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插花书

① 日式插花与中式传统插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中日式插花的总体构造之后，其实会发现尽管在细分到各类花型的骨架布局会有不同，但事实上二者均源于最早的中国山水审美意识，其立意布局等大都借鉴于中国山水画、书法的构造布局技法及传统的儒家哲理，重视插花花枝的姿态及神韵，造型注重线条、潇洒自然，多为不对称的均衡构图，清闲淡雅，超凡脱俗。基本精神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是东方特有的自然观念和哲学观念。因此中日插花的许多特点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说区别的话，个人认为其是在本质上并与特别明显的区别的，但要说的话日本花道到今天是远比中国的系统，如今的3000多流派，虽源于池坊，却各有特点，在最早的花道形式上有传承又不断在创新，并且融入了日本精致、凝练、简洁干净的气质。另外日本花道有家族性，固能将流派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下来。而中国插花艺术，重新发展的历史不长，且如今依旧派系不明，分类混杂。并且在传统的插花方面，关于最早期的中式插花的许多重要部分其实是已经遗失或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还处考古文物及现存史籍的整理归类，整理历代插花资料与图片、系统梳理的过程中。

② 读《瓶花之美》

        常见的插花可能是常在花店见到的花篮或花束，也可能是风头正盛的“小原流”之类的日本花道。中国的插花是怎样的？古代的中国人也插花吗？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古人的花生活可能是你无法想像的。古人用花很日常。不仅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们插花，百姓的日用中也常用到花，宋代市井中竟以花饰作“花牌楼”用以招揽生意。

       

        徐文治的《瓶花之美》一书梳理了中国历代插花典籍（如罗虬《花九锡》、高濂《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等），介绍了花之插贮、滋养、节令等，十分详尽。作者考据的严谨态度也值得称道。比如近代以来受日本花道的影像常认为东方插花会有三大主枝，甚至有学者将中国插花中的“主、客、使”概念套用到日式三主枝概念中。《瓶花之美》中则追根溯源，极力厘清了这一误会。:“我一直不理解黄先生为什么这样讲，屠本畯在《瓶史索隐》里说得清清楚楚的品第观念，怎么就成了三大主枝呢？直到最近细看黄先生所著《中国插花史研究》时，我才发现问题。原来黄先生并没有看到过《瓶史索隐》，黄先生引用的《瓶史月表》只是一个二手材料，在这个二手资料里只有“花盟主、花客卿、花使令”三类，并且没有说明分类的理由。在其后确实还有一个“花小友”的表，而在屠本畯《瓶史索隐》里却是一张表。正是这个二手资料让黄先生得出了他的结论。

        这个二手材料就是康熙年间陈梦雷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黄先生研究中国插花史的原始资料就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中摘抄的“草木典”。《古今图书集成》里没有注明或是遗漏的文字，在黄先生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正是在比对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才找到了黄先生论述的依据。也就是说黄先生来自日本花道的先入为主的三大主枝的观念碰到《古今图书集成》简略版的《瓶史月表》，就这样诞生了其实并不存在的明代“主客使”三大主枝的构型原则。”这一严谨的考证有理有据，令人叹服。

