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
① 说到莆田市，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湄洲岛
1、最早的史料都记载妈祖生于湄洲屿。
据现有已知的66条史料记载表明，最早的史料记载都一致确认妈祖生于莆田县湄洲屿。宋时期的史料都记载妈祖乃湄洲人氏。如宋绍兴二十年（1150），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说妈祖“姓林氏，湄洲屿人。”这篇庙记可以说是迄今年代最早、记载最详细的妈祖史料。
宋嘉定二年（1209），李俊甫《莆阳比事》中说妈祖为“湄洲神女林氏。”宋绍定三年（1230），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中称：“神莆阳湄洲林氏女。”宋宝礻右五年（1257），黄岩孙《仙溪志》中说，顺济庙，神“本湄洲林氏女”。宋开庆元年（1259）李丑父《灵惠妃庙记》中云：“妃林氏，生于莆之海上湄洲”。宋刘克庄在《白湖庙》诗中提到“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
据宋代的6条记述，从宋绍兴二十年（1150）廖鹏飞的庙记到宋开庆元年（1259）李丑父的庙记，前后长达109年，所记载的都说妈祖的出生地在湄洲。以上记载距妈祖时代不远，不会有误。
元代的4条记载也是如此，如元黄渊在《黄四如文集》的《圣墩顺济庙新建蕃厘殿记》中写道：“按旧记，妃族林氏，湄洲故家有祠，即姑射神人之处子也。”所谓“故家”即老家，也说明妈祖生于湄洲屿。
查明、清两朝的56条记载，除清乾隆1778年林清标编撰的《敕封天后志序》1条外，55条记载认为妈祖出生地在湄洲。明阳思谦《泉州府志》中说：“天妃之神，本姓林，世居莆阳之湄洲屿。”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天妃庙》中记载：“在新安里鱼希江湄洲屿上，其神即弘仁普济天妃，今庙盖其故居也。”明周瑛在《兴化府志·户纪·湄洲屿》中说：“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吕一静《八闽通志》：“天妃之神，本姓林，世居莆阳之湄洲屿。”张燮《东西洋考》：“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屿。”
清郁永河在《天妃神》中说：“相传神为莆田邑湄洲东螺村林氏女。”清刘有成《天后庙序》写着：“神，林女也。世居湄岛。”清杨浚《湄洲屿志略》载：“湄洲在大海中，与极了相望，林氏灵女今号天妃者，生于其上。”王礼《**县志》：“产后于莆田之湄洲屿。”
说妈祖出生于贤良港（即今秀屿区山亭乡港里村），主要是根据清乾隆年间（1778）惠安县儒学教谕林清标所编辑的《敕封天后志》。查林清标《敕封天后志》的天妃本传，全文都是照抄明末湄洲天后宫住持僧照乘编撰的《天妃显圣录》中的本传而写的，不同的是前者记载妈祖的曾祖保吉公是“弃官而归，隐于莆之湄洲屿”，而后者将其改为曾祖保吉公是“弃官隐于海滨贤良港”。在《湄屿飞升》一节中，两书内容亦完全相同，《天妃诞降本传》中是写“妃遂径上湄峰最高处”，而林清标在《敕封天后志》中改成“妃遂渡海径上湄峰最高处”。清人林清标篡改前人照乘和尚的记述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现在居然有人还以此“渡海”上湄峰二字为由，就认定妈祖故居在贤良港，显然破绽太明显了，是经不起推敲的。
2、湄洲岛遗存妈祖原籍地的古代石刻和明代石碑。
至今在湄洲岛东蔡村石后自然村（原名东螺村、上林村，现存上林宫和保留观音殿、妈祖故居遗址）的村北石崖上遗存着“天妃故里”的古代石刻和明末照乘和尚立的“天妃祖迹，地名上林”石碑。这是证明妈祖出生在湄洲岛的重要实证。
3、港里的一口“龙井”与妈祖的“窥井得符”传说年代不符。
天后祖祠附近有一口宋代建造的古井，井边刻着“咸淳丙寅（1266）八月庚辰石匠游进”12个字。有人认为这就是妈祖“照妆于井”、“窥井得符”的古井。但妈祖诞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殁于宋雍熙四年（987），石匠游进造井是在妈祖去世239年之后的1266年，显然该井与妈祖少时能“照妆于井”、“窥井得符”的年份不符。特别是“窥井得符”的传说，最早出现在明末照乘和尚刊印的《天妃显圣录》里。该书第一次提到：“妃少时，与群女闲游，照妆于井中，忽见神人捧铜符一只，拥井而上……妃受之不疑，……自此，符咒径可避邪，法力日见玄通，常在室中神游方外，谈吉凶祸福，靡不奇中。”明末以前没有这一传说的记载。这一事实表明，有关妈祖“窥井得符”的传说，是明末才出现的，贤良港保存下来的宋代水井与妈祖没有关系，当然不能佐证妈祖生于贤良港。
4、以女性作为祖先建祠与中国封建传统观念不符。
将妈祖作为林氏宗族的祖先，以妈祖祠代替宗族祠堂，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不相符。中国封建社会讲究父系血统继承制，应该父传子，子传孙，作为父系宗族祖先者皆为男始祖，不可能是女祖先，特别是妈祖又未出嫁，怎么能当娘家的祖先呢？这一点当然不能成立。
5、湄洲岛的妈祖族裔是在明清两朝奉旨迁往港里的。
明正统九年（1444）修编的《莆田南渚林氏宗谱》对妈祖的故居是这样记载的：“妃父侨居湄洲屿，为署都巡检时也。妃生于屿上，土尽渥丹。兄镇，子孙衍屿上。妃之基舍、祖庙犹存。洪武初，诏迁过岸，今新安里贤良港后林是其后也。”据明弘治周瑛、黄仲昭《兴化府志》记载：湄洲屿“自宋元以来，居民甚多。洪武初，以勾引蕃寇遗祸地方，宋备都指挥李彝奏迁内地，岛屿遂虚。”据此两条史料记载，贤良港林姓居民系从湄洲屿迁过去的。
