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花卉画

A. 简述我国海派花鸟画的主要名家及成就

清末民初，上海成了中国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取代了苏州、扬州等重要的商埠地位。于是，一些绘画高手，纷至沓来，“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他们继“扬州八怪”之后形成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最后一个画派——海上画派。在海上画派中，首推任伯年和吴昌硕。

任伯年(1840—1895)，名颐，浙江绍兴人。十七岁时曾参加太平军，后流浪江湖，以卖画为生。十九岁曾拜任薰为师，后定居上海。四十多岁，艺术成熟，名声大噪。因卖画日夜挥毫，支撑不住，，就吸食鸦片，损害了健康，56岁就去世了。任伯年学陈老莲人物，学徐熙、恽格没骨花鸟，学徐渭、朱耷写意，练得能悬腕中锋画极细之处。他还学习民间绘画和西洋水彩画，注重写生。吸收素描、色彩的技法，加强中国画写实成分。他把工笔与写意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画法结合起来，把文人画与民间绘画结合起来。任伯年重视观察生活，采访民情，通过表现某些历史题材，以借古喻今的方式创作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作品，如《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莫干炼剑》等。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幼年时生活清苦，酷爱读书，喜欢书法纂刻。22岁那年考中秀才，但无意仕途，仍潜心研究艺术。据说他在30岁时，任伯年见到他的画，认为其笔墨已很有功夫，竟拍案叫好。吴昌硕从篆刻书法入手，把金石篆籀笔法引入花鸟画中，形成“雄健古茂，盎然有金石气”的风格。吴昌硕画梅，苍劲老辣，雄健凝重，画兰于苍健中透出秀丽、高雅。他画牡丹，施用浓艳的洋红，与墨色对比，透明强烈，艳而不俗。吴昌硕在花鸟画的运笔、泼墨、著色等方面都作了开拓。他对后来齐白石、潘天寿等人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任熊(1822—1857)、任薰(1835—1893)两兄弟曾师法明末画家陈洪绶，精于人物、山水、花鸟，他们对任伯年早期绘画有一定影响。任熊、任薰、任伯年以及任薰之子任预，并称“四任”。虚谷(1874—1896)颇受扬州画派影响，得罗聘神韵，喜用枯笔焦墨，于侧逆中求方正，他的花鸟画很有个性。赵之谦(1829—1884)书法承北碑，篆隶师邓石如，长于花卉。除上述画家外，海派的主要画家还有胡公寿、蒲华、钱慧安、吴友如等。

海派画家是在近两个世纪之交涌现出来的一支活跃而富有生气的画派。他们既秉承传统，又接近现实生活，同时加进了新兴时代的商业性的市民趣味。海派画家群是中国古典绘画向现代绘画过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B. 任伯年的花鸟画为什么有铅笔印痕

