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花镇领导

A. 太湖县实现省直管到哪年

近几年来，在外部竞争和生产相对过剩的压力下，农业的创收功能不断降低，农村人口收入增长明显趋缓，处于低谷的县域经济使得基层财源捉襟见肘、财政入不敷出，“三农”问题日益尖锐并以此为背景凸显县乡财政运行困难。在全国许多县乡，工资普遍欠发，赤字规
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运行压力日渐膨胀。县乡财政危机影响到地区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县乡财政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于今年上半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县乡财政情况调查。调查由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省人大财经委和各市人大常委会具体组织实施。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安徽省县乡财政的基本状况，完成报告，具体分析了县乡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就如何发展地方经济、加强预算监督、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对县乡财政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报分两期发表报告全文，供有关人士参考。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县乡财政的基本情况

截止2003年底，安徽省按县级财政管理的共有76个县、市、区（包括56个县、5个县级市、15个市辖区，以下均称为县），下辖1753个乡镇。本次调查活动，17个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查了45个县111个乡镇，加上安徽省人大财经委先行摸底调查的5个县14个乡镇，共组织调查了50个县、125 个乡镇，分别占全省县、乡的66．7％和7．1％。调查范围覆盖了安徽省大部分县�调查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安徽省县乡财政的情况。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及财政等部门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保证基层政权稳定，通过发展经济培育财源、优化支出结构、理顺县乡财政分配关系、深化财政体制和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实行省直管县与乡财县管体制等措施，县乡财政运行状况渐趋好转，农民负担初步得到控制，干部工资拖欠问题有所缓解，县乡财政管理逐步规范，政府债务恶性膨胀的势头得到遏制。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环境迅速变化，安徽省县乡经济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暴露，增长态势明显趋缓，财政平衡基础脆弱。由于财力拮据，多数乡镇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根本无力办事业，更谈不上发展经济。财政是公共权力赖以生存的基础，目前县乡财政面临的严重困难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已经阻碍了基层政权的顺利运转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问题：

（一）地方可用财力不足

按现行体制计算，2003年安徽全省县乡财政可用财力为153亿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约86亿元，两税返还收入约13亿元，所得税基数返还约7亿元，上级各项财力补助约47亿元。按财政决算人数计算的人均可用财力为1．28万元，最低的蒙城县只有0．87万元。其中：人均可用财力2万元以上的县有6个，1．5－2万元的县有12个，1．28－1．5万元的县有23个，1．28万元以下的县有38个。而2001年全国人均可用财力已达到2．18万元，可见安徽省的人均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

17个市所调查的45个县，可用财力126．6亿元，可用财力支出129．7亿元，支大于收3．1亿元。其中，收大于支的有14个县，收支基本持平的有20个县，支大于收的有11个县。45个县人均可用财力1．9万元。这些县大都是农业县，工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低，地方可用财力增长缓慢。

一是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过大。从所调查的45个县看，大部分县农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在40％以上，有的县占60 ％左右。如望江县乡镇农业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在90％以上。这种收入结构易受自然灾害影响，财政收入蕴含极大的不稳定性。

二是非税收入占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重过大，多数县都占30％左右，而且部分县非税收入的比重仍呈不断上升态势。

三是上级财力补助占可用财力比重较大。45个县的可用财力中，上级财力补助占到44％。

四是财政收入含有水份。有的乡镇存在收入基数不实、支出基数过紧、税收任务与乡镇实有税源脱节等现象。一些乡镇为避免因未完成收入任务而被县财政抵扣上级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只有采用“引税”“垫税”以及虚列收入的办法来解决。

（二）刚性支出压力大

一是人员经费增长快。1991年底，安徽全省财政供养人口只有121万人。自1992年撤区并乡后，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民师大批转正等各种因素影响下，县乡机构臃肿，财政供养人员迅速增长。2003年底，全省财政供养人口达167．3万人，比1991年增加了46．3万人。其中，县级92．4万人，平均每个县财政供养人口1．5万人；乡镇26万人，平均每个乡镇财政供养人口150人。全省县乡财政供养人口占全省财政供养人口的70％以上，其中乡镇占16％。分县看，供养3万人以上的1个（宿州市墉桥区），2一3万人的16个，1．5一2万人的13个，1．5万人以下的49个。

17个市所调查的45个县财政供养人数共65万人，其中行政人数11．8万人，占18％；教师人数33．9万人，占52％；其他事业人数19．3万人，占30％。供养人数多的县基本都是人口大县，主要集中在阜阳、宿州、六安等北部地区。以阜阳为例，全市县乡财政供养人数1996年为10．7万人， 1996年改市新设三区后�截至2001年财政供养人口增加到16．1万人，增长50．46％。

