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荷花

『壹』 任颐的绘画史上的意义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本文将主要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与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过渡时期人物的过渡性特征任伯年诞生之年正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近代史的起讫，从1840年到1919年，不过80年3，这是一个从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会向此后的现代民主社会艰难转换的过渡时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磨难。在这一大时代洪流中，比起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义政权的腐朽统治而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等等）来说，像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他“嗜吸鸦片”4成瘾乃至折寿（无独有偶，“四任”中无一有年过六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处在这一前后历史时代之过渡时期中的任伯年，事实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当时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政策下的一个受欺凌受磨难的旧文人、旧画人之典型代表吧。但与此同时，若就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中国人物画方面，他作为近代中国画家因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写真性品格与写意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过渡时期人物基本的过渡性特征，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征。在这三方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后续的另两种并存或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画工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真性品格与世俗性品格，又是由于文人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而由于任伯年所处的先天的与人文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训”的家学）的独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时代及社会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在他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带来了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并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个画家，由于他没有或较少带有这样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性，那么，往往是相互抵牾的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较难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现了。任伯年的画工性与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鸟画的成就如果说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学（其父任鹤声“原是民间写真画工”，“善画，尤长写真术”5；任伯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6），其写真性品格也率先是从学习、从事作为写真术的肖像画之基本要求而来，那么，其世俗性品格，就不仅是来自其直面对象绘制现实中真人的肖像画这样一种从来属于人见人爱、人皆求之的行当，更与他自25岁起即以鬻画（包括肖像画，但主要不是肖像画）谋生有关，尤其是与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一尺”7的“随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画作营销作风有关。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于，他不仅具有画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则，在帝国资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混迹其间的小有名气的画匠而已），还有其同时体现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这一文人性品格领衔而来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岁（1869年）到上海后，也许是出于卖画谋食的需要，更由于是完全进入了后来被史家称作“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其中有任薰、胡公寿、周闲、张子祥、陈允升、虚谷、杨伯润、高邕之、蒲作英、杨岘、吴昌硕等），他除了画写真肖像画之外，主要是致力于学习与创作作为传统文人画最经典题材与图式的花鸟画作品（论家有所谓“近追南田，上窥宋人”9的说法）：他先“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不数年，画名大噪’”10；同时也画《花卉四条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学瞎尊者法”11语）等卷轴画，又画册页小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锻造自己具备了属于更高一个社会文化层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种品格，即文人性品格。从他在自己画作上题写的“略师宋人设色”（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绣球芭蕉》12）、“拟元人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荫小犬图》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枇杷鸡雏》14）、“效元人没骨法”（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卉册》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识，说明他已经完全投身于那种文人画家应有也必须有的创作境界中，他的写意性品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坚实的锻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领略传统精髓中显示的非凡悟性，并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绘画功力——我们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绘制那些折扇与纨扇扇面作品，无论是没骨写意的还是工笔勾勒的，绝大多数都堪称真正叫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几幅纨扇扇面，其中属于工笔勾勒彩绘的《牵牛菖蒲》（中国美术馆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图）、《瓜瓞绵绵》（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己卯/1879年作，第122图）、《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图）、《天竹栖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图），它们无论在画材布置、用笔或赋色上，都做得到位、得体，体现的正是那种中国绘画正统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没骨写意的作品，如《花月栖鸟》（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庚辰/1880年作，第124图）、《藤萝小鸟》（光绪辛巳/1881年第125图），则以其文人气质的潇洒，体现的则是又一种精英性品格，即新锐性品格。画工性与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画的过渡性特征让我们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画创作中来。在人物画作品中，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相互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有更明显的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任伯年的生平记载看，他的画工性品格除了是来自人物写真术的家学影响之外，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从他喜好临写具有工笔与画工画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带来的。比如他早年为姚小复作的《小浃江话别图》（故宫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这幅就“话别图”题材来说本应画成那种自叙传式的人物画的，然而在此画的题跋中他自称“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结果当然画成了一幅工笔模样的山水画——画中虽然还可辨别出他与同好“话别”的场面，却全然是被表现在一个大远景的构图中——话别的人物仅仅是微小的“点景”人物。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图式的另一个源头，即“山水图式+点景人物”的源头——他的“人物”的出场方式，将是从“山水”中自远而近地向我们走来；而这种提供人物出场的“山水图式”所采取的工笔笔法，则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画作中无可回避的画工性品格的潜质。同样作为“话别图”的《东津话别图》（中国美术馆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于前一“话别图”的两年之后。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话别图”的“山水图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笔笔法，不过由于人物来到前景成为主体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图式”转换为仅仅是用以衬托主体（群体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话别图”的“立轴”在此图中也变成了有利于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横卷”）。这可以说既是一幅“山水图式”的人物画，又是一幅“人物图式”的山水画——或者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从山水画图式向人物画图式演变的过渡性形态，一种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形态。如果我们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意境来看，它应该说已经、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这说明，此时的任伯年，就其人格与修养水平而言，不啻已经是文人化了的（由于有关任伯年25岁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几无，对于此点，笔者无法在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的来说（即单就画面形态来说），此画仍然可将它说成是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在30岁之前的那种尚未怎么受到文人性品格影响的形态——一种基本的、多半表现为画工性品格的形态。