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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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社区里没有公务员 都是合同制的，但是街道办事处有公务员编 但是这需要等到黑龙江省公务员考试统一考试 而且这个岗位需要人的时候你才能报考

❷ 医学影像专业专升本报考哪个学校好点呢

以下是详细资料，请同学门仔细看，千万别误了前程 专升本 中国高等专科学生升本科考试：简称专升本，是中国教育体制中专科层次学生升本科学校或者专业继续学习的考试制度。这一考试在大多数有专升本教学系统的高等教育学校举行，一般每年举行一次。
招生对象和过程
首先参加考试必须具有专科学历，在读和专科毕业的考生才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的报名及考试，考试分数及其他身份考察通过后可进入本科学校继续学习。所有工作由中国国家教委授权高校主持。
内部招生主要是高等学校内部的相同专业和相近专业专科学生报考本校本科专业，有些学校内部招收学生直接编入正常本科班级继续学习，与外部招生有别。
外部招生主要招收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甚至是专业并不完全一致。这一部分一般是大范围招生，所以完全可以建立新的班级建制，因为这部分学生的实际水平参差不齐，所以针对他们高校一般会特别“照顾”。但是他们毕业同样可以得到正式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考试形式
专升本考试主要以笔试为主。各个专业的考试题目基本上由该专业教师自拟然后由高校教育管理机构管理并在考试日期启用。具体的考试科目并不统一，主要包括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两大部分。
例如，计算机专业考试，一般要有高等数学和英语作为基础课，专业课程可能是软件相关的数据结构和编程，或者硬件相关的数字电路等。而经济学相关的专业则为数学英语和一门经济学课程。但是这两门数学的难度是不一样的。
存在的问题
因为本科教学大纲和专科有较大差异，因此大多数专升本的教学大纲不同于其它本科教育，因此其教育质量在某些高校难以保证，而且同时也增加了教员的工作量。
有个别高校擅自提高专升本学生的学费，并无计划的扩大招生规模，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
国家规定
2006年开始，211和985重点高校不再举办专升本考试。
普通高校专升本与成人专升本区别:
1、普通高校专升本一般是指在校的专科生，大三的时候——（毕业时候，且必须是应届生才能参加）参加的升本考试，一般是升原学校的本科或者参加其他学校统一考试，然后大专毕业的时候直接进入本科学习，最后颁发的学历是普通高等教育（与正式本科基本相同）。
2、成人专升本是指专科毕业后，离开学校后，参加全国统一的成人考试，每年与成人高考同时报名考试（每年五月期间），最后颁发的学历是成人本科学历（有学位）。
3、两者不同在于：学生专升本的学历是普通高校，成人的专升本的学历是成人。但是专升本一般仅限在原地区范围内，专业必须对口，学校的选择很少；成人专升本则可以选择原专科不同的专业，学校范围可遍布全国各地（具体看每年当地成考期间出版的招生简章），最后也有学位，可以考研。
[编辑本段]专升本的种类和区别（一）专科起点升本科的种类
成考专升本
入学全国统一考试，但考试相对容易，录取率较高，录取后学习较容易，一般都可拿到毕业证，目前已有不少成人学校开始实行注册入学，不用考试。可惜社会认可率就不用我说了。
远程教育专升本
只要具有国民教育专科学历都可入学，较为简单，但国家为改变办学混乱局面，要求必须通过教育部规定的英语和计算机基础统考才能毕业，相对增加了一些难度，我想除了想混职称的很少有人去想他吧。
自考专升本
自考专升本是所有专升本途径中最难的一种，全国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报自考，拿到毕业证的不到1\3，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自考是全国考试，出的都是试题库，不是哪一个学校，哪个老师出题，全国都一样，考试时随机抽题，不象普通专升本的考试，一般省内老师自己出题，每年考试前，学校或者社会上的辅导机构领着学生复习，把重点和应试告诉学生，甚至把部分考试内容都告诉学生，学生考试前半年完全可以突机一下，就有可能通过，而且不管是学校还是学生本人或者一所负责任的正规的辅导机构都希望学生考上，否则会影响学校学生的就业率和学生自身的前途。自考不仅出的是试题库，而且一般没人讲课，没人领着复习，没人给划重点，更重要的是自考中有很多门，不管是理论考试课、还是实践课、还是毕业论文，只要有一样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证，非常难考（当然自考的补考次数是不限的）。所以，虽然有许多人报自考，也考及格了许多门课，却往往因为个别课考不及格，一直拿不到毕业证，参加工作后一忙，就不会顾的上了，很多人需要考很多年也拿不到毕业证，还要加上许多政策环节也不懂，很多人不得不中途都放弃了自考。
普高专升本
普高专升本难就难在考试录取上，只要考上，几乎都能拿到本科证和学士学位证。近几年从国家、从学校、从学生本人角度看来，举办普通专升本是解决专科生现实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想的途径，虽然从06年起，国家规定普通专升本录取名额控制在当年应届专科生的5%-10%，但是只要准备的好还是可以被录取的，07年重庆市各大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招生人数为当年应届毕业生的5%；2008年出新规，且“211”“985”工程高校、独立学院取消专升本招生计划，各专业招生人数为当年应届毕业生的5%，且还需要有对口专业，所以难度加大。专科同学一般都想上本科学校的，不愿就停留在专科层次上，每年都想报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希望想要专升本的朋友们要提前作好准备。
（二）各种专升本如何选择专业
自考专升本
自考主考学校和专业虽然很多，但考试科目太多，有的自考本科需考试一二十门左右，有的甚至超过30门。
成考专升本
报考成人高校，学校可以在招生计划中自主选，本省的，外省均可，只要有的专业都可以报，当然报什么专业还要根据专业难易度和个人的兴趣了。
远程教育专升本
远程教育可以教育认可的60多所高校，专业可以在现有的专业中自主选择。当然报什么专业还要考虑专业难易度和个人的爱好。
普通专升本
专科毕业当年可以报普通专升本，往届生可以报考社会类专升本。考试科目只考3科（文科/英语/艺术：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大学语文；理科/计算机：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大学高等数学），当然各省份略有不同，以当地招生办文件为准，艺术专业根据所报考学校规定可能会增加术科专业加试，科目少好准备，比较轻松，并且大家在一起准备考试，都可以学的进去。
（三）各种专升本毕业证书及含金量
自考专升本
全国通考，毕业证盖主考大学章和省自考委的章，国家承认，文凭硬度相对还比较高，在工资、人事待遇、考研究生、考证、考公务员、出国留学、职称评定以及其他方面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同等条件下，社会上通常认为自考毕业证还是优于成考毕业证和远程教育毕业证的
成考专升本
毕业证盖所学习高校章，证书上显示“成人教育脱产或函授”字样，国家承认，通常认为同等情况下，社会认可度低于普高本科和自考本科。
远程教育专升本
毕业证盖所学习高校章，证书上显示“网络教育”字样，国家承认，电子注册，通常认为同等情况下，社会认可度低于普高本科和自考本科。
普通专升本
属普通高等毕业证书，根据我国近几年的举办普通专升本的经验，从国家、从学校、从学生本人角度看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途径，教育部政策允许专科生毕业时再考入其他本科学校，象普通专升本已经开始10多年了。专科学校领导很多都很重视教育部的文件，支持专科生考入其他本科学校。况且考上后，学生就可以享受与该本科学校学生一样的待遇，发的毕业证也和普通本科生的毕业证几乎一样，对学校和学生都是好事。并且从近三年大学生找工作来看，用人单位一般会对专科有一些偏见，同等条件不招专科，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社会上通常会认为这种专升本含金量相对优于其他几种。
（四）针对在校大专生的建议
拿到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在今后的人生中无疑很重要。普考考取难度较大，自考难过关，成考及远程教育文凭认可度低，建议大家在dw选择时慎重考虑，以免耽误了自己宝贵的时间。最关键还是在于你是否学到真正的知识，最后祝大家学业有成，为我们民族多做贡献

