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花卉册

① 任颐的绘画史上的意义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本文将主要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与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过渡时期人物的过渡性特征任伯年诞生之年正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近代史的起讫，从1840年到1919年，不过80年3，这是一个从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会向此后的现代民主社会艰难转换的过渡时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磨难。在这一大时代洪流中，比起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义政权的腐朽统治而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等等）来说，像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他“嗜吸鸦片”4成瘾乃至折寿（无独有偶，“四任”中无一有年过六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处在这一前后历史时代之过渡时期中的任伯年，事实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当时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政策下的一个受欺凌受磨难的旧文人、旧画人之典型代表吧。但与此同时，若就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中国人物画方面，他作为近代中国画家因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写真性品格与写意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过渡时期人物基本的过渡性特征，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征。在这三方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后续的另两种并存或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画工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真性品格与世俗性品格，又是由于文人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而由于任伯年所处的先天的与人文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训”的家学）的独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时代及社会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在他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带来了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并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个画家，由于他没有或较少带有这样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性，那么，往往是相互抵牾的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较难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现了。任伯年的画工性与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鸟画的成就如果说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学（其父任鹤声“原是民间写真画工”，“善画，尤长写真术”5；任伯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6），其写真性品格也率先是从学习、从事作为写真术的肖像画之基本要求而来，那么，其世俗性品格，就不仅是来自其直面对象绘制现实中真人的肖像画这样一种从来属于人见人爱、人皆求之的行当，更与他自25岁起即以鬻画（包括肖像画，但主要不是肖像画）谋生有关，尤其是与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一尺”7的“随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画作营销作风有关。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于，他不仅具有画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则，在帝国资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混迹其间的小有名气的画匠而已），还有其同时体现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这一文人性品格领衔而来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岁（1869年）到上海后，也许是出于卖画谋食的需要，更由于是完全进入了后来被史家称作“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其中有任薰、胡公寿、周闲、张子祥、陈允升、虚谷、杨伯润、高邕之、蒲作英、杨岘、吴昌硕等），他除了画写真肖像画之外，主要是致力于学习与创作作为传统文人画最经典题材与图式的花鸟画作品（论家有所谓“近追南田，上窥宋人”9的说法）：他先“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不数年，画名大噪’”10；同时也画《花卉四条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学瞎尊者法”11语）等卷轴画，又画册页小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锻造自己具备了属于更高一个社会文化层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种品格，即文人性品格。从他在自己画作上题写的“略师宋人设色”（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绣球芭蕉》12）、“拟元人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荫小犬图》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枇杷鸡雏》14）、“效元人没骨法”（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卉册》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识，说明他已经完全投身于那种文人画家应有也必须有的创作境界中，他的写意性品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坚实的锻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领略传统精髓中显示的非凡悟性，并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绘画功力——我们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绘制那些折扇与纨扇扇面作品，无论是没骨写意的还是工笔勾勒的，绝大多数都堪称真正叫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几幅纨扇扇面，其中属于工笔勾勒彩绘的《牵牛菖蒲》（中国美术馆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图）、《瓜瓞绵绵》（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己卯/1879年作，第122图）、《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图）、《天竹栖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图），它们无论在画材布置、用笔或赋色上，都做得到位、得体，体现的正是那种中国绘画正统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没骨写意的作品，如《花月栖鸟》（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庚辰/1880年作，第124图）、《藤萝小鸟》（光绪辛巳/1881年第125图），则以其文人气质的潇洒，体现的则是又一种精英性品格，即新锐性品格。画工性与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画的过渡性特征让我们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画创作中来。在人物画作品中，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相互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有更明显的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任伯年的生平记载看，他的画工性品格除了是来自人物写真术的家学影响之外，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从他喜好临写具有工笔与画工画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带来的。比如他早年为姚小复作的《小浃江话别图》（故宫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这幅就“话别图”题材来说本应画成那种自叙传式的人物画的，然而在此画的题跋中他自称“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结果当然画成了一幅工笔模样的山水画——画中虽然还可辨别出他与同好“话别”的场面，却全然是被表现在一个大远景的构图中——话别的人物仅仅是微小的“点景”人物。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图式的另一个源头，即“山水图式+点景人物”的源头——他的“人物”的出场方式，将是从“山水”中自远而近地向我们走来；而这种提供人物出场的“山水图式”所采取的工笔笔法，则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画作中无可回避的画工性品格的潜质。同样作为“话别图”的《东津话别图》（中国美术馆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于前一“话别图”的两年之后。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话别图”的“山水图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笔笔法，不过由于人物来到前景成为主体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图式”转换为仅仅是用以衬托主体（群体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话别图”的“立轴”在此图中也变成了有利于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横卷”）。这可以说既是一幅“山水图式”的人物画，又是一幅“人物图式”的山水画——或者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从山水画图式向人物画图式演变的过渡性形态，一种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形态。如果我们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意境来看，它应该说已经、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这说明，此时的任伯年，就其人格与修养水平而言，不啻已经是文人化了的（由于有关任伯年25岁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几无，对于此点，笔者无法在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的来说（即单就画面形态来说），此画仍然可将它说成是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在30岁之前的那种尚未怎么受到文人性品格影响的形态——一种基本的、多半表现为画工性品格的形态。30岁到上海之后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开始进入“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他通过“上法古人”与学习海上同人的文人笔墨，仿作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传统文人画品格的花鸟画，并把文人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带到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中来。此时他的人物画已经有了两类不同的手法或风格样式：一种是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大多是传统的古装人物题材，它们基本保留着此前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的习性，如1872年作的《游艇吟箫图》（折扇）18；另一种正相反，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习性的基本克服，即转变为对人物采取写生手法而体现的写真性，其描绘的对象当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的写真人物《葛仲华像》19。就上述这两例看，其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与对人写生的写真人物，分别以不同手法表现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创作心态（自主性/客观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画面情境（创造性/写生性）、用笔方式（随意性/谨严性）与写形风格（想象性/写实性）；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的是其过渡性特征中那种“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而且它们是通过不同的作品分别来体现的。任伯年1877年（38岁）画的《饭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对于论证笔者的看法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间偏左的主体人物（饭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衬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采用完全对人对景写生的手法，因而是属于写真的；而右端的两名陪衬人物（提壶的与端茶的仆役），明显是因为右边画面太空而信笔添加上去的，由于没有写生的模特（在写生饭石先生时，可能真有两名仆役进来上过茶，但转身即离去了——后者作为仆役，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像主人那样作为模特来获得肖像写生的权利与荣耀），只能是由作者凭空或根据记忆将他们画出来，成为信笔由缰的非写真的写意人物。主人与仆役，写真与写意——前者（包括陪衬景物）画得精妙绝伦；而后者与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与结构比例上就大为逊色，不能不相形见绌，尽管我们看得出作者在两者具体衣纹处理上力求了风格的一致。这是把“对人写真”与“信笔写意”的两种手法在一幅画中实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这幅画在这两方面的不和谐与不统一，在明眼人的眼中还是显然的，不能不是一种瑕疵或破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某种过渡性特征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任伯年人物画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岁以后。也许任伯年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自觉到像他在《饭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会造成画面事实上的不兼容与不融合，他此后的人物画就没有再重复他的这种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张益三像》21中，其主体人物与陪衬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笔笔法写真的（主体人物坐的石头可能有一点意笔笔法，但绝无伤大雅）；1885年作的《赵德昌夫妇像》22 也是风格与手法浑然统一的：两个主体人物与其陪衬景物均为工笔写真，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现上略施意笔（或没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为与其“亦师亦友”的同好吴昌硕作的《蕉阴纳凉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当属任伯年这类工笔写真人物画臻于“传神”的艺术最高成熟度的颠峰之作——作者显然对自己所面对描绘的对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几次为吴昌硕画过写真肖像，如1886年的《饥看天图》、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画起来已是那么胸有成竹。此画无论画面布局，还是对人物的造型与精神面貌的刻画，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来加以挑剔都将无懈可击！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画可以说又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传统文人画笔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写真的信笔人物画中，但与他早年那些强化“钉头鼠尾”笔法而用笔较死的传统题材信笔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欣赏他56岁临终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运用文人花鸟画意笔笔法画的《人物册》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图，即《人物册之一》、《人物册之二》、《人物册之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第87图《人物册之二》画的是一位依杖于荒郊山路旁的白发驼背老翁，正扭头仰望远处上空。主体人物神态生动，造型精确，陪衬景物逸笔草草，点到为止。这是一幅以信笔写意的精神画出（写出）的兼工带写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达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这里的所谓“化境”，意味着他的画工性品格已经并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技巧的熟练，并已完全渗透到了文人性品格与意境的具体表现中。无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复兴带来更大推动，并取得更丰厚的创作实绩。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任伯年以他在清末传统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别开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画品格中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既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画家的一般特点，又与他的家传家风以及社会生活与艺术环境的独特性相关，同时也与他既作为人物画家又作为花鸟画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紧密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他仅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这种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种从无机性与外在性到有机性与内在性的转变或转化，即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或转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或转化的人，才能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充分、客观的估量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画中的画工性品格所表现的写真性特点，又具体体现了他所处的近代中国画坛面临日趋强盛的“西画东渐”时风的影响的特点——这同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西洋画在中国已经得到传播，但这一画种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写真性特点（无论是来自中国绘画传统的工笔写真，还是来自西洋绘画传统的写实写真），对于描绘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物来说，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另一门西洋技术即照相术（它发明于任伯年诞生的前一年）还不是相当发达（也处在过渡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写真肖像画，至今仍将作为他的那一时代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因此对于他的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写真性特点，在这个角度上说，更应当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画中应有的时代特征与非常宝贵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不仅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坛优秀人物画传统的新的集成与发展，而且直接成为形成此后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的源头与先声：其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直接发展形成了现代上海“海派人物画”兼容并蓄的特色（如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国人物画）；其人物画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一定意义上成为强调造型与写实风格的“京派人物画”（40年代徐悲鸿、蒋兆和的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基础；而其人物画（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在写实造型基础上更强调文人画意笔笔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画”（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形成，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笔中国人物画）形成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伯年的中国人物画不仅是中国近代海派绘画在人物画方面的代表，还是现代“海派人物画”与其他学派人物画直接与间接的共同源头；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创作实绩而言，他不仅应当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还应当视为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画全面复兴之路特别是人物画复兴之路的先驱者。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② 花鸟画的历代名家