30岁到上海之后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开始进入“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他通过“上法古人”与学习海上同人的文人笔墨，仿作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传统文人画品格的花鸟画，并把文人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带到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中来。此时他的人物画已经有了两类不同的手法或风格样式：一种是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大多是传统的古装人物题材，它们基本保留着此前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的习性，如1872年作的《游艇吟箫图》（折扇）18；另一种正相反，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习性的基本克服，即转变为对人物采取写生手法而体现的写真性，其描绘的对象当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的写真人物《葛仲华像》19。就上述这两例看，其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与对人写生的写真人物，分别以不同手法表现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创作心态（自主性/客观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画面情境（创造性/写生性）、用笔方式（随意性/谨严性）与写形风格（想象性/写实性）；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的是其过渡性特征中那种“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而且它们是通过不同的作品分别来体现的。任伯年1877年（38岁）画的《饭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对于论证笔者的看法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间偏左的主体人物（饭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衬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采用完全对人对景写生的手法，因而是属于写真的；而右端的两名陪衬人物（提壶的与端茶的仆役），明显是因为右边画面太空而信笔添加上去的，由于没有写生的模特（在写生饭石先生时，可能真有两名仆役进来上过茶，但转身即离去了——后者作为仆役，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像主人那样作为模特来获得肖像写生的权利与荣耀），只能是由作者凭空或根据记忆将他们画出来，成为信笔由缰的非写真的写意人物。主人与仆役，写真与写意——前者（包括陪衬景物）画得精妙绝伦；而后者与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与结构比例上就大为逊色，不能不相形见绌，尽管我们看得出作者在两者具体衣纹处理上力求了风格的一致。这是把“对人写真”与“信笔写意”的两种手法在一幅画中实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这幅画在这两方面的不和谐与不统一，在明眼人的眼中还是显然的，不能不是一种瑕疵或破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某种过渡性特征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任伯年人物画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岁以后。也许任伯年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自觉到像他在《饭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会造成画面事实上的不兼容与不融合，他此后的人物画就没有再重复他的这种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张益三像》21中，其主体人物与陪衬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笔笔法写真的（主体人物坐的石头可能有一点意笔笔法，但绝无伤大雅）；1885年作的《赵德昌夫妇像》22 也是风格与手法浑然统一的：两个主体人物与其陪衬景物均为工笔写真，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现上略施意笔（或没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为与其“亦师亦友”的同好吴昌硕作的《蕉阴纳凉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当属任伯年这类工笔写真人物画臻于“传神”的艺术最高成熟度的颠峰之作——作者显然对自己所面对描绘的对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几次为吴昌硕画过写真肖像，如1886年的《饥看天图》、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画起来已是那么胸有成竹。此画无论画面布局，还是对人物的造型与精神面貌的刻画，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来加以挑剔都将无懈可击！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画可以说又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传统文人画笔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写真的信笔人物画中，但与他早年那些强化“钉头鼠尾”笔法而用笔较死的传统题材信笔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欣赏他56岁临终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运用文人花鸟画意笔笔法画的《人物册》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图，即《人物册之一》、《人物册之二》、《人物册之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第87图《人物册之二》画的是一位依杖于荒郊山路旁的白发驼背老翁，正扭头仰望远处上空。主体人物神态生动，造型精确，陪衬景物逸笔草草，点到为止。这是一幅以信笔写意的精神画出（写出）的兼工带写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达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这里的所谓“化境”，意味着他的画工性品格已经并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技巧的熟练，并已完全渗透到了文人性品格与意境的具体表现中。无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复兴带来更大推动，并取得更丰厚的创作实绩。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任伯年以他在清末传统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别开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画品格中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既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画家的一般特点，又与他的家传家风以及社会生活与艺术环境的独特性相关，同时也与他既作为人物画家又作为花鸟画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紧密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他仅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这种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种从无机性与外在性到有机性与内在性的转变或转化，即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或转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或转化的人，才能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充分、客观的估量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画中的画工性品格所表现的写真性特点，又具体体现了他所处的近代中国画坛面临日趋强盛的“西画东渐”时风的影响的特点——这同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西洋画在中国已经得到传播，但这一画种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写真性特点（无论是来自中国绘画传统的工笔写真，还是来自西洋绘画传统的写实写真），对于描绘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物来说，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另一门西洋技术即照相术（它发明于任伯年诞生的前一年）还不是相当发达（也处在过渡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写真肖像画，至今仍将作为他的那一时代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因此对于他的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写真性特点，在这个角度上说，更应当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画中应有的时代特征与非常宝贵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不仅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坛优秀人物画传统的新的集成与发展，而且直接成为形成此后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的源头与先声：其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直接发展形成了现代上海“海派人物画”兼容并蓄的特色（如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国人物画）；其人物画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一定意义上成为强调造型与写实风格的“京派人物画”（40年代徐悲鸿、蒋兆和的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基础；而其人物画（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在写实造型基础上更强调文人画意笔笔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画”（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形成，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笔中国人物画）形成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伯年的中国人物画不仅是中国近代海派绘画在人物画方面的代表，还是现代“海派人物画”与其他学派人物画直接与间接的共同源头；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创作实绩而言，他不仅应当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还应当视为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画全面复兴之路特别是人物画复兴之路的先驱者。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贰』 杭州哪些景点能观赏荷花