❸ 牡丹江市都有哪些报社或者杂志社啊

晨报是牡丹江人都看的报纸、其他报纸和杂志也都有、但流通量相比较不是很大

❹ 牡丹江日报的报刊版面

时政要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体娱新闻、社会纵横、特别报道、人文副刊等版面

❺ 牡丹江日报和晨报的电子版网址是多少

以下复是牡丹江日报制电子版网址：
http://www.admaimai.com/newspaper/Detail10_17.htm
牡丹江晨报：
http://www.mdjrb.com.cn/
现在好像不太好

❻ 安阳日报社的单位性质属于什么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

我粘贴的，不知道有用没有

刍议中国传媒整体转制的是与非(产事分离相关资料）
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传媒业正经历“事转企”的部分剥离，传媒整体转制面临诸多争议，事业企业之争、意识形态控制之争、政治利益之争，一再纷扰我们的视野。本文以四大问题，对传媒整体转制的相关疑点进行辩解，以明确整体转制的方向正确性，增强传媒产业决策者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翻天覆地的大发展，传统垄断的传媒业也经历了一系列由边缘向中心内核渗透的机制、体制改革。当前，由事业转为产业的传媒业剥离转制大势所趋，渐成共识，但改革脚步大多停滞于此，传媒整体转制迟迟未能全面启动。其中既有现实环境未准备好、改革条件尚未成熟的客观因素，也有决策者思想认识上存在着传统误区与现实迷茫等主观原因。整体转制为何让人如此迟疑，整体转制是否是中国传媒业未来的不二选择？是是非非，谨以此文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献礼，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注一旁白。