同时，近几年又是国家工资结构调整最快和增资幅度最大的时期，平均每个县需增加财政支出近亿元，每个乡镇需增加支出近百万元。大部分县特别是乡镇本级财力根本无法保证基本支出需要，要靠上级财政补助才能保证工资正常发放。省出台的津补贴，地方不少县乡无力全部兑现，有的县经常发生拖欠工资现象。如萧县截至2003年底，全县累计拖欠工资2156万元，占应发工资的9．7％，其中：县本级拖欠1004万元，23个乡镇有21个乡镇欠发职工工资1152万元。

二是法定支出刚性增长。为体现国家对农业、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的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具体要求，规定这些事业支出的年增长幅度要高于地方一般预算支出的年增长率。对农业、科技、教育和计划生育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其收益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得到回报，在短期内却造成了支出刚性增长，县级财政压力不断加重，导致部分县乡无法保证这些法定支出的增长。例如安徽省规定计划生育投入，2001—2005年按总人口人均每年6元、7元、8元、9元、10元，省市县三级按2：2：6比例承担。对于一些北部人口大县，仅这一项年均需要支出几百万元，且逐年上升。

三是财政专项支出项目配套多。例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小学危房改造、国债项目、水利建设、公路建设等等，大部分都要求县乡财政按一定比例资金配套，项目争取的越多，配套的也越多，而县乡政府很少考虑本地的配套能力，建设项目多多益善。从而使县乡财政处境尴尬，不堪重负。

（三）债务负担十分沉重

据初步统计，截止2003年底，安徽省县乡政府负债约313亿元，其中：县级政府负债181亿元，县均负债2．29亿元 ；乡镇负债132亿元，乡均负债753万元。几乎所有的县乡都有负债而且债务逾期不能偿还现象比较突出。这些沉重的债务包袱，使本来就运转困难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

从17个市所调查的45个县来看，2003年债务总额211亿元，是2003年45个县可用财力的1．67倍。其中县级负债114亿元，占54％；乡镇负债65亿元，占31％；村级负债32亿元，占15％。平均每个县负债2．5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706万元。负债最多的县是庐江县，负债10．1亿元；负债最多的乡镇是阜阳市颖东区插花镇，负债3957万元。45个县的211亿元债务中，借上级财政21．5亿元，欠粮食补贴等挂帐61．4亿元，借国内金融机构33．4亿元，借国外金融机构7．4亿元，借其他单位和个人80亿元，其他欠款7．3亿元。沉重的债务负担一方面增加了县乡财政运行风险，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县乡经济发展。

县乡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

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体制上的，也有工作等方面的。综合分析，主要有下列四种原因：

（一）县乡经济欠发达

导致安徽省县乡财政普遍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县乡经济欠发达，造成收不抵支，大部分县乡属于典型的“讨饭财政”。

一是县域经济增速缓慢。调查的45个县截至2003年底，人口占全省的49．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0．3％，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19．3％。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原因，县域经济增长乏力。全省“八五”时期年均增长16％，“九五”时期年均增长7％，近三年平均年增长5．4％，其中去年因农业受灾严重，GDP仅增长5％。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指标增速近年来也普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县域经济中的一些主要指标占全省的份额也普遍下降。其中，GDP占全省的份额由2000年的48．1％下降为2003年44．3％，财政收入由32．4％下降为26．3％，农民人均纯收入由相当于全省的98％降至92．7％。

二是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截至2003年，安徽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8％，比全国高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8％，比全国低8．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4％，比全国高4．2个百分点。调查的45个县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9％、32．6％、34．5％。从调查的结果看，安徽省县乡经济结构中对财政贡献率高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较为落后。在县域经济中，第二产业比重比全省低12．2个百分点。多数县存在第一产业过重、第二产业脆弱、第三产业滞后的现象，三次产业之间关联度小。

三是工业经济全面滑坡。县乡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债务负担重，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大，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不少县乡企业纷纷倒闭。

四是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种植业比重偏高，在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种植为主；农业内部各业之间区域化布局不明显，专业化生产水平低，生产经营规模小；政府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不足等。

五是新增税源少。由于县乡受经济环境、地理条件、资金、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一时难以发展，在传统财源大幅萎缩的同时，县乡财政普遍缺乏新的财源增长点。

