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窗簾

❶ 石井四郎的選擇據點

石井四郎並不滿足於僅在日本本土上研究細菌戰，於是他親自執筆撰寫報告，請陸軍省軍醫總監西漢行藏中將轉交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報告中提出請求：「現在，我們感到，對細菌武器的研究，是必須加以實驗的時候了，我們要求軍部，把我們全體調到滿洲，使我們用來維護皇軍的細菌武器得以高度的發展。」日本大本營批准了他的報告。
1932年8月31日，石井四郎和他從小長大的朋友增田知貞以及4名助手、5名雇員隨行，到中國東北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跑遍了整個東北。目的是要在中國東北選擇建立細菌研究基地的地址，之所以選擇東北，是因為在中國東北容易得到細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另外，中國東北靠近蘇聯，氣候也與其相似，一旦與蘇軍交戰，可以直接地實施細菌攻擊。但在具體地點的選擇上發生爭執，關東軍的石原莞爾主張設在牡丹江，而石井四郎卻執意要建在「北滿」的最大城市哈爾濱。最後，石井四郎的主張得到了日本大本營的支持。同時，石井四郎的細菌戰計劃，也得到了關東軍的大力支持。關東軍高層認為細菌戰能起著擊敗蘇軍的重要作用，細菌戰將成為抵消日軍在對蘇作戰中兵力上的劣勢。
1933年8月的一天，石井四郎命令日軍在哈爾濱市南崗區宣化街與文廟街交叉口一帶，攆走了當地的商店主、職員和居民，秘密設立了細菌研究所（石井部隊），密稱「加茂部隊」，取名「加茂」，是源自石井的家鄉名稱。此外，這支臭名昭著的細菌部隊還常冠名為「東鄉部隊」，這是因為石井四郎十分崇拜在日俄戰爭中的東鄉平八郎元帥，而且石井本人採用的別名也為「東鄉大尉」，細菌部隊基地里的宿舍區稱「東鄉村」，神社稱「東鄉神社」。
盡管石井四郎採取了極為嚴格的各種保密措施，但是，如果在像哈爾濱這樣的大城市裡實施大規模的人體細菌實驗，顯然有諸多不方便。石井四郎對此早有考慮，他選中了距哈爾濱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縣背蔭河鎮。在石井四郎看來，此地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較為隱蔽，是作為大規模進行人體細菌實驗場所的理想地址。
1933年秋，「加茂部隊」派黑田大尉在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圈定了500多平方千米的地盤，在附近村屯強征近千名勞工和幾百輛馬車，日夜不停地修築「兵營」。不到一年時間，便建成了約100棟的磚瓦房。「營區不僅有營舍，還有到背蔭河火車站的專用線和飛機場。 1933年12月8日，關東軍參謀遠藤三郎視察這里時，說：「初具規模達600平方米的大兵營，令人產生一種好似要塞的印象。這雖然是他們努力的結果，20幾萬元的經費開支看來還是值得的。」而石井四郎本人也成為了有可他直接指揮的三百多人的細菌部隊部隊長。背蔭河細菌實驗場不僅中國人不許靠近，就連火車經過背蔭河車站時，也要放下車窗簾，嚴禁旅客向車外探望。細菌實驗場的日本人員很少外出，並都使用假名。即使與國內家屬通信，也經過關東軍的審查。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完全成為了與世隔絕的軍事要塞。背蔭河細菌實驗場因派了一個名叫中馬的大尉管理「兵營」，不知底細的當地老百姓都稱這座神秘的「大兵營」為「中馬城」。
在「中馬城」營區中央是監獄和人體實驗的綜合設施。監獄是按關押1000人的規模建造，通常關押著500——600人。牢房很小，「犯人」幾乎總是戴著手銬和腳鐐。每個被囚禁的人平均3天——5天內采血500cc左右,采血從未停止過。等囚徒衰弱不再具有「研究價值」便注射毒液或槍殺，然後進行解剖，最後送到焚屍爐焚燒滅跡，焚屍爐由化名細谷的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剛男負責。
石井四郎在背蔭河進行的細菌人體實驗重點，放在炭疽、鼻疽、鼠疫和霍亂三四種的接觸傳染病病菌上；此外，還利用人體進行毒氣瓦斯、毒液實驗；同時以人體為「材料」來進行凍傷實驗。時任關東軍參謀長的岡村寧次曾到背蔭河視察，對凍傷實驗尤為關注，因為關東軍在中國東北鎮壓抗日武裝及日後與蘇軍作戰時，面臨的嚴重問題便是嚴寒下凍傷威脅。視察後，岡村寧次給上司的報告書中寫道：「凍傷最好的治療方法是在37攝氏度的水中浸泡」，這一發現是「根據使用人體用各種方法經過反復的試驗所獲得的寶貴的數據而得出」。
「中馬城」從1933年下半年復合設施還沒完成，石井四郎便迫不及待地開始啟動使用，1934年秋天，在中秋節因看守的日本兵警戒鬆懈，有30餘名囚徒越獄，其中王子揚等12人僥幸逃脫。由於這次越獄事件，使石井四郎感到將背蔭河選擇在抗聯第三軍的游擊區域，是選錯了地址。但為了減輕和推卸責任，石井四郎還是採取了暫時維持，看看情況再定的辦法。但此後，抗聯第三軍趙尚志部曾幾次襲擊「中馬城」及附近日軍駐地，甚至發生了攻城未克事件。迫使石井不得不下定決心重新選擇「基地」了。 1934年12月28日，關東軍參謀遠藤三郎和化名「東鄉」的石井四郎，從長春出發，途經哈爾濱也沒有停留，直奔背蔭河的「中馬城」。盡管兩人對搬遷一事隻字未提，但己下定決心廢棄「中馬城」了。石井四郎以背蔭河細菌實驗場發生「意外的火災」為借口，向日本參謀本部提出遷移和擴大「加茂部隊」的計劃，很快便獲批准。石井四郎將設備和機器裝運至哈爾濱，把關押的人員秘密殺死，不久，「中馬城」變成了廢墟。