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通过接收、驱逐、改造等手段对旧中国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报业开始实行“企业化经营”，许多报纸实现了经费自给，但由于1957年后反右斗争扩大化等政经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的尝试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传媒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指导思想和改革新闻业务，在指导思想上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初，先报业后广电陆续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过渡性政策，不但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传媒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运行模式过渡过久，在实践中带来了双重人格与双轨行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种典型二元结构的运行体制”，不仅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有可能破坏公共服务事业的基本性质,造成规制的双重失灵，既不利于中国传媒产业集团化按现代企业制度运作，也不利于按现代事业制度运行，已经开始受到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回顾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报纸、出版业总是先行于广播电视媒体；媒体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毫无意外地由报纸开始。如果说1992年之前的媒体改革还主要在于报纸自身，其他媒体则多是以开展广告经营这一小范围的机制转换的话，那么，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的改革则是超越报纸自身的、多元化的、大规模的体制创新，尤其是以1994年广告代理制试点和1996年报业集团的出现为标志，报纸的经营资产部分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引进了国内外的资本，在报社控股的前提下成立合资公司。广电行业亦步亦趋，经历了“两级办”到“四级办”再到新形势下的“三级办”阶段。1999年6月，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标志着我国广电集团化的开端，紧接着是新世纪初的湖南广电集团的挂牌，掀起了以省级台为主的组建广电集团的浪潮，广电行业迈向集团化背景下频道经营的管理制度阶段。

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同年5月，中国证监会新出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 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个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瞩目。

2003年，以“管办分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深入的一次报业改革”，包括8家新闻单位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也全面展开。除少数党报外，绝大多数的报纸实行了主管单位和主办单位的人员分离、财务分离、发行分离，转制为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法人主体，拥有财产权、经营权，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和法律责任，并明确了外资和民间资本均可以投资媒体。与此同时，继湖南之后，江浙与京沪粤，还有山东、福建、四川等二十余个省市以不同形式先后成立了一批广电集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广电业的传统格局。只是到了2004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却明确表示：不再批准组建事业性质的广电集团。广电集团化步伐放缓，进入调整期。

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编制化管理，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这一“财政成本拉动型”的制度变迁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

二、什么是整体转制

要理解传媒的“整体转制”，首先要对“转制”进行定义。在此借用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对新闻出版业“转制”的剖析：“转制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体制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部分经营性的事业单位要转制为企业；第二就是已经转制为企业体制的新闻出版单位，由单一的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多元企业体制，就是由单一的国有制转变为股份制。”概括起来就是“事转企”、“独转股”。这两方面的含义同样适用于整个传媒业的转制问题。传媒集团在转制与扩张过程中急需第二次剥离，即整体转制剥离。所谓传媒的“整体转制”，就是对传媒单位的法人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对纳入经营性文化产业的传媒单位，明确其企业法人地位，获得包括出版权、播出权和经营权在内的完整权利，以实现内容产品生产和经营的统一，作为企业法人参与市场竞争。整体转制的核心任务在于建立传媒集团真正的市场主体地位，首要目标是解决集团层面企业法人主体问题。其中，“整体”二字十分关键，它与“剥离转制”的重要区别在于：“剥离转制”是在出版权或播出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前提下的转制，是将媒体的经营部门剥离之后组建公司，而采编部门即新闻宣传与编辑出版业务均保留在作为事业单位的报社与广播电视台内。目前国内的大部分报纸仍处于“事转企”的层次，剥离转制主要在党报党刊等重要的新闻媒体内进行，而整体转制则面向产业属性强的科技、专业类的报刊等出版单位开放。例如北京青年报社控股的下属企业北青传媒就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实现社会融资。

据2007年5月中宣部在“第三届文化发展战略论坛”上发布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状况年度报告》显示：“在推进速度上，新闻媒体的剥离转制明显快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整体改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前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和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行动较快，目前已进行剥离转制的分别有24家和13家，分别占报业集团、广电集团总数的60%和72%。”

三、关于整体转制的辩证思考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单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公益性事业组成部分，即为公共事业服务，隶属于国家的一些事业性质的部门，今后继续以事业体制进行管理；一类是经营性产业组成部分，今后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体制创新，它的产品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价值。中央的分类指导原则为传媒单位转制为企业在操作层面创造了条件，是中国传媒集团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种现实而又合理的路径选择，但也带来对“两分开”政策的误读以及某些利益团体企图借“事业”的帽子守住最后一亩三分地等衍生问题。“部分剥离”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整体转制何时才能大范围兴起？在此，我们就目前传媒形势以及整体转制的相关疑点，进行辨析。

1.“两分开”是最适合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道路选择？

在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划分对于中国传媒业现有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来说是一次深刻的体制创新。但中国传媒集团目前普遍采取的节目与广告、宣传与经营两分开的做法是一种不彻底的部分剥离，它将对传媒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体制性障碍。