1、曲院风荷

推荐理由:
杭州赏荷以曲院风荷最著盛名,曲院风荷中的荷花品种各异,风景是以水面为主,分布着白莲、红莲、重台莲等名贵的莲花,水面还配有造型别致的小桥,游客可以漫步桥上,穿梭于荷花的世界中。以西湖为中心,比较密集的观赏地点在后孤山、平湖秋月和北山路。荷花节期间还特别设了曲院风荷和郭庄为主会场,分会场在植物园、三潭印月、虎跑公园。
杭城公共自行车资源丰富,当然您也可以骑着单车悠游西湖。沿着西湖环绕一圈,从曲院风荷前往断桥,再缓缓驶过岳庙,然后一路游览苏堤,终点是南屏晚钟。据说这是最经典的西湖游赏线路之一。
2、北山路
推荐理由:
从断桥开始,到新新饭店对面,再到北山路84号对面,再转弯到西冷桥边,这四大块荷塘,是西湖荷花最集中的区域。北山路是最适合拍荷花的。荷塘面积大,荷花集中,什么样子的荷花都有。而且荷花塘就在岸边,可以跟荷花拍合影。新新饭店对面还有个亲水平台,方便摄影爱好者支起照相机的三角架。
拍荷花,最好一大早就去。荷花也跟我们人一样,早上精神好,花朵、叶片上还挂着露珠,西湖边人也少。不要傍晚去,荷花经过烈日一天的蒸烤,都蔫掉了。

『叁』 莲文化！

《爱莲说》

（宋）周敦颐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原文据清仪封张伯行正谊堂木刻《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八）