历代花鸟画家辈出，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齐白石的花果、徐悲鸿的马、潘天寿的雁荡山花、朱宣咸的梅花、李苦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陈之佛的工笔重彩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绵延不绝。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推许之。今画迹已不传。
韩干，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为“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题“韩干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干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韦偃，长安（今西安）人，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水。虽承家学传统，但青出于蓝。据记载，他画白川原牧马，马的姿态变化万千，穷极生动。今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一画来了解其风范，该图绘骏马一千二百余匹、圉人等一百四十余名，众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他所画山水，也对唐代山水松石的变革有过重要作用。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至右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图录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刁光胤（约852－935），名刁光，一作光引，长安（今西安）人。唐天复年间避乱入蜀，留居30余年，卒于蜀。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等，一生作画勤奋，多为花鸟，为五代著名画家黄筌老师，亲授其艺。传世作品《写生花卉册》已被定为伪托之作。
黄居寀（933－？），字伯鸾，成都人，黄筌次子。原在西蜀画院供职，后随旧主入宋。黄筌去世后，黄居寀成为领袖人物，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他的画法也成为画院的标准，在宋代宫廷中占了90余年的主导地位。其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鹧棘雀图》轴，以细线勾出轮廓，然后敷重彩，层层晕染，感觉极为细腻，有富贵华丽之趣。
赵昌（？－约1016），字昌之，广汉（今四川剑南）人。擅画花果，师事滕昌祐，有“出蓝”之誉。喜画折枝花卉，擅长着色。作品传世极少，故宫博物院藏《写生蛱蝶图》卷传为其作品，专家多以为不真。画院待诏林椿以花鸟翎毛著称于时，画法师赵昌，今有《果熟禽来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与记载中赵昌画法相似。
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善画獐、猿及花果禽鸟等。据说曾深入山中居住，观察兽类活动，所画动物极其生动传神。英宗时应召入画院在西庑殿作《百猿图》，未竟而卒。今传有《聚猿图》（藏日本），画于崇山峻岭间嬉戏的群猿。
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宋神宗时画院画家。除擅画花鸟外，也擅画道释鬼神，创作不少壁画。其花鸟画重写生，并且不打草稿。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双喜图》轴，描绘西风袭过的深秋野外，一对绶带鸟飞来，对野兔叽叫。禽兔刻画细腻，树石草坡则用笔老健。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寒雀图》卷，画数只麻雀于枯枝间栖憩的情景。其弟崔悫，字子中，也是画院画家，兄弟齐名，且画风相近，都是改变宋初以来“黄氏体制”的中坚人物。文同（1018－1079），字与可，世称石室先生，又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历任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和陵州、洋州、湖州知州等。擅诗文词翰，亦长飞白书，在绘画上以墨竹闻名，称“湖州竹派”，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他的说法。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广东博物馆藏有《墨竹图》一轴，系此轴临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枯木竹石合卷》，真伪待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竹图》轴，系传派作品。
扬补之（1097－1169），字无咎，号逃禅老人，又号清夷长者，南昌人。生平事迹不详，据传一生不仕，擅词翰，工书法，尤长画梅。传世作品有故宫博物院藏《四梅花图》卷，四枝梅花分别描绘从未开、欲放、盛开、残败等开放全过程。画法全用水墨，枝干皴擦用飞白法，花瓣用白描勾写。故宫博物院还藏有《雪梅图》卷等。其传人有其外甥汤正仲及徐禹功、赵孟坚等。
赵孟坚（1199－？），字子固，号彝斋，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南渡后寓居嘉兴海盐。其虽为宗室，但家境清寒，进士及第后任过一些小官，后提拔为提辖左藏库，出守严州。擅画水墨白描水仙、梅花、兰、 竹石等，风格清秀淡雅。今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墨兰图》卷、《岁寒三友图》页、《水仙图》卷。其中，《水仙图》卷系白描手法勾画花叶，微染浓淡墨色，分出阴阳向背，实为独创之画法。
李公麟（生平事迹见前），传世作品中的《五马图》是最为可信的真迹之一，虽无款，但有其好友黄庭坚的笺题和跋为证。该画描绘西域进献给北宋的五匹骏马，分别有奚官牵引，人马造型准确生动，线条洗炼概括，神情各异。《临韦偃牧放图》是李公麟奉皇命而临摹的，画中已掺杂了他自己的画法。前图二战前曾存日本私人处，后称已毁于战火。后图藏于故宫博物院，千马百人，巍为壮观。
祁序，江南人，工花竹翎毛，擅画水牛。今存《江山放牧图》卷，藏于故宫博物院。此画描写江南水乡儿童们放牧情形，儿童们或吹笛，或弈棋，或放风筝，远处还有农民荷锄而行，充满着田园之乐。
钱选（13世纪至14世纪初），字舜举，号玉潭，别号巽峰、清癯老人、习懒翁、霅溪翁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进士，工诗、书、画，以绘画成就最为突出，山水花鸟、人物故事、鞍马等均深有造诣，是一位技法全面的画家，与赵孟钔

