么大品牌
就那么回事儿吧~去谁家最好别去城市人家！~掏心窝子的话！~

④ 我刚刚初中毕业 想学一门技术 不知道 牡丹江一片 有没有 好的技校

牡丹江一职，木匠什么的其实不错，接私活什么都的，做好做大你就发了，往小里说也是门手艺，现在谁家装修不都得顾吗。再说现在牡丹江新建楼房特多 ，装修的老鼻子了、你要不想继续念书就去学们手艺吧。不错的，上大学其实也没什么可干的。

⑤ 找好哥们 祝焕江。原住牡丹江市继红街，后搬到望花 开木匠铺，有知道的回信！谢谢~！ ——湘江

牡丹江没有继红街，也没有望花，有黄花。不是市里吧，我家在西海林街。

⑥ 请帮我写一段革命小故事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小侦察员张嘎
抗战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嘎子历经艰辛，找到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员罗金保执行任务，表现得勇敢、机智。但嘎子毕竟还是一个活泼、淘气的孩子，他与小朋友胖墩摔跤输了还不讲道理，去堵胖墩家的烟囱。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一支手枪，竟偷偷把枪藏进了老鸦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奉命进城侦察时被捕。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鸦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上缴。队长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姜墨林

1937年中秋刚过，黑龙江大地上就下了一场半人深的大雪。侵华日军趁天寒地冻，调动10多万大军，切断了东北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部和在外作战部队的联系，想把缺少过冬棉衣和粮食的抗日战士冻死饿死在山上。
总指挥部决定派一支小部队到依兰县城去，找地下党和抗日救国会，筹划些粮食、棉花和布匹，运回根据地；可是，这样重要和危险的任务由谁来领导完成呢?首长把眼光落在了16岁的姜墨林身上。
姜墨林出生在牡丹江西岸一户贫农家里，十一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十三岁就进抗日联军部队，成为一名正式的抗联战士。他人虽小，却十分机灵、胆大，组织上经常派他到敌人眼皮底下传书送信，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任务，连日本鬼子和汉*都知道他的名字，可就是没抓到他。因为他肯动脑子，作战勇敢，很快就担任了小队长。这次首长又把任务交给了他，他心里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姜墨林带着一小队骑兵来到依兰县城外，他让大家把马和爬犁隐藏好，自己换了一身脏衣服，然后背起一条破麻袋，里面装上又脏又臭的黄豆，把两万块买货的钱藏在里面，大摇大摆地朝城门走去。
把守城门的日本兵见来了个小孩，上前盘查。姜墨林抓一把黄豆给他们看，说：“马料的卖！”日本兵闻到一股酸臭味，赶忙捂着鼻子，甩手让他过去了。
姜墨林进城后顺利地找到了地下党的同志，说明了来意。地下党组织决定通过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购买物品。姜墨林留下钱就出城等候。
城里的群众很快把物品置办齐了，他们用各种办法，偷偷把物品运出城外，交给姜墨林小分队。地下党还派出游击队护送运输小分队赶回驻地。
运输小分队装好爬犁刚出发不久，敌人就发现了，立刻派出马队追击。姜墨林打发其他运输队员争分夺秒赶回营地，自己留下来和游击队一起伏击敌人。
不一会儿，敌人的几百名骑兵迫上来了。姜墨林嘱咐大家：“沉住气!我们要缠住敌人，保证运输队返回营地!”
敌人在埋伏圈里遭到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姜墨林率领战士激战了两个多小时，为运输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天黑以后，他下令撤出战斗，去追赶运输队。第二天，运输队满载着越冬物品，与总指挥部派来的接应部队汇合了。
抗日联军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拉着姜墨林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得胜归来，这是一个奇迹！全军的同志们感谢你们！”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海娃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小卫生员孙大兴

