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裸体
1. 刚看了古人常常洗澡,那古人用什么便便呢
古人用什么擦屁股
摘要:本文追溯了三国至明清期间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厕筹在三国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而使用手纸的正式记录由元朝蒙古族开创,此二者皆为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特征。
关键词:厕筹;手纸
古人大便后用何物拭秽?港剧《寻秦记》提出了这一问题。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香
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何物,项说:“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失笑。对呀,古人用什么擦屁股呢?
本文逆时间之河而上,由近到远追溯了古人拭秽风俗流变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不排除某些地区某些人还在使用五花八门的其他物事,但是主流是人们普遍用卫生纸,因此我们考证历史,也仅仅考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的主流。
元明清--粗纸时代
清朝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以考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
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 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朝皇宫中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
“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
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
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
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
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
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
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
》:“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
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
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
》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
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
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
。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
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
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
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
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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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是清代大型皇家园林,它坐落在北京西北郊,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所以也叫圆明三园。占地面积3.5平方千米,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五十余景
4. 沐浴的礼仪
根据我国诸多 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臣职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摘了一段,如下文;
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人用浴器沐浴的情景。
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为隆重礼仪的先秦。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和考究,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前要进行两次斋戒,第一次在祭前十日或三日举行叫戒,第二次在祭前三日或一日进行叫宿,均由专职官员主持一定的仪式,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五日则镡汤请浴,三日具浴。其间面垢,镡tan潘请缋hui;足垢,镡汤请洗”。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礼记·内则》载:“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又载:“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太子出生,国君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载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浴,五日具浴。”又载:“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礼记·玉澡》还规定“君子之居恒当户”,“日五盥,沐稷而缋hui梁,”“居外寝,沐浴。” 《礼仪·士虞礼》规定,举行虞礼祭前,参加祭祀的人要先洗头洗澡,所谓“虞,沐浴”。虞即虞礼,于日中致祭,以安死者魂魄的祭礼,是为虞礼。
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正是沐浴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总结,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也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二、秦汉皇帝沐浴异闻
秦国嬴政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称始皇帝。当时陕西临潼县骊山有温泉,秦始皇在咸阳建都以后,便在骊山广修殿宇,砌石成池,赐名“骊山汤“,浴室骊山温泉成了秦始皇的御洗之地。
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辛氏三秦记》载,相传秦始皇有一天来到骊山洗浴,见到一位美女在那苍翠清幽的泉边亭亭玉立,美貌异常,便顿生淫心,不顾礼节,上前去调戏。美女被激怒了,张口向秦始皇吐唾沫反击,秦始皇立刻身上生疮,流血淌浓,疼痛难熬。秦始皇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神女,吓得惊惶失措,向神女百般告饶,祈求宽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涤,治愈了病疮。所以骊山温泉又名“神女汤”这个传说颇有意思,神女惩罚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当他知过谢罪后,又用温泉洗愈了他的病疮。这说明骊山温泉具有“吞肿去毒”的医疗功能,故到《辛氏三秦记》云:“后人因洗浴”。早在秦代人们就认识到骊山温泉的这一功能,纷纷来温泉洗浴疗疾。这个传说也说明秦始皇十分喜欢沐浴这一事实。
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中筑有水道,将渭水、樊水引入宫中,而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宫,以致使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又许多沐浴设施,专供嫔妃洗浴,而这些沐浴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可吸纳河水,又能经过循环排出污水,甚至有过滤渭水、樊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淌。阿房宫中的沐浴设施可谓奇巧,杜牧的描述虽不免有文学的虚词夸饰,但自立行间仍有真实的历史遗影,可以视为阿房宫中盛行沐浴的例证。
进入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亦留下与沐浴相关的记载,自先秦以来,有临河祓禊的习俗,即暮春三月到河中洗浴亦祓除不祥,去病消灾。此俗在汉代十分流行,汉武帝曾经常临河参加祓禊活动,在霸水洗浴以去不祥祈子。
古人举行重大祭祀前,与祭者为表示对神灵的敬惧,都要沐浴净身,否则就会亵渎神灵,据《益都耆旧传》载,有一年,汉武帝到甘泉宫去祭祀,时任侍中的蜀人张宽随同前往。一行人马走到渭桥时,汉武帝突然发现在桥下的水中有个女人载洗澡,奇怪的是,那女人的乳房非常之大,足有七尺长。汉武帝十分诧异,便派人去询问。那女人说:“皇帝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人,知道我的来历。”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汉武帝又让人去问。张宽回答说:“她是天星,主管祭祀,祭祀者如果斋戒不洁净,长乳女人就会出现。”所谓斋戒,就是要求祭祀者在祭祀之前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很显然,主管祭祀的天星是负责监督祭祀者斋戒的,天神深恶斋戒不清洁,“每斋即降而视之”。按张宽的解释,天上主管祭祀的天星肯定是发现祭祀者斋戒不洁净,才幻形长乳女人在渭水河中洗澡,以告诫祭祀者要认真地沐浴净身,否则不仅不能免灾获福,恐怕还要获罪。经历此事后,想必汉武帝再参加祭祀活动,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沐浴净身了。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礼仪·聘礼》所载的“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霍光传》载:“光时休沐出。”王光谦补注云:“《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河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下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三、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
贵族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仪容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对沐浴格外钟爱,还专门撰写梁三卷《沐浴经》,大力倡导沐浴,可称是中国最早的沐浴专著。为此在当时洗头洗澡成为人们日常清洁卫生的生活环节。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生活习俗,古人洗头如此之勤是有原因的,因为古代无论男女均束发覆巾,容易积累尘腻,所以必须勤洗头。
晋元帝司马睿和太子司马绍父子之间有一段有关洗头的对话十分有意思。史称“性至孝”的太子司马绍听说父皇洗头,专门上启表示祝福,因为“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而晋元帝的回答是头上“大垢臭”,故而要好好洗一洗。看来一头长发要洗一洗也是很费劲的,司马绍又说,听说洗头洗了很久,想必十分疲劳,不知父皇龙体如何。晋元帝回答:洗去垢腻感觉特别好,身子一点不感到疲乏。洗头舒服,溢于言表。
《礼记·玉澡》曾对洗澡规定了一套程序,沐浴出水后,要分用干净的精、粗两巾擦拭身子,然后再用热水淋身,披上专门的布衣,以俟身燥,其间还要喝一些饮料,以止口渴。这样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古人还有沐浴必更衣的习俗,《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晋代贵族已将沐浴作为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遵循古俗沐浴必更衣。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载,车骑将军桓冲喜欢沐浴,因其节俭不爱穿新衣。一次桓冲沐浴后,妻子故意送新衣给他。桓冲生气地催促拿走,其妻说:“没有新衣,哪来的旧衣。”桓冲听罢大笑,便穿上了新衣。桓冲沐浴,其妻送衣,且不论新衣旧衣,当时人洗完澡必要换衣服,换上干净衣服自然舒服多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诚如唐人杜牧《润州》诗中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的人对待沐浴各有不同的态度,一是不好沐浴,一是沐浴成癖,走向极端。