『肆』 为什么说荷塘月色写得好

我也不觉得哪里好，就是因为是名家朱自清写的，比他写的优美的作品多了，不过对于小学生来了赏析：
荷塘月色 带着淡淡的忧愁走出家门，趁月色出来散心，顺着幽静的小路一路走来，自然而然地来到了日日经过的荷塘边，一去看那月下的荷塘。月色下的荷塘是那样的美，比之白天又别有一番风致。荷叶是亭亭的如舞女的裙，可以想见荷叶随风起舞时婆娑婀娜的美妙身姿；而点缀其间的白色的荷花，不禁让人想起她“出污泥而不染”的特性。荷花又是形态各异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用上“袅娜、羞涩”二词，在作者的眼里荷花俨然已是仙子一般了。作者用细致的工笔和绝妙的比喻，对荷叶的形神、荷花的资质进行一番令人神往的描绘，荷花、荷叶的优美形象似已展现眼前。
这还不是最美的，一缕“微风”让这副极美的荷花图动了起来：“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霎时，荷香如歌，似有若无，花叶颤动，流波溢彩，叶、花、形、色、味浑然一体。人也在微风中全身心地沉醉在这荷塘美景之中了。
而这似乎还不够极致！再看看塘上的月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叶下的流水被密密的叶子遮住了，不能看见，而叶上“如流水”一般的月光却在 “静静地泻”着，一个“泻”字，化静为动，使人看到了月光的流动感；“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一个“浮”字又突出了雾的轻飘朦胧。叶子和花在薄雾笼罩下，迷迷蒙蒙，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如梦似幻。月色迷蒙柔和、薄雾轻笼飘浮，这月下的荷塘真是恍如仙境了！满月而有淡淡的云雾，给人的感觉如“小睡”一般，正如作者此时的心境，却是恰到好处。作者在这里无意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喜悦。“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像是画在荷叶上。” 杨柳的倩影不是 “投”在荷叶上，作者偏偏用了一个“画”，仿佛是一位绘画高手在泼墨挥毫，精心描绘一般，使投在荷叶上的影子贴切自然、美丽逼真，富有情趣。 “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月色清淡，黑白相间的光和影犹如和谐的旋律，荷香缕缕，水乳交融，作者如此细腻入微的感受真是令人如痴如醉！
这美丽的景色可以让作者忘记自己的忧愁了吧？但是“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作者还是无法摆脱那一缕愁绪，淡淡的哀愁与淡淡的喜悦相互交织，给优美的月下荷塘披上朦胧的轻纱，清幽淡雅、安谧柔和、朦胧和谐，荷塘与月色融为了一体！
读着朱老先生的《荷塘月色》，便宛若置身荷塘一般，仿佛在那幽径上走着的是自己了。那亭亭碧绿的荷叶，那婀娜多姿的荷花，月色迷蒙、薄雾缭绕的荷塘便又展现在眼前。
一 以真言写真景
《荷塘月色》描写了哪些景物呢？文题标得明白：一是荷塘，一是月色。在历代诗文中写荷塘的不少，写月色的更多。但本文的“荷塘”、“月色”绝对区别于其他的“荷塘”、“月色”。这里的荷塘不会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里的月色也不能是“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这里的荷塘是“月下的荷塘”，这里的月色是“荷塘的月色”。正因为作品鲜明地突出了景物的特色，生动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环境下了特定景物，文章所要抒发的真挚感情才有可靠的寄托，才让读者感到真实亲切。
先看对荷叶的描写：“叶子出水很高，象亭亭的舞女的裙。”如果我们抛开特定的环境，用“青翠的玉盘”来比喻荷叶行吗？当然行，而且表现力还相当强。这样的描写既绘出了荷叶的色，又表现了荷叶的质，还状摹了荷叶的形。然而这种比喻只好在朝霞、夕照里，或蒙蒙细雨中，绝不能在淡淡在月光下。夜不辨色，更难辨质，月色中所见的荷叶，主要是其自然舒展的形态，与裙十分相似。
写荷花，原文连用了三个比喻：“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荷花娇艳华贵，堪以美人作比。宋代诗人杨成里的《莲花》诗中就有“恰如汉殿三千女，半是浓妆半淡妆”的句子。朦胧的月色中把荷花看成美人，而且是刚出浴的，朦胧之感恰当好处。相反，若不是在朦胧的月色中，而将荷花比作“明珠”和“星星”也有几分牵强。
文章这样描写荷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断断续续，似有似无的感觉绝不会产生于书声琅琅的清晨，也不会产生于阳光刺目的中午，只能产生于“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的寂静的月夜。我们再看另一个写花香的句子：“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清香，香气似乎也是淡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紫藤萝瀑布》）这是灿烂阳光下的花香，紫色的花儿正“在和阳光互相挑逗”着，满目耀眼的紫色刺激得作者生出“香气也是淡紫色的”这样的感觉显得十分自然。
直接描写月光的只有一句，本文多是以影写月，这也是被历代文人所称道的表现技法。“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弯弯的杨柳的倩影，却又象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这里的黑影参差且斑驳，给人一种摇荡起伏的去感。为什么？就因为它是落在荷塘里。荷塘里“微风过处……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象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黑影落在这波痕上面，当然更显参差和斑驳。也正因为荷塘处于这种动态，杨柳的倩影才象“画”而不是“印”在荷叶上。也正因为有了那道凝碧的波痕，光与影才现出一条条五线谱似的曲线，让人联想到“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
二 以真言抒真情
文坛许多作家为了写出不朽之作，都刻意追求作品能反映自己的真情实感，但文章写出来，又往往给人矫揉造作之嫌。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缺乏精深的语言功力，以至造成一字不稳，真情尽失的遗恨。《荷塘月色》一文则能以准确贴切的语言，抒发出作者因置身于良辰美景而生出的“淡淡的喜悦”，以及社会带来的又终究难以排遣的“淡淡的哀愁”。
荷塘月色是美妙温馨的，这样的景色当然能给人以喜悦。本文少有直接抒情的句子，但透过写景的词语便不难体察作者当时喜悦的心情。叶子象裙，裙又是“亭亭的舞女的”；花是“袅娜”地开着，“羞涩”地打着朵儿；花香似“歌声”，光与影如“名曲”。这些词语哪个不饱含喜悦色彩？但这种喜悦毕竟是“淡淡的”，没有激动和狂喜。上节提到的删去的“刚出浴的美人”一喻，除了它有悖于特定的环境外，也与“淡淡的喜悦”这一特定的情感不谐。试想，面前立一群“刚出水的美人”，表现出的喜悦还能是“淡淡的”吗？
