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皇宫

『壹』 七夕的流传最早来源于哪个朝代

七夕的流传最早来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七巧节或七姐诞，是流行于中国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相传农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故称为“乞巧”。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将七夕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因受外来文化影响，洋节逐渐流行中国，部分商家和媒体联合炒作，宣传为“中国情人节”。

(1)七夕皇宫扩展阅读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

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参考链接：网络-乞巧

『贰』 唐代有哪些七夕习俗

唐代长安来盛行各种源七夕节俗，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宫中殡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记载。宫女们长期被幽禁在宫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虚，使她们对七夕穿针之事甚感兴趣。

唐代崔颢的《七夕》诗，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长安七夕节女性们穿针乞巧的风俗，诗云：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的少女少妇，在七夕节时都要持针线、供瓜果、摆香案，向织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在针线活计方面的天赋与才能。

唐代时，皇宫中也十分盛行用蜘蛛乞巧的习俗，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

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唐宋时期，七夕食饼又出现了变化，《唐六典》中记载：

七月七日加研饼，并于常食之。

『叁』 古代皇宫重要过的节日是那些

你要看是什么朝代啊，传统节日唐以前比较注重春节，清明，七夕，中秋，重阳版，冬至，到了宋权开始增加元宵，中元，除夕等节，皇宫专做的一般是皇上寿辰的万寿节，登基天下大赦，清明祭祀祖先特隆重，公主成人的千秋节，乞巧节，，元宵与民同乐，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冬至也是祭祀，中元祭神

『肆』 七夕的来历，及风俗

七夕的来历出自民间神话，出自古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

1、人们对牛郎织女自然天象的崇拜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定天之象，法地之仪，作干支以定日月度。”

2、《汉书·律历志》：“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尸子》：“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

3、“牵牛婺女”最初的含义是粤（越）地用以作天文星区对应地理分野的“分星”。经历史发展演变，牵牛婺女天文字星象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牛郎织女美丽传说（《岁华纪丽》卷三引汉应劭《风俗通》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以及女性向织女星乞巧智慧与巧艺、祈祷姻缘、情人相会、切磋女红、拜织女等丰富的人文内涵。

4、七夕夜晚坐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民间的传统习俗，在七夕夜晚，年轻的姑娘、妇女们要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对着皎皎明月，朝天祭拜；她们还要举行各种乞巧仪式，虔诚地乞求织女神赋予她们聪慧的巧手，祈求自己能够得到美满爱情的姻缘巧配。

『伍』 七夕节的来历

一、七夕节来历：

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5)七夕皇宫扩展阅读：

七夕节，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又名乞巧节、七巧节、双七、香日、星期、兰夜、女儿节或七姐等。“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早在远古时代，古人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所认识。

“七夕节”是世界上最早的爱情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爱情为主题，以女人为主角的节日。

2006年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陆』 七夕的历史（起源和发展）

七夕”是我国有悠久传统的民族节日，又称乞巧节、女儿节、少女节、七娘会、双七节、香桥会、巧节会。农历的七月七日这一天还有魁星节、晒书节、神仙节、七夕水、盘古王节（七月节）以及耕牛生日等节日名称。名称不同，其过节的民俗内容也不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名称，这么多的不同过节方式，就是因为这个日子积淀了太多的感情因素和人们对生活诠释，所以难以放弃。纵观“七夕”在我国的发展史，凡是动乱时期它是最容易被人们淡化的，凡是安定时期又是最让人挂牵的。现在又到了一个重新挂牵“七夕”的时期 了。

一、“七夕”的由来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七夕”又是一种数字崇拜现象，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再加上预示成双的二月二和三的倍数六月六这“七重”均列为吉庆日。“七”又是算盘每列的珠数，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与“妻”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七夕”即阴历七月初七夜，如今被称作“中国情人节”的传统节日，为什么定在七月七日夜呢？说起来，与湖南郴州还有些关系，郴州在汉初设为桂阳郡，在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一些阶段就叫桂阳。桂阳是个出仙人与神话的地方，西汉即有《桂阳列仙传》，其中有个叫“成武丁”的成仙，很出名。《神仙传》、《列仙传》、《太平广记》、《中国神话人物辞典》都有其传，牛郎织女的相会日期，就是他透露出来的。南朝志怪小说集《续齐偕记》中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停，与尔别矣。’弟当问：‘织女何事渡河？兄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吾去后三十年当还耳。’明旦，成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一书中，就引用了这个故事。

