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四时花卉图卷

1. 简述徐渭的绘画风格有什么特点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

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2. 徐渭的画体现了什么风格

在画上，徐渭往往以他特有的书法风格题写的诗文。徐渭用书法、诗文，进一步丰富画面内涵，深化主题，完整地展现他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比如徐渭名作《墨花图卷》中的一处梅花旁，他题诗道：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不信但看千万树，东风吹着便成春。

徐渭画梅却不关注画梅花的画谱，只是信手拈来，就足以表现梅花的神采。还有，牡丹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富贵之花，鲜艳华贵，富丽堂皇。

而徐渭对富贵之人，往往深恶痛绝，不肯相往来。但徐渭却喜欢画牡丹。徐渭画牡丹，纯以水墨完成，不施颜色，他的《花卉杂画卷》有一枝水墨牡丹，他题诗写道:

五十八年贫贱身，何曾妄念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

在这里，徐渭以诗明志，表明自己坚定清白操守、不苟求富贵的心志。在另一幅《墨牡丹》上徐渭又进一步阐明自己“贫贱不能移”的态度。

徐渭用泼墨的手法来画牡丹，虽然另有一种生机，但毕竟不是这种花的本来面目。徐渭说，像他这样的穷人，本性与梅花和竹子最适宜，与荣华富贵总是显得风马牛不相及。还有，徐渭在有名的《墨葡萄图》画上有一首行书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首诗道出了徐渭的孤寂落魄、郁郁不得志及怀才不遇的心境，其书法字体也风格独特、奇伟怪诞、字势跌宕。

总之，徐渭花鸟画题材虽然并不繁多，但上面题诗却极其丰富。此外，徐渭还颇具道家意味。徐渭与许多当时的文人一样，是三教合一论者。徐渭在写意花鸟画上题写的诗文中，也常常流露出其对佛教禅宗的理解。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尚形式。徐渭是典型的文人画家，这些寻常的花卉题材，经过题诗，更加深化了主题，传达了他历经磨难而积郁在内心的不平之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气质，也显示出他对艺术和人生的深刻理解。

徐渭对绘画风格追求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自出家意”。就是说，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模仿别人，要体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徐渭评价自己的绘画时说：“随手所至，出自家意，其韵度虽不能尽合古法，然一种山野之气不速而至。”

在绘画的功能上，徐渭提出“悦性弄情”的观点。他提倡通过绘画来实现愉悦性情的作用，释放真实的情感冲动。

对于情，徐渭颇为看重，他强烈地渴望摆脱一切人为的束缚，追求个性的放达与人格的独立，大写意绘画使得他个人内心愤懑的情绪直率而无所顾忌地得到宣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摆脱了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的束缚，而抒写“真我”性情。

徐渭任情使性地涂抹所呈现出的纵逸恣肆、水墨淋漓的风格特征，使他得到了情感上的愉悦和心灵的抚慰，也使他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理想。徐渭在谈论戏剧时，他认为，人一生是受着情感约束的，文艺作品对于情感的表达越真实，就越感人，易于流传。

徐渭认为文艺作品“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他看到真情是构成文艺作品审美因素的核心，是催发文艺作品审美功能的动力。

徐渭主张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思想和真情实感。所以他的画风更注重表达主体情感，从前人的笔墨程式与客观物象的束缚中得到解脱，获得了情感抒发的自由。

这种以抒“情”为主的观念，是对传统绘画中以体“道”为最终追求目标的突破，情感的真实性，使他的绘画艺术感染力增强了，对他整个绘画风格的形成，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徐渭在绘画的创作态度方面，提倡“游戏笔墨”的心态。在题画中，他常用“游戏”、“戏墨”这样的字眼，他的画不讲究精工细制，总是体现一种即兴挥毫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佛教“以无法为法”“法无定法”等理念的影响。

正是徐渭在绘画思想中，强调风格特征的个性化与个性情感的真实直率的表达，这使他在前人基础上，把写意花鸟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恣纵的笔墨形态，放浪于形骸之外的气质个性，使水墨写意的表现力大大加强了，徐渭以其崭新的笔墨语言，确立了独有的风格特征，实现了他对写意花鸟画传统审美理想的创变。

