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图书馆

『壹』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参加首届全国教材工作视频会议有哪些人

教学副院长杨国峰出席会议，各二级学院、宣传处、图书馆、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贰』 天津大学校园里开的是什么花啊

如果你说的是铭德道北侧及图书馆和精仪旁的满树的花，那么那是海棠版。
天大海棠的历史，可以权追溯到天津大学迁入南开区七里台新校址之初，现在的水利馆是那时海棠入住天大的第一个家。当时我校海棠种植数量相对较少，仅有一百株左右。现在校园里的看到的海棠基本都20世纪80年代种下的，那时天大师生对海棠的感情也日渐加深，我校先后栽种了1500余棵海棠。虽然后来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扩大，教学区以及宿舍区占用土地使得海棠的数量减少了一部分，但留下来的海棠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现天大校园内栽种的海棠主要为西府海棠，同时还有梨花海棠、贴梗海棠等品种，分布在学校主要道路两旁和教学楼周围，其中铭德道两侧的海棠最为茂盛。在工作人员的精心养护下，天大的海棠不但花期集中，而且花型优美，每年盛开时引得众多师生和市民纷纷前来观看、留影。说一件关于天大海棠的“逸事”，学校的海棠树苗上世纪80年代从江苏省一家企业购进的，前几年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来到天大访问，看到天大海棠成长的如此之好，花景壮观美丽，便提出以数万元一棵的高价购买回收一些，被学校拒绝了，因为这些海棠对于天大、对于天大人来说，已经是不可割舍的校园文化财富。

『叁』 少年中国说节选本文的作者是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什么

作者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民国十一年（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
文学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网络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