③ 简述宋、元、明和清等几代的文人画风格特征的发展变化

清 代 书 画

嘉庆汉装行乐图首先说清代的绘画。

清初以“六大家”和“四僧”的画著名。

“六大家”包括“四王”和吴、恽。

“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ī）。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娄东人，祖父是明代万历朝的首辅。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为

同族子侄。他们都曾接受过明代画家董其昌指导作画，都是山水画家。道光《情殷鉴古图》王时敏追随元黄公望，代表作有《落木寒泉图》、

《云壑烟滩图》等。王时敏诲人不倦，爱才若渴，“为一代画苑领袖”。王鉴以五代著名画家董源和南唐著名画家巨然为宗，代表作有《梦境

图》、《夏山图》，与王时敏匹敌。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之孙。少时从其祖父作画，仿效黄公望，于浅绛法独有心

得，深得祖父赞许。康熙时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康熙常将他招入便殿作画，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总裁、康熙万寿总裁。曾任中国书画类

书《佩文斋书画谱》编辑官，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等。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江苏常熟虞山人。王时敏与王鉴见他

可以造就，带他游历各地，并示以秘本，指导将近20年，终于成就。王翚效法元人笔法而有唐人气度。他的山水画，或气象雄伟，或具体而微

，构图别致。代表作有《溪山红树图》，《仿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等。康熙中期，应诏以布衣供奉内廷。他与学生杨晋合作创作了《康熙南

巡图》。图长300米，人物20000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每年年底，王翚给他的门人宾客每人1幅画，用来换取裘衣。一些爱好他的作

