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许渭

⑴ 张大千泼墨山水与徐渭大写意绘画关系与区别

没听说过有中写意的说法。还是-- 1，用网络的几个搜索功能搜--会有答案的 2，找书--关于中国画的1201

⑵ 泼墨画法的创始人是哪位画家梁楷徐渭还是其他什么人

泼墨为中国画技法名。相传唐代王洽，以墨泼纸素，脚蹴手抹，随其专形状为石、为云、为水，属应手随意，图出云霞，染成风雨，宛若神巧，俯视不见其墨污之迹。后世笔酣墨饱，或点或刷，水墨淋漓，气势磅礴，皆谓之“泼墨”。现代亦有以彩色为主的纵笔豪放的画法称为“泼彩”。
王洽之后，二米的山水画，属水墨大写意，是以泼墨法来画的，并参以积墨泼墨，其紧要处，又常以焦墨提其神。徐渭的泼墨芭蕉、葡萄，潘天寿先生大幅泼墨荷花，黄宾虹、陆俨少先生山水画的泼水、泼墨，把水墨画传统技法，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影响极大。

⑶ 有什关于徐渭（徐文长）不错的书或传记

徐渭著有:

《徐文长全集》、
《徐文长佚草》
及杂剧《四声猿》，
戏曲理版论《南词叙录》等权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明山阴人。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
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且能独树一帜，给当世与后代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水墨淋漓，重写意慕生 ，不求形似求神似，以其特有之风格，开创了一代画风。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公认为青藤画派之鼻祖。
所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草》及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南词叙录》等

⑷ 有人知道徐渭有首诗叫《镜湖竹枝词》吗

《徐渭集·徐文长三集·卷十一·七言绝句》
镜湖竹枝词三首
其一
红塘粉壁绿窗纱，女郎往往说无家。夜来独宿朝无伴，愁杀鸳鸯睡浅沙。
其二
越女红裙娇石榴，双双荡桨在中流。憨妆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满头。
其三
杏子红衫一女郎，郁金衣带一苇航。堤长水阔家何处？十里荷花分外香。
徐渭（1521年3月12日—1593年），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一作水田月）。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曾担任胡宗宪幕僚，助其擒徐海、诱汪直。胡宗宪被下狱后，徐渭在忧惧发狂之下自杀九次却不死。后因杀继妻被下狱论死，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此后南游金陵，北走上谷，纵观边塞阨塞，常慷慨悲歌。晚年非常贫苦，藏书数千卷被变卖殆尽，自称“南腔北调人”，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去世，年七十三。
徐渭多才多艺，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独树一帜，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才子”。他是中国“泼墨大写意画派”创始人、“青藤画派”之鼻祖，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不求形似求神似，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开创了一代画风，对后世画坛（如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影响极大。书善行草，写过大量诗文，被誉为“有明一代才人”。能操琴，谙音律，爱戏曲，所著《南词叙录》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另有杂剧《四声猿》、《歌代啸》及文集传世。

⑸ 徐渭的诗

对于徐渭诗歌而言，最强有力的声音首先来自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之后明清几本重要的明诗总集、选集中的徐渭诗歌评价、明清有关诗评对于徐渭诗歌的体认，大致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的过程。
徐渭是一个性格很激烈的人，虽然他的诗中始终有细腻温厚的一面，但他的焦躁常常是无法遮掩的。如他在诗中常常用到的崩云和鼓声的意象，通过直接诉诸读者的感觉，使之历验曾激发诗人的原有情绪，尽量避免思索的迟延，来体验生命痛苦、倔强与美丽的韵律。 暇日弃筹策，卒卒相束手。
四疆险何限，但阻孤城守。
旷野独非民，弃之如弃草。
城市有一夫，谁不如木偶？
长立睥睨间，尽日不得溲。
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
彼亦何人斯，炙肉方进酒！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
疲骑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长一抔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
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生平见雪颠不歇，今来见雪愁欲绝。
昨朝被失一池绵，连夜足拳三尺铁。
杨柳未叶花已飞，造化弄水成冰丝。
此物何人不快意，其奈无貂作客儿。
太学一生索我句，飞书置酒鸡鸣处。
天寒地滑鞭者愁，宁知得去不得去？
不如着屐向西头，过桥转柱一高楼。
华亭有人住其上，我却十日九见投。
昨见帙中大可诧，古人绝交宁不罢，
谢榛既举为友朋，何事诗中显相骂？
乃知朱毂华裾子，鱼肉布衣无顾忌！
即令此辈忤谢榛，谢榛敢骂此辈未？
回首世事发指冠，令我不酒亦不寒。
须臾念歇无些事，日出冰消雪亦残。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⑹ 徐渭的艺术特点