在一些人看来，宣传、经营两者分开，就可彼此互不干涉。宣传系统用事业单位的传统体制来运作，就能够守住阵地，掌握舆论控制权；经营系统剥离出来以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就可以将报业做大做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在现代媒体运营过程中，内容制作部门与经营部门既权责分离又相互倚重，它们的劳动最后都通过广告额和发行量、收视率一起得到验证，二者互为资源，互为因果，本质上不能截然分开。

另一方面，业务的完整性是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安生立命之本，新闻媒体转制为企业自然也不例外。采编环节从来就是内容产业的核心部分，内容制作权力与经营权的相间隔，就像一个拥有经营权的法人无法自主设计自己的产品，只能经营体制外的成品，这种没有采编权的经营性资产注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媒企业，也不利于培育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更难以指望经营部分凭借自身力量形成优良资产。正因此，我国大部分传媒类上市公司只能靠与媒体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交易，延续它们传媒股的概念。由于关联交易过多，导致我国证券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增资扩股在资本市场进一步融资的计划一再受挫。这也是近年来我国传媒类上市公司效益逐渐下滑的原因所在。[1]

而一个集团内两种体制并存的“一国两制”现象，带来的人事管理上的矛盾也不容回避。两种体制下的人才交流存在体制性障碍，员工福利待遇也不平等，而同工不同酬，同一媒体产生贫富严重不均，大范围地挫伤了一线宣传队伍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涉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职工身份转换两个深层次的问题。

“一个主体，两个市场”（市场主体，人力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成为了中国传媒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2]种种迹象表明，宣传、经营两分开并非中国传媒业的长久之计。作为一种过渡的中间形态，从部分剥离走向整体转制，将是中国传媒集团产业体制改革一种新的思路。

2.以意识形态的多少作为“两分开”划分标准？

除了将新闻媒体的采编环节与广告、印刷、发行播出等环节进行流程分割外，我国报业在选剥离转制试点单位时，也一致将意识形态的多少作为划分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标准，自觉地将手脚束缚在党报党刊等“重要”的新闻媒体内。在电视领域，新闻制作等部分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意识形态属性强”的对象，当用“事业化管理”的外衣重点保护起来；而电视剧、体育节目、综艺娱乐节目等由于不涉及政治，则可准许先行纳入公司化进程。

意识形态属性强，就划入“公益性文化事业”；意识形态属性弱，就列为“非公益性产业”,——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曾有学者指出，在电视系统内部施行部分剥离的国有资产清算时，是否拍新闻的机子就算国有资产，拍电视剧的机子就算企业资产？如此一问，生动描摹出该政策的内在矛盾性。在人类媒介文化发展的其他时期、在统一进行事业化管理的计划经济时期，非新闻类节目从来就没被逐出公益服务的范畴。“提供娱乐”与“监视环境”都是大众媒介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生硬地用意识形态来划分公益与非公益，间接反映了我国长期过分强调媒体的政治属性，轻视其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的传统惯性思维。

更有学者对此做出另一番注解，认为“公益性事业”就是“以公益为本”，这一部分放手给企业做将会有损其公共性。殊不知，世界范围内有三种基本的媒体制度，即商业媒体、公共媒体和国有媒体，其管理模式也分三种，分别是：商业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以及党政管理模式，其中最能发挥公益效应的当属公共管理模式。所谓公共管理模式，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以服务公众为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的节目为主，节目内容要反映本土文化，同时兼顾多元文化和少数族群；三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管理。而我国是典型的政党管理模式，媒体有着悠久的“工具论”传统。我国媒体归各级党委领导，遵守党性原则，既履行所有媒体都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又要做好党的耳目喉舌。近几年媒体环境的放宽，大众亦能借媒体发声，但绝不可能骤然翻身变为纯粹“公益为本”。

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强的媒体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识形态弱的媒体看成大众文化的代表，那么，就不单单只有前者才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后者也一样，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因此，以“公益”为名长期限制其市场发育，实属不必，控制舆论并非只有事业单位一张牌。

3.企业化等于非政治化？

宣传管理部门对媒体“企业化改革”的完全放开讳莫如深，改革步伐谨小慎微，视“企业化”为“非政治化”，更多是出于对舆论控制的顾虑,认为一旦将内容采编制作环节给予松绑，舆论必将有如洪水猛兽般一发不可收拾，严重冲击党和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政策止步于此，与对“事业单位”的偏执理解难脱干系。我国的传媒体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喉舌工具论”，所有的传媒体制设施与政策规定都围绕着保障传媒的“喉舌”工具作用而建构起来。在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中，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甚至是对某个主要领导负责。这也间接导致了一级媒体对应一级党委、一级政府的行政割据局面。“事业单位”的定性在获得国家的经济补助，享受 “大锅饭”福利的同时，不能不说也是统治者巧妙设计的一种“陷阱”：临时“电话通知”的事前审查屡见不鲜，时差控制保证播出安全是公开的秘密，从领导的任免，到切断重要经济命脉，各种牵制手段无不让媒体管理者时刻谨记手中把持的是谁的媒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所谓管理就是服务……管，不是为了管死，而是为了管活。”但是，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传媒业的管理“宗旨”是为了“不出事”。要帮忙，不添乱，管理部门擅长“打招呼”，忙于“说不”，政策取向保守，这种唯上的管理方式让媒体难有宽松的成长环境，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强。