品的人马上准备钱等着买。王翚作品，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宋荦等都曾作诗赞许。他作画，必用宣德纸、重毫笔与顶烟墨。他说，缺一

样，就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

“四王”技法都是以干笔渴墨层层积染作画。他们多模仿前人，创新不多，属于保守派，但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大公主（恭亲王长女）

、大阿哥

（同治帝）《荷亭晚钓图》清代一直以他们的画为正宗，追随者甚众，直至清末。

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寿平”是字，号南田，江苏武进人。父亲忠于明，恽寿平不应举，卖画养父。山水学元代王蒙，并以山

水画自负，见了王翚画后，自量比不上他，就改写生，专攻花卉，开拓了宋徐崇嗣的没骨画法。作品超脱不俗，清新生动，得元人冷淡幽隽之

至。代表作有《双清图》轴、《花卉册》等。浑格不仅画法独步，而且诗格超逸，书法得禇遂良神髓，世称“南田三绝”。

吴历（16321718），号墨井道人，也是常熟人。与王翚同师王时敏，两人风格不同：王翚画清丽，吴历画冷隽。吴历山水画还富于纵深感

与立体感。“宗法元人，尤长大痴法。迭嶂层峦，心思独运，而气韵厚重沉郁，深得王奉常之传。”晚年吴历信奉基督教，改用西洋法作画，

“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

“四僧”指八大、石涛、髡残和弘仁四个和尚。这群画家风格与“四王”迥然不同。

朱耷（16261705），名统麓，号雪个、八大山人，明宗室，入清后为僧。善山水，擅花鸟。山水画原学董其昌。入清后，更易其法，布局

险怪，意境苍凉。代表作有《山水通景屏》、《鱼乐图》、《柯石双禽图》等。花鸟画用拟人手法，简约含蓄。《孔雀牡丹图》以牡丹悬崖下

孔雀站立卵石顶上为画面，令人联想到清代官员头上的花翎，讽刺惟命是从的奴才。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之子（石涛于画后往往钤以“靖江后人”），名若极，字石涛，自号清涧老人，又

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明亡后，出家为僧。曾两次以明遗民身份接驾，迎康熙。工花鸟兰竹、人物，尤善山水。前者代表作有《墨竹》、《

墨荷图》、《焦菊图》、人物代表作是《睡牛图》、《西园雅集图》，山水代表作有《淮阳洁秋图》、《搜尽奇峰打草稿》、《泼墨山水卷》

。石涛最初师法清初安徽新安画派，受清初画家梅清影响殊深，后来他自创新法，《清史稿》上说他“画笔纵恣，脱尽

窠臼。”《中国美术简史》说：“石涛山水不宗一家，戛戛独造，看似无法而实际上便古法为我法，想像力丰富，景色郁勃新奇，构图新颖自

然，笔墨纵肆潇洒意境生气奕奕，充满了昂扬的激情。”王原祁说，石涛当推第一。他自叹不如，亦料王翚不及。

石涛有很高的绘画理论，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影响很大。

髡残（16121673），姓刘，字白秃，号石溪，湖南武陵（常德）人。善人物、花卉、尤长山水画，取法王公望、王梦。好写奇特奥景，构

图好山重水复，善用秃笔，多含兴亡之感。代表作有《苍翠凌天图》、《苍山结茅图》等。

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奇六，安徽歙（shè）县人。明代诸生，入清后为僧，改名弘仁，早年学宋人画师，晚年学元末画家倪瓒

。善山水画，好画黄山松石，表现幽寂的气氛和奇倔的形象，透露出与清王朝不合作的思想。代表作有《冈陵图》、《晓江风便图》。

“四王”与“四僧”的区别主要是保守与创新。

郑板桥《竹石图》清代中期（康熙末至嘉庆），出现了两个绘画中心：一是北京，一是扬州。

北京的宫廷画家以创作人物为主。著名画家有焦秉贵、冷枚、丁关鹏等。他们多画人物：皇帝、后妃等。意大利画家郎时宁用西洋画法和

中国颜料创作了许多人物画和花鸟画。

乾隆时期“扬州八怪”以画山水、人物为主。郑燮（16931765）好画兰、梅，尤善画竹，借以歌颂清风亮节，表达孤傲脱俗的感情。代表

作有《衙斋竹图》、《兰竹图》、《荆棘丛兰图》。金农（16871764），山水、人物、花卉都行，尤善画梅，造意新奇。画山水则景色疏简，

饶有趣味。画人物，则外貌夸张。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梅花图》。汪士慎（16861759）画梅花、水仙精妙独绝，《春风香国图》、《

湖石水仙图》是其代表之作。李觯（16861762）善花卉，画笔纵横，风格豪迈。《松藤图》、《土墙蝶花图》都是传世之作。黄慎（16871770

）善人物、山水、花鸟。“用狂草入画，恣意放纵，线条酣畅，极具变化”。（赵丛苍主编《古代书画》）。慈安太后便服像有《漱石捧砚图

》、《醉眠图》传世。李方膺（16951755）善画兰竹松石，也能画梅。有《墨梅图》、《风竹图》、《游鱼图》传世。高翔（16881752）山水

画著名，构图简静而洗练。代表作有《山水册》、《弹指阁图》、《梅花图》。罗聘（17331799），金农弟子，善山水、花卉、人物，能继承

前人又不拘泥，笔法生动，《鬼趣图》、《二色梅图》都是传世精品。

“扬州八怪”以花鸟画为主，注重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创新精神强，新意浓郁，写意画得以很大的发展，使画坛再次异军突起。

嘉庆以后的著名画家有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两人都是书法家兼

花鸟画家。他们的画融入了他们用笔苍健的书法特点，具有淳朴风格，然而色彩鲜明。他们力求造型特色之美，有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