任伯年并非文人画家，他作画即使是写意也用木炭条起稿的，会留下痕迹…

C. 清晚期著名的花鸟画大师

晚清时期，海派画家中擅长花鸟画的名家有19人。他们是：
朱熊、张熊、王礼、周闲、胡公寿、虚谷、朱偁、赵之谦、任薰、胡璋、沙馥、任伯年、吴昌硕、陆恢、何煜、黄山寿、倪田、俞礼、高邕之
1，朱熊（1801-1864）：
字吉甫，亦作吉父，号梦泉，又号蝶生，墨禅居士，室名乐陶室，小长芦。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咸丰十年（1860）嘉兴兵乱，避难移居上海，任税吏记室，身处低级僚吏，遂以绘画消忧抒志，有室名乐陶室、小长庐、嘉树堂等。画花木竹石，脱尽前人窠臼，自山机杼，别开生面。长张熊二岁，而以师事之。善鉴别古器，而于砂磁器尤为深嗜 。
2，张熊（1803-1886）：
又名张熊祥，字寿甫，亦作寿父，号子祥，晚号祥翁，别号鸳湖外史，鸳湖老人，鸳湖老者，鸳鸯湖外史，西厢客。别署清河伯子，髯参军。室名银藤花馆。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年青时代就移居上海，参加各种美术活动。一生收藏一万多件古董珍玩，名扬艺林，被称为“沪上寓公之冠”。最擅长画花卉，尤其善于画大幅的牡丹。张熊的绘画用色艳而不俗，作品雅俗共赏，带动了一批画家活跃于画坛，时称鸳湖派。清同治中(1862-1874)，宫廷征画士，潘祖荫举荐张熊，推辞不赴，以鬻画终其身。
3，王礼（1813-1879）：
初名秉礼，字秋言，号秋道人（一作士），别署白蕉研主，一号蜗寄生，室名延秋款冬之室。江苏吴江人，寓上海甚久。幼嗜笔墨，从沈石芗学写花鸟，劲秀洒落，笔如刻铁，隽逸之气，令人意爽。人物宗陈洪绶。名初不重，张熊于坊间见其画，亟称于人，以是知名。
4，周闲（1820-1875）：
字存伯，一字小园，号范湖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后侨上海。道光季年（1850）客吴县，同治初官新阳令，与大吏龃龉，挂冠归。此后辗转江南、湖南。约1860年鬻画海上，直至五十六岁去世。。善画花卉，尤工篆刻，性简傲，喜远游。海上画坛受周闲的画风影响所及，蒲华、倪田之外，还有“海派”中的大家赵之谦和吴昌硕。
5，胡公寿（1822-1886）：
初名远，号瘦鹤、小樵，别号山民，以字行，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寓上海。工画山水、兰竹、花卉，萃古今诸家之妙，成一大家。江、浙名士无不倾服。
6，虚 谷（1823-1896）：
俗姓朱，名怀仁，僧名虚白，字虚谷，别号紫阳山民、倦鹤，室名觉非庵、古柏草堂、三十七峰草堂。籍本新安（今安徽歙县），家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他继承新安派渐江、程邃画风并上溯宋元，又受华新罗等扬州画家影响，作画笔墨老辣而奇拙，被誉为“晚清画苑第一家”。海派大师吴昌硕赞其为“一拳打破去来今”。曾任清军参将，后有感触而披缁入空门，《中国美术辞典》言其“不茹素，不礼佛”，也“从不卓锡僧寺”，常往来于上海、苏州、扬州—带，以卖画为生，最后静静睡在沪上关帝庙的画案上，乘黄鹤西归。
7，朱偁（1826-1900）：
原名琛，后更偁，字梦庐 ，号觉未，别署鸳湖散人、玉溪外史、玉溪钓者、鸳湖画史、胥山樵叟，浙江嘉兴人。朱熊弟。工花鸟，初法张熊，改从王礼。
8，赵之谦（1829-1884）：
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44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其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
9，任 薰（1835-1893）：
字舜琴，又字阜长，其父任椿、兄任熊都是画家。少丧父，从兄学画，青年时在宁波卖画为生，1868年与任颐去苏州，后寓居苏州、上海。任颐、任预均从其习画。人物与其兄同师陈洪绶，常用高古游丝、铁线、行云流水、兰叶几种描法。任薰兼工人物、花鸟、山水、肖像、仕女，画法博采众长，面貌多样，富有新意。与顾文彬子顾承相友善，曾为设计怡园。1888年54岁时双目失明，后病卒于苏州。
10，胡璋（1848-1899）：
字铁梅，号尧城子，建德（今安徽东至）人，画家胡寅之子。工山水及人物、花卉，与王冶梅（王寅，南京人，流寓上海）并以画梅得名，铁梅能腴，冶梅能瘦，并为巢林遗派。久寓沪上，旋游日本，画名甚噪。卒后葬于日本神户。
11，沙馥（1831-1906）：
字山春，江苏苏州人。初慕陈老莲，咸丰间任熊至吴门，曾问业于任熊。任熊去世后，又与任薰关系甚密。后转学改琦、费丹旭，并专攻仕女、花卉，遂自成一家。
12，任伯年（1840-1896）：
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亦作晓楼),浙江山阴人。曾被招入太平天国军当旗手“战时麾之，以为前驱”，后天京（太平天国首都南京）陷落，返乡。1868年后长期在上海卖画为生、住于豫园附近的三牌楼。所画题材极为广泛，主要成就在于人物画和花鸟画，往往寥寥数笔，便能把人物整个神态表现出来。任伯年的儿子任堇叔、女儿任霞都有画名。
13，吴昌硕（1844-1927）：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浙江省安吉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与清军战于浙西，与家人失散，先后在湖北、安徽等地流亡数年。同治四年（1865）中秀才，任江苏安东县（今涟水县）知县，仅一月即去。光绪八年（1882），他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定居上海。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季，与篆刻家叶为铭、丁仁、吴金培等人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篆刻治印艺术，1913杭州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艺名益扬。有三子一女，次子吴涵、三子吴东迈均善篆刻书画。
14，陆恢（1851-1920）：
原名友恢，一名友奎，字廉夫，号狷叟，一字狷盫，自号破佛盫主人，原籍江苏吴江，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幼习举子业，秀才入学试为第一，有人举报其父曾参加太平军工作，功名之路永绝。从刘德六游，后晤吴大澄。黄宾虹评画中九友“以吴江陆廉夫得名最早，山水学四王，渲染尤能逼真。”
15，何煜（1852-1928）：
字研北，上海人。先师胡公寿、任伯年，后为朱梦庐（朱偁）入室弟子。工花鸟，以卖画为生达六十年之久，晚年变法却不背师传，喜作大幅且精，题材多为喜庆主题。
16，黄山寿（1855-1919）：
原名曜，字旭初，别字旭道人，晚号旭迟老人，又号丽生，江苏武进人。官直隶同知。五十岁后在上海卖画为生。画则人物、仕女、青绿山水，双钩花鸟及墨龙、走兽、草虫、墨梅、竹石，无一不能。
17，倪田（1855-1919）：
初名宝田，字墨耕，又号璧月盦主，江苏扬州人。光绪中行商到沪，爱任颐画，遂弃其业而参用任法。今之学任颐者皆倪田别派。学任派得其神髓者，唯倪田、沙馥两人也。寓沪鬻画垂三十年。
18，俞礼（1862-1922）：
字达夫，别署随庵，浙江绍兴人，任颐高弟。人物、山水、花卉，尽得师传。在沪卖画四十余年，中年后，改仿徐渭，参金农笔法，画格一变。
19.高邕之
名邕，字邕之，号李盦、聋公、赤岸山民，自署苦李。仁和（今杭州）人，寓上海。官江苏县丞。工书，好李（邕）法。宣统元年（1909）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蒲华、吴昌硕、王震等创立邑庙“豫园书画善会”，并被推为会长（？）。偶作画，陈于会中卖以助账。辛亥革命后，黄冠儒服，卖字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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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任伯年字画拍卖价格能到多少

