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李小林
❶ 茉莉花原唱是谁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是由何仿率领的合唱队所演唱。
1957年,已是前线歌舞团作曲兼指挥的何仿率合唱队到北京参加全军文艺会演,修改后的苏皖民歌《茉莉花》一炮打响,不久被正式灌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1959年,《茉莉花》正式走出国门,在维也纳歌剧院唱响。在这之前,何仿又对歌词作了修改,将“满园花草”改为“满园花开”,将“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改为“又怕看花的人儿骂,”旋律上又进一步丰富,在维也纳演出受到高度赞赏。从此《茉莉花》一发不可收,从奥地利唱到前苏联,唱到印尼、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唱遍了世界各地。还被收入了《世界名曲专辑》。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展中心5楼会议大厅,在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开始之前,中国军乐队奏响了脍炙人口的六合民歌《茉莉花》;1999年12月19日午夜,《茉莉花》再次在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现场奏响。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首都蒙特卡洛举行的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投票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的申博宣传片中先后十多次响起《茉莉花》的旋律,并以此征服了各国代表和国展局的官员。2004年8月19日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茉莉花》的旋律再次倾倒了全世界的观众。
《茉莉花》歌词1957版: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旁人笑话。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开,比也比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来年不发芽。
❷ 跪求余秋雨散文精选
道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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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
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
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
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
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
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
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
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
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
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
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
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
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
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招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
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
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
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
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
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
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
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
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
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
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
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
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
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
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
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
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
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
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
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
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
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
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
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
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
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
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
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
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
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
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
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
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
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
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
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
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
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
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
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
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
法国人怕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
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
斯坦国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国就
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
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
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
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
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
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
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
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
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
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
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
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这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
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
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
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
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
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
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
大哭一场。
我好恨!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
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
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
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
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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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子三危”。可见它是华夏
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
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
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做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
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
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
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
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
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
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
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
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
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
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
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
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
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叮当声。
工匠中隐潜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
的滋养。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
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
这样。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
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
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
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
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
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
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
件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
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
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
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
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
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
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
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
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
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
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
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
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
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
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也特
别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汩汩有声。抬头看看,侧耳听听,总算,我的思路稍
见头绪。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
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
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
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
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
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色流开始畅快柔美了,那一定是到了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衣服和图案都变得
华丽,有了香气,有了暖意,有了笑声。这是自然的,隋炀帝正乐呵呵地坐在御船
中南下,新竣的运河碧波荡漾,通向扬州名贵的奇花。隋炀帝大凶狠,工匠们不会
去追随他的笑声,但他们已经变得大气、精细,处处预示着,他们手下将会奔泻出
一些更惊人的东西;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
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
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人们的每一缕筋
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
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
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
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
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
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
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
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
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
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
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
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
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
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色流中很难再找到红色了,那该是到了元代;
这些朦胧的印象,稍一梳理,已颇觉劳累,像是赶了一次长途的旅人。据说,
把莫高窟的壁画连起来、整整长达60华里。我只不信,60华里的路途对我轻而易举,
哪有这般劳累?
夜已深了,莫高窟已经完全沉睡。就像端详一个壮汉的睡姿一般,看它睡着了,
也没有什么奇特,低低的、静静的,荒秃秃的,与别处的小山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又一次投入人流,去探寻莫高窟的底蕴,尽管毫无自信。
游客各种各样。有的排着队,在静听讲解员讲述佛教故事;有的捧着画具,在
洞窟里临摹;有的不时拿出笔记写上几句,与身旁的伙伴轻声讨论着学术课题。他
们就像焦距不一的镜头,对着同一个拍摄对象,选择着自己所需要的清楚和模糊。
莫高窟确实有着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让不同的游客摄取。
听故事,学艺术,探历史,寻文化,都未尝不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不会只是呈
现自己单方面的生命。它们为观看者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一堵壁画,加
上壁画前的唏嘘和叹息,才是这堵壁画的立体生命。游客们在观看壁画,也在观看
自己。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也出现了
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
如果仅仅为了听佛教故事,那么它多姿的神貌和色泽就显得有点浪费。如果仅
仅为了学绘画技法,那么它就吸引不了那么多普通的游客。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和文
化,那么它至多只能成为厚厚著述中的插图。它似乎还要深得多,复杂得多,也神
奇得多。
它是一种聚会,一种感召。它粑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于
是,它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
它是一种狂欢,一种释放。在它的怀抱里神人交融、时空飞腾,于是,它让人
走进神话,走进寓言,走进宇宙意识的霓虹。在这里,狂欢是天然秩序,释放是天
赋人格,艺术的天国是自由的殿堂。
它是一种仪式,一种超越宗教的宗教。佛教理义已被美的火焰蒸馏,剩下了仪
式应有的玄秘、洁净和高超。只要是知闻它的人,都会以一生来投奔这种仪式,接
受它的洗礼和熏陶。
这个仪式如此宏大,如此广袤。甚至,没有沙漠,也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
仪式从沙漠的起点已经开始,在沙窝中一串串深深的脚印间,在一个个夜风中的帐
篷里,在一具具洁白的遗骨中,在长毛飘飘的骆驼背上。流过太多眼泪的眼睛,已
被风沙磨钝,但是不要紧,迎面走来从那里回来的朝拜者,双眼是如此晶亮。我相
信,一切为宗教而来的人,一定能带走超越宗教的感受,在一生的潜意识中蕴藏。
蕴藏又变作遗传,下一代的苦旅者又浩浩荡荡。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
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
就能风靡世界画坛?只是仪式,只是人性,只是深层的蕴藏。过多地捉摸他们的技
法没有多大用处,他们的成功只在于全身心地朝拜过敦煌。蔡元培在本世纪初提出
过以美育代宗教,我在这里分明看见,最高的美育也有宗教的风貌。或许,人类的
将来,就是要在这颗星球上建立一种有关美的宗教?