（二）财权和事权不对称

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集中表现为财力层层向上集中，而事权却不断下放。

一是收入上移。县乡在五级财力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财政分配逐渐向上级政府集中。县需要将增值税的75％和消费税的100％上交中央财政，地方得到的较少。省级和市级在中央集中一部分财力的基础上，又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进行了分成，即对县乡财力再次进行了集中。

二是支出下移。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权相对缩小，而县乡政府保稳定、保改革的事权支出范围在扩大。县乡政府需要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稳定、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等诸多责任。有些支出，县乡负担比重较高，而中央、省、市只负担很小的比重。在本次调查的45个县的县乡支出中，农村教师工资和教育投入支出大部分都占70％以上，是县乡财政支出的大头。许多基层干部群众认为，这个包袱不能只让基层背，上级应统筹城乡发展，承担更多责任。

三是县乡财政缺乏主体税源。分税制体制实施后，增收的大头在中央，地方税大都是税基不稳固、税源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税种，缺乏稳定且有规模的税种。

（三）税收征管体制不顺

一方面表现在目前实行的税收部门垂直管理体制使地方管理税收的职能悬空，地方财政收支预算难以落实。如濉溪县，自1999年以来，县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收入任务年年不能完成，失去了批准预算的严肃性。五年中，上级税务部门下达给县地税局的任务比县人大批准的预算少4900万元，平均每年少980万元。

另一方面表现在政府为完成本级预算，不得不付出很高的成本。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的税收成本约为10％左右，而安徽省的税收成本却普遍偏高。比如2002年，濉溪县地税部门实现税收收入5907万元，而税收成本却达927万元，占整个地税收入的15．7％。税收成本在安徽省皖南山区的某些县乡所占比例更高。

（四）债务成因错综复杂

过去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县乡财政包揽过多经济建设和管理职能，遗留下来很多债务。这些沉重的债务负担难以在短时间内化解已成为县乡财政运行巨大的风险。特别是乡村债务成因复杂，化解难度更大。主要原因有：

一是举债完成各类达标升级活动。这些支出都是硬性的，不办不行的，上级政府提出所谓的“一票否决制”，给基层财政造成极大压力。在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压力下，乡村为完成任务，举债办了一些超越乡村财力及群众承受能力的工程及名目繁多的达标升级活动等。据调查，颍上县乡村两级因“两基”达标欠债就高达5600万元，占2003年该县财政收入的37．1％。

二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发展乡镇企业。一些乡村以直接筹措或企业借款乡镇政府担保的方式筹资、借款盲目上项目办了一批企业，这些企业由于装备技术落后和管理水平低，现多数停产关闭，致使乡镇政府成为债务主体或负连带责任。

三是借款垫缴税费。前几年在税费的收取上，上级逐级下达任务，且作为考核乡村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乡村为完成任务，先行借债垫付，之后收不上来，形成大量债务。

此外，据从安徽省审计部门了解的情况看，一些地方存在着县里滞留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乡镇抵扣、挪用、平调村级转移支付资金等现象。如太湖县2000－2003年共有392．6万元转移支付资金未按计划分配落实；含山、无为、太和、阜南等县部分乡镇分别挪用几十万元村级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抵扣农业税、弥补乡镇政府经费不足等。层层挪用和抵扣更加剧了基层财政的困难。（上）

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意见和建议

与全国总的形势相比，安徽省县乡财政困难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就安徽省而言，各地的发展不平衡，困难程度也不一样。因此，解决县乡财政困难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根据这次调查的情况，为尽快使县乡财政走出困境，提出如下五点意见和建议。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积极培育有效财源

经济决定财政。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培植财源。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为区域主导产业的振兴、民营经济的崛起及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是防范和化解县乡财政风险的治本之道。

一要按照工业强省的要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促进产业集聚，大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当前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工业园区和开发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工业项目尤其是具有集聚效应的项目进入园区，推进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要以工业的理念办农业，加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利用当前国家和省市对农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农产品的优质化、标准化，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产品经营的产业化、组织化。

三是以工业化带动服务业和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加速并完善富余农民的劳务输出。努力推进城镇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引入市场机制，吸引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开发建设，壮大经济基础，完善城镇的服务功能。

四是借鉴县域经济发展较快省份的经验，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加大支持县乡发展经济的力度。在各项改革和实际工作中，既要建立约束机制，更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县乡两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通过省市级政府对县级政府进一步放宽管理权限，使县一级政府具备统筹县域经济发展、协调部门关系所必须的权力和责任，先予后取，放活促强。要抓两头，促中间，对发展快的给予特别奖励，对发展慢的给予政策支持；对财政收入超收部分，可随着超收的幅度相应提高奖励的比例；要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专项安排园区贴息资金，积极支持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大力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县乡政府要采取积极措施切实解决工资发放问题，防止发生新的拖欠。