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摒弃了古典风格中雅正和谐、平和内敛的美，直接呈现出对立冲突的美。徐渭那种放纵的笔墨，也绝不是停留在技法上的写意，而成为他人性与情感表达的媒介。

其中徐渭大写意花鸟画所具有的表现主义魅力，是古典写意画所不可能具有的美，而这也恰恰是艺术发展的新动向，是徐渭在花鸟画发展中占有开拓性地位的原因。

3. 求硬笔书法：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4. 简述明代陈淳,徐渭花鸟画作品特点

陈淳,
他的有些作品，所画质朴，可以看出受沈周画法的影响，
从他现存作品中即可见风格和用笔，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住。在绘画史上，陈淳与徐渭并称为"白阳、青藤"，
陈淳的绘画当属文人隽雅一路的，即"白阳"一派画家。他绘山水，效法米友仁、高克恭，水墨淋漓，颇得氤氲之气。他的泼墨之功，往往见于画烟云之中。在写意花卉方面，陈淳独得玄门，笔法挥洒自如，富有疏朗轻健的风姿，用墨设色，则如徐沁所谓"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开明代写意花鸟画新格局。笔墨简洁精练，风格疏爽，追求闲适宁静的意趣。他在水墨的表现上，能掌握生纸性能，使墨与水分开，从而产生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变化。明清以来画家，尤其在花鸟画方面，受他的影响很深。他与徐渭齐名，人称“青藤、白阳”。
徐渭
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5. 写意花鸟画的历史画派