自明洪武初年内迁起，湄洲岛妈祖娘家的一支后裔便在与湄洲一水之隔的贤良港定居。贤良港有座堂皇的所谓“天后祖祠”，据当地人说该祠创建于宋代，但现尚无史料可考，仅知明永乐十九年（1421）记载祠圮，地方官奏闻朝廷钦命太监到港里整修致祭。此时已是湄洲林氏居民迁居贤良港几十年之后。该祠内现存的两块石碑，一为“历代褒封徽号”碑刻，一为《重建天后祠祀》石碑，重建碑仅记载清乾隆年间（1785）重建该祠的经过，并没有提到原祠的建筑年代。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从明朝起朝廷才允许百姓建家庙，也就是建宗祠，允许将分散供奉在各个家庭厅堂后部神龛的祖先牌位，移到新建的家族宗祠里。湄洲岛迁至港里的该支妈祖族裔在明朝便就地建了一个“林氏宗祠”，供奉祖先。后因妈祖的影响扩大和便于朝拜妈祖，将“林氏宗祠”改为“天后祖祠”。这一做法与沿海渔民在驻地和华人华侨在侨居国建妈祖庙拜妈祖的道理是一样的。
后明朝廷解除海禁，迁出的湄洲居民又陆续回到岛上生活，人数渐多。满人入关后，郑成功以海岛和福建、广东、浙江沿海为基地，组织反清复明。在清顺治年间，清廷又实行禁海政策，下旨沿海和海岛的居民全部内迁30华里，湄洲岛和贤良港（港里村）的居民又被迁到涵江等地。清康熙年间，迁往各地的部分湄洲林氏族裔又分别迁回湄洲岛或贤良港。由于历史上的两次海禁而产生的湄洲岛居民先后迁至港里和涵江等地，过去迁居贤良港的湄洲妈祖族裔后辈逐渐淡忘了故乡在湄洲的记忆，误认为妈祖与他们一样出生在贤良港。
1992年10月4日，贤良港“天后祖祠”通过邮电部门发行的《1992—12〈妈祖>》特种邮票纪念封的背面说明中也承认：“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初，湄洲全岛居民内迁，妈祖娘家的一支后裔便在与湄洲一水之隔的贤良港定居，并建一座‘祖祠’。”从林祖良编辑的《妈祖》画册和港里人那里可以了解，就在二十世纪末，贤良港的部分妇女穿着打扮与湄洲女还是一样的，这也是证明迁到港里的湄洲林氏后裔仍然保留湄洲民俗的一个实证。
综上所述，妈祖的曾祖父林保吉在五代时弃官隐居于湄洲岛东蔡村上林自然村，后生子林孚。林孚生子林愿，字惟悫。林惟悫，担任湄洲都巡检，妻王氏，生一个男孩名叫洪毅，生6个女孩，最小的名叫林默，也就是妈祖。林孚、林愿和妈祖三代均出生在湄洲屿。妈祖宋建隆元年（960）生于湄洲岛，宋雍熙四年（987）也是在湄洲岛仙逝。因此，湄洲岛是妈祖的诞生地和祖庙所在地。
② 宁波旅游必去十大景点
天一阁，宁波老外滩，溪口蒋氏故居，东钱湖风景旅游区，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前童古镇，宁波浙东大峡谷，宁波天主教堂，月湖公园。
③ 插花艺术起源于中国还是日本
对此问题的探讨当前有两种看法，即源于佛前供花或民间生活。日本、韩国和我国部分插花界人士认为，插花最早是由佛前的供花发展起来的。其理由是史书、佛经中有明文记载。在佛教传入这些国家之后，插花才随之兴起，并且首先始于寺庙的祭坛插花，而后传入宫廷，继而发展到民间的。我国不少插花学者都引用《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为佐证：“有献莲华（古同‘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认为这是我国最早有关插花的记载。又引证北周观音像（现存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中的观音手持瓶花的形象，谓之我国最早的插花标本。故而由此得出结论，我国插花源于佛前的供花，始于南北朝。韩国善良插花艺术研究会会长、国际文化协会国际插花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朴善良女士在《台湾花艺》（152期）著文《韩国的插花艺术》中明确写道：“插花起源于印度，由印度传入中国，再传入韩国，由韩国传入日本的……”文中没有引证，但是根据史书记载来看，这条插花源流的传播路线恰巧与佛教由印度兴起后，向国外发展的北传路线十分吻合，那么随着佛教连同佛教艺术、佛教礼仪一起传播，也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因为佛前供花是佛教主要供奉法式这一。又据史书记载：佛教于公元6世纪由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当时为日本飞鸟时代，推古天皇的太子圣德摄政，指导政治和文化。他对佛教狂热崇拜，多次向中国隋、唐王朝派遣使者朝贡学习，致力于引进佛教和中国文化。使者小野妹子曾先后三次到中国，将唐代的礼仪、佛教艺术（包括佛前供花以及供花的花瓶、祭坛器皿等）不断引入日本。当时中国的僧人、工匠也成群地东渡日本。圣德太子网罗大批中、朝工匠带领日本匠人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寺庙，聚集数百名僧人、女尼宣传佛教，从而奠定了日本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祭坛插花的兴起，并开始发展为早期的仅在僧侣中流行的祭坛插花。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并盛行1000多年，传遍了亚洲各国，并成为世界性的一大宗教或某些国家的国教，对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国家几乎使社会上的一切无不带有宗教的色彩，打上宗教的印记。由此看来，插花艺术直接源于佛前供花或在供花催生下发展而来，都是不言而喻的；插花源于佛前供花之说在某些国家确是如此。