公元前208年。战国时项梁拥楚怀王芈槐之孙牧羊人熊心为怀王。公元前206年，项羽佯尊熊心为义帝，从彭城(今江苏徐州)迁都郴县。同年秋，楚怀王熊心在郴县过了异乡的第一个七夕节不久,就被项羽暗地派九江王英布追到郴州，将义帝杀害。现在郴州仍存义帝陵. 据《中华长江文化大系》 第二章 所载:现代学者研究，由牛郎织女神话形成的民俗节日，时间当在战国，地点则在楚国,湖南桂东隶属于楚国,.楚怀王就曾置七夕，后来才流传为全国性的节日。““七夕节”又叫“七巧节”，如今被称作“中国情人节”的传统节日。是我国的一种民族文化精品，据说湖南郴州桂东仙缘桥是牛郎织女在凡间相会的地方 “七夕节”的习俗和“牛郎织女”在桂东仙缘桥上相会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的十分历史悠久。

二、“七夕”的发展
节日是一种文化现象，不管它的产生有多少个理由，如果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就会被无情地淘汰。“七夕”能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存在并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上层统治者的参与和提倡。七夕正式定为国家节日是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朝廷宣布在全国实行夏历，并将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并明确：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及春秋社日、冬祭腊日等为节日，形成定制。七夕在汉代是个重要的庆祝日，因为汉武帝的生日是乙酉年（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诞生与漪兰殿。又传说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时，王母娘娘曾到皇宫会见过汉武帝，更给七夕加上一层神圣的光环。（2）神话故事的嵌入。牛郎织女故事起源何时，口头传说时期的事目前不好确定，就是古代所指的牛郎星、织女星究竟是哪颗星星，争议也是比较多的。从现在据有的文献资料看，把牛郎和织女说成相互爱恋、结婚、生子、被银河分离、七夕相会形成完整故事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社会震荡，传统的儒学受到冲击，学术思想比较自由，民间文学非常发达。国家分成南北，战争使人民妻离子散，人们渴望统一安定的生活，于是牛郎织女一对恩爱夫妻被人为分割大河两岸的悲剧引起同情，越传越广，越传内容越丰富，以至进入许多文人的作品中，使七夕从汉代以宫廷为主的欢庆节日，演变成以民间为主的情感节日。