“海派”一词可谓深入人心。艺术市场上，从“海上三任”到吴昌硕、虚谷，这些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尤其任伯年这一海派巨擘，更是从来就不缺乏“粉丝”。任伯年的作品基本是早进入艺术市场的，但随着多年来的市场沉浮，当人们一次次质疑中国古代书画家欠缺造型能力，流连于油画那精准优雅的线条的时候；当人们熟知当代艺术已如何屡创天价而对中国传统艺术失掉兴趣的时候，这位久违了的大师——任伯年及其作品给了藏家以信心。任伯年《花鸟四条屏》以450万元起拍，1100万元落槌，成交价达到1265万元

任伯年字画近几年成交记录：
任伯年庚寅1890年作------------成交价：134万 成交日期：2017/03/20
任伯年凤凰牡丹轴绢本设色------成交价：343万 成交日期：2017/01/27
任伯年松鹤延龄图立轴笺本设----成交价：215万 成交日期：2017/03/19
任伯年荷花翠鸟图立轴纸本设----成交价：528万 成交日期：2016/04/27
任伯年人物山水花鸟册册页------成交价：478万 成交日期：2016/04/09
任伯年人物山水花鸟册册页------成交价：248万 成交日期：2017/01/25
华祝三多图立轴设色绢本--------成交价：357万 成交日期：2017/04/18

任伯年(1840~1896)，名颐，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花鸟画家和人物画家，与吴昌硕、蒲华、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杰”。儿时随父学画，14岁到上海，在扇庄当学徒，后以卖画为生。他所画题材，极为广泛，人物、花鸟、山水、走兽无不精妙。他的画用笔用墨丰富多变、构图新巧，创造了一种清新流畅的独特风格。任伯年的主要成就在于人物画和花鸟画方面，往往寥寥数笔便能把人物整个神态表现出来，着墨不多而意境深远。其线条简练沉着，有力潇洒。