政府部门如果能建立一种特殊产业的监管机制，即确保企业化管理模式下媒体的意识形态安全，按市场规律进行媒介产品产业化运作,完全是有可能的，也能期待市场培育出一批民间的、商业化的媒体，丰富竞争局面，打破信息垄断格局，推动舆论监督的民主进程。这也是新闻法能够早日出笼的基本前提。在管理的战略选择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一种“积极开发，有效管理”的策略，这对我国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条件下建立一种既调动社会资源，又确保党和政府对舆论导向掌控的管理模式当有所借鉴。

另一方面，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只要国家控制着媒体经营机构的控股权，就可以控制编务方面的人事权，达到让民营资本和外资只当出资人不当操盘手的控制目的。当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可以转让买卖，但一旦确立国家主流的传媒实体是特殊产业，即代表国家的主管和主办方必须控股，媒体的舆论控制权得到法律的保障就不会旁落。“党管意识形态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党管舆论导向不能变，党管宣传不能变”这条铁打的“四不原则”将自始至终发挥底线作用。无论如何改制，改制后的媒体企业里国家股份的比例有多大，代表国家的主管部门的“职责”都不会变，都将拥有对媒体传播内容的终审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借鉴西方确保政府控股的“黄金股”这一特殊股权制度，即“黄金股”不同于普通股、优先股，无投票权、收益权，不能用于担保、抵押，其最关键的是掌握重大经营决策的“一票否决权”，不针对企业管理层人员任免、企业管理、分配等一般权限。此情形下即使转变为全民营企业，政府仍可通过“黄金股”行使对企业的管理控制。因此，通过法律途径确立国家股是“金股份”，它的“含金量”意味着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媒体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3]

产业或事业只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运行载体，事业不等于完全公益性，产业也不等于单纯追求利润。产业化不等于非政治化，产业化与导向的正误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4]媒介走产业化之路，实行产业化改革，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关键也在于不能简单地把生产精神产品的媒介产业等同于生产物质产品的传统企业，做到始终把媒介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新闻活动的社会公益性原则，从而实现宣传、经营两手抓，全面发挥媒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4.传媒集团化为何遭遇政治不适？

目前我国传媒集团化过程中多采用“权力嫁接”的模式，即直接使用行政权力来配置传媒市场的相关资源，以权力的意志来实现传媒产业的扩张，并且权力单位直接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与西方传媒集团的组建主要是由会计师、律师、审计师运作大不相同，中国传媒集团是政府全权运作，连资产评估、债权转移等极为重要的问题都忽略而过，考虑的重点通常是权利的再分配和利益的重组，而不是资产和其他资源的重组。”[5]可以说，中国传媒集团的组建是在不完全市场化的条件下计划配置的结果。在现有的体制、政策及传媒自身发展状况的条件下，按照西方传媒发展的道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实现资源的重组和集团的组建都不太现实，因此，承认行政力量对传媒整合的介入有其相当积极的历史意义。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传媒业实际存在的现实弊端：目前我国传媒业的资产属于国有资产，而媒介的市场扩张行为又是以权力单位为主体来进行，这样就存在着一个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的问题，出资人的缺位使得媒介无法建立起适应市场竞争的现代企业制度；[6]同时，该模式下的集团化在传媒扩张时的价值取向不是依照提升传媒影响力、竞争力的要求，而更多考虑的是合并后政治上的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另外，优势传媒往往会因为“级别低”而无法兼并“级别高”的传媒，权力级别意识限制了资源的优化整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媒体跨地区进入的时候，首先发生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生态的不适问题”。[7]一段时间以来，跨地区经营的报纸都在叛逆和归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当地政府负面新闻的揭露式报道常引起封杀与抵制，《南方都市报》进入深圳以及《南方周未》走出广东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就是典型的中国现象。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改革应该“首先发生在旧有体制危机最严重、机会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场合，因为旧有体制的危机使得这种场合的交易很容易达成，重新签约的交易成本较低”。[8]传统的传媒体制牵动着各级党和政府的利益，从铁饭碗上开刀，改革成本让利益既得者表现出一再迟疑。