七月七日的民俗活动更加生动具体，传说也越来越贴近平民百姓，如织女可以使妇女手巧，黄牛可以使人致富，神仙可以下凡接人上天离开人间苦难……为了延长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相会的时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这样的习俗：七月七日白天杀公鸡，以免打鸣惊醒正在相会的牛郎织女。有人说西方节日以宗教为主，中国节日以亲情为主，是有道理的。
（3）祭祀和宗教内容的渗入推动节日民俗发展。南北朝以后，唐朝统一了全国，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在唐宋时期，牛郎和织女进一步神化，由被人同情的拆散夫妻而变成能主宰天下耕作和织绣的神仙，成为上至朝廷下至平民百姓共同祭祀的神灵。唐朝皇宫内白天用阳起石染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当午散于庭中，随风而上为“渡河吉庆花”；晚上以锦彩结成楼阁，列花果酒炙，设坐以祀二星。宋代时又把牛郎、织女这一对神仙和佛经天龙八部中的‘摩 罗’联系起来，每到七夕把牛郎、织女制成土偶泥人形象，摆在桌上供奉。供奉摩 罗代表牛郎、织女到明代仍很盛行，不过除了泥制的还有木雕，甚或还有金银制品。到了清代，七夕的民俗活动更加成熟，丰富，除了沿袭历代流传下来的供“五子”、贺双星、求灵巧、水浮针、看巧云、拜魁星……以外，还增加上演《天河配》、《长生殿》节令戏，使七夕成为娱乐性很强的传统节日。
三、“七夕”的文化特征
节庆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研究节庆文化应从这个节庆的文化精神、节庆用具、节庆用语、节庆饮食、节庆禁忌、节庆日期等方面内容入手。每个节庆均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觉得七夕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情”字，表达了中国人对夫妻情的态度和理想。老百姓说：“久别赛新婚”，宋朝秦观在《鹊桥仙》中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反映了家庭与社会关系，道出了“千秋不仗片时争”的处世哲学。牛郎织女相会，满天的喜鹊都向天河扑去，互相咬着尾巴为他们搭桥，这是一幅壮丽的天人和谐的图画，善良和博爱的凯歌。中国人追求的是爱情的永久，而不是一时的欢娱；是情感的相互交流夫妻恩爱，而不是一时的男女相互吸引。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追求永恒，是七夕节庆文化的特征，我相信七夕这个传统节日也确实有它的永恒性，这是因为：（1）只要能看到银河，人们就会联想到牛郎织女这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七夕正值夏末秋初之时，白天巧云布天，夜晚星光灿烂，是人们在户外观天的好季节。近年来，由于城市化加速，街区照明亮度大，影响了观天的效果，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终究要追求“回归自然”。七夕到户外观天，会成为节日“时尚”的，七夕由于和天象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长期的生命力。（2）七夕歌颂的是夫妻恩爱，和谐稳定。只要有家庭存在，夫妻白头到老就是人生幸福的一大追求。社会竞争越激烈，夫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越重要，现在讲银婚、金婚、钻石婚……都是对夫妻生活的赞美。七夕的文化内涵与社会生活联系如此紧密，人们需要有一个展示夫妻情感和周边为其进行祝福的机会。所以七夕在当代更具时尚性。（3）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中华的振兴必然要表现在文化的繁荣。七夕这个节日的综合性和独特性，是中华节庆文化的重要代表又是每年节庆周期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了它才使得节庆文化丰富多彩，失去它就失去了节庆文化的完整性，所以它不会被人们忘记。 七夕这个节日从先秦到现代，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在这几千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这个节日有兴有衰，历经风雨洗礼，不断变化发展，形成了能够满足民众生理和心理需求的传统节日，调节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万物间的种种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我们应该是一要尊重，二要研究，三要发展，使传统节日在凝聚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柒』 故宫各个宫殿的典故

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养性殿东侧，宁寿宫后区东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筑宏丽。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曾维修，二十二年于阁后（南）接盖卷棚顶扮戏楼。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维修。现存建筑为嘉庆年间改建后的规制。畅音阁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戏台，与京西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为仿畅音阁规制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并称清代三大戏楼。
在中国古代，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每逢各种节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极、帝后的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清代宫廷内演戏的地方有多处：太极殿与长春宫之间有一座；西六宫北部重华宫一带有漱芳斋戏台。而规模宏大的畅音阁，则专为重大节庆演戏时所用，在此演出的戏曲大多是歌舞升平的吉祥神仙戏。据资料记载，清末西太后当政时期，凡遇节日，她总是要到畅音阁看戏，并由皇帝、皇后、妃、嫔、命妇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时，为在畅音阁演戏给西太后看，仅购置戏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费白银十一万两之多。

其中，寿台面积210㎡，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台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接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寿台北、东、西三面明间的两柱上方装饰鬼脸卷草纹木雕彩绘匾，惟正（北）面挂联：“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取自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渊明《移居》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台面中部下方设地井，地井内安装有绞盘，平时用木版盖着，盖板可开合，可以根据戏剧的内容，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莲”一场戏，就是从台底下慢慢钻出四朵大莲花来，一朵莲花上坐着一尊菩萨。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戏中表演喷水提供水源。
禄台、福台则均将前沿（北侧）做为台面，使观戏者抬头便可看到。三层台设天井上下贯通，禄台、福台井口安设辘轳，下边直对寿台地井，根据剧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员、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戏目时，用辘轳把幕景和演员从上面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戏剧效果。使用三层台的剧目不多，绝大多数只在寿台上表演，福台和禄台则只在一些神怪戏中才用。
台对面的阅是楼分为上下两层，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东西北三面都用两层圈楼围绕，宫女和大臣可以在两侧楼的廊下看戏。楼后则是庆寿堂。