徐渭绘画的艺术特点
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倾向同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通过他的内外行为表现出来，并通过审美态度和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外化为艺术品。不同于自然人格的“静态”和伦理人格“有节之动”的动态，个性人格作为社会的叛逆者，其情感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这是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强烈而勃发的激情。“眼空一切，独立千古”的徐渭，可谓是位真正的狂者而为世人所惊讶和怪恨。他悲愤至极而得狂疾，或于盛怒之下失手杀妻，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而他的艺术杰作，大部分也是在癫狂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
徐渭的创作状态，是一种无法遏止也难以节制的激情的爆发，犹如李贽所说的：“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因此，徐渭的绘画作品正是他狂态情感的物化和结晶，是个性人格在艺术中的凸现。
他的狂，表现为对前代成法抱以极大的蔑视。主张师心不蹈迹，在选择、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传统，进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艺术特性。他作文“师心纵横，不傍门户”，作画“从来不见梅花谱，信于拈来自有神”，他称自己的画是“杜撰之画。”作画随意涂抹，处处无法，起笔，运行，转折，收笔，都没有固定法式，从表现自己主观青丝的需要出发，在对前人笔墨经验ingredients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阐释出他那全新的笔墨见解。
就他的个人笔墨风格和个人偏好而论，无疑是倾向奇肆纵横的粗放一格的。但在理论上，他却坚持自“细”而“粗”，由“工”到“放”的程序，而绝不将粗放与工细对立起来。徐渭在《书沈征君周画》中说：“世传沈征君画多写意，而草草者倍佳。”但徐渭说他曾见其所作《渊明对客弹阮图》，画中的人物古木作线描，“精致入细毫”，认为“惟工如此，此草者所以盖妙也”。把“工”看作是“草”的基础。他还认为笔墨是服从于内容的，要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不生动耳”。在徐渭看来，当时许多人追随时尚，盲目推崇惜墨的主张，犹如矮子观戏，附和别人乱说一通那样地可笑。因此，徐渭的画笔，既有墨汁淋漓的大泼墨（多用于花卉画），又有惜墨如金的减笔法（多用于人物画），只要能生动地倾泻自己“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激情，无论笔墨轻重繁简，干湿浓淡，他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为了更好的发挥水墨的效能，徐渭还创造性的第一个自觉地在“生纸”上作画。中国传统的卷轴绘画，在唐宋时大多画在绢上，即使用纸，也是光洁紧密的“澄心堂”纸之类。这些绢、纸的特点是不渗水墨，可以重复多次地进行渲染。元代以后用纸渐趋粗毛，画起来比较吃墨，感觉是毛辣辣、沙溜溜的，但仍然不太渗水。当时对一些松软渗水的纸张，就是俗称的“生纸”，并不用来作画，而是用作糊窗户纸，或者加刷胶矾使它成为不渗水的“熟纸”，然后用于书画。徐渭充分利用“生纸”渗水晕墨的特点，有意识地以生纸作为他书画创作的主要媒介。通过运笔的轻、重、徐、疾、蘸墨的干、湿、浓、淡，有时还用矾水调墨，营造出墨痕泛滥、淋漓变幻的奇特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水墨的表现技法。有一则民间故事说道，徐渭曾为一位贫苦老太太作画，为了节省时间，他把一刀窗户纸叠在一起，整砚整砚地倒下水墨，然后再一张一张地揭开来勾勒提醒，成为芭蕉、荷花、葡萄或者牡丹，片刻间完成了十几幅作品，使老太太还清了债务。这则传说正好说明徐渭对“生纸”渗水性能有着高度自由的驾驭能力。生纸的运用，给徐渭的笔墨驰骋带来了广阔天地，他以炽烈的感情，，振笔横扫，不受拘束，疾如舞抢使戟，毫不雕琢，“用墨如滂沱倾泻而物象光彩奕奕，勾花点叶如音符入谱，弹跳有声”，构成气势连贯，变幻陆离而又震撼人心的水墨交响旋律。他的画学至于无学，法至于无法，完全超越了技法和形式而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纯粹的审美境界。