（二）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实行的是五级政府架构，行政层次多，管理成本高，工作效率低。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供养人口过多的问题不解决，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是句空话。

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管理层次、减少机构、减少人员，上至省级下至村级，都要精减。结合目前的撤乡并村工作，要抓紧落实到位，绝不反弹，避免重新回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上去。

在合并机构、裁减人员的基础上，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新调整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和对下级政府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考核方式，加快政府从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退出步伐，将政府的主要精力转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为市场主体特别是中介组织的发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结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改革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社会监督。

（三）逐步化解县乡债务，促进县乡财政良性循环

在深化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财政监督机制的基础上，努力化解债务包袱。

首先要严格防止新增债务。坚持量入为出原则，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严格控制县乡财政的增量债务在债务治理政策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县乡财政举办公益事业，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严格禁止高息借贷行为；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严格规范基层政府行为，杜绝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

其次要依法分类化解债务。对于基层财政向民间高息借款形成的存量负债，实行本息分离，不准利息转本金。对于农户拖欠税费由财政借款代交而形成的负债，需要区别对待。无能力还款的困难户，实行减、免、缓的政策；一次性还清有困难的农户，经村民大会讨论可以分期偿还；欠款大户，可以给予优惠政策鼓励其积极还款；有能力而拒不偿还的农户，需要采取诉讼程序，依法清欠。建议比照国有企业解困的有关办法，对向银行、信用社贷款形成的债务实行停息挂帐。基层财政不仅仅有债务，还有相当规模的债权，盘活债权化解存量债务不失为基层财政“轻装上阵”的可行之策。如当涂县石桥镇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通过“清理降息、盘活资产、节约开支、力戒新债”等措施，截止2003年末已消化村级债务74．5％。

（四）坚持财权事权统一原则，逐步完善县乡财政体制

一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合理划分县乡财权、明确县乡事权，确保县乡财政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科学划分和明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工作，也是完善分税制改革的重要基础。鉴于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县乡政府集中了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有必要重新调整或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的事权，将已经不适当下放的事权上收；或在事权不上收的前提下，明确中央或省市政府的投入责任，按事权多少的原则安排转移支付；适度调整省和市县、县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从体制上确保县乡财政基本支出需要。

二是加大上级对下级的转移支付力度，努力增强县乡财政的保障能力。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强化中央及省级政府的投入责任，最好全部由中央和省两级财政负担。国家既然强调九年制义务教育，就应该尽到履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义务。

三是切实减少下级配套资金，减轻县乡财政支出压力。同时，要彻底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达标升级和检查评比活动，为县乡财政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五）严格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预算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积极推进综合预算和部门预算等项改革，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财力，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加强预算管理和财务监督，进一步提高财政的调控能力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预算编制时，要逐步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特别要将年初能够明确和数额较固定的上级财政税收返还补助、各种专项补助、社会保障补助等项目编入预算，增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在预算执行中，要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严格按预算支出”的原则，切实维护预算的严肃性。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履行职责、开展预算审查监督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因此，建议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加大预算审查监督力度，依法加强对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的监督，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对预算执行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要充分采取各种监督形式，特别要善于利用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以提高预算审查监督实效，推进预算审查监督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

几个需要研究探讨的具体问题

解决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一）建议结合在安徽全省范围实行的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探讨减少政府层次和预算级次的可行性。省可直接管到所有县，乡镇一级政府的预算由县政府统一编制，省以下逐步实行两级政府两级预算体制。

（二）逐级下放管理权限，完善地方政府职能。对已经上收的部门，要下放给地方政府；或者在不改变现行体制的情况下，将地税、工商、食品药监、质量技术监督等垂直部门的预算编制细化到县级，由县级政府管理，以适应县级政府履行职责的需要。

（三）改革税收征管体制，实行地方税收统一征收。为进一步加强对税收的征管，县级国税、地税和财政部门合并，成立财税局，隶属本级政府管理，实行统一征收，及时分解，分别入库。

B. 领导过生日能送花吗送什么花好。

领导过生日送花其实挺好的，像给送给女领导的话，可以送康乃馨、百合，当然也可内以加入玫瑰容。可以选择花篮，花束或者瓶插花。
如果是给男领导送花以盆栽花卉为宜。盆栽花卉气派、有生命力，不管是摆放在宽敞的办公室还是家里，都具有很好的装饰作用。像大花蕙兰、君子兰等