③ 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插花艺术

我国传统的插花艺术新近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继承和发展这一优秀的传统艺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个项目是由北京林业大学与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联合申报的。传统插花艺术入选市级文化遗产，专家们的心情十分复杂。在他们看来，保护这一濒危的优秀文化遗产刻不容缓。
据现有资料考证，传统插花艺术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它经过了汉代的初始期、南北朝的发展阶段、隋唐的兴盛期、宋代的极盛期、元明的成熟期、清后期的衰落期等各个阶段发展至今。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七大价值显著
极高的史学价值传统插花艺术在3000多年的发展中，见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进程、历代风土民情的变迁，具有极高的史学与民俗研究价值。
重要的文化价值 它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民族、人群和时代。它受儒、释、道以及诗、书、绘画、文学等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滋养，具有深厚的艺术底蕴、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
突出的艺术价值 它吸取了园林、盆景、雕塑、书法、绘画等姐妹艺术的精华，与花材和容器完美融合，不仅仅是手工艺作品，而且是一种既有形式美，又有思想美和意境美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自娱娱人的高雅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很好的社会价值 它不但对古代东方插花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注重意境创设、简约环保的创作技法等，还被西方现代插花所借鉴。
除此之外，传统插花艺术的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也十分显著。
传统插花艺术 -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特色鲜明 专家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不同于现代西方插花。与现代西方插花相比，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
一是追求花材的自然之美，不刻意改变其天然姿态，而是顺乎花枝的自然之势，“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二是追求花材的意趣美，讲求以花传情；三是善用木本花材，以线造型；四是采用不对称式构图形式；五是赋予花材丰富的内涵与象征性，寄托情思；六是注重将花材与花器、几架、配件以及作品环境的统一，体现整体和谐美；七是兼顾中国人的独特赏花方式，分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和茗赏等。
传统插花艺术 -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临近濒危 中国是东方式插花艺术的起源国，但如今说到东方式插花，世人只知道日本花道。实际上日本插花缘于我国隋唐时期，在各个发展阶段受到中国插花艺术的不同影响。自20世纪以来，日本将插花作为国粹极力提倡，其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西方以及日、韩等凭借经济强势抢占了插花艺术的话语权，甚至操纵了世俗的审美观。相形之下，我国作为东方式插花艺术的起源国，传统插花艺术却几近断流。
由于国人对传统插花艺术缺乏了解，专业研究人员匮乏，研究资金短缺以及深入资源普查、挖掘难度大等原因，使得传统插花艺术还未真正进入大众生活之中。大陆研究发展传统插花艺术的学术组织只有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一家。系统梳理与传承、保护传统插花艺术这一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遗产，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据了解，1987年北京林业大学王莲英教授、秦魁杰教授牵头成立了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一直致力于传统插花艺术的研究、保护和传承。20年来，在挽救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这一瑰宝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专家们编辑出版了<中国插花>、《传统插花艺术》和《中国古典插花名著名品赏析》等书籍；挖掘、整理了历代插花艺术图片百余幅；培训了两期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学员共40余人；3次在全国插花大赛上专门设立传统插花艺术形式的作品展览，并以图片展的形式展示了3000多年的历史进程；连续4年举办牡丹专题的传统插花艺术展览；多次举办传统插花艺术专题报告会，还在港澳地区和日韩等国进行专题讲座和插花表演。
资深插花艺术家王莲英教授、秦魁杰教授是我国传统插花艺术研究、保护和传承的带头人。他们发表了大量论著，王教授作为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会长，在对传统插花历史、理论与技艺进行挖掘与整理的同时，极力弘扬与传承，并带领多名研究生对传统插花艺术理论与技艺进行研究。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据悉，北京林业大学已提交了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论证报告，详细制定了从2008年到2012保护的五年计划。领军人物王教授等寄希望于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得到国人的关注与政府的支持。

④ 插花的名著有

中国古代插花名著 最有名的有以下三部著作：

明代戏曲家高濂所蓍《遵生八笺》之五《燕闲专清赏笺》卷中有属《瓶花三说》，即“瓶花之宜”、“瓶花之忌”与“瓶花之法”。该书首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插花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进行分析。《瓶花三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插花艺术论著。

《瓶花谱》为明代画家张谱德（公元1577－1643年终于1599年所著。全书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八节。

《瓶史》为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于1599年所著。全书有花目、品第、器具、择水、宜称、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清赏、监戒、共二十节，详尽地描述了插花的方方面面，并简明扼要和深刻地阐述了插花构图的法则和意境创设的美学原理，以及中国古代文人插花的审美观念，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插花艺术的理论体系。该书1696年在日本发表后，轰动了日本花道界，并受尊崇成立一“宏道流”派，不但影响和推动了日本花道的发展，也推动了东西方插花艺术的交流。