E. 有什么书籍是浅谈任伯年没骨花鸟画的书籍

几个途径找找吧！网上书店搜搜去京东、当当、淘宝、亚马逊或者孔夫子旧书网再或者去当地的市立图书馆或美术学院的图书馆。
网上搜搜看看网站有没有相关的文章。

F. 目前任伯年花鸟画能卖多少钱一平尺

相同与不相同的字画在不同的人眼里价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谁的书画都有好差，都专有值钱属与不值钱的，有贵的和相对便宜一点的，所以不能笼统用平方尺来论，只能说某一张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润格也没有什么准头，只是一种参考，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判断和对他的书画的了解，以及当时的市场的炒作情况而定。一幅字画，在不同地点、不同时刻、不同的拍卖人手里，价格都会不一样。所以是很难判断的，更不是绝对的一个价格；再说任何个人的评价都只是片面的、个人的观点。有特色的、名人的，有特别喜欢的人想要，这些都可能使得价格更高。只要是还好，都有收藏价值，会增值。一己之见，说得不对请原谅！

G. 任颐的绘画史上的意义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本文将主要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与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过渡时期人物的过渡性特征任伯年诞生之年正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近代史的起讫，从1840年到1919年，不过80年3，这是一个从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会向此后的现代民主社会艰难转换的过渡时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磨难。在这一大时代洪流中，比起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义政权的腐朽统治而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等等）来说，像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他“嗜吸鸦片”4成瘾乃至折寿（无独有偶，“四任”中无一有年过六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处在这一前后历史时代之过渡时期中的任伯年，事实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当时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政策下的一个受欺凌受磨难的旧文人、旧画人之典型代表吧。但与此同时，若就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中国人物画方面，他作为近代中国画家因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写真性品格与写意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过渡时期人物基本的过渡性特征，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征。在这三方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后续的另两种并存或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画工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真性品格与世俗性品格，又是由于文人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而由于任伯年所处的先天的与人文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训”的家学）的独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时代及社会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在他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带来了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并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个画家，由于他没有或较少带有这样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性，那么，往往是相互抵牾的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较难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现了。任伯年的画工性与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鸟画的成就如果说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学（其父任鹤声“原是民间写真画工”，“善画，尤长写真术”5；任伯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6），其写真性品格也率先是从学习、从事作为写真术的肖像画之基本要求而来，那么，其世俗性品格，就不仅是来自其直面对象绘制现实中真人的肖像画这样一种从来属于人见人爱、人皆求之的行当，更与他自25岁起即以鬻画（包括肖像画，但主要不是肖像画）谋生有关，尤其是与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一尺”7的“随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画作营销作风有关。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于，他不仅具有画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则，在帝国资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混迹其间的小有名气的画匠而已），还有其同时体现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这一文人性品格领衔而来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岁（1869年）到上海后，也许是出于卖画谋食的需要，更由于是完全进入了后来被史家称作“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其中有任薰、胡公寿、周闲、张子祥、陈允升、虚谷、杨伯润、高邕之、蒲作英、杨岘、吴昌硕等），他除了画写真肖像画之外，主要是致力于学习与创作作为传统文人画最经典题材与图式的花鸟画作品（论家有所谓“近追南田，上窥宋人”9的说法）：他先“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不数年，画名大噪’”10；同时也画《花卉四条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学瞎尊者法”11语）等卷轴画，又画册页小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锻造自己具备了属于更高一个社会文化层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种品格，即文人性品格。从他在自己画作上题写的“略师宋人设色”（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绣球芭蕉》12）、“拟元人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荫小犬图》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枇杷鸡雏》14）、“效元人没骨法”（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卉册》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识，说明他已经完全投身于那种文人画家应有也必须有的创作境界中，他的写意性品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坚实的锻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领略传统精髓中显示的非凡悟性，并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绘画功力——我们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绘制那些折扇与纨扇扇面作品，无论是没骨写意的还是工笔勾勒的，绝大多数都堪称真正叫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几幅纨扇扇面，其中属于工笔勾勒彩绘的《牵牛菖蒲》（中国美术馆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图）、《瓜瓞绵绵》（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己卯/1879年作，第122图）、《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图）、《天竹栖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图），它们无论在画材布置、用笔或赋色上，都做得到位、得体，体现的正是那种中国绘画正统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没骨写意的作品，如《花月栖鸟》（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庚辰/1880年作，第124图）、《藤萝小鸟》（光绪辛巳/1881年第125图），则以其文人气质的潇洒，体现的则是又一种精英性品格，即新锐性品格。