南朝济阴冤句人卞彬,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但卞彬由于“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导致身上虱虫极多,尽管淫痒难忍,但他仍然不沐浴,并声称也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饥要食,困欲眠,污垢需清洗,这是作为文明人都会有的生活内容,只有经常沐浴,才能使人清洁卫生。而南朝齐人何佟之却又沐浴成癖。何佟之出身于名门贵族,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在历史上何佟之除了才高出名外,要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有沐浴癖,史书称其为人性好洁,往往一天之内,要洗浴十几次,几乎是成天不停地洗浴还觉得不够。由于何佟之一日十几洗,时人送给他一个响当当地外号叫“水淫”。沐浴净身,讲究清洁卫生,本是个良好地生活习惯,然而,何佟之似乎有些过分,一天洗十几次澡,这样的人世上确实罕见,故而,唐人李延寿撰写《南史》为何佟之作传时,就突出地写了何佟之地沐浴癖。这一点确实让何佟之出尽了风头,明人李贽、冯梦龙在其著作中都大谈何佟之洗浴。
四、隋唐皇家爱洗温泉浴
古人很早就流行洗温泉浴,但温泉浴地盛行是在唐代,由于皇帝酷爱洗温泉浴,所以,人们一提起温泉浴,就想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
陕西骊山温泉,在秦代就有“神女汤”的美名,自秦以后,千城万国之民接踵而来洗温泉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骊山建起“汤浴宫”;天宝六年,唐玄宗大兴土木,再行扩建,将泉池纳入豪华的宫殿内,改称为“华清宫”,因为宫殿再泉池之上,所以又名“华清池”,专为帝王所享用。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有专人管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这温泉监一官就是专门负责皇家汤池事务的专职官员。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华清宫御汤遗址内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太子汤、尚食汤等五处汤池遗址。这就映证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汤十六所》的记载:“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亦云: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战鹩叱觯捎盅笆馈
可见当时华清宫内温泉浴之多,正是华清宫的鼎盛时期。
唐代皇帝从唐太宗开始,大多喜欢温泉浴,唐高宗李治有《过温汤》诗。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十二月驾临新丰温宫,赐浴汤池,大臣们还纷纷献诗,上官婉儿也赋绝句三首进献,名为《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而唐玄宗李隆基身体力行,罢温泉浴推向极盛。唐玄宗每年十月要偕杨贵妃到华清宫过冬,沐浴嬉乐,尽情享受温泉浴的乐趣。
当时古都西安四周有不少温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汤、石门汤和凤泉汤。骊山温泉成了皇上的御洗之地,凤泉汤也是皇上常去之地,唐玄宗在《幸凤泉汤》诗中抒发“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而位于蓝田汤峪河口西侧的石门汤,虽然唐玄宗未能驾临,然而他却十分关心,特赐名“大兴汤院”,并以水温高低开辟玉女、融雪、连珠、濑玉和濯缨五个汤池。当时,长安各阶层人士前往沐浴,盛极一时。
对于温泉的疗疾养生作用,唐玄宗亦多有认识,他常泡华清宫温泉,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一诗中云: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瑗yuan。
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五、宋元士大夫酷好沐浴
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宋元士大夫沐浴形式多样,像身居高位,官至太傅的杨戬自己在家中建有专门的浴池,颇类似今日有钱人家的家庭游泳池。
杨戬是宋徽宗时的宠臣,权倾一时,他建一豪华大池,喜欢独自一人入池沐浴,不过他的沐浴与游泳似乎是合为一体的,看来他是很会享受。在杨戬之前,权贵建有这种私人游泳池的不乏其人,《新五代史·雷满传》载,唐末朗州雷满在自己府中开凿了一个很深的池子,有客人来访,就在池边设宴,酒酣之际,将酒杯扔进池中,然后赤身裸体入水摸取酒杯,在水中嬉戏够了,才出水穿衣再饮酒。雷满建池主要是为了嬉水寻欢,而杨戬则主要是沐浴,因为他每入池,必命人再池上放置沐浴用的“浴具及澡豆”。游泳只是沐浴时的一种娱乐享受。
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形业。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他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三人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服务完善,还专门设有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从揩背服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失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自宋至今,公共浴堂(如今日的桑拿浴)都有专门为顾客而设的揩背服务。
由于士大夫已经养成经常沐浴的生活习惯,对那些不好沐浴的士大夫,人们嗤之以鼻。窦元宾虽出身宰相之家,又有才华,但只因他总是长时间不沐浴,世人送给他一个“臭”字,“窦臭”,不仅在当时光为人之,成为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而且后世亦把他当做不好沐浴的典型加以嘲讽。
温泉的开辟利用由来已久。内蒙古东南部经棚镇东北32公里处有一处温泉,名叫克什克腾阿日山,俗称热水汤,据《热河经棚志》载,热水汤为经棚十二景之一,每逢春暖花开时,人们纷纷来此沐浴治病健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宋人王桓路经此地洗了各温泉浴,并写下《宜浴温泉》诗云: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尤是在山青。
沐浴不仅使人感到一身轻松,而且洗出诗兴来,可见王桓对温泉浴的偏爱。
福州温泉在北宋嘉佑年间就已被广泛开发利用,全盛时期共有大小浴室四十多家,分为官汤和民汤。宋代民族英雄李纲不仅入汤沐浴,还赋诗赞曰:
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清华第一汤。
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北宋彭应求于景德年间赴推官任途中借宿重庆北温泉的温泉寺,享受温泉浴后,赋有《宿温泉佛寺》诗。理学家周敦颐于嘉佑元年舟走温塘峡,到北温泉讲学、沐浴,又为彭应求诗作序,书刻了《周敦颐彭推官谕州宿温泉寺诗序》石碑。朱熹在庐山温泉沐浴后,曾探讨庐山温泉的成因:“谁点丹黄燃,?此山池水?”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从这些记载均可见宋元士大夫们喜欢温泉浴甚过一般人。
元人郑元佑《遂昌杂录》记载说,元代著名禅师温日观与大书法家鲜于枢的父亲是挚交好友,鲜于父子喜欢沐浴,家中不仅设有浴室,还有上等的浴具和澡豆。温日观每次来到鲜于家,鲜于父子必具汤请他沐浴,鲜于枢还恭敬地呈上澡豆。正是这个缘故,温日观成了鲜于家的常客。
宋元时士大夫爱好沐浴已蔚然成风,表明当时个人非常讲究清洁卫生,并且把沐浴当做一种享受,为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六、明清市民沐浴笑话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云:“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明清人得沐浴生活反映在市民口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沐浴为内容的笑话。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混堂几乎是各色人等会聚一堂的小社会,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隙穑笠滦∫乱驯蝗送等ィ录洌魅粟狡渫祭担骞俜呱酰舜魃疵弊叛ィ源党嗌恚街谌嗽唬“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豫章醉月
子评曰:“好个衣冠模样,这光景诉与谁行。”没什么好办法,看来义官只有自认倒霉。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云: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
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郎瑛曾说混堂之水“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然而此人却说出一番令人喷饭的话来,可笑正在此。
去混堂洗澡只是明清人沐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人还是在家洗澡,即便贫穷之家也有洗澡习惯,只需用一担柴烧上一锅热水,便可洗上一次澡,方便易行。明人陈眉公篡辑的《时兴笑话》卷上有一则笑话云:
有留客吃茶,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不至,汤滚,则加以冷水,加之以久,锅都添满,妻谓夫曰:“茶是吃不成了,留他洗了浴去罢。”
烧水泡茶,家贫无茶叶,借茶又未借到,烧满了大锅热水,客人茶吃不成,澡倒可洗一洗。看来明清待客亦有留客洗澡之俗。
明清笑话中有一类是专门嘲讽说大话的笑话,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二十有一《大浴盆》笑话云:
好说谎者对人曰:“敝处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万人同浴。”陕西法门寺《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记载法门寺浴室院“僧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每日有僧俗人千余沐浴,可见浴室院规模之大。“可使千万人同浴”的脚盆看上去很荒唐,却与法门寺浴室院“日浴千数”的夸张一样,笑话本身还是具有生活的影子。
和尚、道士在法事活动之前,均要沐浴净身,表示虔诚敬畏,僧、道沐浴习俗由来已久,《笑林广记》卷八《僧浴》云:
僧家间道家洗浴先请师太,次师公,后师父,挨次而行,好不紊乱。因感慨自叹曰:“独我僧家全无规矩。老和尚不曾下去,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
这显然是道士拿和尚取笑,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沐浴都是有具体得程序和规定的,仅脱衣一项,和尚要遵守的规矩甚严,《百丈清规》云:“展浴袱取出浴具于一边,解上衣,未卸直缀,先脱下面裙裳,以脚布围,方可系浴群,将裩裤卷摺纳袱内。”绝不像《僧浴》中和尚所说的:“独我僧家全无规矩。”
明清文人有时也直接从事笑话创作,其中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亦不乏沐浴之类笑话。明人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伯虎答访》记载了大才子唐寅有关沐浴的轶闻;清人独逸窝退士撰《笑笑笑》卷四《浴睡》则描写金圣叹轶事:
金圣叹访友,主人辞以浴。问其子,则曰:“睡矣。”金圣叹曰:“乃尊尚在狱中,乃郎又为罪人耶!”
金圣叹取浴与狱、睡与罪谐音,好好地嘲讽了一下待客不礼貌的主人。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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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萝莉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具体指什么
萝莉(ロリ),是洛丽塔(ロリータ,Lolita)的缩写,洛丽塔原指美国一部小说《Lolita》,后在日本引伸发展成一种次文化。 [编辑本段]基本定义“萝莉”或“萝莉塔”作为名词用以指称“女孩子”本身,或指称“穿着萝莉装的女性”。但作为形容词有时会专指“拥有萝莉风格”,例如萝莉装(ロリータ�9�9ファッション,Lolita fashion)。
相关词汇
萝莉塔时装(ロリータ�9�9ファッション,Lolita fashion) - 拥有萝莉风格的时装.