当前，在中国加入WTO背景下行政推动的媒介集团化，并没有像原先所期待的灵丹妙药一样给中国电视业带来一个灿烂的春天，相反产生了一些令人费解和尴尬的问题。[9]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对媒介集团化认识上的误区所造成的。广电集团化遇到的问题，不是集团化本身的问题，更不是做大做强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广电体制与集团化走向不相适应的问题。不剪断媒体与行政单位的“脐带”，就无法形成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只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才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实需求和内在冲动，才能真正走上市场化道路，以实现传媒产业化的跨越与振兴。过去我们对媒介产业的特殊性谈得太多，一直在“事业集团”的自我暗示中绕圈圈而作茧自缚。如今，我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媒介产业集团”——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在原牡丹江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宝才的带动下，所有领导放弃公务员待遇，集团职工实行全员聘任制，完全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开展经营活动，改革历时十年，不仅年收入超常规增长，而且集团化后连续创下了多年“播出零事故”的记录。“敢于革自己的命”，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为中国传媒集团化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为既得利益的留恋者们所汗颜。

四、小结

中国的传媒体制改革，能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正式认可，似乎是莫大的荣耀。新闻出版界已有一拨先行者搭上了试点单位的顺风车，但对于下一步整体转制怎么走，尤其要后者居上的广电行业怎么顺利转制，高层管理者还略显迟疑。政府对传媒产业集团化指导性政策的反复调整，表明它对于传媒业的实践发展在宏观上还是顾虑重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决断，常常陷入“改革退回原点”或是“有增长无发展”的尴尬境地，因此也很难使自己掌握的调控手段跟上传媒业大发展的现实步伐。事实上，近年来媒介的意识形态与市场形态之争，引发了围绕文化包括传媒的事业与产业的改革到底是改体制还是改机制的最激烈的争论。强调意识形态型媒介（多以意识形态管理的党委宣传系统为代表）的人认为，只能改机制，一旦改体制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失控；强调产业经营型媒介（多以政府的发改委及学术理论界为代表）的人认为，不改体制，产业无从发展，机制改革很难成功。两种观点交锋，前者在舆论安全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口号下，人为圈下一个个禁区而诸多坚持，消极看待中国传媒产业化进程；后者在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面前，为赢得市场主体地位左奔右突，艰难移动着中国传媒市场化的步伐。对于媒体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尝试，政府部门往往只采取默认的方式承认，或以追认（法规文件、领导人讲话、表彰会等）的方式加以推广；如果得不到认可，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和处理措施。在今年4月10日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宣部、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表彰的33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中，就无一广电集团。尽管自2003年传媒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后，各地广电媒体都在纷纷进行体制创新，希冀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整合资源的发展道路，而且大张旗鼓宣扬自创“成功模式”的不在少数，但在这次表彰大会上都遭遇冰冷尴尬。倒是学界一致推崇的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的整体转制不顾国家行业主管部门脸色，办得活色生香。这间接传达出一个讯息：对于传媒体制改革深水区的实质问题，管理部门仍在慎重思考，尚未出招。

但无论如何，中国传媒改革的历史开始步入产业集团化阶段的时候，正在翻过“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一页，剥离转制处在进行时。而当前倡导的宣传、经营两分开政策在实践中的局限日益明显——由于传媒业整体归属于特殊的文化信息产业，有着区别于它类的产业价值链，即是：围绕服务于自身特定媒介需求或进行独有媒介产品生产（或服务）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互为基础、相互依靠的产业上下游链条关系的总和。因此拟搞产事分离或分营，不能是形而上地人为地中间阻隔产业链。那种强调事业是意识形态属性强的，是不能市场化的，产业才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可以市场化的，是一种混淆了不同逻辑层面概念的认识错觉。要清醒对待时下用利益性与公益性之分来衡定意识形态多与少的谬误，明确以营利与非营利作为产业与事业的合理划分标准。所以“两分开”政策注定只能是传媒体制改革中的过渡产物。整体转制不是转不转的问题，而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任何个体都无法阻挡生产力前行的力量，只能主动去接受它、适应它。传媒整体转制是一场生产关系层面的重大变革，它将为中国传媒业的长远发展、迎接国际挑战注入无穷活力。政府与业界都应有充分的勇气与决心去正视这一特殊文化产业的未来走向