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插花都是源于佛前供花，因此还有插花源于民间生活的第二种观点，比如我国部分插花学者即是该观点的支持者。其理由是，西汉年间（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佛教传入我国之前，在民间已经有广义的原始的插花意念，并流行有多种形式的插花。据史料与考古发现，我国上古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的以花传情、装饰仪容的歌谣。《郑风·溱洧》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 （即兰香草）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即芍药）。”这是描写溱河洧水解冻之时男女青年到岸边采集兰花去祭祀、嬉戏、双方相爱，海誓山盟，别离之时互赠一束芍药花的爱情歌谣。《陈风·东门之扮》曰：“东门之扮，宛丘之栩。子促之子，婆娑其下。……视尔如 ，贻我握椒。”扮即白榆树的古名； 即锦葵之古名；椒即香草或花椒。这首歌谣是记述陈国的一种风俗，男女青年聚集在树荫下，跳舞唱歌、谈情说爱的情景，男青年夸赞女青年的美丽像是一朵锦葵花，而女青年则以一束香草赠送给男青年表示爱慕。又如我国战国时期屈原的经典之作《楚辞》中也有许多类似之记载，《九歌·东皇太一》记：“瑶席兮玉 ，盍将把兮琼芳……” 即镇；盍即合。此诗意是指铺着瑶席，上面压着玉镇，合手捧着成束的美丽鲜花。《九歌·山鬼》载：“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杜衡即一种野生药用草本植物。这是记载山鬼出行，车上披挂着红绿相映的美丽花草，并拿着折下的香花赠其所思者。再如《九歌·少司命》记：“ （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这是一首祭迎神巫的歌谣，描述神主男女相爱之情以及用淡雅芳香的兰花枝供奉的盛况。由上述种种充分说明，远在公元前11世纪我们的祖先们对花卉就有了多种多样的审美创作活动，将鲜切花（古称折枝花）广泛应用于生活中，并以头饰花、腰花、胸花、花束和花车等形式出现，这不正是今日礼仪插花中的某些花饰雏形吗！另据考古发现，在河北望都东汉墓壁画中绘有一方几上放一陶制卷沿圆盆，盆内均匀立放着6支几乎等形等长的红花枝，酷似人为插做而成（见图1），由此也说明在1900多年前，在祖先们的生活中已经有了原始的插花意念，进而在切花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将花枝插贮水养用以祭神、供佛或馈赠亲友、美化生活、装点仪容。这些审美创作活动的出现也是合情合理的。当佛教传入后，这些审美创作活动与佛前供花相结合，广为传播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从史籍中同样证明，远在4000-5000年前另一个人类文明发源地的古埃及，已开始了同样的审美创作活动，将齿叶睡莲插入花瓶、花钵中作为墓室壁画，表示对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也常将插花器皿作为随葬器。还有古希腊人远在3000-4000年前就有了大型的瓶花和花环，作为婚礼中的装饰物，至今这些古典的传统的装饰形式还保留在西方各国的插花之中。这充分证实插花源自民间生活之说也是历史的事实。
关于世界插花的源头问题，目前尚无大的争论，都认定二源论的观点。即西方插花艺术发源地是古埃及，东方插花艺术发源地是中国。根据考古发现，公元前2500年埃及法老（国王）贝尼哈桑墓壁上的瓶插睡莲图案以及公元前2400-公元前1800年随葬品五口插花容器、工艺美术作坊以及1922年发现的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王的浮雕（公元前1358-公元前1348年），这些发现都是人类生活中最早的有关插花的最可靠的文物佐证。古埃及人视睡莲花（实为印度蓝睡莲）为祭祀司育女神的圣花，是神圣幸福的象征，因此，常把它作为宫廷中的雅卉，插入器皿中，装饰餐桌或作为馈赠礼品，也常用作丧葬品。古埃及人信仰人死后还会过着另一种与人间类似的生活，应当把人间的一切尽量提供给死者，所以随葬品很多，并且在墓室壁画和浮雕中充满了人间生活气息与时代感，这些随葬品就像一部形象的历史，成为考证研究古埃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重要依据。
埃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建起了完善的奴隶制国家，在文字、历法、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对西亚和欧洲都曾有相当影响，乃至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希腊半岛的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及用花的习俗缘由都与古埃及相似，插花艺术自然也不例外，很快由古埃及传至希腊、罗马，主要用来敬神、崇拜英雄、美化环境。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荷兰、英国和法国，插花也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门完整的西方插花艺术。从人们对其风格的研究中发现，那对称的几何造型，丰满充实的构图以及巨大的体量，都与古埃及的美术和插花的定型格式、对称均匀的图形、巨大永恒的风格十分相似，如出一辙。所以，古埃及是西方插花艺术发源地了结论是无可非议的。