画工性与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画的过渡性特征让我们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画创作中来。在人物画作品中，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相互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有更明显的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任伯年的生平记载看，他的画工性品格除了是来自人物写真术的家学影响之外，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从他喜好临写具有工笔与画工画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带来的。比如他早年为姚小复作的《小浃江话别图》（故宫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这幅就“话别图”题材来说本应画成那种自叙传式的人物画的，然而在此画的题跋中他自称“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结果当然画成了一幅工笔模样的山水画——画中虽然还可辨别出他与同好“话别”的场面，却全然是被表现在一个大远景的构图中——话别的人物仅仅是微小的“点景”人物。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图式的另一个源头，即“山水图式+点景人物”的源头——他的“人物”的出场方式，将是从“山水”中自远而近地向我们走来；而这种提供人物出场的“山水图式”所采取的工笔笔法，则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画作中无可回避的画工性品格的潜质。同样作为“话别图”的《东津话别图》（中国美术馆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于前一“话别图”的两年之后。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话别图”的“山水图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笔笔法，不过由于人物来到前景成为主体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图式”转换为仅仅是用以衬托主体（群体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话别图”的“立轴”在此图中也变成了有利于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横卷”）。这可以说既是一幅“山水图式”的人物画，又是一幅“人物图式”的山水画——或者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从山水画图式向人物画图式演变的过渡性形态，一种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形态。如果我们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意境来看，它应该说已经、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这说明，此时的任伯年，就其人格与修养水平而言，不啻已经是文人化了的（由于有关任伯年25岁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几无，对于此点，笔者无法在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的来说（即单就画面形态来说），此画仍然可将它说成是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在30岁之前的那种尚未怎么受到文人性品格影响的形态——一种基本的、多半表现为画工性品格的形态。30岁到上海之后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开始进入“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他通过“上法古人”与学习海上同人的文人笔墨，仿作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传统文人画品格的花鸟画，并把文人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带到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中来。此时他的人物画已经有了两类不同的手法或风格样式：一种是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大多是传统的古装人物题材，它们基本保留着此前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的习性，如1872年作的《游艇吟箫图》（折扇）18；另一种正相反，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习性的基本克服，即转变为对人物采取写生手法而体现的写真性，其描绘的对象当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的写真人物《葛仲华像》19。就上述这两例看，其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与对人写生的写真人物，分别以不同手法表现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创作心态（自主性/客观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画面情境（创造性/写生性）、用笔方式（随意性/谨严性）与写形风格（想象性/写实性）；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的是其过渡性特征中那种“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而且它们是通过不同的作品分别来体现的。任伯年1877年（38岁）画的《饭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对于论证笔者的看法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间偏左的主体人物（饭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衬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采用完全对人对景写生的手法，因而是属于写真的；而右端的两名陪衬人物（提壶的与端茶的仆役），明显是因为右边画面太空而信笔添加上去的，由于没有写生的模特（在写生饭石先生时，可能真有两名仆役进来上过茶，但转身即离去了——后者作为仆役，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像主人那样作为模特来获得肖像写生的权利与荣耀），只能是由作者凭空或根据记忆将他们画出来，成为信笔由缰的非写真的写意人物。主人与仆役，写真与写意——前者（包括陪衬景物）画得精妙绝伦；而后者与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与结构比例上就大为逊色，不能不相形见绌，尽管我们看得出作者在两者具体衣纹处理上力求了风格的一致。这是把“对人写真”与“信笔写意”的两种手法在一幅画中实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这幅画在这两方面的不和谐与不统一，在明眼人的眼中还是显然的，不能不是一种瑕疵或破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某种过渡性特征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任伯年人物画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岁以后。