萝莉塔情结(ロリータ�9�9コンプレックス,Lolita complex) - 指对萝莉有性喜好的情结.
萝莉控(ロリコン,Lolicon) - 原为洛丽塔情结日文的略语,后引申指对萝莉有癖好的人,与及逐渐演变成拥有洛丽塔情结的人,后者带贬义
不能和恋童癖相比较,两者区别是很大的. [编辑本段]注释缩写后的中译,习惯上通常会转为艸部的“萝”字。
例如会对小女孩产生性幻想,相关综合症称为洛丽塔综合症(ロリータ�9�9シンドローム,Lolita syndrome),日本美其名为情结或综合症,实质是严重罪行,因为即使只是私下传播或观看女孩子裸体照片,也会形成一种市场需求,间接令不法份子用尽方法去拍摄迎合这种需求的照片,从而令小女孩身心和成长受害。大部份国家均有保护儿童的法例,日本则要延至1999年,才开始定立保护儿童等相关法例。
此处的“萝莉”只作名词解,不作形容词解,因为“萝莉控”只指喜欢女孩子的人或喜欢“穿萝莉装的女性”的人,但不包括“喜欢穿萝莉装”的女性。 [编辑本段]特征 一个女生究竟是不是萝莉,每人的定义都有不同:有以年龄(严格生理年龄)来分的,有以气质(心理年龄、外表年龄)来分的,更严格的是两项标准都要达到的,最后还有自己认为是就当作是的。不过普遍来说就是要“未发育完全”(或者尚未发育)以及萌。
Loli从外表特质上看大体有两类,一种是Sweet Love Loli,多数都是这种的。另一种就是Elegant Gothic Loli(哥特式)。
从年龄上看又有不同,12-15为标准Loli,7-12为爱丽斯式Loli,7以下为High Loli。那些对年龄有严格要求的罗莉控也因此而分类,对于好第一类的变叫lolikon,好第二类的为alikon,好第三类的就是haikon了。
Lolita书中对于Loli年龄的定义是9-13岁,既正在成长中,马上就要成熟但还没有成熟的少女(不是儿童)。
这一点上,划分根据。因英国1930(1933?1936?)年代曾推出法典对少女的年龄进行定义:
8岁以下:女童
8-12岁:幼女
13-18岁 少女
18岁以上:成年女性
动漫萝莉这种划分方法,界于成熟与幼稚之间,更能体现Loli的魅力
但这都是前话,现在经过演变定义也比较模糊,有很多人喜欢更低龄型,既8岁以前的,超低龄型Loli,也有人喜欢,已进入青春期的,即将成熟的,即14-16岁的,即成熟型Loli。各有所爱,各随其变,没有确切的定义
但不论低龄,成熟,还是正统LOLI,都是年轻,可爱的象征,是上天赐予的宝物,是凡间的精灵,是人间的天使……但她们也是最弱小,最需要保护的群体,所以要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每一个Loli,对她们予以保护,予以关心。 [编辑本段]心理Lolita不单是一种服饰潮流,更是年青人表达情感需要的方式,或是弥补自信不足的自我保护武装。一如发展心理学家艾力逊指出,年青人正处于“自我认识与迷乱”的阶段,他们往往拥有童真与梦想,有摆脱现实规限的渴求,需要寻找自我,因此以不羁和野性挑战传统,期望得到别人关注、了解、认同和真正接纳。 动漫萝莉 [编辑本段]起源</B>源于美籍俄裔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Vladimirovich】Nabokov,1899-1977)于1955年所作的长篇小说《Lolita》(中文通常译为洛丽塔,或是罗丽泰,抑或萝莉塔)。描述一名中年教授迷恋上12岁女孩Lolita的故事。此书当时一度被禁,但现在已成文学中的经典名著,并被美国兰登书屋选为20世纪英文小说第四名,还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Lolita》(一树梨花压海棠),剧中女孩设定为15岁。此后,凡是带有剧中女主角特质者,就被称为“Lolita”或“Loli”。
圣彼得堡(即列宁格勒)。此后住在欧洲,主要在柏林,并成为享有盛名的苏联流亡作家之一,被世界文学评论界定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体大师。1940年举家移居美国,在韦利斯里学院任教,同时享有哈佛大学的鳞翅目研究基金(Nabokov同时也采集蝴蝶标本)。还翻译普希金长诗《 叶普盖尼·奥涅金》,使用直译法,注解多于翻译加原著的份量。
第一个被公认(公认?来源请求)的loli角色是1982年推出的《魔法のプリンセスミンキーモモ》里的主角momo公主,《魔法のプリンセスミンキーモモ》属于《魔法少女》系列动画之一,但《魔法少女》所针对的对象是女生,而且亦不算柔弱,加上当时宣传条件有限,知晓者不多;《IQ博士》中的小芸从来不是loli;就算是《天地无用》中的莎沙美虽然有类loli特征,但在故事中她的定位只是亚重霞的妹妹,不但戏份不多,而且制作群也没去强调其loli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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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五位角色可以说是主导了自1995年来,ACG界的商业生机与其主流市场。在其之后,几乎每部作品都得有个loli,甚至是整部作品充斥着loli。这样子的结果,形成女性角色以往的百花齐放、各展姿态、争奇斗艳的盛况不再。充斥着可爱,随波逐流而没有特色、亦无变化,往往容易单调而乏味。最明显的就是,以前就算有小女孩的角色,也不等于loli;而现在则是只要是小女孩,那就大概是loli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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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人如何沐浴
古代人洗头发的有皂角或者猪苓。猪苓是富裕些的人才用的,猪苓里加了些香料,用后会有比较浓郁的香气。平常人就用皂角洗头发。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古代人比我们想象中要卫生的多,秦汉时,已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习惯。以至于官府每五天给的一天假,也被称为“休沐”。《海录碎事 臣职 官僚》记载“汉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古人也用胰子,澡豆洗澡。唐朝的胰子兼有冻疮膏的作用。高档一点的称为“面药”和“口脂”,用来涂脸和嘴。宫中在冬天会发给官员。杜甫《腊日》中有“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敢情冬令劳保用品古代也有发。
古人洗衣服用草木灰和皂角。洗头用淘米水,称这潘。如《左传 哀公十四年》,中有“合疾而遗之潘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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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史溯源
一、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
沐浴,就是今日通常所说的洗澡,包括头、身、手、脚的洗浴。然而古人却分得极细,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沐,濯发也。
浴,洒身也。
洗,洒足也。
澡,洒手也。
所谓“濯”、“洒”就是洗的意思。据此看来,古代的沐浴与今日的洗澡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而只有把许慎对“沐”、“浴”、“洗”、“澡”的解释合起来,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今日洗澡。
初民们当时沐浴只有下河一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养成了沐浴的生活习惯,至迟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沐浴”的记载。沐,字形像双手掬盆水沐发状,会意为沐,是洗发之义;浴,字形像人置身于器皿中,并在人的两边加沙锅内水滴,会意为浴,是洗澡的意思。而用来沐浴的器皿有青铜器鉴,《说文解字》云:“鉴,大盆也,”盛水用作洗器,《庄子·则阳》有“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的记载。在铜镜尚未问世时,古人常以鉴盛水照容貌,甲骨文“监”(监、鉴为古今同字)像人俯身就皿照容之形。从“盈”字字形看,像人浴身于浴器中,与“浴” 字字形相近,稍不同的地方仅是“盈”字的浴器中“见足明示裸浴”(康殷《古文字源流浅说》)。“盈” 字字形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人用浴器沐浴的情景。
到了西周时期,沐浴礼仪逐渐形成定制。由于沐浴已经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人们对沐浴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不仅仅把沐浴单纯地看做洁身净体,润肤养身;而视为隆重礼仪的先秦。祀神祭祖之前都要沐浴净身,这已是个定法,表示内心洁净虔诚,称之戒,亦称斋戒。斋戒之礼始于殷商,至西周已成定制,西周的戒礼十分隆重和考究,每逢重大的祭祀活动前要进行两次斋戒,第一次在祭前十日或三日举行叫戒,第二次在祭前三日或一日进行叫宿,均由专职官员主持一定的仪式,要求与祭者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以示对神灵的肃敬。斋戒沐浴已是西周朝廷祭祀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职官员执掌。这在《周礼》中均有记载。