他的狂，表现为作画“不重形似求生韵”，不重再现重性灵，主张“天机自动”，“从人心流出”，摆脱意识的羁绊，一任精神翱翔，把狂涛般激情作尽情的挥洒倾泻，这是作为高品味的画家必然会去追求的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象中充分体现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他笔下的梅花和竹，已不是前人图式中那种清高、平淡。幽雅、静逸的格调，而是寄托了异常沉痛的身世遭遇的感慨和不平。他画的《花卉杂画卷》（日本东京博物馆藏）中，画有一段梅花，枝干下垂，中间有一截浸在溪水中。画旁的题诗有两句是：“虽能避压雪，恐未免鱼吞。”浸水的梅花纵然不受雪的欺压，也免不了会被鱼吞食，隐喻着品高才优的人士，在当时黑暗社会中逃脱不了遭遇险恶的命运。又如他在《墨花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中段，草草画梅数枝，题诗云：“曾闻饿到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墨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元代的画梅著称的画家王冕，由于生活穷困，只能售画糊口，以米的多少来决定画幅的大小，而今这种情况也轮到徐渭自己了，对不公平的社会世道进行了讽刺了嘲弄。他画竹，或以竹比拟自己，或比拟正直人士，表现出倔强个性和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精神。如他画雪竹，题诗为：“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段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他的代表作《墨葡萄轴》（故宫博物馆藏），一干横亘全幅中部，湿笔饱墨，顺着枝藤淋漓而下，只见藤条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纵意挥斫，如飞欲动，犹如泼翻一砚梨花雨，再加上置阵布势的不求均衡，整个画面显示为一种旋转飞舞的视幻觉效果，给人以及其强烈而激荡的感受。“这里已经不客观地分辨何者枝叶，何者果实，而是挂在这些心弦上的作者血泪斑斑的愤激之情”。石榴通常被喻为多子或丰收的吉祥物，然而在徐渭的《石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中，石榴完全被改变了传统的象征寓意，“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抒写着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凄楚落寂感。
他的狂，还在于敢从自己审美理想出发，改变客体的面目。由于创伤经验造成心理结构的改变，在画家实际的认识活动中，常常发生奇异性认识，这类现象被称为异常认识。徐渭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水墨画牡丹，作为常人的徐渭，他很清楚“牡丹为富贵之王，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并且觉得自己是“窭人”（窭，贫寒之意），“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贵，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徐渭，当他向审美客体进行人格投射时，是以耿介傲岸、激愤强劲的意绪这种抽象的心理图像来映照对象的，而牡丹作为客体形象的图式却和主体人格倾向的心理图式完全对立，这时由于画家异常认识的作用，使客体形象的图示发生了一定的“变形”，从而使“眼中之牡丹”变形为“心中之牡丹”。“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画家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扫尽铅华粉黛，跃然纸上的牡丹，虽然已“不是此花真面目”，却使人感到出神入化。它出的是画家激愤沉痛之情。从它那绰约的风姿中，传达出一种蔑视廉价的赞扬，顶抗社会黑暗风雨而不低首的独有风韵，因而深深感染打动着无数观者的心。
徐渭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法的同时，还把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推至更完美的境界。从来的花鸟画中所包含的思想内涵，都是比较隐晦曲折的。作为文人画的作者，大抵是长于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他们自然也是深于诗论，并以诗论画。主张艺术所描写的“景”、“象”不应该仅仅止于具体感性的直接性的“景”、“象”本身，而应该比景象本身具有更深远、更生动的意境或境界层。