东方插花艺术的发源地在中国，但也有人认为是印度，究竟属谁目前尚无最后定论。从现有史料以及前述的许多佐证来看，中国为发源地是可信的，理由是充分的。
④ 南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
整幅砖画长约4.8米，高约0.8米，出土于南京西善桥某南朝大墓中，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且品相最为完好的大型人物画像砖实物，南朝帝王陵墓装饰壁画，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8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⑤ 清明上河图 分哪3部分阿 拜托告诉我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清明上河图》以全景式构图，细腻的笔法，真实记录了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年）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者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5)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扩展阅读
《清明上河图》的收藏历史：
根据《清明上河图》卷后元人杨准、明人李东阳的题跋可知，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1126年金兵大举进攻中原，《清明上河图》被金兵掠走流落到北方。
清朝乾隆年间，这幅画再次露面。这次收藏《清明上河图》的是浙江桐乡人陆费墀，陆费墀得画后，在画上矜印题跋。临终前，他将画转给了朋友毕沅。之后毕沅被抄家，《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进入皇宫。
此后，《清明上河图》在清宫里度过了100多年的平静岁月，虽然中间历经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次入侵都侥幸逃过了劫难 。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清明上河图》传世之谜
⑥ 中国最早的插花展览何时举行盛况如何
中国插花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花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大约在5000多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祖先就把美丽的花卉纹饰烧制在陶器上。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夏商西周时期，花卉纹饰不仅可以从陶器上看到，在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到。到了西周至春秋中期有了文字记载。成书于春秋时代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即芍药)。”这是描写男女青年为表达相互爱慕之情；临别时折下芍药花枝相赠的诗句。他们折下的花枝就是今天所说的切花。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阊大夫屈原所作《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的句子，说明当时有采摘香花佩戴身上的时尚。以花传情，以花、朋志，赋予花卉以某种寓意，可见花卉进入文化领域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
秦汉时期，文化艺术有了极大发展，插花艺术也不例外，记载，西汉惠帝时，孝惠皇后将四时植花罗致室内，并安排于寝榻、几案上。可想而知，这些“四时植花“不是盆花即是插花。河北望都东汉古墓墓道壁画中绘有一个陶质圆盆，盆内均匀地插着6支小红花并置于方形几架上，形成了花材、容器、几架三位一体的形象，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早期中围插花。
《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子懋”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骂，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以花献佛，祈求医病，：霍然痊愈。这是史书中关于用容器描花水养的文字记载。当时佛前供花以荷花与柳枝为主要花材，表现善男信女对佛的崇拜与虔诚，不讲究插花艺术造型。公：元6世纪北周时的观音像(现存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手持一瓶花，枝叶与容器比例协调，这也是有关插花艺术的最早标本。《南齐书》载：“沙门于殿户前诵经，世祖为：感，梦见优昙钵华，……宣旨使御府以铜为华，插御床四角。”以铜为花，富丽堂皇，永不凋谢。这是我国人造花出现的最早记录。