在整个写景过程中一直充溢着这种“淡淡的喜悦”，但原文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后还有一句“峭楞楞如鬼一般”；仅此一句，就足以搅扰了温馨的美景，破坏了喜悦的心情。峭楞楞的鬼影带给人的只有恐怖，没有喜悦，就连那“淡淡的哀愁”也不会由此产生，更不会生出“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如此美妙的联想。
尽管身处良辰美景，到底无法排遣“淡淡的哀愁”。“一个人在苍茫的月光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语中置一“觉”字，文章便增添了无穷意味；少这一字，则真成了自由的人，那就只有喜悦，没了哀愁。还有，“白天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中的两个“一定”，更能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难言的苦衷。
在对美景的描写过程中应该尽是喜悦了吧？也不尽然。看这句：“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的光，没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描写路灯，尽选消极的词语和事物，而且句式舒缓，语调低沉，读者从字里行间似乎能听到作者无可奈何的叹息声。同是写灯，《我的空中楼阁》是这样的语言：“山下的灯把黑暗照亮了，山上的灯把黑暗照淡了，淡如烟，淡如雾，山也虚无，树也缥缈。”句式整齐，节奏明快，在这如歌的行板中洋溢着作者按捺不住的喜悦。以上两段描写，词语当然不能互换，就连句式也绝不能互调。
解析 [编辑本段]《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此时，正值“四·一二”运动蒋介石背叛革命之时。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爱国知识分子朱自清，面对这一黑暗现实，他悲愤、不满而又陷入对现实无法理解的苦闷与彷徨之中。怀着这种孤独苦闷的心情，朱自清先生写下了《荷塘月色》这篇文章。
《荷塘月色》是现代抒情散文的名篇。文章借对“荷塘月色”的细腻描绘，含蓄而又委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 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为我们留下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在苦难中徘徊前进的足迹。
作者简介 [编辑本段]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华，号秋实，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民主战士。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海州（今连云港市），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海州任承审官10多年。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朱鸿钧由海州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朱自清妻子名叫陈竹隐。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 朱自清在扬州生活了13年， 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扬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文化城，其湖光山色，风物宜人，曾使多少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欧阳修等流连于此，寻幽探胜，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章。扬州也是一个英雄的历史城，在抵御异族侵略的历史上，曾谱写下无数辉煌的篇章，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古城的绮丽风光和浓郁的崇尚文化的风气，于无形中陶冶着少年朱自清的性情，养成他和平中正的品性和向往自然美的情趣。而扬州美丽的山水，更如雨露般滋润他的心灵，哺育他的感情，丰富他的想象力，使他的情怀永远充溢着诗情和画意。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远的。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处女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毛泽东曾赞扬过朱自清的骨气，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7年，朱自清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抗议当局任意逮捕群众。 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不够，更无钱治病。当时，国民党勾结美国，发动内战，美国又执行扶助日本的政策。一天，吴晗请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美援面粉》的宣言书上签字，他毅然签了名并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这年（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贫困交加，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朱自清病逝后，安葬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墓碑上镌刻着“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1990年，其夫人陈竹隐去世，与先生合葬在一起。
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给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朱自清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朱自清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二百多万言。遗著编入《朱自清集》、《朱自清诗文选集》等。 ，作为教育来用还是比较浅显易懂的，给你一个全文解析：