⑤ 哪一幅图中不包含插花题材

插花，狭义地讲，是将植物的一部分从母体上截取下来，按照一定规则插贮在容器内。至于选择哪些植物，插在什么样的容器里，遵循怎样的取势规则，就成了不同插花艺术的主要区别。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静态立体实物为作品，却无法长时间保留的艺术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长则一二旬，短则一二日，最美的姿态即如烟花归于寂寞。这一特性导致我们对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读和梳理，不得不依据间接材料，求诸图像与文字留存。

驻足插花作品前，将自己融进植物与器物、空间、心绪彼此交织所营造的氛围里，乃东方人共谙的美学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艺术诞生之初，这份艺术自觉却来得较迟。人类在新石器时期的陶器上绘制了花瓣、叶片的形状，却未留下插花图案。先秦《诗经》《楚辞》中有大量的植物吟咏，它们或是先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汉以前尚未出现插花活动的记录。

一、汉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图像发现于河北望都一号汉墓。墓主人是东汉显赫一时的宦官孙程，因拥立汉顺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记录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画上，出现了一个陶盆，内盛净水，六朵红花鲜明地插在陶盆里。旁边有隶书“戒火”二字。“戒火”为红景天的别称，虽然汉代墓室壁画笔触尚显粗糙，但仍旧捕捉到了红景天的植物特征。陈直先生在《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中考释为：“本壁画描绘戒火，画一

瓦盆，上有花叶六茎，红花绿叶……取绘其象征性也。”该红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预示了日后中国插花的发展特征：起源于宫廷贵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传播，且对插花作品象征的重视高于单纯对视觉美观的追求。

二、魏晋南北朝插花

时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选出这一时期推动插花艺术发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萧绎莫属。萧绎提出对节气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还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春别应令四首·其一》），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花朝节”的文字记载：人们在春季的这一天出门赏花、插花、簪花、约会、拜花神。民间花朝节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对花卉的认知，已经从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实用依存，转而成为共同的文化纽带和情感寄托。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还记录了萧绎的绘画成就：“元帝萧绎，字世诚（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聪慧俊朗，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芙蓉蘸鼎图》，并有题印传于后。”众画之一《芙蓉蘸鼎图》已佚，但从画题来看，“蘸”是一种插花手法，类似“贮”“浸”“渍”，所以画的内容应该是以鼎为花器，以荷花为花材的一幅插花图。时人若得一见，当可一睹南朝宫廷插花的靡丽风华。

如果说南北朝时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长发展着，那么佛教的大流行无疑给这株幼苗浇灌了一瓢营养丰富的灵水。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相汇流，演变出新的插花样貌，虽不同于佛教来源地印度的供花艺术，却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于原始物袜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国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核。首先是礼制，主要体现在用器上。中国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选用，花器必须符合一定规制，而以承袭上古玉器岩段和青铜礼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为正途，因此“瓶花”也称“瓶供”，此外兼有盘花、钵花、筒花、篮花等。

其次是格物，体现在花材的拟人化。中国人将大量的主观观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给花材排尊卑位次，给花材赋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迹、传情达意的程度。这一罩枣激点在宋明之际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后是中国文化最看重的生机，体现在插花的造型上。虽然隋唐时期仍可见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团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艳丽的花头，排列在托盘里，或串成串装点佛身与道场，但最终这种块面艺术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却比较高，比如大家喜闻乐见的婚礼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们讲究插出枝条本真的样子，不过多艺术加工，喜欢用自然的线条营造空间。中国插花正是凭借以上三点，将外来艺术本土化，转化为供给本土艺术的养分。

反观佛教供花对中国插花的渗透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佛教传播，插花也得到了极大普及。这与后来中国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随佛教一并带回日本，并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诞生是同样的道理。佛教传入之前，插花活跃于宫墙之内，苑囿之间。而今更广泛的阶层乃至底层人群开始接触到插花这种新形式，佛窟与墓室内出现带有插花形象的壁画和造像。与此同时，有了佛教义理与供养规则，人们开始慎重地对待插花这件事。佛教“推波助澜”的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有插花爱好者误以为中国插花起源于佛前供花的传入。