隋唐时代，是中国插花艺术发展史上的兴旺时期。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定为“花朝”，即百花生日，举行大规模的赏花盛会。牡丹在唐代处于国花的地位，每当牡丹花期，人们争相赏花、买花。宫廷中举行牡丹插花会，有严格的程序和非常讲究的排场。如罗虬的《花九锡》中说：“重顶帏（障风）、金错刀（裁剪）、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欣赏）、新诗（咏）。”“九锡”就是九个程序。对插花所用工具、放置场所、养护水质、几架形状以及挂画都有严格规定，还要谱曲、咏诗讴歌，再饮美酒方能尽兴。从而达到视觉、听觉多方面欣赏的效果。在此时期，人造花的应用也日渐广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束人造绢花(图1)，以萱草、石竹等花卉组合，制作精细，花色艳丽，仿真程度很高。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不稳，许多文人雅士避乱隐居，吟诗泼墨，插花艺术也变成他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插花艺术风格也从庄重讲排场变成不拘一格，就地取材，名花佳卉、山花野草都可使用。插花器具也不仅是瓷或铜的瓶、盘，而且扩展到竹筒、漆器，还有吊挂和壁挂。总之，追求自然情趣，朴实简洁，清新活泼，随意洒脱。南唐后主李煜对插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锦洞天”是李后主的独创。每年春盛时节，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挂上横幅“锦洞天”。犹如大型插花展览会，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当时还出现了能固定花材的新型容器“占景盘”，既做容器，又当花插。
进入宋代，插花艺术发展到极盛时期。当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插花艺术不只追求怡情娱乐，还特别注重构思的理性意念，内涵重于形式，以表现作者的理性意趣或人生哲理、品德节操等。花材多选用有深度寓意的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上品花木。构图突破了唐代的富丽堂皇，以“清”、“疏”的风格追求线条美。所以有人把当时的插花作品叫做“理念花”。从此形成以花品、花得寓意人伦教化的插花形式，对后世影响颇大。
宋代篮花注意保持花材本身的自然美，富有蓬勃的生命力和韵律感。如南宋李嵩的花篮图，花篮造型制作精致美观，有优美的花纹、萱草、石榴、牡丹、蜀葵等半开或盛开，色彩艳丽，错落有致，姿态飘逸，生机勃勃。
元代插花风格逐渐摆脱宋代理学的影响，常用花材的寓意和谐音来表达作品的主题，也就产生了有人所说的“心象花”。钱选绘的吊篮式插花，在吊篮上放两个瓷罐，罐里分别装满金桂和银桂，上飘一枝三折形似如意的桂花枝条，暗示金贵、银贵，不如自在如意贵。反映人们祈求安定、平和、自由的愿望。
明代是插花艺术复兴、繁荣、昌盛和成熟时期，在技艺上、理论上都形成了完备的系统的体系。初期受宋代理学影响，以中立式厅堂插花为主，庄严富丽，造型丰满，构图严谨，寓意深邃。如边文进《十全厅堂瓶花》 (图3)，十种花材，十全十美，又各有含意。中期插花追求简洁清新新，色彩淡雅，疏枝散点，朴实生动，不喜豪华富贵，常用如意、灵芝、珊瑚等装点插花。晚期插花追求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讲究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构图严谨，注意花材同容器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插花理论日臻完善、成熟，有许多插花艺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以袁宏道的《瓶史》影响最大，书中对构图、采花、保养、品第、花器、配置、环境、修养、欣赏、花性等诸多方面，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的《遵生八盏.燕闲清赏》、何仙郎的《花案》等，对花材的选择、处理艺术，保养方法，插花风格，花性认识，构图技巧，色彩和体量的协调，品赏情趣等均有深入的论述。
清代初期的插花仍沿袭明代传统风格。受益盆景术的影响，人们崇尚自然、欣赏自然美，将优美的大自然景观微缩在室内几案上。清带还流行写景式插花、组合插花和谐音式插花。如邹一桂的写景式盘花，花材有竹、棕榈，配以太湖石，高低错落，疏密有致，颇富自然之趣。谐音式插花如马诒所绘作品《前程万里》，以铜钱、佛尘、万年青、李子为花材取其谐音为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花卉园艺事业的发展，插花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迅速复苏和发展，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插花组织。1987年4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花卉博览会，同时举办了全国插花展览。1990年5月19日，中国插花花艺协会在北京成立。此后，许多大、中城市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插花花艺协会，初步形成了遍布全国的插花花艺系统网络。至今，结合全国花卉博览会举办的全国插花展览和评比已有4次，大大推动了我国插花事业的发展。为普及和提高插花艺术水平，各地纷纷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插花培训班，一些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还开设了插花课程。