下面说清代的书法。

清代书法可分二个时期：清初至中期道光与中期以后。

第一个时期是帖学大兴时期。所谓帖学是翻刻前代名帖临摹。清初，由于康熙皇帝赏识，明董其昌书法十分流行，出现“万家一董”的现

象。董体融颜体与赵体之法，圆转流利，闲适自然，但启示薄弱。学董体最著名的有张照（16911745）、沈荃（16241684）、金农（16871763

）、查升（16501707）。清中期，乾隆皇帝则偏好元代赵孟頫的字体，又出现“千户一赵”的现象。赵体笔画圆润，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

告》轴字体匀称优雅。学赵体最著名的有汪由敦（16921758）等。

不论在清初还是中期，书风独特的书法家还是大有人在。譬如清初的傅山、朱耷，中期的梁同书、郑板桥。傅山（16051690），草书云转

霞飞，小楷朴实古拙，行书秀逸多姿。朱耷行草融合篆法，风貌奇特。梁同书（17231815）号山周，是乾隆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梁诗正的

儿子。开始学颜柳书法，接着又学米芾，晚年又加以变化，崇尚自然，笔力纵横，名满天下，求书者众多，每天求他替自己写字的纸就有数束

。日本、琉球都有人来求字。一次，琉球国王让一个留学生回国前一定要梁同书写幅字才回去。梁同书满足了他的愿望，学生才高兴离去。郑

板桥书法也很有特色，融真草隶篆为一体，杂以兰竹描绘之法，别成一体，郑板桥称为六分半书。

第二个时期是碑学时期。碑学是崇尚碑刻的书派。嘉庆、道光以后，书法家效法六朝碑版以及自秦及晋的石碑文。最突出的有邓石如、赵

之谦等。

邓石如（17391805），安徽休宁人。他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碑刻。他学书善作变化，融合篆书、隶书，能以隶法写篆书，以篆

书笔意写隶书，超越了前代隶书和篆书高手。在篆隶书取得突破后，他又以篆隶笔法入楷，超越了唐人。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开始学颜体，后钻研北碑，以碑北写行书。篆、隶学邓石如，并能融化，楷书以颜体为本而又有魏碑特点

，称为“颜底魏面”。隶书又掺以楷法，

很有个性。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清末大书法家。学书不囿于一人一体：楷书学颜体、钟繇，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篆、隶、

真、行、草俱佳而以篆书为最。其楷书，严谨匀整；行草，气势奔腾；隶书，苍劲雄浑；篆书，雄放泼辣。

清代是书法中兴的时期，名家众多，上面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值得佩服的是，很多书家同时又是画家，譬如傅山、朱耷、金农、郑燮、赵

之谦、吴昌硕等。虽是书画同源，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一人而兼善两艺，需付出多少劳动！

清代书法论著较为丰富，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书概》、石涛《画语录》。

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名若极，号石涛，释号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工人物画，尤善

山水画。构图富于变化，意境新奇、雄浑。著名画家王原祁赞叹道：“大江南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淮扬清秋图轴》与弘仁

（16101663）、髡残（16121673）、八大山人，合称“清初四画僧”。

由于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明宗室采取优抚政策，石涛的大半辈子在清朝过，并两次恭迎康熙圣驾，坚持不懈地从事绘画创作。

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获取绘画素材，使作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奇山异水不断赋予他

的创作以新意。

石涛注重师承，但不囿于成法。因此他的山水作品富于变化。当代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评论说，石涛“能熔铸千古，脱去时习，独出手眼

，无一笔浙、吴两派习气”。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统一

，还有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奉为圭臬。八 大 山 人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宗室，号人屋。“八大”，四方四隅人为大；“人屋”，广厦万间俱人屋。

八大山人性耿直，有异秉。八岁即会诗。善书法，工篆刻，精于绘画。曾画荷花一枝，半开池中，败叶散乱，横斜水面，生机勃勃。张挂

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堂。他又曾画过龙，蜿蜒升降，欲飞若动。山人又喜欢说笑话，倾倒四座。

后来山人哑不能言，后弃家为僧，号雪阁，不久又发疯。其号先后易为个山、个山驴、八大山人。

山人酒后作画。作画时只将墨泼在纸上，或用破扫把将墨水洒在纸上，或用破帽把墨抹在纸上。一张纸搞得肮肮脏脏的，简直不忍目睹，

这时他才拿起笔来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或成花鸟竹石，无不入神。如果写字，他就挥臂援笔，狂叫大呼，洋洋洒洒，立刻写出几十个字

来。酒要是醒了，一个字都写不出。这时即使把百镒黄金放在他面前要他再写，他看都不看。

焦秉贞的西洋画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西洋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大概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有耶教天主像。

这幅像画的是一个神气圆满、彩色鲜丽的小儿。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只会画凸出的一面，所以没有凹凸之分。我国画家既会画凸出的部

分又会画凹陷的部分，所以四面都圆满。”

康熙时济宁人焦秉贞研究西洋画后，领悟了它的画法：正面明而侧面暗，把暗处涂黑一点，明亮的正面就凸现出来了。后来他又把西洋画

的画法来了一番变通，描绘人物甚工。

焦秉贞供奉内廷，他依康熙之命绘制了四十六幅西洋画耕织图，形态毕肖。不知者还以为是外国人画的。

傅青主作画

傅青主（16021683）即傅山，青主是字，明末清初人。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穿朱衣，住土穴，坚决不出来作官。康熙年间，他已70

余岁，举博学鸿词，被强征至京。他躺在城西古寺，不参加考试。最后以老病辞归。

傅青主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他还擅长医术，尤其妇科。

傅青主以书画闻于世，但不轻易为人作画。

有位朋友求画。傅说，他作画，首先要选择时间，选不好不下笔。朋友约定中秋晚上作画。他说，如果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就要朋友准