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最早的瓶花记载。南齐皇子萧子懋，在母亲阮淑媛病重期间，许愿铜瓶中莲花若不枯萎，母亲便能痊愈。《南史》卷四十四《晋安王子懋传》载：“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当时称其孝感。”罂泛指圆腹的瓶器。南梁萧景墓神道刻画中有比丘手捧类似瓶花的形象，说明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瓶花范式。

除了瓶花，盘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时期。大文学家庾信有句：“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诗》）诗人将仔细折来的杏花插在铜盘里，用以待客，正谓之南朝风雅。

一项独立技艺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论基础以及明确的范式。插花在南北朝时期已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经历了大动荡到大一统的社会重塑，经济周期上又逢“大业盛世”与“开元盛世”先后两个国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道尽财富积累下的花事盛况。插花也开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赞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西明寺牡丹》）李商隐同情花叶的不同命运，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叶常相伴：“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赠荷花》）杜牧亦有一句家喻户晓：“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杏园》）这里的插花人一说是折下杏花插戴在头上，也有认为是用杏花来插花，足见风靡。

晚唐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篇插花理论《花九锡》。“九锡”乃《礼记》中的“九锡之礼”，是皇帝赏赐臣子的九种物品。作者罗虬借用这一说法，总结了插花必备的九个条件：挡风、工具、用水、花器、摆放、画图记录、配曲、酒赏、作诗。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来剪枝，对花的伤害更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今人对插花的关注多集中于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扩展到周围环境，画图可以用摄影取代，至于行酒配乐作诗，无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赏”到宋代变成了“茗赏”，亦有人从中辨出浪漫与理性，窥得不同的王朝气质。

四、五代十国插花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短暂的几十年，承唐启宋，似乎存在感不强。但在文学艺术领域，依旧有所成就。南唐后主李煜不仅是诗词音律大家，还是一位插花艺术家，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插花大赛——锦洞天。“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做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清异录》）

“梁栋窗壁，柱拱阶砌”，不同的摆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类型。“梁栋”需用吊花，“窗壁”“柱拱”指壁挂花，“阶砌”是可直接放置于台阶上的插花，三种类型，皆以竹筒为花器，并张贴作品名单。以插花游戏作为一年一度的宫廷盛会，是这一时期插花艺术繁盛的一个缩影。李煜选用了文人偏爱的竹，以竹筒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也为普遍华丽富贵的“院体插花”增添了新的审美可能，一种雅致、明净的新风格。

此时期还出现了插花“黑科技”。曾经，为解决敞口盘中花材无法站立的问题，唐代出现的“春盘”用蔬果、假山石作为临时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场合与时令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插花都适合出现蔬果和假山石，而且这种办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并不牢靠。五代郭江洲发明的“占景盘”，是历史上第一件专门为插花而发明的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郭江洲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可留十余日不衰。”（《清异录》）

目前出土的占景盘未见铜器，只有陶瓷残器，亦尚未发现达数十细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细筒越多，可造型的余地越大。后世出现的多孔花插、多管瓶、连体瓶、多孔盖，恐有占景盘的启发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艺术当之无愧的黄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铺、寒门小户，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筹办的“万花会”，形式类似李煜的“锦洞天”。张邦基《墨庄漫录》中言：“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文人士大夫爱花成风，范成大曾“满插瓶花罢出游，莫将攀折为花愁”。陆游夜里“藤纸静临新获帖，铜瓶寒浸欲开花”。苏辙壶插菊花，“春初种菊助盘蔬，秋晚开花插酒壶”。杨万里怜惜梅花寂寞，采回书房插在胆瓶里：“胆样银瓶玉样梅，此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莫空山里，唤入诗人几案来。”

寻常人家也爱插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出于大众的喜爱，商家也靠时令插花招徕顾客。“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梦粱录》）杨万里诗中还写到路边小店：“路旁野店两三家，清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图》中既在“孙羊正店”门口画了卖鲜花的小摊，也有客栈一扇窗内可见桌上的瓶花。“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东京梦华录》）