C. 领导者如何得人心

我们现在都知道企业文化是可以运作的，也具有可操作性。那具体如何操作呢？

谢老师认为，运作企业文化可分为五步走：第一步，叫做“上下同欲”；第二步叫做“营造三种氛围”；第三步，叫做“弘扬三种精神”；第四步，叫做“培养三种习惯”；第五步，叫做“树立三种观念”。

首先是“上下同欲”，接下来你必须要在企业当中营造氛围，有了很好的氛围以后，你要弘扬精神，然后有了精神之后，你要把它排列成团队自主的习惯；有了这种自主的习惯，才会改变它的观念。

如果把这五步走完并走好，一套完善的企业文化就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步：“上下同欲”。



为什么要“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来源于《孙子兵法》。翻译过来，就是目标激励法。即管理者、统治者引导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实现特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孙子非常强调“上下同欲”，将它列为五个制胜必备因素之一。“上下同欲”是一种作用极大的激励方法，军队战斗力强不强，治国政绩大不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下有没有共同目标，能不不能团结一心、步调一致。

上下同欲，上下同心同德则无往而不胜；上下离心离德，则一盘散沙，不攻自破。上下同欲是取胜的必备条件，因而各种激励方法的采用，都必须促使上下同欲。

孙子很重视“道天地将法”，在战争中，一支军队能否赢得胜利，就要看这五个方面。

管理企业和战争，其实是一样的。在企业中，“道”是组织价值观，“天”是机会，“地”是资源，“将”是关键人才，“法”是管理模式。如果我们真正地搞好了“道”，就会有三个表现：首先叫稳居核心，众人追随，然后オ能上下一心，左右同步，最后你就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上下同欲”，管理一个企业或组织，不“上下同欲”还真不行。“上下同欲”，是一种可供操作的思想，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它的特点是可以操作。

怎样才能“上下同欲”

儒家提出“仁”，主张“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像爱护亲属一样地对待臣民。孙子则要求将帅一定要爱护士兵，将帅如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对待士卒，就能取得士卒的信任，甘愿追随自己赴汤蹈火。这样的军队，就将无往而不胜。

当然，爱民不是空洞的，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统治者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使民成为顺民，从而形成凝聚力，才能让全体同心，上下同欲。

关于这一点，《左传・曹刿论战》里提到过：

齐国准备攻打鲁国，鲁庄公准备迎战。鲁人曹刿，请见庄公。

有人规劝曹刿，说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会帮助鲁庄公谋划，你非官无禄，一个布衣何必多此一举。

可曹刿说，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大多是鼠目寸光之辈，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这事我得管，要不然国家就完蛋了。

于是，觐见了庄公。

曹刿问庄公，你老人家凭什么与齐国战？庄公说，我把衣食分给冻馁的人，而不据为己有，可以战否？

曹刿说，小惠不能遍及众人，民众是不会听从你的使唤的。

庄公说，我以牺牲玉帛虔诚地告祭神明，而不改变旧礼，可以一战否？

曹刿说，一时小信，不能感动神明，神不会赐福于你。

庄公又说，对大小案件，我虽不能明察全部，但务必尽我全力弄清其情况而不致其含冤，如此可以一战了吧？

曹刿对这个说法满意了，说你能尽己之心，察狱之情，不使有枉，是忠于一端的行为，公既能忠于民心，民也必忠于你的心，这样可以与之一战。

看了这则故事，如果我们站在领导的角度去分析，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领导要多方地、反复地听取下面的意见。庄公是听取了曹刿的几番议论后，才对作战与否做出最后取舍的；

第二，领导者要虚心地、不摆架子地听取下面的意见。尽管提意见者是一个平头百姓，无官无禄，像曹刿那样；

第三，领导者要善于集中，在多方听取意见后，该决断时要敢于拍板作决断。这一切，也就是孙子所说的“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的真谛所在。

如何谋道，上下同意谋道，上下同欲谋道，这个思想已被一些企业家运用了。日本的大桥武夫就把兵法中“上下同欲”这个思想移花接木地用到他经营的东洋精密公司上，作为该公司的经营方针而获得成功。