『伍』 广东看荷花最佳地方

广东看荷花最佳地方推荐

6月伊始，漫步在大大小小的公园，细心的你会发现不少地方的荷花/莲花已“才露尖尖角”。这意味着广东很快就要进入荷花盛开的季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观赏荷花的季节，无论你是爱荷之人，还是摄影之友，相信你都不会错过夏日应景荷花。广东有很多可以看荷花的地方，小到公园，大到旅游景区。现在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几个最佳赏荷好去处。看看有没有你心目中的赏荷优选地?

广州南沙湿地

南沙湿地景区被评为“羊城新八景”之一，进入夏日，南沙湿地咸淡水交界处生长的千亩荷塘盛放迎客，必会让你流连忘返。

南沙湿地景区地处珠江出海口，在咸淡水交界处生长的千亩荷塘别具韵味，景区内种有各类荷花、莲花近百个品种，如牡丹荷、江溪红莲、五色睡莲、香睡莲等，是珠三角地区市民赏荷消暑的好去处。

景区内有九曲莲花桥，闲步桥上，看着满池的荷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还不时飘来一阵清香，令人心旷神怡，恍如身在画中。而南沙湿地设置的游船赏荷，乘坐游船不仅可较近距离欣赏到睡莲，还可穿梭于荷花池中，与荷花来个亲密接触，是赏荷、拍摄荷花的首选。

【乘公交】

共交通线路：广州地铁四号线到蕉门地铁站——坐南沙2路到百万葵园——坐南沙11路到南沙湿地公园站或者地铁四号线蕉门地铁站——转南沙23路(节假日旅游专线)——南沙湿地游览区

【驾车线路】

南沙湿地景区距离广州市中心约60公里，直达车程约1小时，自驾车游客来南沙湿地可以通过“南沙港快速路”直达“十六涌钢铁基地”出口下，从出口到南沙湿地景区约2公里，出收费站后按“南沙湿地”指向牌行驶。

深圳洪湖公园

荷花是洪湖公园的主题花卉。公园利用二、三级湖广植荷花、睡莲和其它水生花卉，面积达100多亩，品种100多个，是华南地区种植荷花面积较大且品种较多的荷花景观种植基地。自1988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荷花展，前来参观荷花景观的游客逐年增多，对弘扬荷花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96年以来还组织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和提供优良品种，分别帮助指导香港和澳门园艺单位栽培荷花，增进了深、港、澳地区之间的荷花文化交流。2001年6月，公园还建成开放了目前我国唯一以荷花诗文为题材的咏荷碑廊。碑廊长100米，书法作品85幅，国内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启功、沈鹏、王子武、佟韦等为碑廊提供了精心之作。咏荷碑廊的建成开放，是深圳一个新的文化景观和学习园地，也是市民和游客赏荷、咏荷、品书、观景的好去处。

【乘公交】

途经公交线路：23、27、213、206、300、303、312、315、357

三水荷花世界

据了解，三水荷花世界是目前世界上规模较大，品种资源较为丰富，集建筑、 雕塑、荷文化于一体的荷花生专类园。三水荷花世界占地1000亩，水面积600亩，坐落在“鱼米之乡”三水市旅游经济区东南部。