备好纸笔。

中秋到了，天气果然晴爽，朋友大喜。他知道傅饮酒，就先与他痛饮，从晡时（下午三至五时）到日偏西才罢。然后让侍者把墨研浓，把

两张茶几拼在一起，将丈把长的玉版纸铺在上面，取铁界尺压住纸的四角，说等月亮东升时就用蜡烛光照着画。

不久月亮出来了，傅很高兴。他让侍者手拿一钵浓墨放在旁边几上，让其他人退下，独自一人执笔作画。朋友远立观望。只见傅手舞足蹈

，好像发狂似的。朋友跑到他背后，用力把他抱住。傅狂叫一声，叹道：“你这一下子把我的画兴败了。”说完，把笔扔在地上不画了。

女画家的不幸

清代有个女画家叫李珍。她是湖北潜江人，便自号“潜江女史”。父亲叫李小峰，以画花卉闻名，是他教李珍画画并成名。但由于她父亲

贪图权势和金钱，使富于才华的李珍遭遇不幸：她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李珍花卉画得好，求画的人自然多，求婚的人也多。答应谁好呢？他父亲贪鄙，要找个做官的作女婿，以便日后与官场打交道。

江夏（今武昌）县令诸可权的远方亲戚向李珍求婚。他家本来穷，有时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认为把李珍娶过来，靠她卖画，便可解决生

活问题，便请人代为求婚。李珍父亲觉得把女儿嫁给诸某，就可捐一个县丞、巡检那样的官儿，便答应了。后来他听说诸某穷，又追悔莫及。

新婚之夜，李珍见诸某无能又难看，很不高兴。一个月后，李珍随诸某到汉阳婆家，妯娌笑她长得不好看，有的又说她的脚不够小，还拿

她的脚细看。李珍的女仆偶尔劝阻，竟遭诸某之兄的耳光。

李珍不惯煮饭、女红，家里人又说她懒，无能。

不久，诸某即督促李珍到武昌取画具、画稿，希望她卖画得钱。李珍对这个要求很气愤。她认为，绘画是父亲教的，作品卖钱大半应归父

亲。这又导致了翁婿之争。

父亲、丈夫都是贪鄙之人，夫家个个俗陋难堪。处于如此环境中，李珍感到如行于荆棘之上，便愤怒地说：“如果以大义要求我，我以自

己的手艺养丈夫就够了，现在全家吃吃喝喝都靠我，哪有这个道理？”她于是把画具尽行扔掉，发誓不再作画。婆家见她如此，对她更为刻薄

，多次骂她。李珍再也忍受不了，便吞生莺粟膏自杀了。

长江万里图

张学曾，会稽人，字尔唯，号约庵，工书，善山水画。顺治元年（1644），张到苏州担任太守。同级堂官孙承泽（益都人，字耳北，号北

海，明崇祯进士，入清仕至吏部左十郎）、龚鼎孳（合肥人，字孝升，号芝鹿，明崇祯进士，康熙时官至礼部尚书，擅长诗歌）、曹溶（秀水

人，字秋岳。明崇祯进士，官御使，归清后授原官。擅长诗歌）三人设宴为之饯行。

酒后各人展示所藏名画，互相夸耀。张学曾展示的是其所藏宋名画长江贯道（名参）“万里长江”画卷真迹。孙、龚、曹三人传观，爱不

释手，赞不绝口。都说，这可谓压卷之作了。张很是得意。不意孙承泽突然对他说：“这图以‘万里’为名，而为你一人所有，岂不太贪；不

如截为四段，每人一段，各得二万五千里，岂不是件好事？”龚、曹二人附和，拍手叫好，令侍从立即取刀尺来。爱图如命的张学曾一听，信

以为真，连忙跪地乞求。孙北海大笑，说：“我现在想起唐代一副绝对了。”大家问是什么对。孙说：“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

“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是集句对。上句出自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下句是刘禹锡《赠李司空妓》“恼乱蓟州刺史肠”句，改换了一字。

④ 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是

花鸟画家辈出，如来唐代薛稷的鹤源、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五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等，皆一代名手，现当代名气最大的齐白石也。

⑤ 所有与吉祥有关的

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
一切时中吉祥者，愿诸三宝哀摄受。

⑥ 齐白石学习的一位海上画派画家，西冷印社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花卉册，编者为 。【答案填写人物姓名】