D. 江苏社科进修大学好不好想了解情况。

伴随社会发展，我市的中老年人越来越多，人口结构逐渐向“老龄化”发展，这一部分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已经成为传统媒体关注的重点。为了更加充分地组织好、服务好、关心好这一人群，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决定：将原有的“信息频道”进行改版，针对中老年观众群体，打造一个全新的电视康养节目平台。
“亲情陪伴，宛若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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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京影视头条

E. 安徽省卫生厅长信箱

安徽省阜阳市颖东区插花镇东黄村卫生室李玉海从建卫生室开始套取农合资金三十万之多，区农合办卫生局走走过场而已，根本没有处理，为什么？

F. 南昌县八一乡党委书记张帆个人简历

张帆，男，汉族，2003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八一乡党委书记。主持乡党委全面工作。

1999.09~2003.07期间曾经在南昌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习，2003.07~2007.11 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科员，2005.03~2009.01曾经在南昌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学习。2010.04~2010.07，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市场秩序处副处长。

2010.07~2013.12，江西省南昌市商贸委市场秩序处副处长、南昌市商务委综合行政执法稽查支队党支部书记、支队长（2012年任南昌市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2013.12~2016.06，江西省南昌县八一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6.06至今，江西省南昌县八一乡党委书记。

(6)插花镇领导扩展阅读：

2016年5月28日，八一乡党委书记张帆主持《不动产权证书》特事特办解决百姓难题。20多年间，莲塘中大道422号1栋的地块已经从原来的城乡结合部，变成插花地带，现八一居委会归属八一乡管辖，却地处南昌县城关镇——莲塘镇，转让价格不是业主们能承受的。

八一乡党委书记张帆说，“这是以前没遇过的难题，也是民生问题，我们只有摸着石头过河，特事特办。最终，在南昌县委、县政府和县国土局、房管局等部门的指导帮助下，该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张帆进一步说：“关键是当时乡办企业危房改造以及房屋施工建设等手续一应俱全，如果没有相应的手续存底，我们也无力回天。”

G. 中国插花的插花简介

指在领导（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有效性。 艺术，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好胜心态，也是对同类之间显现自身能力的一种表现。
中国插花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它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与西方插花相比，中国传统插花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追求花材的自然之美；追求花材的意趣美；善用木本花材；采用不对称式构图形式；赋予花材丰富的内涵与象征性；注重花材与花器、几架、配件以及作品环境的统一；兼顾中国人的独特赏花方式，分曲赏、酒赏、香赏、谭赏、琴赏和茗赏等。 赋予各种花木许多象征性和寓意，比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被视为清净高洁，称为净友，常用于佛前供花牡丹，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称为“花中之王”，是富有和显贵的象征，是唐代宫廷插花的主要花枕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有清高淡雅，傲雪凌霜的性格；桂花，是官运亨通、文思长进和中秋团圆的象征；竹，是虚心和忠诚的象征；松，是威严与长寿的象征等等。另外，一些品高韵胜的花材组合一起，或根据它们的习性、或按照它们的名称的谐音，赋予一定的寓意。如玉兰、海棠、牡丹组合一起，名为“玉堂富贵”；松、竹、梅，名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等。汉族民间还有春天折梅赠远，秋天采莲怀人的传统习俗，这些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花材使传统插花作品在花材自然美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更多精神上的意义，从而更增添了作品的美感，使作品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魅力。 以花枝为线条进行造型，尤其善用木本花枝线条进行造型也是中国传统插花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木本花枝最富画意，或柔或刚，或粗或细，或秀雅或苍古等等。其寿命也较长又易加工整形，可以自由构图，表现出各种优美生动的轮廓、体量、质感与动态，展现出一叶一世界，一花一乾坤的艺术天地。中国插花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佛教、道教和儒家哲学思想及宇宙观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中国绘画、造园、文学和风俗习惯等的综合影响。其主要风格和特点如下：

H. “插花贫困地区”是什么意思

插花贫困地区是国家重点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之外、相对比较发达的县（市、区）内的贫困乡（镇）、村。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县在大多数人口都已经脱贫致富的情况下，还有一少部分人或地区处于贫困状态且零星、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县域范围，插花贫困概念是相对于区域性、普遍性的贫困来讲的。

(8)插花镇领导扩展阅读：

广西壮族自治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项目管理：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颁发的《全国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项目管理试行办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实行经济开发项目管理，必须同制订扶贫规划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调查，摸清底数，明确对象，根据具体情况，选定开发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分期分批地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脱贫致富。

第三条按项目投资和管理，是农村经济建设和扶贫工作上的深入改革。通过项目管理把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发展规划具体化，把有限的各项扶贫资金集中起来有选择地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按科学的管理程序投资，提高经济开发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造就新型的管理人才。