五代黄筌、徐熙并起，渐成两大系统，以后继续衍生。明代花鸟画演变成四大系统，一为边景昭、吕纪的黄氏体，二为林良、徐渭的大写意体，三为陈淳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体，四为周之冕的勾花点叶兼工写体。《国朝画征録》卷下则把花鸟画归纳为三派，称“花鸟有三派：一为勾染，一为没骨，一为写意。勾染，黄筌法也；没骨，徐熙法也。后世多学黄筌，若元赵子昂、王若水，明吕纪，最称好手；周之冕略兼徐氏法，所谓勾花点叶是也。……其写意一派，宋时已有之，然不知始自何人。至明林良，独擅其胜，其后石田、白阳辈，略得其意，若其全体之妙，非大有力者学之必败”（李来源、林木编《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40页）。
五代黄筌、徐熙两大系统是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重要的画派衍生。明代花鸟画的四大系统，亦是考察中国花鸟画派衍生之变的重要窗口。边景昭，字文进，博学能诗，擅画花鸟，继承两宋院体工笔重彩的传统，作品妍丽堂皇，精细工致，韩昂《图绘宝鉴续编》称其作品“不但勾勒有笔，其用墨无不合宜”。传世之作有《竹鹤图轴》、《竹鹤双清图轴》（与王绂合作）、《杏竹春禽图轴》、《三友百禽图轴》等。上海博物馆藏《杏竹春禽图轴》以杏花竹报春讯，以春禽寄春意，满目春光，生机勃勃。吕纪画花鸟画十分出色，他近学边景昭，远师南宋画院体格，敷色绚烂，为明代院体花鸟画家代表之一。上海博物馆藏其《浴凫图轴》作品，很好地处理了浴凫与流水的关系，构图大胆，笔墨流畅，设色雅淡，气息清和，体现了明代花鸟画家的娴熟技法和时空营造能力。林良的花鸟画注重写意，墨气豪放，对于文人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建树，具有启迪意义。他擅画水墨花鸟，上海博物馆藏其《双鹰图轴》，气势磅礴，鹰目炯炯，枝叶穿插，墨色淋漓，反映了明代院体画之十足神采。徐渭的大写意体用笔简练，不求像物，重在写其意趣性情，故称“写意”。他的画较之以前的减笔写意画更为简约概括，放逸豁达，故谓“大写意”。徐渭十分推崇陈淳、谢时臣、陈鹤。他关注陈淳的写意花鸟之道，曾跋《陈白阳卷》曰：“陈道复花卉豪一世。”在《徐文长文集?书谢叟时臣渊明卷为葛公旦》中赞赏谢时臣的山水劲笔多墨，称“吴中画多惜墨，谢老用墨颇多，其乡讶之”。而对陈鹤的水墨花卉则叹之“滃然而云，莹然而雨，炫炫然而露也，殆所谓陶之变耶”。（明徐渭《徐文长文集·书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徐渭的作品题材囊括花卉、草木、瓜果、鱼虫、走兽、山水和人物，尤以花卉著名。上海博物馆藏其《花果图卷》用笔放纵，水墨酣畅，诗画并茂，画坛称颂。上海博物馆所藏《牡丹蕉石图轴》、《拟鸢卷》，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墨竹卷》、《写生图卷》，南京博物院所藏《杂花图卷》，故宫博物院所藏《墨花十二段图卷》、《四时花卉卷》、《墨花九段卷》，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杂花卷》，云南省博物馆所藏《水墨花卉卷》等，都是难得的传世之作，从中足见徐渭大写意的精彩笔墨。陈淳，字道复，他的简笔水墨淡彩小写意在画坛占有重要地位。他于晚年创作的花卉长卷颇有特色，有时以四季为序，有时时空交叉，颇见水墨组合的视觉冲击力。上海博物馆所藏《墨花十二种图卷》，画了梅花、兰花、玫瑰、百合、月季、紫薇、秋葵、桂花、芙蓉、菊花、水仙和山茶，姿态各异，繁花烂漫，写意抒情，水墨淋漓。上海博物馆所藏《花果图卷》、《山茶水仙图》、《花卉图册》等也属陈淳水墨华章，令人驻足。其实，说陈淳的花鸟画贵于简笔水墨淡彩的小写意，这只是注重从沈周的水墨写生至陈淳的水墨写意的飞跃而言，实际上陈淳在晚年的花鸟佳作中已呈现泼墨大写意的体貌。徐渭的大写意笔墨就得益于陈淳。世称“青藤白阳”，其实青藤亦源于白阳。论及周之冕的勾花叶兼工写作品，也是探索明代画派衍生之变的必然落笔之处。周之冕的“勾花点叶”源于孙隆、沈周和陈淳之法，他是集大成而用之，推陈而出新。王世贞曾对明代中期三位写意画家陈淳、陆治和周之冕作了评价，所谓“道复（陈淳）妙而不真，叔平（陆治）真而不妙，周之冕撮二子之长”。南京博物院藏《桂子图》和故宫博物院藏《花卉图卷》都是周之冕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藏周之冕《花鸟图册》的花鸟传神，“勾花点叶”，写意中兼工笔，墨韵中见色彩，从中可以洞察明代画派衍生的脉胳。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史上，尽管画派林立，技法有异，可是在注重写生这一点上，却形成共识，绵延后续。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发现孔雀升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上海博物馆藏赵佶《柳鸦芦雁图卷》，尽得高雅之气，柳叶低垂，吟鸦自在，芦雁嬉水，一派休闲清景。其中神韵之妙，不能说和平时重写生、察细微无关。元代水墨写生画的高手当推陈琳、王渊和张中。陈琳借助写生，突破了传统工笔重彩画技法，以水墨淡彩法描绘物象，形成了富有艺术个性的勾、刷、点、染之法，造型严谨，笔简意高，其《溪凫图轴》为花鸟画史论所褒扬。王渊从写生中得清淡之气，其佳作《花竹集禽图》和《花竹锦鸡图》对后世影响很大。张中在当时被人称为“写生第一”，采用水墨晕染，深得文人写意之神韵，上海博物馆藏其《芙蓉鸳鸯图》，出笔清新典雅，鸳鸯与水极富动势，堪称从写生中赢得生机。陈淳绘画也看重写生，其《漫兴花卉图册》自跋中曰：“古人写生自马远、徐熙而下，皆用精致设色，红白青绿必求肖似物物之形，无纤毫遗者，盖真得其法矣。”他还谈到少年时就“有心于此，既而想造化生物万有不同，而同类者又秉赋不齐而形体亦异”。周之冕则善于观察禽鸟生活动态，落笔皆有生意。其绘画成就自然得写生之妙。清代任颐的画风清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写生，善于捕捉生活感受。平时他留意观察花鸟、家畜，往往聚精会神，十分专一。有一次他爬出天窗，翻到屋顶上细察猫儿打架，全神贯注勾画速写，客人来了，不知其去处，最后竟在屋顶上见到他。上海博物馆藏任颐《花鸟册》极富生气，实是其对物象感受的笔墨定格。当然，古人之所谓写生，有异于今天西画中的写生。“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祝允明语），生和意密不可分，写生和写意难以分离。不言而喻，写生就是写物之生气、生意。写生之法推动中国花鸟画生机勃发、绵延发展。