吴昌硕

⑦ 吴昌硕的刊行作品

《朴巢印存》，施旭臣（浴升）撰序为同治九年，岁在庚午（1870年，时吴昌硕二十七岁），吴瑶华跋。扉页吴氏自题篆书“朴巢印存”四字，另题“金钟玉磐山房印学”八字。谱中有先生早年手抄的五言八韵“试帖诗”六首墨迹。共钤印103方，皆无边款，线装二册，未出版。
《苍石斋篆印》，自题日：“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十一岁）甲戌春仲题于芜园逸光。”
《齐云馆印谱》，自署“吴俊昌石著。1876年（三十二岁）。
《篆云轩印存》，1879年（三十六岁）。《铁函山馆印存》，1881年（三十八岁）。
《削觚庐印存》有二册、四册本及一册本，为平时治印后随手钤拓的散页印稿，故今所见装订的佳本，印数多寡不一，内容亦不尽相同。成书在光绪癸未1883年（四十岁）。有徐康光绪九年（1883）二月题识。
《元盖寓庐诗集》，1885年（四十二岁）。
《缶庐印存》，初集四册本，扉页及自记皆木刻版，1889年（四十六岁）。有印63方，附边款，有杨岘题识和吴氏自记。
《缶庐诗》三卷，又集题画诗，砚铭等署日：“别存”，1893年（五十岁）。
《缶庐印存》二集编成，四册本，存印51方，附印款，有吴氏自题。1900年（五十七岁）。
《吴昌硕石鼓临本》，1902年（五十九岁）书，日本平尾孤往1960年发表在《书品》101期上。
《观自得斋徐氏所藏印存》六册，光绪壬寅（1902年），徐士恺辑吴昌硕刻印成，存印149方，其中13印系吴昌硕为徐氏所刻，附印款，有徐士恺序。
《吴昌硕石鼓文墨迹》，1908年（六十五岁）书，即钱经铭藏本，谭泽闽题册首。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吴苍石印谱》四册1911年有正书局出版。
《吴昌硕石鼓文》，钱经铭以吴昌硕六十五岁（1908年）临本镌刻入石，1910年由上海求古斋印石印本行世。
《吴昌硕先生花卉册》，1914年（七十一岁）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缶庐印存》三集四册本，1914年（七十一岁）上海西泠印社刊行。有葛昌楹（书徵）序，吴隐（石潜）题词。存印58方，附印款。四集四册本是吴隐“近所访获或借之友人”之作，徐印47方，附印款，有吴隐序。
《吴昌硕临石鼓文》，末题“甲寅(1914年，七十一岁)六月临阮刻天一阁北宋本石鼓全文。”上海大众书局1914年普及本，钝根题签。
《西泠印社记》，1914年吴昌硕撰文并书。
《苦铁碎金》四册，1915年（七十二岁）上海西泠印社石印刊行。其中一册为“石鼓文临本”。
《吴昌硕临石鼓墨迹》，1918年（七十五岁）临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
《缶庐印存》八卷，张弁群集拓先生刻印。1919年（七十八岁）。
《缶庐印精拓》一册本，此谱为吴氏以自刻自用印拓赠其友潘飞声者，存印36方。1919年，自辑刊印，有潘氏小记。
《吴昌硕、赵子云合集》，孙雪泥辑，1920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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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画派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吸引了各地画坛名家云集沪滨，各施所能，逐渐形成“海上画派”。当时寓居上海的名画家有虞谷、任熊、任薰、任颐（伯年）、胡公寿、高邕之、顾鹤庆、吴昌硕、倪墨畊等人，他们大都平民出身，以卖画为业，创作题材丰富，画面清新通俗，深受工商人士和平民阶层的欢迎。其遗风流波，影响至今。他们的作品在今天的书画艺术市场上仍占有很大的份额。
海上画派,一般指的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1843年),至廿世纪初期(1927年)时,一群画家活跃于上海地区,并从事绘画创作的结果与风尚。就区域性而言,上海的开埠,所引发的社会发展——属于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多元性,包括商业的频繁已成为中国的活动特区,人民的生活也随着商业兴趣,而有更广泛的视野;就经济的发展,使之富裕的象征,甚至酬谢礼物,便落在精致文化的发展上；就文化特质来说,绘画创作是极为适宜的主题艺术。因此,自古虽也有卖画的记载,但文人大都以知音相赠,或停留在教书授徒,以求「束修」的供养,虽然先有郑板桥等人,有类似职业性的主张外,真正以画为职业的事件,上海地区的繁荣,成为此风气的催发者。究其原因,当然是上海地区,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包括了政治的涉入,被划入外国道商的港口;本身传统文化的承继,如扬州画派的存留,事实上商贾与仕绅交往之间,绘画与书法的赠酬,是极为现实性的礼品,典雅适宜；这项经济状况的衡量,也间接促成上海地区艺术活动的蓬勃发展,所以说上海的画风已接近职业性、专业性的画作,并且颇有现实性的题材,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形式,诸如吉祥意义、道德品评、祈求理想等,甚至偏向具有「情绪」性的创作,如喜怒哀乐为内涵,这便是海上画派大都以花鸟画为主的主因。因为山水画较不易表现出大富大贵的即兴题意,言及此,这又要检视绘画完成的快慢问题,花鸟画颇具象征性的意义,配合人物画亦近于人情世故的题材,只要安置妥当,画家在快速度下,很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山水画虽有简笔画法,毕竟无法草率,因此海上画派的风格趋向民俗性的画作,亦历历可数。当然就绘画发展而言,外延于内敛的充实,当画家感受到仕绅与商业之间有所牵动时,如何引导人情高雅又简明的画法,是促成画风的主因。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文可从海上画派诸多画家,归纳出以下几点特点。

其一是花鸟画为多,其次人物、再次山水画,依序再为杂项题材,就传统的意义上,有来自古诗词、文学作为基调,再佐以西方反衬法、结构法、设色法等,在笔法墨法的应用上,简逸而明快,只求意境而略其形式。

其二颇具象征性的表现,不论是花鸟或人物画,富贵寓于牡丹等花卉,结义于桃园等借古喻今,山川风光于南山之麓等,都是具有象征的手法,讲究内涵的充实。

其三是造型与色彩华美,为了实用性与现实性,在造型的流畅上,以及较浓丽的色泽上,颇能迎合商业性的活动,也较受一般人所喜爱,此一风格显然也受西风美术表现法的影响。

其四强调画法的根源,与清代的考据学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常有模仿或仿真的同类画作出现,然求画者络绎于途,即表现出此画作其来有自,已开始有形式化的趋向。