第四条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实行统一规划，分级负责、重点扶持的办法。四十八个贫困县应把搞好经济开发，发展商品经济，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四十八个贫困县以外的插花贫困地方，原则上由所在县采取多种渠道给予扶持。

I. 《暖流》课文读后感紧急！

“缓流总比急流宽”

日期：2011-01-02 作者：鲍寿柏 来源：文汇报

■鲍寿柏

我是1965年秋天由江苏宜兴丁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由于家境贫寒，又是该校建国以来考入北大的第一人，当时在丁蜀这个太湖之滨江南小镇上还曾经引起轰动。

但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夏天“文革”就在这里引爆，著名学府顷刻成了动乱发源地。我在当年年底即受到所谓“十二月黑风”的牵连，遭到整肃。1970年3月，全国69、70两届大学生的毕业证书被取消，我随300名北大清华学生被发配到安徽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农场劳动，在春寒料峭中匆匆结束了五年北大生涯。北大数力系是个大师云集之地，学部委员和名教授之多当时居全国之冠，但我终于和他们擦肩而过。北京大学从此成了我青春时代破碎的梦。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出现，又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他把我以后的读书、治学生涯和从政经历与母校北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人就是厉以宁。

那是1984年4月的合肥改革讨论会。那次著名的会议吸引了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风云人物，群贤毕至，高朋如云，官员、学者、企业家，还有大批渴求冒险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火花在这里激烈碰撞。但我的心最终被一个人的讲演锁定，这就是当时已在核心决策智囊层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上还不那么有名的北大教授厉以宁。他的讲演没有一句套话，没有任何赘言，开宗明义就说：第一个问题，改革是世界性潮流。这一命题恰恰是与会者均未论及的话题，一下子把听众拉向广阔的国际视野。紧接着他又一环扣一环地讲了八个问题，尤其对经济运行机制和时局的分析，细致入微，充满辩证哲理。他的讲演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语速很急，但极具逻辑力量，深邃平静的叙述就像冰封江面下潜伏着不可抑制的激流。30分钟，当听众的情感随着他的讲演如波涛般起伏时，报告在高潮中戛然画上句号。可能是听得太入神的缘故，他后面一些人的讲演我几乎再也听不进了。

当天晚上，我就到厉老师下榻的江淮饭店，向他请教一系列问题。厉老师不厌其烦，一一作答。那晚提出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第一个是，我那时已有数学、管理工程两门专业背景，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有无可能改学经济学？老师回答：完全可以。他说，以前学传统计划经济的人现在要转向市场经济，是从负数变成正数；你是数学出身，学经济学是从零开始，没有负数的包袱，你的起跑线更有优势。他的话使我一下子信心大增。第二个问题，是向老师求教学习经济学应如何入门，要不要从攻读《资本论》起步？老师说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将来可以再补。当前，你可从研究现行体制，改革现行体制起步。他建议我先去读两本国外经济学的著作，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另一本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他强调说，最重要的，是要到中国改革前沿去学经济学。

厉老师推荐的两本书当时国内没有公开出版的中译本，我费了很多周折，才从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搞到了复印本。等啃完这两本书，我对老师更产生了敬仰之情。因为这两本书赋予了我一种新的视角，使我有可能结合自己已经感知过的东西进行独立思考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读了厉老师当时已出版的所有著作。老师也开始让我参与他的一些新著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活动。如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就陪同老师参加了此前相关的调研与讲学活动。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老师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认识。从那时起至今这27年里，老师总是将他新出版的著作很快题笺送我，并逐一点拨每本书的要义和关键之处。1984年，老师在送我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执笔）时，特别提示我注意该书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我这才发现深奥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也能写得优美雅致。厉老师的点拨，也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行事和行文要让大众所接受。厉老师不是一位书斋式的经济学家，他的志向、抱负、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注定要把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将经济学理论的探索聚焦于中国经济的现实。这一点，对我的读书生涯影响尤其大。

1984年秋天，厉老师应邀为马鞍山市作了四场报告，分别讲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报告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生动朴素的语言，直接面对社会大众。其中城市经济学这一场用股份制剖析和预言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马钢的未来，这在我们的城市引起了巨大震动。我将这四场报告记录整理并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刊登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全国不胫而走，几乎被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媒体转载和刊登，并在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引发热议。这四场报告的记录稿，被收进1988年出版的《厉以宁选集》。