我们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后的原因时，常会提到一个关键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长期从事插花活动或至少曾专门学习过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层，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争鸣、理论完备、组织有序的局面。宋代虽未发展出日本那样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着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宗大师们。“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文人四艺的约定俗成，可视为宋人对插花艺术最终的定位。时至今日，插花爱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调时，宋代美学仍是重要的参考标尺。

在选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热的影响，宋瓷烧造形制十分讲究出处，文人们选择花器时，亦青睐复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铜器来插花，从格调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气息。选花上，宋人首开为花卉排列等级、赋予人格的先风。先是由后蜀入宋的张翊作《花经》，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据花的象征意、外观、气味、气质等指标，将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来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须是入品之花。《花经》之后，颇有效法者，陆续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说法。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林林总总，宋人对花卉的品评似乎总是那么饶有兴致。

如果说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只是概括地提出九点插花必备要素，那么宋代则是实实在在地留下了具体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杂识》中记录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处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时，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苏轼的《格物粗谈》录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栀子花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凤仙花则要蘸过石灰并干燥后，插在滚水里。林洪《山家清供》也有类似记载。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变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周密有句：“深深门巷老翁家，自洗铜瓶浸杏花。唤起承平当日梦，令人转忆旧京华。”汉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忆前朝，表达个人情怀，出现了重在表达个人主观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种抽象内容时，脑海所浮现的与其相关的具体形象。心象花，即将这种形象外化为插花作品，从创作动机来讲颇有些当代艺术的意味。心象花的创作主体仍是文人，审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却不再受到束缚，呈现出随性风格，往往花型简单，有一枝凸显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与插花主题相关的装饰品，如灵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清供文化逐渐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诞生了“理念花”“十全花”“双体花”等新花形，出现“堂花”“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学为基础，强调人伦关系，注重秩序与规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构里，“主”象征君权、父权，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稳重的花材，周围常有点缀的从枝；“客”为傧相、母亲，有包容、辅助之感；“使”象征使者、子女，远远伸展出去。而堂花与斋花，指插花不同的摆放环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仪式感，而书斋清赏，以小瓶小器为主，突出趣味感。

⑥ 传统东方式插花特点

东方传统插花艺术的创作理念与法则:
东方人性情稳重内向、委婉含蓄，艺术境界寓意隐含，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故在插花的创创作理念与法则上，其特点与风格可以用真、善、美、圣这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一、自然之“真”

传统的东方民族酷爱自然、崇尚自然，对自然之美最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点，就是以自然界中生长的花木为表现的物象，讲求“物随原境”。“形肖自然”，这是中国国画和插花艺术的理论基础。即所表现的景观需符合万物自然生长的规律，不能含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正如袁宏道在书中所论述的“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的境界。这样，就要求插花者深入去观察和了解植物的生长习性，思考其美之所在与其美之精华，并融入个人的情感与审美，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和表现，使作品展现出充沛的自然生命力和美感，具有能震撼人心灵的感染力，这是传统东方插花的精髓所在，所以，传统的东方插花又被称为自然式插花。

二、人文之“善”

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而儒家美学思想是以“善”为宗旨，所以中国人的审美观也以“善”为核心，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对花卉也赋予了美好的象征含义，讲求材必有义，义必吉祥，如生活中人们称松、竹、梅为“岁寒三友”，以此象征傲雪凌霜、不畏严寒的品格，取梅、兰、竹、菊为“花中四君子”，以此比喻君子之儒雅、脱俗。用玉兰、海棠、牡丹、桂花来衬托“玉堂富贵”，用象征、寓意、谐音的技巧，营造一种含蓄和谐的氛围，以借花明志、对花舒怀，并给作品赋以某种命题，使作品展现一种特定的意境，这是传统东方插花所特有的风格。

三、艺术之“美”

插花创作中的艺术美包括素材美、布局美、色彩美、造型美、构思美和整体艺术美。善用木本花材，突出线条造型。如梅花因其横斜疏影、曲折多姿的姿态美，雅而不艳、幽香远逸的色彩美，逢冰雪而怒放、不畏严寒的内涵美而成为传统艺术插花的最佳素材。

花材的位置也讲究疏密有致、起伏有势、虚实结合、刚柔相济、气脉相连。如“画苑布置为妙”，“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