也许任伯年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自觉到像他在《饭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会造成画面事实上的不兼容与不融合，他此后的人物画就没有再重复他的这种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张益三像》21中，其主体人物与陪衬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笔笔法写真的（主体人物坐的石头可能有一点意笔笔法，但绝无伤大雅）；1885年作的《赵德昌夫妇像》22 也是风格与手法浑然统一的：两个主体人物与其陪衬景物均为工笔写真，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现上略施意笔（或没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为与其“亦师亦友”的同好吴昌硕作的《蕉阴纳凉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当属任伯年这类工笔写真人物画臻于“传神”的艺术最高成熟度的颠峰之作——作者显然对自己所面对描绘的对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几次为吴昌硕画过写真肖像，如1886年的《饥看天图》、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画起来已是那么胸有成竹。此画无论画面布局，还是对人物的造型与精神面貌的刻画，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来加以挑剔都将无懈可击！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画可以说又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传统文人画笔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写真的信笔人物画中，但与他早年那些强化“钉头鼠尾”笔法而用笔较死的传统题材信笔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欣赏他56岁临终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运用文人花鸟画意笔笔法画的《人物册》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图，即《人物册之一》、《人物册之二》、《人物册之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第87图《人物册之二》画的是一位依杖于荒郊山路旁的白发驼背老翁，正扭头仰望远处上空。主体人物神态生动，造型精确，陪衬景物逸笔草草，点到为止。这是一幅以信笔写意的精神画出（写出）的兼工带写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达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这里的所谓“化境”，意味着他的画工性品格已经并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技巧的熟练，并已完全渗透到了文人性品格与意境的具体表现中。无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复兴带来更大推动，并取得更丰厚的创作实绩。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任伯年以他在清末传统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别开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画品格中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既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画家的一般特点，又与他的家传家风以及社会生活与艺术环境的独特性相关，同时也与他既作为人物画家又作为花鸟画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紧密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他仅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这种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种从无机性与外在性到有机性与内在性的转变或转化，即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或转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或转化的人，才能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充分、客观的估量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画中的画工性品格所表现的写真性特点，又具体体现了他所处的近代中国画坛面临日趋强盛的“西画东渐”时风的影响的特点——这同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西洋画在中国已经得到传播，但这一画种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写真性特点（无论是来自中国绘画传统的工笔写真，还是来自西洋绘画传统的写实写真），对于描绘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物来说，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另一门西洋技术即照相术（它发明于任伯年诞生的前一年）还不是相当发达（也处在过渡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写真肖像画，至今仍将作为他的那一时代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因此对于他的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写真性特点，在这个角度上说，更应当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画中应有的时代特征与非常宝贵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不仅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坛优秀人物画传统的新的集成与发展，而且直接成为形成此后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的源头与先声：其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直接发展形成了现代上海“海派人物画”兼容并蓄的特色（如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国人物画）；其人物画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一定意义上成为强调造型与写实风格的“京派人物画”（40年代徐悲鸿、蒋兆和的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基础；而其人物画（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在写实造型基础上更强调文人画意笔笔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画”（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形成，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笔中国人物画）形成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伯年的中国人物画不仅是中国近代海派绘画在人物画方面的代表，还是现代“海派人物画”与其他学派人物画直接与间接的共同源头；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创作实绩而言，他不仅应当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还应当视为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画全面复兴之路特别是人物画复兴之路的先驱者。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H. 任伯年花鸟画多少钱一平尺

任伯年（抄1840—1896），清末画家。初名润，袭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寿道士等，以字行，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在“四任”（任伯年、任阜长、任渭长、任预）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丰富了中国画的内涵。
现在参考价格，不同的作品、时代、赠与等方式存在，只能大体市场估价在3-5万一平尺，好些的在8-12万，精品30万上下。参考，可追问

I. 清代任伯年的花鸟画有什么特点

任颐是近代杰出画家。初名润,字伯年，一字次远，号小楼，(亦作晓楼)，籍贯,浙江回山阴人，并非上海人。为答避免被造假，即便十五六岁在上海卖画，因此他的画署款多写山阴任颐。任伯年的绘画题材广泛，人物、肖像、山水、花卉、禽鸟无不擅长。用笔用墨，丰富多变，构图新巧，主题突出，疏中有密，虚实相间，浓淡相生，富有诗情画意，清新流畅是他的独特风格。

J. 求 任伯年 此幅花鸟画技巧

除了用胶,还有纸的原因.用的半熟的纸吧,熟宣也能出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