离开敦煌后,我又到别处旅行。
我到过另一个佛教艺术胜地,那里山清水秀,交通便利。思维机敏的讲解员把
佛教故事与今天的社会新闻、行为规范联系起来,讲了一门古怪的道德课程。听讲
者会心微笑,时露愧色。我还到过一个山水胜处,奇峰竞秀,美不胜收。一个导游
指着几座略似人体的山峰,讲着一个个贞节故事,如画的山水立时成了一座座道德
造型。听讲者满怀兴趣,扑于船头,细细指认。
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为此,我更加思念莫高窟。
什么时候,哪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奥秘?日本井上靖
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
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und G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划得如此激
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
不管怎么说,这块土地上应该重新会聚那场人马喧腾、载歌载舞的游行。
我们,是飞天的后人。
【后 记】
这本书中的部分篇目曾在《收获》杂志上以全年专栏形式连载过,后来又陆续被海外报刊转载,所以读到和听到的评论也就很多。在所有的评论中,我觉得特别严肃而见水平的是鄂西大学学报所设“《文化苦旅》笔谈”专栏中该校中文系五位教师发表的文章。(这个颇具规格的学报在英译中把《文化苦旅》简称为CPAT,原来他们对它的全译是Cultund Perplexity in Agonized Tray—el,似乎略嫌重涩,什么时候很想请英语专家再斟酌一下。)我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后来曾到武汉打听,得知这所大学躲在该省的边远地区恩施,从武汉出发也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有一位女作家曾到那里去过,竟像探险家一样述说着那里的风土人情。我问能不能坐飞机去,被告知:“坐飞机也得好多小时,是小飞机,而且常常降不下去又回来了,因为那里雾多山多。”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却深感中国大地上藏龙卧虎的处所实在不少”。
也许是沾了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的光吧,《文化苦旅》一开始兆头不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的七家著名出版社和海外出版公司都寄来过出版约请,但不知怎么一来,我竟然被一位专程远道而来的组稿编辑特别谦恭忠厚的口气所感动,把文稿交给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结果是,半年后来信说部分稿件在“审阅”过程中被丢失要我补写,补写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后他们又发现我的文章并不都是轻松的游记,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因此决定大幅度删改后付印,并把这个消息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我。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幸亏《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女士风闻后急忙去电话强令他们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寄回。寄回来的原稿已被改划得不成样子,难以卒读,我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又幸亏知识出版社 (现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的王国伟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陈先法先生、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鲁萍小姐都有心救活它,最后由王国伟先生雇人重新清理抄写使之恢复原样,才使这本书死里逃生。
这件事其实怪不得那家出版社,他们是按照自己的工作规范和处世准则在办事,谁叫我事先不打听清楚呢。但我就此联想到,一本书的出版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都得经历七灾八难,越是斯文遇到的麻烦可能越多。只要一步不慎便会全盘毁弃,能像模像样存活下来其实都是侥幸。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曲意奉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在我们漫长的文化延续史上,真不知有多少远比已出版的著作更有出版资格的精神成果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其间自然还包括很多高人隐士因不想让通行言词损碍玄想深思而故意的不着笔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精神成果的大量耗散和自灭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由于一时的需求、风尚、机遇、利益而使历史上某些人的某些书得以出版面世,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连篇累牍的书籍文明的隐显有无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十分困惑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位当代青年美术家曾将几十万个木刻印刷汉字层层叠叠地披挂在屋顶和四壁,而细看之下却没有一个字能被我们认识。这个奇特的作品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文化怪诞感,曾使我深深震动。当然话又说回来,历代总有不少热心的文化人企图建立起一种比较健全的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以求在偶然性和怪诞感中渗入较多明智的选择,尽管至今这还是一种很难完全实现的愿望。