除了这些特点外,画家的作画数量也有大量生产的趋势,至今尚能检视的海上画派的画作,恐仍无法估计。

就比较常被讨论的画家,依其画风可略提几位代表性的画家,以为进一步深层研究的参考。 在此可分为：

民间画派者：有朱熊,工花卉,师法白阳山人,尤有简逸之笔；张熊［花卉册

1872］,工花卉,画风保守,晚年作没骨、水墨淋漓,用色艳而不俗,子弟甚多；王礼,习花卉,取径新罗、陈老莲、恽南田等人,弟子有朱偁、任伯年等人;任熊,构图奇特、变化多样,善人物、花鸟等,与任熏、任颐、任预等人被称为早期海派「四任」之首;朱偁,初学张熊花鸟,后师承王礼,从其学者亦多；钱慧安以人物画为多,花卉次之,从其学者亦众；任熏,人物、花卉、山川皆师其兄任熊之笔法:吴嘉猷，人物仕女、山水、花鸟等为专长；任颐，花鸟、人物走兽均佳,画风更近民间现实精神。此一派风格,延续在中上层社会中,所传承之美学理念,除了文人画精神的原素外,加入通俗的平实题材,有借景写意的意义,并且开始有西方式的写生事实,显然受到近代西方美术观念的影响,其影响近代五十年的中国画风,也历历可属。

金石画派者：融书法写意为主,虽也具文人画意或形式,更为重要的也是使中国画形式化的开端。作者计有虚谷，画作以写意为主,将自然景物变形、简化、书写化；赵之谦,书画皆佳,善金石考据,画以花鸟画为佳,笔调涵有金石气,即枯湿浓干白,以书法线条为行笔方式;蒲华,以青藤、白阳为宗,笔墨恣肆、奔放、真率。学生杨士猷传其方法；吴昌硕［紫藤1919］,书画印均为所长,行笔如写,画境质朴,力求画面光整与平衡,受其影响者如齐白石、潘天寿等等；高邕，以书法为主,用笔深重,画宗八大、石涛,对于书画活动贡献大,此画派特色,均强调画法如书法,书画同源,以书法笔法应用于绘画形质,力促笔墨的老辣古朴

⑨ 吴昌硕作品价格

我们先从艺术品市场来看吴昌硕作品价格这个问题。2010年秋季拍卖会上，共拍出吴昌硕画作品242件，成交206件，成交率85%，总成交价格2.9亿元，其中吴昌硕的画作《蒲草灵芝》以550万元的价格起拍，951万元的价格成交。吴昌硕的画作《墨梅册》80万元起拍，279万元的价格成交。吴昌硕的《花卉册》以120万元的起拍，636万元的价格成交。
2011年秋季拍卖会上吴昌硕作品价格再创新高，这一年共拍出吴昌硕画作品277件，成交196件，成交率71%，总成交价格2.61亿元。其中，吴昌硕大师的画作《富贵神仙图》以500万的价格起拍，最终以1097.6万元的价格成交。吴昌硕的《凤仙寿石》以80万起拍，以287万元的价格成交。《秋菊盈园》以200万元起拍，最终以414万元成交。
2012年春季拍卖会上，共拍出吴昌硕画作品179件，成交129件，成交率72%，总成交价格1.28亿元。其中，吴昌硕大师的画作《花卉立轴》以600万起拍，最终以1552万元的价格成交，又是突破了壹仟万元的大关口啊。《五合图》以150万元的价格起拍，最终以352万元的价格成交。
我们再从艺术风格来看吴昌硕作品价格这个问题。吴昌硕是集诗、书、画、印“四全”于一身的大家。受任伯年点化,自言“五十岁始学画”,以其非凡的金石与书法功力相融,涉足于画坛。陈传席认为,其画风雄厚浑朴,一扫当时正统派萎靡,改变了一代画史。他还认为,吴昌硕是里程碑式的画家,有开启之功。然傅雷则直言,吴昌硕全靠“金石学”的功夫,把古篆籀(古代大篆字的文体,《石鼓文》为代表)的笔法移到画上来,所以有古拙与素雅之美,但其流弊是干枯。
早在生前，吴昌硕一直是画价最高的，这不仅因为他一直雄踞海派领军地位，身份高贵，还因为他的交游广泛，身居沪上这国际大都市，市场极其活跃;又有一个杭州后花园曰西泠印社;大量作品还远销日本东瀛，在日本人气极旺，甚至还为美国波士顿图书馆题了“与古为徒”匾。这样的覆盖面，是一个普通中国画家所未可梦见的。民国初，他的画价与张大千、吴湖帆、溥儒等齐名。但后三者皆是祖荫世家或皇族且皆工细人物重彩山水，而吴昌硕则是出手很快的大写意花鸟。至新时期文物拍卖开放后，吴昌硕作品更是扶摇直上。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在香港(当时国内还没有艺术品拍卖公司)还只有几万或十几万港元的水平。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作品已上升为百万级，如1990年《花果册》已在香港苏富比拍出132万港元。创当时的吴昌硕市场最高价--至少翻了十倍。

⑩ 吴昌硕书法作品有哪些

吴昌硕书法作品有以下这些：

《朴巢印存》、《苍石斋篆印》、《齐云馆印谱》、《篆云轩印存》、《削觚庐印存》、《元盖寓庐诗集》、《缶庐印存》、《缶庐诗》、《缶庐印存》、《吴昌硕石鼓临本》、《芭蕉枇杷图》 、《观自得斋徐氏所藏印存》、《吴昌硕石鼓文墨迹》、《吴苍石印谱》；

《吴昌硕石鼓文》、《吴昌硕先生花卉册》、《缶庐印存》、《吴昌硕临石鼓文》、《西泠印社记》、《苦铁碎金》、《吴昌硕临石鼓墨迹》、《缶庐印存》、《缶庐印精拓》、《吴昌硕、赵子云合集》。

(10)吴昌硕花卉册扩展阅读：

作为海派后期的大师级人物，吴昌硕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上的关键人物，他承前启后，不愧为一代宗师。他的艺术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画家，众多现代绘画大师或出自其门下，或受其艺术影响。

吴昌硕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是我国书画界划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