沐浴与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密切联系在一起。《礼记·内则》载:“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居家过日子,男女要早起,沐浴更衣。作为夫妇之礼则有“不敢共湢浴”,妻子不能和丈夫共用一个浴室,所谓“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在家庭里还有尊老礼节,“五日则镡汤请浴,三日具浴。其间面垢,镡tan潘请缋hui;足垢,镡汤请洗”。礼节规定,晚辈要五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澡,每三天烧一次温水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父母脸上如果脏了,要烧淘米水为父母洗干净;脚脏了,则用温水为父母洗干净。诞生礼仪中沐浴亦很重要,《礼记·内则》载:“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又载:“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太子出生,国君和夫人要沐浴穿朝服去朝见国君。载往来礼节中,沐浴亦是重要礼仪。《礼仪·聘礼》载:“管人为客,三日具浴,五日具浴。”又载:“飧不致,宾不拜,沐浴而食之。”管人接待来客,要满足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的要求,主人用飧礼招待来宾时,来宾不用拜谢,但要沐浴之后再就食,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礼记·玉澡》还规定“君子之居恒当户”,“日五盥,沐稷而缋hui梁,”“居外寝,沐浴。” 《礼仪·士虞礼》规定,举行虞礼祭前,参加祭祀的人要先洗头洗澡,所谓“虞,沐浴”。虞即虞礼,于日中致祭,以安死者魂魄的祭礼,是为虞礼。
周制,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沐浴的封邑,叫做“汤沐邑”。《礼仪·王制》云::“方伯为朝天子,皆又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诸侯要再专供沐浴的封邑先洗头洗澡,然后才能去朝见天子,沐浴洁身以示对天子的尊重。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对沐浴之礼身体力行,“孔子沐浴而朝”,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先秦沐浴礼仪的形成并臻完备,正是沐浴深入到社会、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总结,作为定制为世人所遵循,这在世界沐浴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注重沐浴也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
二、秦汉皇帝沐浴异闻
秦国嬴政统一中国,开创了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自称始皇帝。当时陕西临潼县骊山有温泉,秦始皇在咸阳建都以后,便在骊山广修殿宇,砌石成池,赐名“骊山汤“,浴室骊山温泉成了秦始皇的御洗之地。
据《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辛氏三秦记》载,相传秦始皇有一天来到骊山洗浴,见到一位美女在那苍翠清幽的泉边亭亭玉立,美貌异常,便顿生淫心,不顾礼节,上前去调戏。美女被激怒了,张口向秦始皇吐唾沫反击,秦始皇立刻身上生疮,流血淌浓,疼痛难熬。秦始皇这才知道这是一位神女,吓得惊惶失措,向神女百般告饶,祈求宽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涤,治愈了病疮。所以骊山温泉又名“神女汤”这个传说颇有意思,神女惩罚了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当他知过谢罪后,又用温泉洗愈了他的病疮。这说明骊山温泉具有“吞肿去毒”的医疗功能,故到《辛氏三秦记》云:“后人因洗浴”。早在秦代人们就认识到骊山温泉的这一功能,纷纷来温泉洗浴疗疾。这个传说也说明秦始皇十分喜欢沐浴这一事实。
秦代传闻于后世最著名的宫殿是阿房宫。阿房宫中筑有水道,将渭水、樊水引入宫中,而宫人洗浴之后的脂粉水,又通过水道流出宫,以致使渭水河面上浮起一层垢腻。由此可以想见阿房宫中又许多沐浴设施,专供嫔妃洗浴,而这些沐浴设施又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可吸纳河水,又能经过循环排出污水,甚至有过滤渭水、樊水的设施,使其昼夜不舍,汩汩流淌。阿房宫中的沐浴设施可谓奇巧,杜牧的描述虽不免有文学的虚词夸饰,但自立行间仍有真实的历史遗影,可以视为阿房宫中盛行沐浴的例证。
进入西汉,汉武帝刘彻在历史上亦留下与沐浴相关的记载,自先秦以来,有临河祓禊的习俗,即暮春三月到河中洗浴亦祓除不祥,去病消灾。此俗在汉代十分流行,汉武帝曾经常临河参加祓禊活动,在霸水洗浴以去不祥祈子。
古人举行重大祭祀前,与祭者为表示对神灵的敬惧,都要沐浴净身,否则就会亵渎神灵,据《益都耆旧传》载,有一年,汉武帝到甘泉宫去祭祀,时任侍中的蜀人张宽随同前往。一行人马走到渭桥时,汉武帝突然发现载桥下的水中有个女人载洗澡,奇怪的是,那女人的乳房非常之大,足有七尺长。汉武帝十分诧异,便派人去询问。那女人说:“皇帝后面第七辆车上的人,知道我的来历。”当时,张宽坐在第七辆车上,汉武帝又让人去问。张宽回答说:“她是天星,主管祭祀,祭祀者如果斋戒不洁净,长乳女人就会出现。”所谓斋戒,就是要求祭祀者在祭祀之前禁食荤腥,并沐浴净身。很显然,主管祭祀的天星是负责监督祭祀者斋戒的,天神深恶斋戒不清洁,“每斋即降而视之”。按张宽的解释,天上主管祭祀的天星肯定是发现祭祀者斋戒不洁净,才幻形长乳女人在渭水河中洗澡,以告诫祭祀者要认真地沐浴净身,否则不仅不能免灾获福,恐怕还要获罪。经历此事后,想必汉武帝再参加祭祀活动,一定会认认真真地沐浴净身了。
秦汉之际,全社会性的沐浴习俗已经形成,尤其是《礼仪·聘礼》所载的“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的良俗,在汉代已经正式以“休沐”的形式被法律固定下来。所谓“休沐”是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汉宫仪》云:“五日以假洗沐,亦曰休沐。”《初学记》云:“汉律:吏五日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霍光传》载:“光时休沐出。”王光谦补注云:“《通鉴》胡注:汉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汉代皇帝每五日给官吏放假一天让他们回家去洗澡浣衣,并作为法定的假日被固定下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沐浴为理由而制定的假日,足见汉代非常重视仪容河体肤整洁,朝廷内外,上上下下都有着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
到了唐代,“五日一下沐”才改为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浴一次,叫作:“休浣”。俗以每月上旬、中旬、下旬为上瀚、中瀚、下瀚,瀚即浣的异体字,本意是洗濯,大概因为十天一浣的缘故,浣又有了一种计时的意义,一浣为十天,所以唐代制度十天一休沐有休浣之名。
三、魏晋南北朝贵族沐浴奇习
贵族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仪容与其赫赫声威相匹配。《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对沐浴格外钟爱,还专门撰写梁三卷《沐浴经》,大力倡导沐浴,可称是中国最早的沐浴专著。为此在当时洗头洗澡成为人们日常清洁卫生的生活环节。自先秦以来就已形成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沐浴的生活习俗,古人洗头如此之勤是有原因的,因为古代无论男女均束发覆巾,容易积累尘腻,所以必须勤洗头。
晋元帝司马睿和太子司马绍父子之间有一段有关洗头的对话十分有意思。史称“性至孝”的太子司马绍听说父皇洗头,专门上启表示祝福,因为“吉日沐头,老寿多宜”。而晋元帝的回答是头上“大垢臭”,故而要好好洗一洗。看来一头长发要洗一洗也是很费劲的,司马绍又说,听说洗头洗了很久,想必十分疲劳,不知父皇龙体如何。晋元帝回答:洗去垢腻感觉特别好,身子一点不感到疲乏。洗头舒服,溢于言表。
《礼记·玉澡》曾对洗澡规定了一套程序,沐浴出水后,要分用干净的精、粗两巾擦拭身子,然后再用热水淋身,披上专门的布衣,以俟身燥,其间还要喝一些饮料,以止口渴。这样的沐浴至少是中产以上的人家才可以为之,应该说是为贵族沐浴所定的程序,贫苦百姓是无法享受的。古人还有沐浴必更衣的习俗,《楚辞·渔父》云:“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更衣。”晋代贵族已将沐浴作为个人清洁卫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遵循古俗沐浴必更衣。南朝宋人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载,车骑将军桓冲喜欢沐浴,因其节俭不爱穿新衣。一次桓冲沐浴后,祈自故意送新衣给他。桓冲生气地催促拿走,其妻说:“没有新衣,哪来的旧衣。”桓冲听罢大笑,便穿上了新衣。桓冲沐浴,其妻送衣,且不论新衣旧衣,当时人洗完澡必要换衣服,换上干净衣服自然舒服多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人性张扬的时代,诚如唐人杜牧《润州》诗中所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的人对待沐浴各有不同的态度,一是不好沐浴,一是沐浴成癖,走向极端。
南朝济阴冤句人卞彬,是个恃才傲物的人,但卞彬由于“澡刷不谨,浣沐失时”,导致身上虱虫极多,尽管淫痒难忍,但他仍然不沐浴,并声称也可以安然无恙地生存下去。
饥要食,困欲眠,污垢需清洗,这是作为文明人都会有的生活内容,只有经常沐浴,才能使人清洁卫生。而南朝齐人何佟之却又沐浴成癖。何佟之出身于名门贵族,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三百余篇,略皆上口。在历史上何佟之除了才高出名外,要让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有沐浴癖,史书称其为人性好洁,往往一天之内,要洗浴十几次,几乎是成天不停地洗浴还觉得不够。由于何佟之一日十几洗,时人送给他一个响当当地外号叫“水淫”。沐浴净身,讲究清洁卫生,本是个良好地生活习惯,然而,何佟之似乎有些过分,一天洗十几次澡,这样的人世上确实罕见,故而,唐人李延寿撰写《南史》为何佟之作传时,就突出地写了何佟之地沐浴癖。这一点确实让何佟之出尽了风头,明人李贽、冯梦龙在其著作中都大谈何佟之洗浴。
四、隋唐皇家爱洗温泉浴
古人很早就流行洗温泉浴,但温泉浴地盛行是在唐代,由于皇帝酷爱洗温泉浴,所以,人们一提起温泉浴,就想到唐代著名的华清池。