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皇帝）。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当时，为庆贺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把储秀宫、翊坤宫等处修缮一新，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使储秀宫成为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储秀宫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储秀宫外檐油饰采用色泽淡雅的“苏式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

储秀宫为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出廊。檐下施斗栱，梁枋饰以淡雅的苏式彩画。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蝠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步步锦支摘窗。内檐装修精巧华丽。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5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古华轩 为北京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轩为座北面南的敞轩，面阔3间带回廊，正面悬挂乾隆帝御笔“古华轩”木匾。卷棚歇山式顶，黄琉璃瓦绿剪边。檐柱间置倒挂楣子与坐凳，金柱间安装透空灯笼锦落地罩，用以界分内外，形成内外空间的贯通。
轩明间内檐和后檐4间悬挂木雕龙匾4块，明间楹联一副，均是乾隆帝为古楸而题。轩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构轩时树龄已逾百年，倚树建轩，故名“古华轩”。

交泰殿
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殿名取自《易经》，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约为明嘉靖年间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内顶部为盘龙衔珠藻井，地面铺墁金砖。殿中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交泰殿铭》。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在交泰殿内西次间一侧，设有一座自鸣钟，这是嘉庆三年制造的。皇宫里的时间都以此为准。自鸣钟高约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
交泰殿为皇后千秋节受庆贺礼的地方，是皇后生日时接受庆贺礼的地方。清朝，于此殿贮清二十五宝玺，每方玉玺都有专门的用途。每年正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设案开封陈宝，皇帝来此拈香行礼。清世祖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立“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曾立于此殿。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册立、宝安设殿内左右案上。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蚕，皇后先一日在此查阅采桑的用具。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丽景轩为储秀宫后殿，面阔5间，单檐硬山顶。明间开风门，其余4间为槛窗，楠木门窗雕刻万字锦地，上饰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纹饰，转角处包饰龙凤云纹铜角叶。明间台阶两侧各有四汉白玉石台座，用来摆放香炉、神兽等。

据文献载，慈禧初入宫时即居于储秀宫，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在后殿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后，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居住储秀宫，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50大寿，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再次居住储秀宫，时将后殿思顺斋改名为丽景轩。
清晚期在丽景轩内建有小戏台。清逊帝溥仪曾在此举办西餐宴会。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式陈列，并有“溥仪生活展

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南北中轴线上。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墙垣后自成格局。清乾隆年间曾在前檐接盖抱厦3间，后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东西两侧各出台阶。院内东南设焚帛炉，西南置夹杆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殿前院墙正中辟门，曰“天一门”，东西墙有随墙小门，连通花园。
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

寿安宫
寿安宫位于内廷外西路寿康宫以北，英华殿以南。始建于明代，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宫官学移出。同年，乾隆皇帝为庆贺皇太后六十寿诞，将此宫修葺一新后改称寿安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层大戏台。嘉庆四年（1799年）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

寿安宫后为第三进院，院中叠石为山，东西各有3开间小殿，名为福宜斋、萱寿堂。
寿安宫是皇太后及太妃、嫔等人的居所。明代仁圣太后、天启年间乳媪客氏曾在此居住。乾隆年间，孝圣宪皇太后六十及七十岁圣寿节，乾隆帝都亲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人至此跪问起居，进茶侍膳，于堂前跳“喜起舞”贺寿，并于宫中设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于东西两侧延楼中，陪同赏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畅音阁戏台修建完毕，次年皇太后逝世，寿安宫戏台便逐渐荒废。嘉庆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寿安宫戏台，在扮戏楼位置建春禧殿后卷殿，用以收贮南府升平署之行头、切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寿安宫被辟为故宫图书馆，沿用至今。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四库全书》。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须弥座围以汉白玉石栏，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门。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崇祯年间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也在此举行。明代于武英殿设待诏，择能画者居之。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顺政权。但很快就因军心懈怠，无力抵抗入关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于武英殿草草举行了即位仪式，翌日便撤离北京。
清兵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为理事之所。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将《永乐大典》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世称“殿本”。道光二十年（1755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建筑共37间，书籍版片焚烧殆尽。同年重建。