1943年，八路军小战士孙大兴腿部受伤，组织决定派小卫生员武建华护理孙大兴，到敌占区我地下党员家中养伤。于是孙武两人便以木匠靳锡武的小学徒和刘大爷的外孙身份在刘集隐蔽起来。日伪军强拉民夫，在田镇长家囤积粮食。大兴和小武乘夜色钻进田镇长院内，放火烧了敌人的粮囤。他们的冒险行动打乱了组织的安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日寇蓄谋更大的扫荡计划。一天，刘集的伪军中队突然开走，随即开来了一支莫名其妙的日军。老靳带着大兴和小武，摸清了敌人的真正意图。紧要关头，大兴毅然决定自己留下吸引敌人，让小武带情报向部队奔去。独立三团得到小武送来的情报，立即行动部署战斗。敌人遭到了歼灭性打击。
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一首《歌唱二小放牛郎》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一代人。
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村头那座破旧的草房里住着王二小一家。11岁的二小是个放牛娃。
1943年的一天，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的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惊恐地看着遮天蔽日的浓烟烈火，他不能相信，刚才还温暖的家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鬼子扫荡来了，八路军和干部们组织乡亲们转移。二小和乡亲们一起转移到长城脚下。
村外有一个大山坡，这是一片好大好大的草地，碧绿的青草间开着点点的小花。二小就在这片山坡上放牛，这里美丽安宁，二小躺在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空想，没有鬼子该多好。
二小参加了儿童团，跟着柳老师和吴连长，学了许多知识。他知道打走了鬼子，自己长大了，还要建设我们的国家。鬼子的大扫荡又要开始了，吴连长带着队伍去山那边，说要做个包围圈等鬼子来钻。鬼子来了，二小看到鬼子向乡亲们转移的方向走去，心里着急，就唱着放牛歌走了出来。鬼子看到了山坡上的二小，要二小为他们带路。二小牵着一头壮牛，就带着鬼子走了。二小领着鬼子在山里转圈，狡猾的鬼子起了疑心，鬼子头拔出战刀威胁二小。二小心里很镇定，却装出害怕的样子，对鬼子说，那边有条路，穿过去就能找到八路。鬼子说你撒谎，你想骗皇军。二小说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想去。鬼子相信了二小，就跟着他走了。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二小机灵地从沟边往山上跑。吴连长一边高喊要二小快跑，一边开枪打死了向二小瞄准的鬼子。可是鬼子小队长端着大枪追上二小，把刺刀扎进了二小的身体，将二小挑到了山坡上。二小像一片树叶一样落了下来，满山的树叶都一起落了下来，鲜血染红每一片树叶和绿草。
八路军发起了进攻，消灭了鬼子。大壮牛像是要报仇，用尖角挑死了鬼子小队子。
乡亲们把二小放到担架上。吴连长喊着二小，乡亲们喊着二小，可是二小安详地闭着眼睛。他再也听不到了。
太阳也仿佛被染红了，满山都飘着红色的树叶，那景色，美丽极了。

⑦ 刘广的介绍

男，来1942年生，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源。1968年7月毕业于东北林学院木材机械加工专业。先后在友好林业局、中国林科院林业机械研究所、牡丹江木工机械厂工作。历任设计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牡丹江市东安区政协委员。从事木材机械加工企业的技术、工艺、设备、管理（质量管理和企业管理）等工作。完成友好林业局2000立米胶合板厂工艺设计，完成意大利JS125型木工铣床、圆榫开榫机等机床测绘；完成打蜡机、MX5112型木工铣床、多片锯等七种机床设计工作；工厂1983年至1986年连续四年荣获市质量管理先进单位称号、个人被市授予“质量管理优秀工作者”称号、被省机械工业厅聘为“省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验收必备条件 ”验收评审员。在学术上，先后完成《意大利JS125型木工铣床结构分析》、《细木工板生产》、《从工艺与设备的关系探求机床设计新方案》、《加强质量管理，创优质名牌产品》等八篇文章，先后在《木工机床》、《林业机械》和《中国林业》等杂志上发表。传略入编《黑龙江政协委员风采》、《中国当代创业英才》等多部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