❼ 佳木斯好玩的

佳木斯地处黑龙江、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汇流的三江平原腹地，东西长340公里，南北宽190公里，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边境线长达580公里。是我国最东端的城市，也是仅次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第三大城市，素有“东方第一城”之称。佳木斯原名“甲母克寺噶珊”、“嘉木寺屯”，为满语，意译为“站官屯”或“驿丞村”。 据出土文物资料证明，早在 6 000年前，佳木斯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历史文献记载，在公元前20世纪夏商之际，肃慎人即在此地繁衍生息，并向中原王朝连年朝贡，接受管辖与封赏。汉晋时代，肃慎改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靺鞨，均臣服中原王朝。唐朝曾设立黑水都督府，管辖今佳木斯一带。辽时靺鞨改称女真，辽王朝在依兰以下沿松花江、黑龙江两岸建立五国部，管辖这一地区。元初归开元路，后属水达达路。明代于黑龙江入海口附近设立奴儿干都司，统辖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广大地区。清代初年设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吉林、黑龙江地区，北至外兴安岭，东至滨海及库页岛。清 雍正十年(1732年)增设三姓副都统。1888年，依兰旗署设东兴镇(后改为佳木斯镇)，1909年改属桦川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属伪满洲国三江省。1937年设市，为省会。 东北解放后，佳木斯先后属合江省、松江省，今属黑龙江省。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1989年辖依兰、汤原、桦川、桦南、宝清、友谊、饶河、抚远 8县和富锦、同江2 市。境内总面积55580平方公里，总人口318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7人。市区设东风、前进、向阳、永红4区和郊区。面积911.9平方公里，人口61.7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76.7人。市区地理位置在东经129°61′—130°33′、北纬46°31′—46°52′之间。佳木斯市东北部隔黑龙江、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南部是双鸭山、七台河煤城和牡丹江市；西南与哈尔滨相近；西北与林都伊春相邻；北部与煤城鹤岗接壤。 佳木斯地区虽历史悠久，但开发较晚。自建镇迄今刚满百年，从设市迄今仅52年。一百年间，佳木斯经历了封建王朝和军阀的黑暗统治，饱尝了沙俄的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在苦难和屈辱中生存和成长。1945年东北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开始走上自由幸福的康庄大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今日的佳木斯已由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祖国东北部边陲的新兴城市，成为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佳木斯地区人民素有爱国主义和革命的光荣传统，在保卫和建设边疆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早在17世纪沙皇俄国将其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边疆时，佳木斯地区的人民奋起抵抗。1643年，沙俄派出波雅科夫率侵略军，闯入中国内河黑龙江进行骚扰，烧杀抢掠，遭到边疆居民的英勇抗击，被逐回。1650年后，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纠集哥萨克匪徒，多次侵入黑龙江中下游。佳木斯边疆军民同仇敌忾，于乌扎拉村进行迎击，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1654—1658年，沙俄派遣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侵略军，三次侵入松花江流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口处遭到当地各族军民的英勇抗击，被歼270余人，斯捷潘诺夫葬身鱼腹。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瓜分中国。沙皇俄国乘机强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强占了原属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黑、乌两江成为中俄界江。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驻守三江地区的东北军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将军，率所部官兵在广大群众的支援下，开赴哈尔滨前线迎击日军。驻佳木斯镇的桦川县长张锡侯，组织地方乡勇进行编练，准备抗敌。1932年 5月日军侵占佳木斯后，镇内乡绅武国梁、武国臣弟兄舍家纾难，组织“自卫军独立团”在周围农村展开游击战争。由民众自发组织的义勇军、黄枪会、红枪会、天真会、大刀会等抗日团体纷纷成立， 总数达万人。从5月至年底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17日，红枪会、黄枪会等抗日义军聚集数干人，手持大刀、长矛，于城东马忠显大桥同日伪军展开激战，打死打伤日军40余人，抗日义军牺牲近千人。 在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少数人屈膝投降的形势下，中共下江特委、北满临时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江地区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佳木斯市区的地下党由一个小组发展为市委。郊区大来、黑通、西格木等乡村纷纷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成为十分活跃的抗日游击区。 先后攻破大来、黑通等伪警察署，策动了梧桐河矿警的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由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三江地区与日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30年代中期，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中，有5个军诞生在佳木斯地区；有8个军经常活动和战斗在三江平原。著名的抗日联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李延禄、冯仲云、崔石泉、夏云杰、祁致中、李保满等，都曾经在这里同敌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无数抗日联军将士的鲜血洒遍三江大地。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联军，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在偏辟的农村和山区，建立密营、根据地和“红地盘”，成立抗日救国会、妇救会和儿童团。人民群众积极主动为抗联筹款筹物，传送情报，破坏桥梁、电信，并伺机袭击敌人。对于松花江下游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日伪当局恐慌万状，惊呼“三江省已变为共产乐土！”1938年，敌伪加紧推行残酷的“治安整肃”计划。在农村和山区强制“归屯并户”，实行“保甲连坐”，以期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在城市进行大搜捕，发动“三·一五”大逮捕事件，使佳木斯及周围各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全部遭到破坏。抗日联军在失去党的统一领导、给养断绝、敌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处境异常艰险，蒙受巨大损失。为了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到海伦、北安、一带继续坚持游击战争。1941年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联部队陆续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进行整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联部队配合苏联红军，重新返回东北，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东北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先后向佳木斯地区派来以张闻天为首的大批干部和军队，建立了中共合江省委、中共佳木斯市委和省、市政府。在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形势下，一大批军政、文化、后勤机关陆续迁至佳木斯。其中有东北行政委员会留守处、东北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日报社、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东北书店、鲁艺文工团等，集中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一时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佳木斯一度被称为“ 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 ”。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清剿土匪，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群情振奋，努力发展生产，积极参军参战，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当时的佳木斯已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巩固的根据地，曾被誉为 “东北的延安”。 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佳木斯新玛特佳木斯作为北国江城、边境城市，四季分明。 2006年被评为全国魅力城市最佳生态环境城市。 有原始生态游、冰雪特色游、赫哲民俗游、异国风情游、革命缅怀游等旅游项目。大界江 独俱一格；大平原一望无际大湿地闻名世界；大农业魅力无穷；大森林生态优良；大冰雪极具北国特色；大岛屿风光无限。 佳木斯生态环境良好。生态多样、系统稳定、环境优美。佳木斯市建有二十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00112公顷，占辖区面积的12.23％。其中，三江湿地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沼泽湿地，也是世界仅有的原始湿地之一。有各种沼泽植物600多种，水禽候鸟120多种。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白鹳，还有大天鹅、丹顶鹤等。佳木斯市有茂密苍翠的原始森林、波涛万顷的人工林海。汤原大亮子河森林公园、同江街津口森林公园都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夏可休闲度假，乌苏镇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小岛上，东临大江，西依小河。从地球经度上看，它是中国疆域的最东端，是国人每天早晨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号称“东方第一镇”。冬可狩猎滑雪, 佳木斯卧佛山滑雪场规模是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较大的雪场，通讯迅捷、整体服务配套设施完备，雪场设备齐全，是集滑雪旅游，观光避暑，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四季旅游胜地。 柯尔克孜族多住用红柳、毛毡做成的圆形毡房和平顶土房。饮食以肉食、乳制品和面米细粮为主。这里的驼皮碗、驼皮壶、驼皮桶等驼皮制品以及美观大方的壁挂造型奇特、匠心独具，都是很有收藏价值的手工艺品。 柯尔克孜族的婚礼十分隆重，结婚一般要举行三天，日期多选择在月底，婚礼期间要举行赛马、叼羊、摔跤等各种娱乐活动，让人们处在长时间的新婚喜悦之中。“叼羊”是驯马高手间赛马争抢羊羔的骑术比赛，惊险刺激，深受广大牧民喜爱。