徐渭把绘画视作显现自我人格的一种载体，为了表达其难画之意，就必须分外重视画面提款的作用，即所谓“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例如前面提及的《墨牡丹轴》，画面左上方提了一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书生已老，壮志未酬，只落得“独立书斋啸晚风”的凄凉结局，把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落寂襟怀抒写的淋漓尽致。这首诗引导着读画者去妙悟画境，谈言微风，从画中有限的物象联想到更广泛、更深刻的蕴涵。类似高明的题画诗，在徐渭画中俯首皆是。如题《水墨牡丹》：“四十九年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牡丹有“花王”之称，是花中的魁首。如果以花象征人的才华，那么牡丹可以喻为才中之魁。徐渭虽然才华出群，满腹经济文章，却济世无门，一生贫贱，未登富宦。
他不愿与黑暗污秽势力同流合污，以背弃正直高尚人格为代价去苛求富贵，对于那种浮云般的富贵也不动“妄念”，同样表达了画家孤傲自杰和倔强不驯的个性。他还借题诗有力地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常以螃蟹来比拟那些压榨百姓，横行霸道的权贵和官吏，例如故宫博物馆藏有徐渭《黄甲图轴》，画了二柄如伞盖般的荷叶，下面画了一只肥大的螃蟹，上部题诗为：“兀然有物气粗豪，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黄甲”二字语意双关，古代科举进士甲科及第者称“黄甲”，而“传胪”，也是指古代科举进士及第后，宣制唱名时，除第一甲唱一二三名外，第二甲、第三甲只唱首名，所以，二、三甲首名成为传胪。徐渭在此图中，黄甲即指螃蟹，又借指科举及第者，讽刺这些人徒有外表风标，实则腹中无珠，空无才学，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又如他自提《水墨花卉卷》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蟹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是说江村稻熟，农民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却喂肥了横行无忌的黄甲之类的权贵。董卓其人极肥胖，是汉末有名的奸贼，为世人所痛恨的首恶。画和诗流露出画家对腐朽统治者的无比憎恶和怨恨，并预言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遗臭万年的下场。画状可形之象，诗写难画之意，在徐渭的作品中，书、诗、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表里澄澈的整体。离开诗，我们简直就无法体味到画意；离开了画，也无法真正地领悟诗情。正如宗白华先生指出：“诗和画的圆满结合（诗不压倒画，画也不压倒诗，而是相互交流交浸），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徐渭的画作，正是以其优美的诗文深化并升华了画面的意境，以其书法的字势拓展丰富了画面的情趣，以其题款位置的恰当调节了画面的布局，最终是以更丰富的美学意蕴开拓了明清乃至近代文人画的新天地。
徐渭是一位全能的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不擅长。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花鸟画，其次是人物画。徐渭的绘画虽然具有鲜明的创造性和强烈个性化的特点，但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很深的渊源。从元初以来，浙江和福建两地既有宋代院体传统一脉相传。到了明代前期，随着两地画家入宫供职，明代院画呈现了取法南宋院画兼师北宋名家的面貌，这就是画史上以戴进为代表的有名的“浙派”。进入中期以后，浙派绘画极盛而衰，以史称吴门的苏州为中心，形成了由沈周、文征明为首的波澜日壮的吴门派，并逐渐取代浙派而成为画坛的主宰。徐渭对沈、文、唐、仇四家甚为器重，特别是沈周，认为他的艺术“雏中藏老”、“秀中现稚”、“由腴而造平淡”。所以，徐渭的花卉蔬果，较多的感染到吴门画派的风尚，而人物山水，则基本上不脱浙派画风的传统。同水墨大写意花卉不同，徐渭的人物画多用减笔简画的手法。他画的《驴背吟诗图》（故宫博物馆藏）分外引人注目。画家以及其简洁洗练的笔法勾画出人物和小毛驴，特别是毛驴的四条腿，用近乎草书的笔法挥写而成，极为生动的描绘出行走时的运动感，其传神之态，呼之欲出，令观者不禁拍案叫绝。
另有《山水人物花卉册》，水墨纸本十六开，技法全面，很能体现徐渭的纵横才华。册页中画有人物多幅，有登高一览山景的高士，或树荫下傍石而坐的弈棋者，或撑篙而行舟破芦笛的渔翁，或依岸下网的镜湖渔者，无不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寥寥数笔挥洒自如地把人物描绘出来。这本册页虽非寻丈大幅，然小中见大，给予读者的艺术享受是隽永而长久的。