目前，园内可观赏到480个珍稀的荷花品种，其中有太空培育的“太空莲”、辽宁省出土的“古代莲”等珍稀品种，数十个睡莲品种，包括从台湾引进的四季开花的既可观赏又可食用，同时更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的香睡莲品种，以及各种罕有的水生植物。还有直径达1.98米，可以承重40公斤的王莲以及形态万千的数百个水生花卉品种。

【驾车线路】

广东省内驾车方案：广州方向沿广三高速于三水1出口下高速，往清远方向约两公里左转直入荷花大道到达终点。

【乘公交】

1、广州汽车客运站转乘长途汽车：广州汽车客运站-肇庆广宁汽车站(坐1站)、广州汽车客运站-肇庆怀集粤运汽车站(坐1站)到三水长途站下，走到三水汽车站(公交站)转乘旅游城巴三线(坐3站)到三水荷花世界总站乘佛山蓝鲸巴士即可到达景区，或三水城区乘坐609路公交荷花世界站下即可。

2、广东省汽车客运站转乘长途汽车：广东省汽车客运站-佛山三水车站(坐1站)到佛山三水车站下，走到三水汽车站(公交站)转乘旅游城巴三线(坐3站)到三水荷花世界总站下。

东莞桥头镇

东莞桥头镇荷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家家户户喜爱种植荷花，拥有数千亩荷塘，每到夏天荷花怒放时节，远近文人墨客都到此赏荷、咏荷。

为了重现桥头荷塘美景，近年来，桥头镇政府在寸土寸金的镇中心区，退耕还湖，开辟出300亩莲湖，广种荷花，延续桥头镇荷花文化历史。现在，桥头镇的`16个村居，每个村都有大大小小的荷塘，“一塘一品种”，遍植荷花，形成了一道完整桥头赏荷风景线，如今，桥头镇已重新成为珠三角地区赏荷最佳景点之一。

【乘公交】

1、城区(莞城、东城、南城、万江)可到东莞总站、南城车站、榴花车站、汽车东站乘坐75路、79路、84路、106路、109路、305路等公交车;

2、水乡各镇(道窖、洪梅、望牛墩、中堂、麻涌)可到东莞总站乘坐75路、79路、106路公交车;

3、北部各镇(高步、石碣、石龙、茶山、石排、企石)可乘坐75路、106路、84路、305路公交车;

4、沿海各镇(长安、虎门、厚街、沙田)可乘坐305路、202路、207路、86路公交车;

5、中部各镇(寮步、大朗、大岭山、东坑、横沥、常平、黄江)可乘坐79路、86路、202路、207路公交车;

6、山区各镇(塘厦、凤岗、清溪、樟木头、谢岗)可乘坐84路、106路、206路公交车

【驾游推荐线路】

鹤山古劳水乡

鹤山古劳是珠江三角地区最典型的水乡，一条长长的大堤把水乡与美丽西江分隔，堤内有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鱼塘，有一片片种满或金灿灿或青翠欲滴庄稼的农田，一条条由青石板铺砌的田基蜿蜒围绕着整个水乡。水乡间或点缀着一座座斑驳小石桥和浓密的榕树，特别傍晚时分炊烟从农舍凫凫升起的景色，正让人心神簇荡，悠然向往。“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水乡最美的写真!

如今人们提到古劳水乡,总是将其与荷花世界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一直以来,水乡也是旅游爱好者赏荷、拍荷的最佳选择。据悉,每到荷花盛开的季节,连绵数百亩的古劳水乡横海浪自然生态区的荷花世界就会成为游客的首选。而自古劳旅游开发中心成立,荷花世界就一直被作为水乡游主打产品来推广。(欢迎关注公共微信：广州背包驴)

近赏花时节,这里渔船便频繁出动,赏荷花、采莲子的人增多。坐一叶扁舟,便可以随意掬起墨绿的水,轻撩起盎然的水草,感受南国水乡款款风情。在当空的烈日下,还有人摘片荷叶戴在头上当帽子,别有一番乐趣。

【专线】

乘鹤山汽车站至古劳镇的专线车可达。

【驾车线路】

广州--开平高速，在鹤山出口下，直接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