6. 《竹图》的作者徐渭是哪个时期的画家

明代画家。
徐渭（1521—1593），汉族，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天池生、天池山人、天池渔隐、金垒、
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田丹水、田水月，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
没骨花卉生动传神，对后世影响很大创建“青藤画派”等。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与不似之间

徐渭花卉图卷题诗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7. 徐渭作品价格

上世纪80年代，徐渭的作品主要在纽约和香港市场上露面，真假难定的价格不高。1989年纽约佳士得推出过一幅《鸡冠花》，结果只卖了5.5万美元。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形式的兴起，其作品在海内外亮相较多。1995年北京瀚海拍卖会推出一幅徐渭的《草书鉴湖诗》，被拍至35.2万元。此后，徐渭的作品只要在市场上被认定为真迹，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步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书画价格大幅攀升，徐渭书画价格扶摇直上。2007年，《墨花卷》在长风拍卖会上获价2072万元，其绘画作品首次突破了2000万元大关；2011年，徐渭书画作品的涨幅更是势不可挡，如《为仰南书六首诗卷》在上海道明获价3450万元，《墨葡萄图》在北京瀚海获价3795万元。目前，市场上只要有可靠的徐渭书画，价格动辄数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已非一般藏家所能承受。
我们先从历史角度来看徐渭字画现在价格多少这个问题，从影响力也可以判断出来，明代三大才子——解缙、徐渭、杨慎，他们才华横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经典作品和为人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可惜，这三大才子都因秉性刚直而仕途坎坷，结局悲惨。从明代三大才子的作品行情看，无论是作品市场价格还是影响力，徐渭都是遥遥领先，解缙其次，杨慎最后。若从绘画成就看，徐渭无疑是开宗立派的大师。在书法上三人各具风格，若论诗词文赋，杨慎成就最大，由于杨慎现在的作品价格较低，未来在市场上有较大升值空间。
我们再从拍卖行情来看徐渭字画现在价格多少， 徐渭字画价格以及市场行情可从今年秋拍的结果得到揭晓，嘉德四季第31期拍卖会本周圆满收槌，总成交额达2.3亿元人民币。其中，全场最另一件超乎预期的拍品在古籍专场，徐渭十三开《诗文册》5万元起拍，483万元成交。此册是徐渭书录自作跋文及诗文。作品中，楷书结体端稳开张，章法充实浑然。草书用笔倾侧欹斜，笔势开张激荡，线条纵逸跌宕，支离怪异，变化复杂，顿挫、转换狂纵而饶富奇趣，时出怪异之笔，且不拘章法，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往年徐渭拍品记录
徐渭 花卉手卷 5,328.00万 2011-12-04
徐渭 墨葡萄图 立轴 3,795.00万 2011-11-17
徐渭 草书李太白诗卷 手 1,680.00万 2010-06-03
徐渭 行书七言诗 立轴 1,207.50万 2011-12-04
徐渭 雪竹 立轴 1,035.00万 2011-11-17
详见：http://www.bestb2b.com/prod_32088313.htm