⑺ 明代画家徐渭在花鸟画方面有什么成就

到了明代，画鸟画兴盛发展，这一时期最有名的画家是徐渭，他的泼墨大写意花鸟画在古代绘画历史上有巨大影响，代表了明代花鸟画的最高峰。

徐渭，是晚明时期杰出的画家。徐渭成就主要在诗、文、书、画、戏、曲等领域，他出入于儒、道、释三家，精于音律，专于史志，对医术、对联、灯谜、制茶、酿酒、剑法之事，都有所涉猎。

在绘画方面，徐渭以泼墨大写意花鸟画成就最为卓著，他开创了明代以后大写意画花鸟画派一代新风，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花鸟画的发展。

徐渭独具特色的绘画风格的形成，与他多方面文艺才能息息相关，也与他一生坎坷遭遇以及特立独行个性紧密相连。

徐渭写意花鸟画，画的都是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题材，诸如有梅花、芙蓉、水仙、菊花、荷花、桂花、海棠、芭蕉、竹石等，也有徐渭在生活中常能接触到的，如石榴、葡萄这样的果类，另外还有诸如鱼、蟹这些江浙一带常见的水族。

这些司空见惯的题材，在徐渭的笔下却能平中见奇，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艺术感染力和精神境界，这正是因为徐渭在处理这些寻常的题材时，有许多独到的手法。

徐渭水墨写意花鸟画造型特点，是水墨语言简练概括，其笔法往往放逸豁达，不求形似，画面表现最鲜明的是笔墨的意趣和他强烈的个性。

徐渭在题画时常称自己的画法为“戏涂”，可见他绘画时近于游戏的心态，对于物象和法度，他更是不拘小节，甚至他对物象一简再简，直至简化为直接表现物象之影。

徐渭是继明代画家陈道复之后，较早以纯水墨写意画鱼蟹的名家。徐渭画的墨葡萄及石榴，完全是一片酣畅淋漓的墨影，已成为了他泼墨大写意绘画的代表题材，烙上了无法复制的徐渭风格印记。

徐渭画中物象，其组合大胆自由，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其《烟云之兴》长卷，就是把四季不同时期的花卉和果木，画在一幅画卷中。徐渭还把不同时间生长的芭蕉和梅花画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墙之隔，题诗更是饶有趣味，诗写道：冬烂芭蕉春一芽，隔墙自笑老梅花。世间好事谁兼得？吃尽鱼儿又拣虾。

这样的组合一经过题诗，变成画理上的新意。最为重要的是，徐渭画作中由心灵出发的那种深刻而细腻的表现力，在他以前的花鸟画中是绝无仅有的。徐渭这一充满艺术表现的风格，终于开创出花鸟画的新纪元。因此，徐渭是古典美向近代美转变的枢轴人物。

徐渭艺术手法中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即将具象对象，融于放纵无拘、具有抽象意味的笔墨语言中，极大丰富了水墨意象的表现力。

⑻ 徐文长作品有哪些

徐文长 明清两代，出现过不少多才多艺的文人。不过象徐文长那样，在诗文、戏剧、书画等各方面都能独树一帜，给当世及后代留下深远影响的，却也颇为难得。他的诗，袁中郎尊之为明代第一，他的戏剧，受到汤显祖的极力推崇，至于绘画，他更是我国艺术史上成就最为特出的人物之一。郑板桥对徐文长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白石老人，也对他深为倾慕。然而，徐文长的一生却很不幸。他虽然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却连举人也不曾考取，中年因发狂杀妻而下狱七载，晚年靠卖字画甚至卖书卖衣度日，终于潦倒而死。老百姓倒是十分喜爱他的，至今在浙江还流传着许多徐文长的故事。他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历尽四百余年的人世沧桑，还依然保存，维系着后人对这位富有平民气息的文学艺术家的长久怀念。
^^一、才名早扬屡试不售
徐文长，名渭，文长是他的字。又号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二、从戎幕到牢狱
徐文长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文长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长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文长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文长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三、潦倒的晚年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
^^四、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对徐文长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吕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这是两部很出色的作品，但它们的著作权看来很成问题，这里就不予评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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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清藤等，明代正德十六年（西元1521年）出生于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的一个小官僚家庭。他从水聪明过人，十多岁时仿杨雄《解嘲》作了一篇《释毁》。稍长，师事同乡学者季本。季本是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学生。因此，阳明心学通过季本的传授对徐谓的一生起着很大的影响。阳明心学的主要观点是“心即是理，心外无理”。这是对良知与直觉的承认，它与佛教的思维与超脱的思想有关，与“禅意”亦有关。阳明心学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答7b、朱理学的一种反叛和挑战。这时期哲学、文学、艺术界都出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直抒性灵的倾向。徐谓自然了卷入了这股潮流。