⑦ 南京博物院的十八件镇馆之宝，你知道几个
虽然南京博物院不敌故宫博物院，但依然是国家一级博物馆，里面还是有很多著名的藏品的，比如说，金兽、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透雕人鸟兽玉饰件、金蝉玉叶等。
除此之外，还有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这是明代陶瓷器，它在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响龙山的一个明代墓穴里被发现,是国宝级文物，而且是现存惟一一件带盖子，保存比较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这个梅瓶不仅造型优美,器型也很完美，其中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有很深奥的含义，象征着高洁的志向。
⑧ 中国传统插花四大流派
中国传统插花发展简史
原始萌芽期——西周至春秋、战国
中国插花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花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明刚刚开始发芽阶段，花就与祖先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史前出土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等，都可以看到精美的花卉纹饰雕刻在上面。中国战国时期的诗集《离骚》中有这样的话“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说明当时有采摘香花佩戴身上的时尚。以花传情，以花明志，赋予花卉以某种寓意，可见花卉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了文化领域。
《楚辞·九歌·礼魂》中记载：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初级发展期——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秦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插花艺术有了极大的发展，插花的雏形已经初步体现。据史书记载，西汉惠帝时，孝惠皇后将四时植花罗致室内，并安排于寝榻、几案上。可想而知， 这些“四时植花“不是盆花即是插花。河北望都东汉古墓墓道壁画中绘有一个陶质圆盆，盆内均匀地插着6支小红花并置于方形几架上，形成了花材、容器、几架三 位一体的形象，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早期中围插花。
到了南北朝时期，插花主要被用于佛堂前的供花。人们为了保持花朵的新鲜，开始尝试 将花插入水中养殖。《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子懋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骂，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以花 献佛，祈求医病，霍然痊愈。”这是史书中关于用容器描花水养的文字记载。当时佛前供花以荷花与柳枝为主要花材，不讲究插花艺术造型。
兴盛发展期——隋、唐至五代时期
隋唐时代是我国插花艺术发展史上的兴旺时期。插花开始在宫廷中盛行。这时中国的插花艺术开始有了系统的技术手法和规定。比如说牡丹插花，每年牡丹花盛开时节，宫廷中都要举行牡丹插花会，有严格的程序和非常讲究的排场。如罗虬的《花九锡》中说：“重顶帏（障风）、金错刀（裁剪）、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欣赏，美即美酒）、新诗（咏）。”“九锡”就是九个程序。对插花所用工具、放置场所、养护水质、几架形状以及挂画都有严格规定， 还要谱曲、咏诗讴歌，再饮美酒方能尽兴。从而达到视觉、听觉多方面欣赏的效果。
点茶、焚香、插花、挂画，被合称为生活四艺
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五的“花朝节”在唐朝是个很盛大的节日，传说是百花之神诞生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要去郊外踏青赏花，市集上也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饰品，举行大规模的赏花盛会。在此时期，人造花的应用也日渐广泛。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束人造绢花，以萱草、石竹等花卉组合，制作精细，花色艳丽，仿真程度很高。
五代十国时期，插花开始了艺术高雅化，从庄重讲排场变成不拘一格，开始追去自然美。由于政局动荡不稳，许多文人雅士避乱隐居，吟诗泼墨，插花艺术也变成他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插花开始不局限于花朵，而是就地取材，名花佳卉、山花野草都可使用。插花器具也由铜或瓷的盘盆容器，扩展到竹筒、漆器。而且插花作品不一定要摆放在桌子上，出现 了壁挂，吊挂。南唐后主李煜对插花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锦洞天”是李后主的独创。每年春盛时节，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挂上横幅“锦洞天”。犹如大型插花展览会，千姿百态，琳琅满目。当时还出现了能固定花材的新型容器“占景盘”，既做容器，又当花插。插花作品追求自然情趣，朴实而又不失洒脱。