❽ 牡丹江现在是什么风险等级

截至2020年6月，牡丹江市风险等级为低风险。

据人民日报消息，从2020年5月7日0时起，牡丹江市林口县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至低风险，意味着从今天起，全国中高风险区域全部清零。调整后相关地区将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日前黑龙江省下发通知，自5月6日0时起，下调哈尔滨市南岗区、绥芬河市风险等级，自5月7日0时起，下调林口县风险等级，以上三个全国仅剩的疫情中风险地区均已调整为低风险地区。也就是说，目前全国范围内均为疫情低风险区域。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字，进入5月以来，国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均为个位数。截至5月5日24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兵团现有确诊339例。全国338个出现新冠疫情的城市，已有324个实现现有确诊病例清零。

回顾此前国内疫情发展和防控过程，从累计确诊新冠病例不到500例（1月21日，440例），到现有确诊病例控制到500例以内（5月3日，481例），一共经历了103天。在此期间，这一数字最高达到58097例（2月17日）。

新增病例数的起伏，并不是一条自然变化的抛物线。数字减少的背后，是举全国之力（超过4万名医护人员、难以计数的各类物资）对重灾区湖北的援助，和一系列力度空前、地域范围空前、影响人口数量空前的防疫措施。

(8)牡丹江日报社扩展阅读：

新冠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国内疫情甚至会有局部反复，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的需求应该如何平衡？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长高强认为，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绝不能长时间只做防疫一件事；对于哈尔滨、牡丹江、广州、北京朝阳等地陆续发生的局部疫情，应当以平常心来看待，在疫情仍在世界流行蔓延的情况下，必须防止疫情再次大面积扩散，而不是追求零增长。

高强提出，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况下，防疫工作重点，不应该延续应急时期的封闭与隔离，而应当及时转移到常态机制上来，防控的原则应该是“专业为主、民众为辅”，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作用，适度放宽对人员流动、民众消费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限制。

❾ 我去年得的网球肘，没报工伤，我该怎么办

工伤职工可以在一年内申请工伤认定。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遭受工伤事故或者职业病伤害，用人单位应当事发生之日起或者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所在单位没有申请的，工伤职工、工会、或者工伤职工近亲属可以在一年内申请。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工伤认定申请表》；
2、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
3、医疗诊断证明等。
不过，网球肘（肱骨外上髁炎）是指肘关节外侧前臂伸肌起点处肌腱发炎疼痛，疼痛的产生是由于前臂伸肌重复用力引起的慢性撕拉伤造成的，并非是法定职业病，不能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

❿ 李光春的介绍

李光春 (1958.7—) 朝鲜族，黑龙江牡丹江人。擅长中国画兼功油画。1982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1982—1987年任黑龙江省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春晓》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铜质奖。1987年留学日本东京神田外院，1988年应韩国日报社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访韩，后来获得韩国首尔大学硕士及弘益大学博士学位，现任韩国京畿大学艺术大学敎授。兼首尔市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东方彩墨画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