既然如此,我这些零篇散章的出版也仍然是一种侥幸。许多因不趋时尚而投递无门、或因拒绝大删大改而不能付梓的书稿一定会比它好得多。能侥幸就侥幸了吧,读者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便翻翻。
一九九一年夏
❸ 第一个唱茉莉花歌是谁
金牛山下,小战士采摘“茉莉花”
1942年冬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华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四军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当时,何仿只有14岁,是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的一名文艺战士。奉上级命令,何仿随团来到江苏的六合、仪征一带开展反“扫荡”工作。时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指示剧团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搞民族化、大众化文艺,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于是,大众剧团的团员们晚上演戏宣传,白天走村串户,向人民大众学习民间艺术。
在六合金牛山下采风时,何仿听老乡们说,在距离驻地四五华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位民间艺人,不仅会吹拉弹唱,而且满腹的民歌小调。何仿一听兴奋极了,第二天就迈进泥泞的田埂,在一间茅草屋内寻访到了那位30多岁的艺人。何仿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冬天的上午,天空下着小雨,雨中夹杂着雪花。
这位艺人身材瘦长,穿着破棉袄,戴着破毡帽。当他得知面前的何仿是新四军战士,特意来向他请教民歌小调时,就热情地从墙上取下胡琴,校好琴弦,说:“小同志,我给你唱一曲‘鲜花调’吧!”说完他拉起胡琴,用模仿女声的高八度假嗓音唱起《茉莉花》的最初版本《鲜花调》来: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好一朵金银花,好一朵金银花,
金银花开好比勾儿牙,
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好一朵玫瑰花,
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一时间,何仿被这婉转悠扬、优美动听的民歌深深吸引住了,他如获至宝地跳了起来,当场就请艺人教他唱,还一句句地记下了曲谱和歌词,临走时按照艺人教他的方法准确地唱了出来。从清朝道光年间流传下来的这首民歌,从此深深地刻印在何仿的心中。
精心修剪,《茉莉花》超凡脱俗转眼到了1957年,29岁的何仿已是前线歌舞团的作曲兼指挥,完成了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进修深造。那年夏天,总政调前线歌舞团进京演出。在此次演出中,何仿除了要指挥体现部队气魄的《东海凯歌》、《雨花台》两组大合唱外,还要组织一个四人女声小合唱,演唱安徽、浙江和江苏三地各一首民歌。安徽、浙江的民歌《姐在田里薅豆棵》、《李三宝》很快定了下来,江苏民歌没有现成的,何仿想起了那首记忆深刻的《鲜花调》。
但《鲜花调》来源于民间,歌词内容比较散,第一段是唱茉莉花,第二段又唱金银花,第三段再唱玫瑰花,不能给人鲜明的形象和统一的格调;人称上“奴”字如旧戏里的“小奴家”,带有封建色彩;原歌词“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带有明显的挑逗性质,不适合女战士演唱。何仿经过反复考虑,对《鲜花调》动了“大手术”,将歌词中三种花改为一种花,即茉莉花;原来的“奴”,改成了“我”;把第一段的“又怕来年不发芽”放到了歌词的最后。对曲子也作了改动,加了引子,在保留主体三段词同一段曲的同时,加强了前两句的曲调,使之更加生动曲折,并将原来的结束句进一步发展延长,加以悠扬婉转的拖腔,使人有余音绕梁之感。在排练中,何仿要求演唱者展开想象: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女轻盈地来到百花园中,被白花绿叶、清香高雅的茉莉花所吸引,用甜美的声音和赞叹的语气来唱。
《茉莉花》在北京演出后一炮打响,随即受到中国唱片社的青睐。不久,由前线歌舞团1957年学员陈鸿虹、宋桂英、计秋霞、李小林四人女声小组演唱的民歌《茉莉花》被正式录制成唱片,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茉莉花》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从此确立。
1959年,前线歌舞团受命参加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茉莉花》是必唱曲目。为了完成好这次重要的演出任务,何仿第二次修改《茉莉花》,将“满园花草”改为“满园花开”,一字之改,变静为动,艺术夸张,全篇生动;“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太过于直白,改成了“又怕看花的人儿骂”,体现出含蓄之美,再者,三段词的结尾统一为“又怕”后变得更上口;曲调上,何仿认为原来的结束句拖腔较短,没有掀起高潮,意境没有完全出来,有必要发展、变化、延长,于是,将结束音“5”前面的“1”作了延长处理。这样一改,把少女们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恋花、惜花、怜花,欲采又止,羞涩动情的美好心灵,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1981年,时任前线歌舞团团长的何仿又对《茉莉花》进行了新的艺术尝试,他让前线歌舞团青年歌唱家程桂兰用苏州方言演唱。于是用吴侬软语演唱的《茉莉花》再次被制成唱片,很快唱红了大江南北,以至于现在还有人把《茉莉花》误认为一首苏南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