全盛发展期——宋代
进入宋代，插花艺术发展到极盛时期。受理学观念影响，此时的插花艺术不只追求怡情娱乐，还特别注重构思的理性意念，以表现作者的理性意趣或人生哲理、品德节操等。花材也选用有深度寓意的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上品花木。构图突破了唐代的富丽堂皇，以“清”、“疏”的风格追求线条美。所以有人把当时的插花作品叫做“理念花”。 宋代的蓝花注意保持花材本身的自然美，富有蓬勃的生命力和韵律感。如南宋李嵩的花篮图，花篮造型制作精致美观，有优美的花纹、萱草、石榴、牡丹、蜀葵等半开或盛开，色彩艳丽，错落有致，姿态飘逸，生机勃勃。从此开始，插花形成以花品、花的寓意，人伦教化的插花形式，插花艺术上升到了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体现人的操守。这也就是花道。
缓慢发展期——元代
元代插花风格逐渐摆脱宋代理学的影响，常用花材的寓意和谐音来表达作品的主题，也就产生了有人所说的“心象花”。钱选绘的吊篮式插花，在吊篮上放两个瓷罐，罐里分别装满金桂和银桂，上飘一枝三折形似如意的桂花枝条，暗示金贵、银贵，不如自在如意贵。反映人们祈求安定、平和、自由的愿望。
明代是插花艺术复兴、繁荣、昌盛和成熟时期，在技艺上、理论上都形成了完备的系统的体系。初期受宋代理学影响，以中立式厅堂插花为主，造型丰满，寓意深邃。中期插花追求简洁清新新，色彩淡雅，疏枝散点，朴实生动，不喜豪华富贵，常用如意、灵芝、珊瑚等装点插花。
成熟完善期——明至清代中期
到了明代晚期，花道发展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时的插花艺术追求参差不伦，意态天然。讲究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构图严谨，注意花材同容器的比例关系。这一时期中国插花理论日臻完善、成熟，有许多插花艺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以袁宏道的《瓶史》影响最大，书中对构图、采花、保养、品第、花器、配置、环境、修养、欣赏、花性等诸多方面，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作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还有张谦德的《瓶花谱》、高濂的《遵生八 盏.燕闲清赏》、何仙郎的《花案》等，对花材的选择、处理艺术，保养方法，插花风格，花性认识，构图技巧，色彩和体量的协调，品赏情趣等均有深入的论述。
清代初期的插花仍沿袭明代传统风格，流行写景式插花、组合插花和谐音式插花。但是纵观清朝三百年，插花艺术始终处于一个下坡时期，得不到重视。花道在此时开始衰落。
传统插花、古典园林，两朵绽放在中华艺术百花园中争奇斗艳的花朵，自古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广阔沃土之中。“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朵朵绽放于园林之中的鲜活花朵，也成为园林中最美的点缀。
又逢冬季，中国园林博物馆即将推出第四届插花艺术展，带您走进插花艺术的殿堂，共同感受插花艺术魅力。热爱插花艺术、喜爱生活美学的您，又对插花艺术了解多少呢？
宋代 篮花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东方插花艺术的代表。具有端庄典雅的造型、富有诗意的画面、形神兼备的意境、师法自然的手法等特点。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见证着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进程以及历代风土民情的变迁。
元代 篮花
中国传统插花吸取了园林、盆景、雕塑、书法、绘画等传统艺术的精华，形成了崇尚自然、重意境等独特的风格与特征，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在世界插花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式插花艺术的典范。2008年6月，传统插花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 厅堂中立式瓶花
明代 厅堂花
中国插花艺术萌芽于先秦时期，经过了汉、六朝的初始期，隋、唐、五代的兴盛发展期，宋代的全盛期，元、明、清中期的成熟与完善期，清末的衰落期等各个阶段。在插花发展的历史中，我国有关插花的著作不少，其中名气较大的有唐朝的《花九锡》，明朝的《瓶史》、《瓶花谱》、《瓶花三说》，清朝的《花镜》、《浮生六记》等，为我们研究、继承、发扬和推广中国传统插花艺术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清代 写景盘花
清代 瓶花
作为园林中最具生命灵性的要素，花木不仅赏心悦目，其色彩、风韵也往往更具隐喻意义。或悠闲、或苦闷、或超脱、或执着，都投射于花木之上。
日本花道可以称得上是一绝，当然中国插花艺术也是不容小觑，中国传统的插花艺术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而且中国插花流派还分为三种，小编将为你解答中国插花习俗怎么来的?中国插花流派有哪些?