延晖阁位于御花园内西北，北倚宫墙。明代初建时称清望阁，清代改今名。
阁坐北面南，三开间，外观为上下两层，其内部两层之间有一暗层，黄琉璃瓦歇山顶。前檐明间开门，灯笼框隔扇门6扇，两次间为灯笼框槛窗。阁之上层回廊环绕，玲珑轻盈。
延晖阁高居于宫墙之内，与东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这是一处供登临远眺的建筑，登阁俯视，园中古柏成行，风光绮丽，北望景山，峻挺葱郁。在冬季天气晴朗的日子，这里还可以看到西山的积雪。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常登此阁吟诗赏景，留有吟咏此阁的诗句。

延禧宫
延禧宫为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东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寿宫。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延祺宫。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嫔、成贵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原与东六宫其它五宫格局相同，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室内悬乾隆皇帝御笔匾曰「慎赞徽音」，东壁悬乾隆《圣制曹后重农赞》，西壁悬《曹后重农图》。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后院正殿5间，亦有东西配殿各3间，均为黄琉璃瓦硬山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起火，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仅余宫门。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宣统元年（1909年）在延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3层西洋式建筑--水殿。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之四角各接3层六角亭1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据《清宫词》、《清稗史》记载，水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事实上，该殿所有构架均为铁铸，殿内4根蟠龙纹柱也系铸铁锻造。整座建筑大都以汉白玉砌成，很少用砖，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因国库空虚，水晶宫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后被迫停建。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后还曾下令西苑电灯公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并添安电灯。延禧宫是故宫中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1917年张勋复辟时，延禧宫北部被直系部队飞机投弹炸毁。
1931年，故宫博物院将其改建为文物库房。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后殿体和殿，清晚期连通储秀宫与翊坤宫时，将其改为穿堂殿。面阔5间，前后开门，后檐出廊，黄琉璃瓦硬山顶。亦有东西配殿，前东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这宫中度过她这可怜的一生......
康熙宠妃宜妃郭络罗氏也曾长住此宫。
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寿辰时移居储秀宫，曾在此接受朝贺。光绪帝选妃也在此举行。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b ]颐和轩
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颐和轩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次重修。
颐和轩面阔7间，进深1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前檐出抱厦5间，后檐出抱厦3间。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前檐抱厦明间、东西次间开敞，形成较深远的前出廊，东西稍间装板墙，南面为槛墙、支摘窗。轩明间为五抹头 扇门，次间为槛窗，上为步步锦支窗，下为方玻璃屉窗。稍间为步步锦支摘窗。后檐抱厦次间、山面轩稍间、尽间均为槛窗。明间有穿廊3间，北接景祺阁，穿廊明间东西向开门，可通轩北东西两小院。轩东西山面廊南北封装，设有小门，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围廊，形成小院。
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符望阁位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为该院的主体建筑。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阁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平面呈方形，外观两层，内实三层，四角攒尖顶。蓝色琉璃瓦件饰檐、脊，其余铺黄色琉璃瓦。
符望阁的室内装修颇具特色，以各种不同类型的装修巧妙地分隔空间，穿门越槛之际，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楼”之称。室内装修制作精美，又以金、玉、珐琅等镶嵌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赏饭给王公大臣。嘉庆皇帝也曾登临此阁，并有《咏符望阁》之诗咏。符望阁是宁寿宫花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登临其上可一览紫禁城内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于明代，为乾清宫东侧小殿。
昭仁殿南向，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面阔3间，正中明间辟门，两次间槛窗。殿前接抱厦3间。明时，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宫及东庑，清代改廊为砖墙，自成一院，有小门以通内外。殿后接室3间，均为藏书之处。殿之东设龙光门，明代已有，是正宫通向东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出禁城自缢前在此砍杀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为皇帝读书的地方。殿后西室匾曰“慎俭德”，再西有匾曰“五经萃室”。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御题匾额，悬于室内，并设围屏，上刻“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曰：“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后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有《五经萃室观书诗》。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同月，嘉庆皇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于次年完成。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