從背蔭河「中馬城」的細菌部隊撤到了哈爾濱市的「加茂部隊」本部，即宣化街與文廟街交叉口處，在日本陸軍醫院的南院，以日軍醫院為掩護，進行秘密的細菌研究活動。臨街的大鐵門經常關閉，由荷槍實彈的日本兵把守。里邊一座二層的小黃樓，出入的都是一些日本軍人和穿白大褂的日本人。這里既像是工廠，又像是醫院。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加上這里確實生產濾水器這個半公開的事實，起到了掩蓋罪惡真相的作用。早在1931年，石井四郎便公開展示自己發明的濾水機，為了證明這種濾水機能把濁水、污水變成可飲用水，他多次在大規模的公開場合表演。1933年，昭和天皇視察陸軍軍醫學校時，就曾觀看過石井的演示。日本陸軍海軍參謀長也曾親眼目睹過。為證實濾水機的功能，石井四郎甚至不惜當場親自喝下經過濾水機的尿液。這種石井式濾水機後來在硫磺島戰役時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松村知勝少將在回憶錄中，對此曾有過活靈活現的描寫：「被稱為『陸軍的狂人軍醫』的石井，是一個堅毅果斷，擅長宣傳，有行動能力的軍醫。他從年輕的時候就行為古怪。昭和12年（1937年）前後，在軍醫學校當教官時，當時筆者正在參謀本部編成班任職，他經常不請自來，強烈要求給防疫給水方面預算和編制。為此,或當眾舔從人尿中提煉的鹽，或飲用污水處理來的清水等，讓參謀本部的大人物們目瞪口呆……總之是一位善於策劃，富有實干能力的人……」防疫給水部成了日本瘋狂從事細菌戰的最好隱身衣，石井四郎以此為名，在中國東北及關各地，成立了23個以上的「防疫給水部」，即細菌部隊及分支。
1935年初夏，關東軍強占距哈爾濱市約20公里的平房地區，圈定6平方公里范圍，並於1936年春動工，開始了營建細菌部隊的設施。這是一項極為保密的巨大、綜合性的工程，石井四郎在長春招募了4個日本建設株式會社承擔，經時兩年多才告完成，工地上使用中國勞工有時超過去1500人。
從細菌部隊設施藍圖上看，區內至少建有76棟建築，包括指揮中樞所在的二層樓，即由3棟、4棟、5棟、6棟組成的細菌研究中心的「四方樓」，佔地約為l5000平方米，內有各種細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凍傷實驗室、監獄、解剖室等，還有處理人體和動物屍骸的3個焚屍爐。
1936年時，平房及附屬設施的年度預算為「人力費300萬日元，各支隊20——30萬日元，試驗研究經費600萬日元」。所以事實上石井四郎掌握著1000多萬日元的預算經費，而在當時即使指揮幾個師團的將官們如果得到如此一筆預算也會高興不已。1938年石井四郎晉升為大佐。1938年6月30日，關東軍司令部發布了第1539號命令，確定了平房「特別軍事區」范圍及規則，「特別軍事區」總面積約120多平方公里。
731細菌部隊的規模遠遠超過了德國法西斯「波茲南細菌研究院」，是世界上最大的殺人工廠。731細菌部隊人員配備比其它培訓部隊高出一等，配有一名中將和四名少將，全員時為2600人。1939年末，關東軍副參謀長遠藤三郎少將來到平房，看到石井部隊的「驚人規模」並與此1933年背蔭河細菌實驗場相比，不由發出「大有不勝今昔之感」。
石井四郎「上下班」往來於哈爾濱與平房之間，乘坐的是由專用司機駕駛的配有裝甲板的高級轎車。他在哈爾濱市的住所是沒收來的俄羅斯人的大邸宅，石井四郎和他的妻子及七個孩子在此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石井四郎的一個女兒石井春海在近40年後還留戀地回憶：「那實在是一座別致的住宅，就像從《飄》那樣羅曼蒂克的電影中搬下來的一樣。」食人惡魔石井四郎在中國東北過著闊氣放浪的生活，他仍舊表現出強烈的自我顯示欲，貪婪地挪用「公款」，狂飲、逛藝妓館。
石井四郎千方百計地將日本幾乎所有的細菌學者建立聯系，使他們為這支細菌部隊給予援助。而且，日本的大學也幾乎都被動員起來了,除東京的陸軍軍醫學校外，還有京都帝國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東京的傳染病研究所等等。而且在中國東北與石井四郎共過事的那些部下，戰後很多人都成了大學里的醫學部部長、主任教授、大學校長，或是創造戰後日本經濟奇跡的各業界中技術骨幹力量，擔任著重要職務。如731細菌部隊氣性壞疽、炭疽班班長植村肇，戰後任日本文部省教科書主任調查官；731部隊的長友浪男，戰後曾任日本北海道副知事 ；731部隊防疫研究室的金子順一，戰後曾任日本防務廳主任研究員；1644部隊防疫研究室的村田良介，曾任日本厚生省國立預防衛生研究所（現為國立傳染病研究所）第六任副所長和第七任所長；731部隊凍傷課課長吉村壽人，戰後曾任日本京都府醫科大學校長。據最新資料披露：共有79名日本細菌戰犯在戰後受到重用。