徐渭自二十岁中秀才后，虽屡试乡举不中，但广交益师良友。这些师友中有在籍官员、退休乡坤、山林隐逸、还有少年后进。他们相从谈艺，相互砥砺。后来他与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沈练、钱鞭、柳林、诸大绶、吕光升等并号“越中十子”。陈鹤的戏曲、绘画，杨珂的书法，都曾对悚7d谓有一定的影响。

此外，他还结交苏杭一带的著名文人书画家。如陈淳、谢时臣、沈仕、刘世儒、沈明臣等。徐谓就在与这些文人雅士的交往中，“泡”成了一位兼善诗、文、书、画、戏曲乃至军事韬略的天才。

徐渭三十多岁时所写的杂剧《四声猿》得到同代戏剧大师汤显祖的赞赏。

徐渭富有军事才干，扛7d得到当时搞倭总督胡宗宪的赏识，他在三十七岁时被聘为胡宗宪府幕僚。并为胡宗宪设计诱擒盗魁汪直、悚7d海。一次，胡宗宪捕获白鹿，请徐渭撰《进白鹿表》并献于朝中，明世宗及学士董汾等对悚7d渭文章大为赏识，徐渭也因此更常受胡宗宪的器重。

胡宗宪因严蒿奸党失势受牵连，二度入狱，最后死于狱中。徐渭亦怕受胡牵连，竟“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明史¨文苑传》)自杀达九次之多。这时他内心的愤郁与痛苦只有在强烈的自虐中得到发泄，并真的发起疯来。后来竟发展到误杀其妻，并因此入狱。在狱中，他的精神才稍稍平静，但是并未痊愈。这位疯狂了的天才后经同乡张元汴竭力保救才得幸免一死。出狱时已五十三岁。
出狱后，徐渭曾一度浪游金陵、宣辽、北京等地。从出狱到七十三岁去世期间穷困潦倒、凄凉孤独，这整整二十年中他是在时而清醒时而反常的情况下度过的。据他自记行实中说：“畸谱屡称祟兆纷纭，盖精神颠倒至老未已也。”他能自己如此记载，正说明他虽常常精神错乱，但有时却是十分清醒的。

徐渭绘画，既有一定的师承，又能突破前规以适抒发已性。他的人物画受宋代梁疯子的减笔划影响，概括洗炼，造型生动；山水画受沈周、文征明等影响；花鸟画在林良、陈淳等人的写意画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画史上把他与陈淳并称为“青藤”、“白阳”，并把他视为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

徐渭特别注重绘画的“生韵”、“生动”。这正符合中国画法中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他曾在一首诗中提到：“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又在《书谢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指出：“画病，不病在墨轻与重，在生动与不生动耳。”他认为画家如果要表现自己某种特定的气质、胸次、情性，就必须选择相应的题材，以适合表现本人的那种气质、胸次、情性。他在题一幅水墨牡丹时提到：“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若风马牛弗相似也。”从他的这些见解来看，他的确有时是相当清醒的。正是他这些清醒时的高见的论使他在疯狂的作品中更显示出超人的胆略。

在徐渭的绘画中，最能表现他目空一切、无视古今而率意挥洒的还是水墨花卉。南京博物院、北京荣宝斋各藏有一卷徐渭的《水墨花卉图》，据说美国现藏有三卷。其中最精的要数南博所藏的《杂花图》长卷。此卷共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十三种，水墨淋漓、恣意汪洋，干湿浓淡、浑然天成。此卷曾多次发表并印有单行本。荣宝斋所藏的《墨笔花卉》卷共画九种，其中《梅石图》旁题有经常被人分们引用的一首诗：“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试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既透露出他不愿墨守成规、大胆创造的精神，又流露出他能落笔成春的自慰心情。