『捌』 七夕这个节日何时出现的

七夕的来历
农历七月七日旧称七夕，也叫乞巧节。相传是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关于乞巧指的是向织女乞取智巧。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从鹊桥渡天河相会的日子。人们心中的织女是个勤劳善良、心灵手巧的天仙，所以七月七这天晚上，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出来行拜祭的礼仪，并向织女乞巧，希望自己也能象织女一样有双灵巧的手，有颗聪慧的心，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因为七夕节与女事关系密切，所以又叫“女儿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妇女节。 七夕节有吃巧食的风俗。巧食的内容有瓜果和各式各样的面点，各地风俗不一。各种巧食做成后，都要陈列到庭院中的几案上，好象要请天上的织女来品评。然后大家一面观赏着遥远的夜空，一面吃着各种巧食，认为这样会使人变得灵巧。
汉代时，民间便开始向织女乞巧了。不但祈求心灵手巧，还祈求得到财富、早日有美满甜蜜的婚姻和得子。

关于牵牛织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岐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睕彼牵牛，不以报箱。
《大东》篇原是一首表现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室的诗。这一节大意是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虽身居高位，却无恤民之行，不过徒有其名而已。这里，对织女、牵牛二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这时人们对二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牵牛)和帝女之桑女神(织女)有关，但还仅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然而它又不是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此时的牵牛、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他涵义的称谓。此时，它们已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开始进入文学这个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子”，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到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塑像，面面相对。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都明确指出在昆明湖畔的左右两侧分别塑有牵牛、织女像。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被远远地隔离在湖的两边。台湾学者王孝廉也认为，《西都赋》中牵牛已有人格化的迹象(他认为牵牛的人格化是这个传说形成的“重要关键”，也是在中国传统思想追求“合理化”情形下的“必然要求”)并据此推断其形成当在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之间。这一观点正与笔者所见略同。当然。此时牵牛织女他们之间是不是恩爱夫妻，或是眷恋的情人，因无充分的材料，尚不好说。但如果认为，在表现二人的关系上，比《大东》篇中又进了一步，并且已经打开了人们把他们想象为夫妻、恋人的大门，可能是并不大谬的。这时，如果爱情的灵感有缘踏入这座“大门”，那么一定可以孕育幻化出优美的诗篇、动人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见明显。《古诗十九首》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其中的《迢迢牵牛星》吟道：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灌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里的牵牛、织女二星已具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进一步说明问题的，是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其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见《岁华纪丽》)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了。发展到这一步显然是要经过相当长期并且是十分积极活跃的演进过程的。
这一点，还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见出。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载：山东省历城县孝里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很可能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反映。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作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反映。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唐代李善为《文选》魏文帝《燕歌行》作注时引了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这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决定《牛郎织女》传说生命特质的基本情节或者说传说的原型已经形成。这就是：①牛郎、织女爱情关系的确定；②天河相隔；③七夕相会。三者之中，①是关键，而促成这一关键情节产生的，是爱情主题(即群体主体的一种感情积蓄)的注入。有了爱情的注入，本来不相干的两颗星座，两位传说中的神，具有了人性，成为体现人间感情的夫妻，并由此生成一个独立的艺术生命系统。这个生命一经生成，便以其自身潜在的结构功能，规定和影响着未来的发展。受其制约，原来作为天体中一种自然现象的银河，一进入这一系统，便蜕去原质，形成新质，成为阻碍牵牛、织女团圆幸福的象征物。由爱情受阻，进而出现七夕相会，也便是自然合理的了。从《牛郎织女》传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前述三个基本情节，构成了它的生命系统的核心要素。如果把后来充分发展了的《牛郎织女》传说比做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的话，那么这三个情节就是它的树身和主要文干。以后的发展，比如它同“两兄弟型”故事，同“毛衣女型”故事，以及同“难婿型”故事相结合，进而增生出许多丰富多姿的情节网络，就都是由此而生发开去的。
第二，《牛郎织女》作为传说生成的大体时间，当在东汉之初，也可能在西汉时期。因为，上述可资引证的资料，尽管出在东汉，甚至稍后的三国时期，但它们都是经过文人加工、改造过的一种书面记载，而这样的记载，必须以传说在民间比较广泛的流传为前提。我们知道，一种传说要达到比较广泛的流传，即使在信息传媒发达的今天，也非易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古代，就更不可能短时间内实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它的实际形成要比记载的时期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