❷ 山裡走出的"窗簾大軍"

肯幫帶

    德興農民從事窗簾行業，始於一個叫劉華的領軍人物。1993年，家住德興市黃柏鄉洋田村的劉華高考落榜，到廈門一家窗簾廠打工，劉華工作特別賣力，短短半年時間，便掌握了窗簾的進貨、製作、安裝、銷售整個流程。看到辦窗簾廠的門檻低，要求不高，1994年初，劉華想方設法籌集了一筆資金，和幾個朋友在杭州郊區與人合租了一間用油氈蓋的民房，開始了創業之路。

    無情的市場卻給了劉華當頭一棒，他拿著窗簾樣品跑了半個月也沒有獲得一張訂單。但他沒有氣餒，仍然騎著自行車到處聯系業務，工夫不負有心人，22天之後，終於有一個天津老闆給了他們業務，做完這單生意，他們凈賺了3000元。首次的成功讓劉華他們更加努力，他們白天帶著樣品跑訂單，晚上按著尺寸做產品，用誠實守信打動客戶，從此，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

    劉華成功了，他沒有忘記鄉親們，他努力把自己的親戚、朋友帶出大山，走向廣闊的窗簾創業路。就這樣，親幫親，鄰帶鄰，每個洋田人的窗簾廠既是企業，同時又是一個個窗簾技術的培訓班。洋田村人帶動整個德興人，逐漸走出家門，用窗簾拉開了全國各大省市的市場。

    能吃苦

    在德興窗簾大軍中，流行這樣一句話：要當老闆，先練單車。對這句話體會最深的要算現在已經是上海窗簾業「大佬」的倪封庭。剛到上海創業時，因為資金短缺，每次進貨都是他自己騎著自行車將6米長、30公斤重的窗簾軌道扛回來的。有一次，為了給客戶裝窗簾省點費用，他從長安路騎自行車到浦東機場，來回100多公里。到家後才發現屁股又紅又痛，搽了好幾天的爽身粉才逐漸緩解。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德興窗簾大軍經常用這句老話來勉勵自己。正是有了這種精神，讓他們在一次次的失敗後又能站起來。資產過千萬的吳紅，如今是杭州窗簾業舉足輕重的人物。1996年初，吳紅和人合夥在煙台辦窗簾廠，不到3個月的時間，廠子就倒閉散夥。他又一個人到千島湖辦廠，還是做不下去。到了7月，吳紅只好收拾東西回家，半年時間虧了7000元。一度悲觀失望的吳紅，在母親的鼓勵下，到杭州重新開始創業。漸漸地，他用熱情和誠懇打動了用戶，窗簾生意逐漸好了起來。生意做大了，吳紅還是秉著山裡人的特性，親自做窗簾、送貨，有時候要忙到晚上二、三點鍾。

    有遠見

    早些年，德興人在外辦窗簾廠，由於入行成本低，技術簡單，幾乎無一例外地做成品批發。大家產品相同，規模相當，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導致價格一步步走低，利潤一點點減少。於是，一些人便開始另想出路。

    現在上海開窗簾連鎖店的劉曉明告訴記者，他是靠開窗簾店起家的，但那樣經營，規模不能擴大，只能守著店當小老闆，同時還會造成同行經營戶的惡性競爭。從2002年開始，劉曉明想到了加盟的方式，自己提供品牌和技術，讓更多的德興人加入到窗簾大軍中來，形成合力，經營窗簾產業。現在劉曉明的「晨晨窗簾連鎖店」已開到21家，總營業面積達6000平方米，每年的營業額達到3000餘萬元。

    除了在經營模式上創新，德興人也在開拓新品種上做文章。有的在竹子之鄉辦起了竹簾加工廠，有的生產木百葉窗片，有的轉向生產電動遮陽篷，還有的專門生產鋁合金窗簾軌道……不少廠家都設有自己的研發部，一方面對傳統窗簾進行改造、更新，一方面進行溫度感應窗簾、電腦遙控窗簾等新品種的開發。據悉，現在德興人自己研發的窗簾新產品已經有100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