我自小嗜好读书，喜欢泛读。厉老师知识广博，记忆超群，涉猎面极广，他的知识面对于我这理科出身的学生来说，犹如孤舟大海的一盏灯。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厉老师就成为我读书生涯的重要引擎之一。有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他说，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大人国”与“小人国”，其实书中的“飞岛”和“马岛”，所反映的寓意更为深刻。老师一说，我便赶紧去书店把那本孩提时代读过的名著买来重读，从中了解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许多重要特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经济学的视角和层面上悟出了许多新的道理。

另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当年他的老师陈岱孙推荐的一本书——荷兰人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他说，这本书阐述了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个人的恶习往往带来公众的利益，而相反，个人的善行则往往带来社会的灾难。只是此书语言晦涩难懂，极难翻译。2002年5月，该书中译本在国内一出版，我便买来阅读，发现该书从商业社会动力与道德层面之间的关系分析上，给人以一系列的新思索，对当代社会的市场化进程极具警示与启迪意义。这些年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围绕经济学这一核心涉猎了许许多多书籍，领域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老师用他的渊博知识和人生阅历，丰富了我的读书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观察思考的角度和方法。

我真正有了做事的舞台，是1983年10月之后。这以后的岁月又分两个阶段：前10年从事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后15年在地市级领导岗位从政并主要分管经济工作。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期，而厉老师正是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我所工作的这座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盘根错节，深入渗透到城市肌体的每一根经络。我就任接手之始，正是市场经济的风暴袭来之时，传统体制的抵触和顽强抵抗，使这里的改革攻坚几乎无从下手，改革10年阵痛，这里等于是发生了一场来回拉锯的生死战争。1996年底，这座工业重镇的几十个国企接连宣告破产，政府主导的这场悲壮战役，使我这个组织者在那个寒冷冬天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类似这样的激烈冲突贯穿了改革攻坚岁月的全过程。我所做的事，就是把握时机，选择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把点变成面，把线变成片，用新规矩取代老规矩，让新体制逐步取得主动权。我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层参与、主导、见证了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厉老师交给的一篇作业：这是一篇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去实践和身体力行、用整整15年心血写成的经济学论文。

15年，这座企业收入和工业实力曾经占了安徽省半壁河山的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终于在血与剑的交织中脱胎换骨，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国有体制被股份制、民营及多元市场主体所取代。这里成为全省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证券市场启动后全国最大的上市公司——钢铁第一股，厉老师1984年在这里亲手绘就的神话般的预言十年后变成了现实。这里诞生了一批新的经济体和新经济组织，它们有的是在两种体制的转换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有的置于死地而绝处逢生；还有一批是在大浪淘沙中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作为那一系列大大小小战役的指挥者和亲历者，回望那已经逝去了的如烟岁月，城市的宁静和新姿已慢慢覆盖了昔日征程，我的内心有无限的感慨和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在那个年代，每当面对巨大的压力感到身心难以承受之时，我会回到母校，回到老师身边，释放一下在战场和前线无法表露的情感，那心中的迷惑、委屈和痛苦，那种在政界因左右掣肘、身陷重围而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绪。老师常常用他的诗词来宽解我，来自老师的鼓励和关爱常常会神奇地抚平我心灵上的伤痕，让我重新回到战场。老师经常喜欢引用他在《四川青城山》中的名句：“缓流总比急流宽”。他多次对我说，这句诗，集中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精髓。老师诗词中表达的意境，让我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中看到了十分美好的一面。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每年要尽量保证的一个重要日程就是陪同老师和师母调研，这也是我一年一度充电的最佳机会。老师做学问喜欢深入基层到社会深处体察并吸取养分，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山山水水。这些年，我陪老师调研的次数有几十次，跨越的省份有近二十个，有一些落后和边远不发达省份去过多次。在这期间，我可以面对面天天聆听老师的教导，时时感受老人家的思想火花，这常常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朝夕相处，在工作和求学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一一请教，这些问题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厉老师都是我的领路人。

老师的生活习惯是黎明即起，每天写1000字，既不多写也不少写，几十年如一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晨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为师母量血压，反复量三次，老师每次都取出小本本，认真做好详细笔录。清晨那一抹阳光透过窗户，老师和师母的这一功课做得那么认真，那记录血压的笔记密密麻麻，这也是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记录呵。我曾多少次目睹这温馨平和的生活场景，一次又一次被深深感动。世界在变化，万物在变迁，生活中也不乏风雨交加和电闪雷鸣，但我常常从这一份淡泊、简单与宁静中感受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