陕西骊山温泉,在秦代就有“神女汤”的美名,自秦以后,千城万国之民接踵而来洗温泉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骊山建起“汤浴宫”;天宝六年,唐玄宗大兴土木,再行扩建,将泉池纳入豪华的宫殿内,改称为“华清宫”,因为宫殿再泉池之上,所以又名“华清池”,专为帝王所享用。华清池分为九龙汤和芙蓉池,九龙汤专供皇帝御洗,芙蓉池专供杨贵妃沐浴,后来亦称为“贵妃池”,并设有专人管理,《旧唐书·职官志三》云:“温泉监掌汤池官禁之事”,这温泉监一官就是专门负责皇家汤池事务的专职官员。考古工作者在唐代华清宫御汤遗址内发掘出莲花汤、海棠汤、星辰汤、太子汤、尚食汤等五处汤池遗址。这就映证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长汤十六所》的记载:“华清宫中除供奉两汤外,而别更有长汤十六所,嫔御之类浴焉。”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亦云:
雨过华清树影凉,风来前殿玉龟香。
至尊浴罢金舆出,嫔御分寻十六汤。
可见当时华清宫内温泉浴之多,正是华清宫的鼎盛时期。
唐代皇帝从唐太宗开始,大多喜欢温泉浴,唐高宗李治有《过温汤》诗。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十二月驾临新丰温宫,赐浴汤池,大臣们还纷纷献诗,上官婉儿也赋绝句三首进献,名为《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而唐玄宗李隆基身体力行,罢温泉浴推向极盛。唐玄宗每年十月要偕杨贵妃到华清宫过冬,沐浴嬉乐,尽情享受温泉浴的乐趣。
当时古都西安四周有不少温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汤、石门汤和凤泉汤。骊山温泉成了皇上的御洗之地,凤泉汤也是皇上常去之地,唐玄宗在《幸凤泉汤》诗中抒发“愿将无限泽,沾沐众心同。”而位于蓝田汤峪河口西侧的石门汤,虽然唐玄宗未能驾临,然而他却十分关心,特赐名“大兴汤院”,并以水温高低开辟玉女、融雪、连珠、濑玉和濯缨五个汤池。当时,长安各阶层人士前往沐浴,盛极一时。
对于温泉的疗疾养生作用,唐玄宗亦多有认识,他常泡华清宫温泉,在《惟此温泉是称愈疾,岂予独受其福,思与兆人共之,乘暇巡游,乃言其志》一诗中云:
桂殿与山连,兰汤涌自然。
阴崖含秀色,温谷吐潺瑗yuan。
绩为蠲邪著,功因养正宣。
愿言将亿兆,同此共昌延。
五、宋元士大夫酷好沐浴
史学家们认为,大约在宋元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城市中出现公共澡堂,而一般人家建房都设有浴室,沐浴就更为普及,就连客人远道而来,主人相迎也要先设香汤给客人沐浴,再摆筵席招待,名曰洗尘。文人士大夫更是酷好沐浴,这在文人笔记中多有记录。
宋元士大夫沐浴形式多样,像身居高位,官至太傅的杨戬自己在家中建有专门的浴池,颇类似今日有钱人家的 家庭游泳池。
杨戬是宋徽宗时的宠臣,权倾一时,他建一豪华大池,喜欢独自一人入池沐浴,不过他的沐浴与游泳似乎是合为一体的,看来他是很会享受。在杨戬之前,权贵建有这种私人游泳池的不乏其人,《新五代史·雷满传》载,唐末朗州雷满在自己府中开凿了一个很深的池子,有客人来访,就在池边设宴,酒酣之际,将酒杯扔进池中,然后赤身裸体入水摸取酒杯,在水中嬉戏够了,才出水穿衣再饮酒。雷满建池主要是为了嬉水寻欢,而杨戬则主要是沐浴,因为他每入池,必命人再池上放置沐浴用的“浴具及澡豆”。游泳只是沐浴时的一种娱乐享受。
宋元公共浴堂非常普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形业。一些文人士大夫还相约定时到公共浴堂去沐浴。
王安石不好洗沐,身上长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他的联姻好友吴充却对沐浴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并养成了经常沐浴的良好习惯,他为了改变王安石不好沐浴的不良习惯,便与王安石、韩维三人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由于三人有约定,三人一起去公共浴堂沐浴更换新衣,在这种约束下,王安石不得不去沐浴,出浴后见新衣也就更换。这让王安石一改旧习,个人卫生有了很大的改观。
苏轼亦喜好上公共浴堂沐浴,有一年,他在公共浴堂沐浴后,身心畅快,诗兴大发,专门写了二首《如梦令》词记述他沐浴的感受,写得非常诙谐,其一云:
水垢何曾相爱,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其二云: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呵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从词中可看到当时的公共浴堂服务完善,还专门设有为顾客服务的揩背人,从揩背服务可以看出,宋代开启了许多失学家所认为的“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自宋至今,公共浴堂(如今日的桑拿浴)都有专门为顾客而设的揩背服务。
由于士大夫已经养成经常沐浴的生活习惯,对那些不好沐浴的士大夫,人们嗤之以鼻。窦元宾虽出身宰相之家,又有才华,但只因他总是长时间不沐浴,世人送给他一个“臭”字,“窦臭”,不仅在当时光为人之,成为一个不太光彩的“绰号“,而且后世亦把他当作不好沐浴的典型加以嘲讽。
温泉的开辟利用由来已久。内蒙古东南部经棚镇东北32公里处有一处温泉,名叫克什克腾阿日山,俗称热水汤,据《热河经棚志》载,热水汤为经棚十二景之一,每逢春暖花开时,人们纷纷来此沐浴治病健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宋人王桓路经此地洗了各温泉浴,并写下《宜浴温泉》诗云:
上方新浴觉身轻,恰喜温和水一泓。
膏泽不因人世热,此泉尤是在山青。
沐浴不仅使人感到一身轻松,而且洗出诗兴来,可见王桓对温泉浴的偏爱。
福州温泉在北宋嘉佑年间就已被广泛开发利用,全盛时期共有大小浴室四十多家,分为官汤和民汤。宋代民族英雄李纲不仅入汤沐浴,还赋诗赞曰:
玉池金屋浴兰芳,千古清华第一汤。
何似此泉浇病叟,不妨更入荔枝乡。
北宋彭应求于景德年间赴推官任途中借宿重庆北温泉的温泉寺,享受温泉浴后,赋有《宿温泉佛寺》诗。理学家周敦颐于嘉佑元年舟走温塘峡,到北温泉讲学、沐浴,又为彭应求诗作序,书刻了《周敦颐彭推官谕州宿温泉寺诗序》石碑。朱熹在庐山温泉沐浴后,曾探讨庐山温泉的成因:“谁点丹黄燃,?此山池水?”他对此感到无法解释。从这些记载均可见宋元士大夫们喜欢温泉浴甚过一般人。
元人郑元佑《遂昌杂录》记载说,元代著名禅师温日观与大书法家鲜于枢的父亲是挚交好友,鲜于父子喜欢沐浴,家中不仅设有浴室,还有上等的浴具和澡豆。温日观每次来到鲜于家,鲜于父子必具汤请他沐浴,鲜于枢还恭敬地呈上澡豆。正是这个缘故,温日观成了鲜于家的常客。
宋元时士大夫爱好沐浴已蔚然成风,表明当时个人非常讲究清洁卫生,并且把沐浴当作一种享受,为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六、明清市民沐浴笑话
明清时期,沐浴真正深入人们生活之中。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各种服务行业也日渐兴盛,城市中普遍出现“混堂”,大概是入浴之人不分高低贵贱,“混”而洗之的意思,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交上钱,就可入得浴池泡澡。当时得人们对沐浴较之以往更加讲究,明人屠本畯曾将“澡身”与“赏古玩”、“亵名香”、“诵明言”相提并论,视为一种精神享受。清人石成金则把“剃头、取耳、浴身、修脚”当作人身四快事,认为只有让自己身体爽快,才是一种真福。并在《快乐原》中说到“沐浴之乐”云:“冬月严寒,不可频浴。其余三季,俱当频浴。须要温水和暖,反复淋洗,遍身清爽,不亦乐乎?”明清人得沐浴生活反映在市民口头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沐浴为内容的笑话。
混堂是众人共同沐浴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走到一起“赤诚相见”,混堂几乎是各色人等会聚一堂的小社会,明人豫章醉月子选辑的《精选稚笑》中有一则混堂笑话云:
义官奔走汗甚,因就混堂浴,浴毕而起,大衣小衣已被人偷去,正喧嚷间,主人诮其图赖,义官愤甚,乃戴纱帽着靴,以带系赤身,谓众人曰:“难道我是这等来的。”
混堂本来人多人杂,正是小偷施展技能的地方,洗澡失衣已习以为常,所以混堂主人装糊涂,这才气得义官有此好笑之举。豫章醉月
子评曰:“好个衣冠模样,这光景诉与谁行。”没什么好办法,看来义官只有自认倒霉。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五有一则《混堂漱口》云:
有人在混堂洗浴,掬水入口而漱之。众各攒眉相向,恶其不洁。此人贮水于手曰:“诸公不要愁,待我漱完之后,吐出外面去”。
用浴池中那浑浊泛白的垢汤水漱口,确实令人恶心,郎瑛曾说混堂之水“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然而此人却说出一番令人喷饭的话来,可笑正在此。
去混堂洗澡只是明清人沐浴的一种方式,更多的人还是在家洗澡,即便贫穷之家也有洗澡习惯,只需用一担柴烧上一锅热水,便可洗上一次澡,方便易行。明人陈眉公篡辑的《时兴笑话》卷上有一则笑话云:
有留客吃茶,苦无茶叶,往邻家借之,久而不至,汤滚,则加以冷水,加之以久,锅都添满,妻谓夫曰:“茶是吃不成了,留他洗了浴去罢。”
烧水泡茶,家贫无茶叶,借茶又未借到,烧满了大锅热水,客人茶吃不成,澡倒可洗一洗。看来明清待客亦有留客洗澡之俗。
明清笑话中有一类是专门嘲讽说大话的笑话,清人游戏主人篡辑的《笑林广记》卷二十有一《大浴盆》笑话云:
好说谎者对人曰:“敝处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万人同浴。”陕西法门寺《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碑》记载法门寺浴室院“僧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千数”,每日有僧俗人千余沐浴,可见浴室院规模之大。“可使千万人同浴”的脚盆看上去很荒唐,却与法门寺浴室院“日浴千数”的夸张一样,笑话本身还是具有生活的影子。
和尚、道士在法事活动之前,均要沐浴净身,表示虔诚敬畏,僧、道沐浴习俗由来已久,《笑林广记》卷八《僧浴》云:
僧家间道家洗浴先请师太,次师公,后师父,挨次而行,好不紊乱。因感慨自叹曰:“独我僧家全无规矩。老和尚不曾下去,小和尚先脱得精光了。”