作品的色彩创意追求统一和谐的色彩效果，力求艳而不俗、雅而不淡，据环境与创作的需要，色彩或绚丽、或素雅，使人的视觉感受明快而亮丽，清新而自然。

传统的艺术插花在造型上不求规则化，在情势上任由发挥，以达明示主题为度，外形轮廓不拘泥于一定的形式，为主题服务是造型创作的源泉。

对花明志、借花舒怀，创作具有诗情画意、包含自然美和人文美的作品，是艺术插花创作的宗旨。将花的形体美与人的构思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神形兼备，具有内涵美、神韵美，这是东方插花艺术所独具的艺术美。

整体艺术美是指插花作品各创作环节之间、各创作要素之间、作品与环境之间的有机配合所产生的综合艺术效果。即通过插花创作，同时创作一个高雅、浪漫、和谐的环境空间，产生一种环境艺术美。这是艺术插花的最终目的。

四、“圣”洁之尊

艺术是神圣的，艺术创作亦是神圣的，东方人认为花卉是神圣的，以一种崇敬的心惰去对待她，以花悟道、修身养性，使插花也有一种神圣感，讲求“心正花正”，进而“花正心正”。以自然之美来正人之心态，来怡情娱趣，这是真正的艺术境界。

综上所述，东方人采用写实、写意或二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花卉的姿态美、布局美、色彩美和意境美，是一种自然美与人文美相结合的艺术美。她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过程。

⑦ 一枝谈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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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谈贮书窗下，

人与花心各自香

——闲说中式传统文人插花

插花是借以消忧的好办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会被生命的能量感动。现代城市生活，很少机会接触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内插作一瓶代表情绪心象的瓶花、一盘描摹自然景色的写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记当下烦恼事，获得一瞬间归返自然的轻松喜悦。花朵是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语言，它们身上藏着宇宙人生的奥义。读懂一朵花，便能读懂一个世界。科学技术从中解码自然知识，而文学艺术，从中解码人的故事。

纵观中国古代文人插花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代文人们在其身处的时代，是如何运用插花这一「生活艺术」作为他们表达的载体，讲述着自我与自然、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世界的反观。

宋代无名氏《南歌子》：「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窗儿根底数根竹。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彝鼎烧异香，胆瓶插嫩菊。翛然无事净心目，共那人人、相对弈棋局。」歌词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状态的风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艺术在生活中的影子。

历代诗词歌赋中，亦充满了花的身影，或专为咏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词曲里借花的符号，表达着自己的隐喻。

插花陈设历来并非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况味乃在于文人之审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现。花之身影姿态也是文德修养的状态，文人雅士对花的吟咏，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刻意唯美而为之，而是发自内心的咏叹。

而时至今日，人们普遍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插花」只是一门倡导生活情趣的「技术」，和艺术不沾边，顶多算一项「艺能」，不过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伤春悲秋的赋闲生活中一项趣味活动；抑或婚庆、会议、典礼时才会使用到的一种「职业技能」。早就不再将它和「道」相提并论。甚至已不能区分出「中式传统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间有何异同。

台湾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创始人黄永川先生曾在《中国插花史》一书中写道：「插花乃生活艺术，与政经发展之枯荣同其消长。故而虽经六朝隋唐之孕育，历经宋明之繁荣，但降至清代以后却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风气虽盛，但时下所见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嘘！」（《中国插花史》）

大众不知，作为一种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晋竹林七贤；至唐代，王维、卢鸿、陆羽，都是插花、赏花、咏花之极高造诣者。在唐代，整个时代都有爱花的风气，诗词吟咏中尽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学著作，如李赞《花木记》、贾耽《百花谱》、罗虬《花九锡》（隋唐时期插花学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数尽陈。

中唐名士欧阳詹曾作《春盘赋》云：「多事佳人，假盘盂而作地，疏绮绣以为珍。丛林具秀，百卉争新。」说明在当时，盘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学观念和审美特点，对于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线条、构思及维持花命的方法与技术都有了足够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诗窥其盛况，大概便是杨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唐人爱花的时尚可见一斑。