8. 徐渭、朱耷和吴昌硕这三位的代表作是什么,他们的共同风格是什么

徐渭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徐渭的书法和明代早期书坛沉闷的气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难看懂，用笔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喜欢，自己认为“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 泼墨写意画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时期的中国，美术正处在学习古人与创新两种意识碰撞的特殊 阶段。水墨写意画迅速发展，以徐渭为代表的泼墨大写意画非常流行，名家出现很多，技法也不断更新，徐渭凭借自己特有的才华，成为当时最有成就的写意画大师。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书画、诗文、戏曲等方面均获得较大成功。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似与不似之间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急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徐渭是一个书法家，在绘画中，他将自己的书法技巧和笔法融于画中，使人觉得他的泼 墨写意画简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苍劲书法。正如张岱所言：“今见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绝略同。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陶庵梦忆》）他的《墨葡萄图》，墨的浓淡显示了叶的质感，题诗的字体结构与行距不规则，如葡萄藤蔓一样在空中自由延伸，书与画融为一体。徐渭的书法造诣很高，其跌宕纵横的笔法有助于绘画艺术的巧妙变化，如画墨荷、葡萄，大刀阔斧，纵横驰骋，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是难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叶图》，将梅花与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画上题写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维画”，显示出徐渭与王维在某些构图上的源流关系。当然，王维画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种禅机，即，使得雪的清寒与芭蕉的心空构成画面的宗教底蕴，而徐渭在这样的画面组合中，更突出一种超越时空的主体解放性。徐渭的书法和画法都极为娴熟，功底深厚，他的题字，如他的泼墨写意画，纵横不羁，洋洋洒洒；他的泼墨写意画，融合了精熟的笔法，意趣横生，极富韵味。
画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在当世凡前来求画者，须值徐渭经济匮乏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题墨葡萄诗》来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凉，形影相吊，他将自己的悲愤和怀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笔端，创造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水墨名画。他笔下的墨竹，枝淡叶浓，，逸笔草草，竹枝气势劲健，竹叶俯垂含情，虽属竹枝而高洁清爽之气不减。这正是画家身处下层，怀才不遇，品格高洁，绝世独立人格的光辉写照。他的泼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贵高雅特征，色彩绚烂，他却常常以水墨绘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赋予牡丹清雅脱俗的格调和神韵，所谓“从来国色无装点，空染胭脂媚俗人。”
朱耷朱耷的画作在东方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并在世界画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孔雀竹石图》《孤禽图》《眠鸭图》《猫石杂卉图》，以及《荷塘戏禽图卷》、《河上花并题图卷》、《鱼鸭图卷》、《莲花鱼乐图卷》、《杂花图卷》《杨柳浴禽图轴》、《芙蓉芦雁图轴》、《大石游鱼图轴》、《双鹰图轴》、《古梅图轴》、《墨松图轴》、《秋荷图轴》、《芭蕉竹石图轴》、《椿鹿图轴》、《快雪时晴图轴》、《幽溪泛舟图轴》、《四帧绢本浅绛山水大屏》等，许多条幅，册页中的花鸟鱼鸭，山水树石等。书法方面有《临兰亭序轴》、《临“临河叙”四屏》，以及各大家法帖和行草诗书轴册等，都在国内外的博物馆、院中珍藏。八大山人的书画有少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已不复得见。
近年部分八大山人作品艺术品投资市场拍卖情况：
《个山杂画册》，2008，西泠印社拍场，成交价2352万元。 风格特点 《河上花图卷》局部
八大山人以绘画为中心，对于书法、诗跋、篆刻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绘画上他以大笔水墨写意画著称，并善于泼墨，尤以花鸟画称美于世。
在创作上他取法自然，笔墨简练，大气磅礴，独具新意，创造了高旷纵横的风格。三百年来，凡大笔写意画派都或多或少受了他的影响。清代张庚评他的画达到了“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的境界。他作画主张“省”，有时满幅大纸只画一鸟或一石，寥寥数笔，神情毕具。他的书法具有劲健秀畅的气格。篆刻形体古朴，独成格局。