徐渭晚年题画诗中经常提及“春”字。如“墨染娇姿浅淡匀，画中亦是赏青春。”（《题水墨牡丹》）“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题墨牡丹》）“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那能更驻游春马，闲看儿童断线时。”（《 风鸢图诗》）等。还有一些“胭脂”、“朱唇”、“芳姿”之类的辞汇。这是否与徐渭晚年因鳏居而受到压抑的性的潜意识通过艺术创作得到发泄有关。

徐渭愤懑、抑郁、孤独、凄凉的内心世界，在“墨葡萄图”这幅作品上的题诗，正反应了他内心的倾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死后，他的作品越来越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赞赏。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以至扬州八怪都深受其影响，并卓绝于当时画坛。直到现代，套d渭的作品仍在不断地放射出耀人的光彩。

清代郑板桥曾以五百金换天池（徐渭）石榴一枝，并愿作“青藤门下走狗”。
当代画家齐白石自称“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

⑼ 徐渭、朱耷和吴昌硕这三位的代表作是什么,他们的共同风格是什么

徐渭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朱耷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以及《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莲花鱼乐图卷》、《杂花图卷》《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
近年部分八大山人作品艺术品投资市场拍卖情况：
《个山杂画册》，2008，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2352万元。 风格特点 《河上花图卷》局部
八大山人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
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眠鸭图》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 [编辑本段]成就影响 《鹭石图》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怪异晦涩中隐含着痛苦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还有，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
然而，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 ，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
《莲花鱼乐图》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 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八大山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
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
吴昌硕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糅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他的篆刻是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成为一代宗师。他的画起大落，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他的篆书个性极强，印中的字饶有笔意，刀融于笔。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篆刻方面吴昌硕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丽处显苍劲，流畅处见厚朴，往往在不经意中见功力。
▲篆刻作品
《寿山老坑巧色雕狮钮》、《作了天下事》、《读遍千古书》、《好学为福》、《黑青田》、《一月安东令》、《湖州安吉县》、《泰山残石楼》、《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暴书》、《千寻竹斋》、《千寻竹斋》3刻、《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安吉吴俊章》、《雷浚》、《鲜鲜霜中菊》、《归仁里民》 [编辑本段]绘画生涯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名重当时的画家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表现形式。
吴昌硕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学画较晚，40岁以后方将画示人。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的画法，服膺于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画家的画艺，从中受惠甚多。他酷爱梅花，常以梅花入画，用写大篆和草书的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富有情趣，曾有“苦铁道人梅知己”的诗句，借梅花抒发愤世疾俗的心情。又喜作兰花，为突出兰花洁净孤高的性格，作画时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显得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以寄托感情。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他画菊花或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晚年较多画牡丹，花开烂漫，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显得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再配以画上所题写的真趣盎然的诗文和洒脱不凡的书法，并加盖上古朴的印章，使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对于近世花鸟画有很大的影响（见彩图《岁朝清供图》（清））。
▲绘画作品
《天竹花卉》、《紫藤图》、《墨荷图》、《杏花图》、《花卉十二屏风》、《梅花》、《花卉四屏》、《牡丹》、《兰石图》、《松石图》、《花卉》2幅、《紫藤图》、《杂画册(之—、二)》、《依样》、《天香露图》、《杞菊延年》、《泥盆菊草图》、《牡丹图》、《牡丹水仙图》 、《大富贵》、《佛像图》、《富贵神仙图》、《红梅图》2幅、《蔷薇芦桔图》、《秋艳图》、《三千年结实》、《人物》、 《三千年结实之桃》、《神仙福寿》、《石梅》、《石竹图》、《松梅图》、《岁寒交图》、《桃实图》、《瓜果》、《灯下观书》、《姑苏丝画图》等。 [编辑本段]书法生涯 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年）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风格。 吴昌硕的篆刻，今天学习的人很多。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
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铭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自出新意，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书法作品
《临石鼓文》
《山青水碧鸟语花香》，2008，佳士得拍场，成交价3426万元。
《鹭石图》，2008，北京万隆拍场，成交价3300万。
《瓶菊图》，2008，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3136万元（不含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