这显然是道士拿和尚取笑,无论是和尚还是道士,沐浴都是有具体得程序和规定的,仅脱衣一项,和尚要遵守的规矩甚严,《百丈清规》云:“展浴袱取出浴具于一边,解上衣,未卸直缀,先脱下面裙裳,以脚布围,方可系浴群,将裩裤卷摺纳袱内。”绝不像《僧浴》中和尚所说的:“独我僧家全无规矩。”
明清文人有时也直接从事笑话创作,其中大多数是描写真人真事,亦不乏沐浴之类笑话。明人李贽《山中一夕话》卷十《伯虎答访》记载了大才子唐寅有关沐浴的轶闻;清人独逸窝退士撰《笑笑笑》卷四《浴睡》则描写金圣叹轶事:
金圣叹访友,主人辞以浴。问其子,则曰:“睡矣。”金圣叹曰:“乃尊尚在狱中,乃郎又为罪人耶!”
金圣叹取浴与狱、睡与罪谐音,好好地嘲讽了一下待客不礼貌的主人。
明清沐浴笑话来源于当时人们的沐浴生活,反映出明清时期沐浴的世俗化,由于其内容丰富而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的素材。
9. 《大鱼海棠》结尾鲲和椿(裸身)回到人间握手的那段背景音乐叫什么。跪求,跪求,跪求,跪求
可能以后的原声带里面会有,在网络没有原片之前,应该是不会有原声大碟放出来的。我也在等
10. 没有正能力思想和心里想的都是一些负面的,肮脏的事情怎么办啊老想男女那些事,,对我影响很大都没有思想
引 言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巨匠。他自身对生活具有独特的经验,在创作上对生命又颇具美学偏爱,这使他的作品大多以感伤、忧郁、苦闷为主题,充满了颓废的色彩,因此,很多人认为郁达夫的思想是消极的,脱离了时代前进的轨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的一种宣泄。只是他选择的是以“消极”的态度进行积极地反抗,是困境的一个痛苦选择,其实质是与“五四精神”内在一致的。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郁达夫的地位颇为特殊,评论界一方面既充分肯定他的作品的艺术贡献和内容上的反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对他作品中欲望描写、小说的结构和小说中所流露的消极颓废的思想颇有微词。的确,不管是早期的代表作《沉沦》,还是中期代表作《过去》和晚期创作《迟暮》,作品都弥漫着一股消极颓废的情调,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不是沉浸在这种情调之中。而在结构上,郁达夫在小说中借用诗化、散文化的结构组织文章,同时,在文章中经常出现片段性的生活,这种独具一格的小说风格使他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对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郁达夫小说“消极颓废”
在文学界中,“消极颓废”似乎已成了郁达夫小说的代名词,他本人更是被称为“中国的颓废派。“消极颓废”作为郁达夫小说的标志性特征,它是作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结合自己的审美心境创作而成的。郁达夫在小说中经常塑造了一个被时代遗弃、落寞、孤独、迷惘、消极颓废的自我形象。这个自我形象支撑了郁达夫几乎全部的小说作品。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消极颓废。其中包括爱情、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这个形象的塑造,有作家自己的影子,也有社会的影子。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下,不仅仅是负载了个人的苦闷,还反映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作品中塑造的“多余人”形象的塑造和大胆的情欲、主题的描写。下文将在这两个内容的基础之上,分别从“存在的焦虑”和“民族文化写生”两个方面出发,探讨郁达夫小说的“消极颓废”。
1.“存在的焦虑”
佛洛伊德把焦虑分为三类,即“现实性的焦虑”或“客观性的焦虑”、“神经性的焦虑”、“道德性焦虑”。这三种焦虑来自威胁自我的三种力量:“外部环境——构成现实性焦虑,本我——构成神经性焦虑,超我——构成道德性的焦虑”。①而这种种焦虑结合在一起,就会构成存在的焦虑。众所周知,《沉沦》是郁达夫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至今在现代文学史上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篇集中反映了生存焦虑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在日本留学,由于是来自弱小的国家,心理上自卑屈辱,又饱受性压抑的苦闷,最终在绝望中走向了颓废的尽头。这是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他追求进步和思想解放,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使他们这些留学的学子不受欺负,但是其本身性格上的弱点又使他想逃避现实,无法面对现状,最后终于走上了沉沦的道路。郁达夫的这篇文章有他自己的自传色彩,同时也是当时进步青年的普遍心态。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极大地解放来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想社会进步、民族富强,必须打破封建社会腐朽的旧思想,实现人的个性个性解放;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使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感到了孤独、苦闷、失望、迷惘。在《沉沦》中,主人公在日本留学却受人歧视, 被叫做是“支那人”,而受人歧视的根源就在于祖国不够强大,在与日本学生的交往过程中没有底气,甚至不敢和日本女孩子说话。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饱受压抑,而青年人该有的又无法得到满足,在苦闷悲观中他用金钱去满足自己的,最后在自责忏悔中走向了绝路。
郁达夫前期的作品被称为是“零余者”小说,主人公大多是青年留学生,因在国外和国内的不尽人意而内心愤懑,找不到存在感。因此,文章的基调消极颓废、自怨自艾、直接抒发对祖国又恨又爱的感情,并且文中有很多关于性的描写,表达了主人公在特定环境中的苦闷、彷徨的心情和对自身存在的焦虑。《银灰色的死》是郁达夫的处女作,小说描写了留日学生Y 君在妻子亡故后,对酒家少女静儿产生了爱情,由于自卑,他始终没有敢表示对静儿的爱,静儿最终成了别人的新娘。Y君最后在饱受灵与肉的冲突的痛苦中,所有的希望、理想均被毁灭,最终孤独地走向死亡。如在小说《沉沦》里,主人公由于的压抑,在迷惘中偷看东女儿洗澡,偷听偷情男女的对话。《在寒风里》中,“我”辗转流离,一个人孤苦伶仃,到处漂泊,最后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没有。《杨梅烧酒》中的“他”满怀雄心壮志,想要振兴民族和国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空有一番理想,报国无门反倒穷困潦倒。《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本想改变自己在国外放荡生活的状态,但是回到上海以后,烟酒女色不但没有戒掉,反而更加变本加厉起来。于是,他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外一个地方,竟觉得眼下的处境比在东京还糟糕,最后居然说出了自己是“死尸”之类的话来。最后,当他发现自己在国内终究是无事可做,于是仍回到日本在里闲住着。《茑萝行》中的“我”在上海的烈日下日夜奔波,却找不到一份职业。没有工作,身上又没有钱,“我”只得滞留他乡,成为一个流浪者。最后,主人公这些责任全部归结于他人的头上,怪社会没有给他提供工作,怪妻子的父母没能让自己的女儿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怪自己的父母给他包办婚姻,使他现在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因失业搬进了贫民窟,面对矮小狭窄、阴沉肮脏的子和对面豪华的洋楼和几家点了红绿的电灯,“我”的心里不禁凄凉起来,进行了一番感慨。这些小说都写出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下层知识分子在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双重压力下,对自己存在的焦虑和怀疑。
在郁达夫的小说里,无论是“我”、他”还是于质夫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的悲观、焦虑、自暴自弃。他们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却没有社会地位,在国外由于来自弱国饱受歧视,回国后却找不到自己适合的职业,生活潦倒落魄。甚至有些已经沦落到住在贫民窟,或失业、或到处流浪。他们是社会的“多余人”,可能有些才能,却报国无门,可能有很多理想,但是却被现实生活所逼迫。除了物质生活拮据,他们的精神的生活也极度的贫乏,虽然对于改变中国的现状有着强烈的愿望,却只是在内心空想,而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行动,最后只能是在自怨自艾中走向颓唐堕落。就像是在《茑萝行》中这那个被社会抛弃的人感叹的那样,“我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 ②“啊啊!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从何反抗起昵?”③最后,他们只能以种种变态的行为表示他们的反抗,有的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放浪形骸;有的对自己进行自我摧残;有的以死来来摆脱人生的苦痛;有的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最后被生活所毁灭。五四时期充满了昂扬、奋发、朝气的进取精神,更多的是人们心灵充满了苦闷和寂寞,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和力量,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郁达夫小说的创作主要反映了后一种精神现象,他的作品表面上给人以压抑、灰暗的感觉,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它是积极的、进取的,反映了五四知识分子在历史变动中的觉醒与抗争,以及他们内心强烈地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怒潮。