中国插花习俗怎么来的?
中国传统插花受儒家、道教、佛教思想影响，富有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情趣，认为万物有灵性，因而常把无语无义的花草根据其生活习性，赋予了人的感情和生命力。
借用花木抒发人的意志、愿望之时，以花枝展情韵，表现花品花格，令人在击节赞叹之余，心驰神往。古人看花是有分别的，饮酒对自然生长的花，饮茶对瓶中插花，在寄情花木中，每朵花、每片叶都蕴涵着深长的意味。
宋朝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迅速发展，插花艺术也获得普及与进步，成就辉煌，举国上下插花之风亦然盛行。《洛阳牡丹记》有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每?酱禾於家傩惺⒋蟮幕ɑ岷筒寤ū热饶址欠病?
文人插花别有情趣，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除琴棋书画外，又形成插花、挂画、点茶和燃香的"生活四艺"，撰写出不少插花诗作。
受理学影响深重的宋代，其清雅、隽秀的时代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插花不仅追求怡情娱乐，更注重理性意念。在形式上、内涵上则倾注作者的思想，意趣及品德节操，不像唐朝那样讲究富丽堂皇的形式与排场，而注重花品花德及寓意人伦教化的表现。
在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突出"清"、"疏"，形成清丽疏朗而自然的风格。因而，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时，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敏感多思。
中国插花流派有哪些?
池坊
日本传统插花的开创者都是池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日本成立最早的流派，原意为池边僧舍，许多流派都是从池坊演变出来的。原本是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皈依佛教成为高僧，驻六角堂(后来京都的一名寺)而创于7世纪。在那里，作为礼佛仪式的一部分，规定“立花”这个插花样式的插花准则，即一种直立的正规样式，一般使用窄口高脚瓶或细高花瓶。
草月流
草月流由河原苍风创立，是战后兴起的新流派。草月流创建的意思为如草之亲切、月之明亮，又称前卫花。它突破传统的形式，强调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创造更为自由。常强调美的夸张，用抽象、富于想象的手法自由创作，达到作者追求的自然美和抽象美的境界。
小原流
小原流由小原云心创始于1867年，距今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他以投入式盛花的形式为主，用平矮形盆把花插在剑山上，既保留完整的传统手法，又不固守传统，能贴进生活、表现生活。其作品使用的是各方面皆可观赏花材的欣赏范围，任何空间都可搭配。
创始人小原云心创造的盛花表现形式，为近代插花史开辟了新篇章。其作品格调高雅、脱俗，尊重四季花草的自然之态，生动活泼，清新自然，优雅秀丽，最接近中国古典插花的风格，最能引起中国人的心灵共鸣。
⑨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详细介绍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张著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清明上河图》在细节描绘上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临摹画制作精美,也是一种商业艺术,它更是你收藏,赠给亲朋好友的绝佳艺术礼品!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网络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书画上除了作者 的题跋和钤印外，往往还有收藏者的题款和钤印。我国有这样一幅名画，上署有许许多多人的题跋，盖有密密麻麻的鉴藏印章。可见它经过了许多官方和私家收藏者之手。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它历经八、九百年的岁月沧桑，饱经劫难，有的收藏者为其而遭不幸，作品终于幸免于难而保存下来。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代画家张择端。张择端是山东人，早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学习绘画，后为北宋画院画师。虽然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但这幅了不起的作品，使后人永远地记住了他。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高248厘米，长528厘米。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内街市。
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农民在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归来。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人物正匆匆进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如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磨肩擦踵，桥下舟楫相竞相争。许多细小情节刻划得极有情趣。如桥头一匹惊马造成险情，毛驴被惊吓，好奇的人在围观。接着又描绘汴京的街市。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九流三教，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画面又展开一幅从容的景象，有张有驰，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节奏感。画家通过对汴京城内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几个方面的描绘，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和发达。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五百五十余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清明上河图》
国宝《清明上河图》历经兵火，几遭劫难，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曾把玩、鉴赏留下了几许妙语佳话，更有许多待揭之谜。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颂辞之说
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真伪之说
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奇怪的传闻，清代长为人徐树丕《识小录》所记：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状，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汤勤的裱褙匠认为：汴（开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六”，可见这是闽（福建）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颜公庆的《消夏闲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是书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它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斯人，名不见经传，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研究。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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