到五代十国之时，由于社会的分裂与长期战乱，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咏叹之大气象，颓转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与文人相随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态而转向野花闲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来。时人倡言返璞归真，如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幸而当时已有盛唐之铺垫，人们对于花之情状、花之性格，以及花种、花品、花命的体会和研究，都有了较成体系的认识，于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诞生——蜀汉·张翊《花经》，根据花材的颜色、香气、性状、气质等等，模拟人类社会的官阶，分出九品九命。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将花代语，并以此寄托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征。譬如《花经》中评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兰花、蜡梅、牡丹、酴醾、紫风流（瑞香）。皆是花中最为清雅、高格、富贵、大器者。插作什么样的花，便是什么样的人，心中对花的品评和认识，也体现着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再说到当时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传统中式花道走向艺术巅峰的缔造者，他不但是后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发明人，他创办的「锦洞天」更是历史上最早、也最为盛大的插花艺术「展览会」。

到了宋代，宋太祖励精图治，宇内升平，各地插花风气回暖提升，「插花、挂画、焚香、点茶」被奉为生活四艺，成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修养，甚至连仆役也不例外。当时最有名的「万花会」，是宋人在「花朝节」（农历二月十五日）举办的盛大赏花宴会。元佑七年（1086）时，洛阳太守为花朝节的举办，「一次用花千万朵」，被斥为：「劳民伤财，达于极点」。宋代传于后世的插花著作更是丰富，有赵希鹄《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苏东坡《格物麤论》、周密《癸辛杂识》等等。而当时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颐的《爱莲说》、曾端伯《花十友》、黄峪《花十客》、张敏叔《花十二客》……这些经典文论和文章观点，皆成为后世文人插花赏花的审美准绳。

后至元代，又是社会离乱，战火不熄的时代，文人阶层保受异族压迫而求安心切，于是偏重感性，表现空灵之心境的风格，成为了文人阶层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现，任性率真的自我表达，使得插花再次成为了文人的另一个张嘴唇，讲述着他们不能开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风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脱离政治排场，形成一个专门性学术的世术类型，并有完整体系的花道著作问世，整个时代所追捧的审美格调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这部著作堪称插花史上最具学术性、最成体系的经典之作，后人争相传译，奉为准则。对后世和海外插花艺术的传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他文人编撰的经典花道著作，还有张谦德《瓶花谱》、陈洪绶的《瓶花画作》、王世懋的《花疏》、陈继儒的《严栖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说》《草花谱》、文震亨的《清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历》、《花小名》等等。那是一个文人审美成为社会主流审美的时代，也是民间处处争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清代，国势渐衰，学术走向考据之路，文人与花道日俱衰颓，民间对自然之美也较少关心，或审美日渐庸俗化。成体系的中国传统花道和大清国运一同式微，直至缓慢的消亡。

当然，文人与花的历史关系，不只是这样粗浅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盘根错节的连结，值得用许多篇幅去书写。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谱》中说，花是「天地慧黠之气」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种拟人的灵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动物，有感知、有感情、有灵性。花朵，的确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达。集结植物的「精气」。而白居易又曾这样写：「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类世界的精英，将自然界「精气」凝结的花卉用以自喻，间中姿态亦值得玩味。

时常思索，中式传统花道的现实意义应该是什么？毕竟这不是一门与衣食相关的技艺，更不是人们生活中「刚需」的艺术。过去它的存在，除出对生活审美的高层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义便是「成教化，助人伦」，如今，它还具有这样的作用吗？

资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经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通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我想，所谓「生活美学」的意义，恰恰就在此处。美的作用，何其润物细无声，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在教育。所以资先生还说：「对美有了足够的感知力，对那些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一笑了之的丑陋便难以忍受，如鲠在喉。」

而这种难能可贵的「如鲠在喉」，我想，不单是对「美」而言，更是「真」与「善」的底线吧。

⑧ 中国最早发行的一部花卉园艺学著作

应该是南北朝时的《魏王花木志》了吧，虽然只是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