2.关于“民族文化写生”
在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入中国,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开始反对传统的民族文化,但是,很多作家由于自小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在小说创作中又不自觉的表现着传统文化,郁达夫就是其中一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郁达夫与民族文化有着复杂的复杂。一般认为,郁达夫的小说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特质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的审美情趣、作品中人物的文化内涵和小说体式上的继承传统渊源等方面。首先看作者的审美情趣,郁达夫在创作时独特的审美情趣一方面是和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相关,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他的小说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叙述外在的事物,另一种是只关注内心的苦闷,全然不顾外在的事情。由于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他的小说中总是会出现大段的句子短小的抒情,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小说,还不如说他是以小说为形式写的抒情诗。他自小就对各种诗了如指掌,也是以写诗进入文坛的,把古代诗的抒情的艺术传统带进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另外,直抒民族苦难的忧患意识和个人身世的凄凉,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心理基点,郁达夫在小说中经常描写祖国、民族的苦难和人物的不幸与精神危机,更是突出了他对民族文化的写生。
“零余者”是郁达夫创作的一系列的独特的形象,这些“零余者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生成长,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态,而五四运动思潮又唤醒了他们的思想解放,这使他们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性格。在“零余者”的形象中,他们满腹牢骚却不愿意诉说,导致内心压抑、自怨自艾。同时他们又谦卑懦弱、忧郁感伤,有时候又乐善好施、劝恶扬善,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儒家文化处世哲学使郁达夫笔下的人物时刻处于苦闷中,这是与他们忧国忧民的心态相关的。虽然其中有一些的描写,但在大多数的小说中,主人公们对自己的种种荒唐举动和欲望冲动都是在严厉的忏悔自责的。这种忏悔、谴责和犯罪感, 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道德内容。因此,在这种反传统描写的背后我们更应注意到他的伦理评判的民族特色。对与一个作家而言, 其创作是否具有民族文化,关键要看他作品的文体。郁达夫小说融入了诗的艺术,力求让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同时还强烈地抒发主体的思想情感。另外,他还喜欢用随意的笔法来写小说,经常不讲究剪裁布局和小说的特定写法,从而达到了别出心裁的艺术效果。
在叙事模式上,郁达夫小说对古代小说传统也多有借鉴。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一个是才子佳人的叙述模式,另外一个是倡优士子的叙述模式。郁达夫主要借鉴的是后者。在他的小说中,与中国留日学生、落魄文人最紧密的多为不幸的女性。如侍女、女伶、女工等。虽然这些女子身份不同,却多少带有倡优的特征。而郁达夫利用这一模式又做了一些改变,成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模式。他多在人物的交往中设置情节, 又在情节推进中设置人物进行情感交流。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一小说中,主人公“我”和女工陈二妹之间感情的发展。“我”由于失业搬进了贫民窟,偶遇在工厂做女工的陈二妹,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互相给对方以鼓励、慰藉。郁达夫身上又有着浓厚的传统文人气质和习性,其潜意识里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其小说中的女性地位仍旧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对于对笑女子,郁达夫也持有一种同情态度,视她们为知己,向她们诉说自己的苦闷不得志。在《茫茫夜》、《秋柳》这两个姊妹篇中,作者通过质夫和海棠、碧桃等关系的描述,揭示了颓废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海棠是一个忠厚的女人,外貌的平常,性格的鲁钝木讷,因而客人就越来越少,终日含着淡淡的哀愁。当主人公质夫了解到海棠的处境时,因为怜悯她决定要为海棠出力。碧桃则是一个刚满十五岁的伶牙俐齿的女孩,质夫对她的沉沦洒一掬同情之泪,与她一起倾诉衷肠,相抱痛哭。
在五四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涌进,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我们不能抛弃传统的民族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出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对传统小说进行变革就显得十分重要了。郁达夫的这种小说文体的出现,对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郁达夫出生在书香世家 ,自小就熟读古代书经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古典文学修养。只有在了解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拥有世界文化,郁达夫在小说中承认并提倡民族文化,并非要人们退回传统, 而是为了在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超越。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塑造了郁达夫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他在时代的大环境中又汲取了民族文化的养分,使他他小说创作,为后人提供认同与超越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的的基础之上,必须要以创新为前提的,同时要考虑到现代读者的不同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做到了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统一,继承传统性与发扬现代性的统一。这一成功经验至今对文坛的作家们仍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郁达夫小说 “结构松散”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结构松散”一直为评论家所批判,对此,郁达夫本人也无奈地承认其小说中确实有结构松散的问题。其实早在鲁迅时期,现代小说中就存在着散文式结构的特点,而郁达夫则是把这种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他的“自叙传”的抒情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框架和情节,而仅仅是围绕着一个人或两个人的生活经历去写。这样,他的很多小说跟散文几乎没有区别。下面将从两个方面出发,探讨郁达夫小说的结构问题。
1.“散文式的结构”和 “素朴直白的话语”
和别的作家不同,郁达夫的小说不追求曲折生动的情节和细致周密的结构,而是努力写出自己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的变化,即使是存在着结构松散和粗糙的问题,他也视而不见,只希望达到在情感上淋漓尽致的抒发。特别是在表现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场景时,用充满的情绪去描写,这样必然会造成小说中散文化的结构。虽然在在小说结构呈现出了散文化的特点上, 但是,这并不影响郁达夫小说获得成功。在文中,他运用了独特的视角, 以主人公的主观情绪为基础,把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结构特点运用于小说中,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在结构上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上有因有果,前后完整的写法, 形成了自然流动的抒情形式结构, 开创立了一种新的小说结构体式。郁达夫这种与传统相悖的小说结构,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和文体家的不满, 但在效果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作家抒发了自己的情怀,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凸现了文章的主题,获得了大量青年读者的认可,形成了一股“郁达夫热”。
其实,郁达夫的小说结构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散文式的结构,跟他的小说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关。他写小说不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而是为了传达出作家在那种特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所要表达的特定的情绪。在文中,他或是抒发青年人存在的焦虑、就业的痛苦,或是抒发爱情的不幸与痛苦。如在小说《沉沦》中,他要表达的是广大青年的迷惘、焦虑和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愿望;《烟影》则是描写主人公文朴在物质、精神等方面的重压之下,心理上倍受压抑,最后迫不得已选择死亡;《清冷的午后》则是描写了小店老板老郑发现他深深迷恋的背着自己与他的好友偷情的痛苦的心理,在背叛的痛苦、愤怒与伤心中,老郑不堪重负,跳进湖里自杀。正是出于对这些情感抒发的需要, 郁达夫没有去编织一个贯穿全文的完整无缺的故事,而是凭借其深厚的中国古典抒情诗的底蕴和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影响,加之他特有的才能,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创作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小说完全是随心所欲地抛弃结构, 只是说小说的结构由于受到所要抒发的情绪的影响,在所能表现的最大范围内,小说的结构进行最大化的发挥。
郁达夫的作品,多是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受中潦倒痛苦的生活经历,小说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独特之处,在语言上也是质朴无白,浑然天成的。他的小说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诗意化,他不采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纯朴自然的话语,使内容诗化,同时通过这种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大量直白的描写、对各种情绪如火山爆发似的发泄等,这样使文章的内容更加明朗化。在小说中,他常常运用大量的独白和反复的咏叹来表现人物。他用这种方式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常常通过抒情主人公的不断波动的情绪作为独自咏叹的铺垫。如在《沉沦》中,主人公以直白的语言,发出呐喊“我何以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过去了。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④他饱受歧视,绝望自杀前的颤栗呼喊是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内心的情感的急切流泻。
再如在小说《春潮》中,主角是两个不知道人间丑恶的青梅竹马的小孩,作品开篇就用纯朴的语言进行了大段的景物描绘:乡村里的阳光如同爱人的微笑,前面是流水,后面是青山。在这里,作家通过这种淡淡的语言,表达了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美的渴望。《笃萝行》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将自己的婚姻、家庭、妻子、母亲、孩子等真实地写了出来,还包括自己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和对家人、妻子的抱怨。在这里,作者用质朴无白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真挚的感情, 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并且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像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自我小说”中俯拾即是。难怪有人说他的小说是卢梭式的自白。
2.“生活片段性特点”
在阅读郁达夫小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他的小说没有精彩动人的故事、扣人心弦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变化,从不设置悬念,也不注重剪裁,似乎是信手拈来就写,完全没有规律。说白了,郁达夫的小说就像是由一个个生活的片段组成的,并没有多少短篇小说的格式。关于作品的生活片段性的特点,我们只要仔细剖析郁达夫的作品就会得出结论。他的作品通常是以抒情主人公的感受、情绪贯穿生活事件和生活场面并组成结构单位,然后以这样的结构单位来抒发主人公不同的感情以及情绪的发展变化,并以此结构全篇。这既是郁达夫的抒情手法,也是作品的结构特点。
例如在他的成名之作《沉沦》中,全文所描写的都是作家顺手拾来的几个生活片断。文章通过这八个生活片段,不仅支撑起了这篇小说,还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忧伤的情绪。小说《沉沦》的第一节是引子,写主人公傍晚拿着一本诗集到田野散步,通过华兹华斯的诗排遣心中的苦闷。他在这无爱的地方感到孤独 、恍惚 ,更容易触景生情。第二节是自怜的画像和对爱情的企盼,第二节他开始回顾在班上的生活,通过写日本学生对“支那人”的歧视,表达了自己作为弱国留学生的自卑、羞愧心理,这使“他” 觉得人人都对自己怀有敌意,性情日益优郁、 敏感、神经质 。第三节是插叙了一段他的家世。主人公的他父亲早逝,从小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弱儿寡母在国内就受欺负。但自小“他”就博览书、爱好。第四节写对爱情和异性的渴望,通过大段的描写表达自己性压抑的苦闷和忏悔的恶习。第五节写“他” 无意中偷看旅馆主人的女儿沐浴,内心掀起轩然,情绪也变得焦虑、紧张。 第六节写的是“他”在梅林中偶然遇到了一对男女偷情,出于一种变态心理,他偷听男女的幽会。第七节写“他”最终自甘堕落,去妓院嫖妓的劣迹。最后一节,“他” 羞愧地离开妓馆,带着深深的自责自悔、自叹自怨以及对祖国的呼唤跳海自杀。整篇小说呈现出主人公心理情绪的波动过程, 作品没有扣人心弦的完整情节,都是以事件片断或一个个生活场面贯穿全文,但是却带给读者深深的震撼。
而另一部作品《青烟》更是由不同的生活片段组成的小文章,写“我”独自坐窗前,脑中所涌起种种愁思,反映了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深刻的内心矛盾。象这样的题材,如果按照一般小说那样组织情节,就很难处理。可是,作者抓住了人物的情绪线索,不管表现的内容如何变化无常,各段之间如何任意跳跃,小说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倒是因为情绪流动起伏,联想展开,以及产生幻觉后那一段往事的回忆,才使“我”独坐窗前的静态描写出现了动势,整篇小说显得丰富而不呆板。在这种愁思下,无拘无束地描绘了朦胧的梦境和悲凉沉寂的景象。作品的时空变换相当, 时叙可以颠倒, 也可以越出地域界限, 展开联想。“我”一会想到了自己的事业、境遇和将来,一会又想到了可怜的弟兄为了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奔波;场景一会是自己怀抱着肥白的裸体妇女,一会是资本家男女从跳舞的地方出来了;最后,出现了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打听这附近是否有一家姓于的,文章以“我”听到了洗便桶的声音而结束,预示着污秽的势力和黎明的到来。这篇作品的结构就是靠主人公的心理反应与情感活动形成的,读后让人感到有意味无穷。在这里,郁达夫完全打破了一般小说的常规,并不严格围绕性格组织开端、发展、和结局,也不按故事始末或生活发展的一般进程作类似的推移,而着重以主人公感情起伏发展为主线,片段性地来组织文章章,因此形成了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
总结
郁达夫一生的经历坎坷,他从小失去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因此在他的生活中就缺少着阳刚之气。到了青年时去日本求学,却过了十年的饱受歧视的留学生生活。他从小体弱多病,长大后四处漂泊,在国外受到颓废精神和感伤主义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半殖民地封建的社会环境和国内动荡的局势,他只能在迷茫痛苦中沉沦颓废、愤怒悲哀、苦苦挣扎。因此,他的小说中带有忧郁的情调就在所难免了。同时,郁达夫的小说, 是用感情作为线索, 联接几个生活画面达到对情绪的抒发。这是一种散文式的结构,正由于郁达夫对这一结构形式的执着追求, 才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把诗和散文的结构艺术引进了小说, 从而丰富了小说艺术的内涵, 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人物。
注释
①王春荣.意义的生成与阐述——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学研究[M].辽宁:辽宁出版社..页
②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杜.年第一版.~页
③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年.页
④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花城出版社.年.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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