朱耷在形成自己风格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又自辟蹊径。他的花鸟画，远宗五代徐熙的野逸画风和宋文人画家的兰竹墨梅，也受明林良、吕纪、陆治的技法影响，尤致意青藤白阳的粗放画风。他的山水画，远尚南朝宗炳，又师法董、巨、米芾、倪、黄以至董其昌等人的江南山水。在书法方面，他精研石鼓文，刻意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以王羲之的为多。
《眠鸭图》
朱耷绘画艺术的特点大致说来是以形写情，变形取神；着墨简淡，运笔奔放；布局疏朗，意境空旷；精力充沛，气势雄壮。他的形式和技法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他的山水画多为水墨，宗法董其昌，兼取黄公望，倪瓒、他用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幽雅的格调，而是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于荒寂境界中透出雄健简朴之气，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他的用墨不同于董其昌，董其昌淡毫而得滋润明洁，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表现，能够既不同于前人，又于时人所不及。他的花鸟画成就特别突出，也最有个性。其画大多缘物抒情，用象征手法表达寓意，将物象人格化，寄托自己的感情。清初画坛在革新与保守的对峙中，八大山人是革新派“四大画僧”中起了突出作用的一人。 [编辑本段]成就影响 《鹭石图》
八大有一首题画诗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这第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最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绘画艺术特色和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只有沿着他所提示的这条线索，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欣赏这位画家的伟大艺术作品。
怪异晦涩中隐含着痛苦
八大由于他的特殊身世，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使他的画作不能像其它画家那样直抒胸臆，而是通过他那晦涩难解的题画诗和那种怪怪奇奇的变形画来表现。例如他所画的鱼和鸟，寥寥数笔，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倾是而非。特别是那对眼睛，有时是个椭圆形，都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看的鱼、鸟的眼睛，生活中鱼、鸟的眼睛都是圆圆的，眼珠子在中央也不会转动。八大的鱼、鸟的眼珠子都能转动，有时还会翻白眼瞪人哩。他画的山石也不像平常画家画那个样子，浑浑圆圆，上大下小，头重脚轻，他想搁在哪里就在哪里，也不管它是不是稳当，立不立得住。他画的树，老干枯枝，仅仅几个杈椰，几片树叶，在森林中几万棵树也挑不出这样一颗树来。他画的风景、山、光秃秃的树，东倒西歪，荒荒凉凉，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想谁也不肯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还有，他画上的题诗、签名和印章，也是怪怪的。例如他自号“八大山人”，解释的人很多，至今学者们还有不同争论。他有一方印章，印文刻作 ，有人说它是由“八大山人”四字组成，有的人则持慎重态度，称之为“屐形印”，因为它的形状像只木屐。至于他画上的题诗，许多句子更是令人难解。
然而，八大明确地告诉我们：“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又说：“想见时人解图画”。他是很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的画中之意的。因此许多学者经细心的研究，从他的画意和字里字间，探听出许多真消息。例如他有一个画押写作 ，很长时间人们一直称它为龟形画押，因为其形状特别像一只乌龟。后来才看出，原来是由“三月十九日”几个字变形组成，这恰好是明代最末一个皇帝崇祯自杀的日子，标志着明朝的灭亡。那么这个画押，也就表示对国亡的纪念。
《莲花鱼乐图》
康熙二十一年他曾经画了一幅《古梅图》，树的主干已空心，虬根露出，光秃的几枝杈椰，寥寥的点缀几个花朵，像是饱经风霜雷电劫后余生的样子。其上题了三首诗，第一首写道：“分付梅花吴道人，幽幽翟翟莫相亲。南山之南北山北，老得焚鱼扫 尘。”“梅花吴道人”是指元代画家吴镇，自号“梅花道人”。方框内的字，显然是被当时或稍后的收藏者有意剜去，以避免文字狱灾祸。不难猜测，这个字不是“胡”，即是“虏”。清代统始者以满族入主中原，最忌讳的也是这两字。要在“南山之南北山北”扫除“胡尘”，八大山人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反清复国思想。第二首诗写道：“得本还时末也非，曾无地瘦与天肥。梅花画里思思肖，和尚如何如采薇。”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元初遗民画家郑思肖，在南宋灭亡之后隐居吴下，画兰花露根不画坡土，人问何故，他回答说：“土地都被人抢夺去了，你难道不知吗？”二是殷遗民伯夷、叔齐在周灭殷以后，耻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直至饿死。原来八大这幅《古梅图》虬根外露，也不画坡土，是仿照郑思肖画兰之意，暗含着国土被清人所抢夺，他这个明代宗室子孙，之所以成了和尚，正如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那样，不肯臣服于新王朝。国破家亡，复国无望，这使他不能不“苦泪交千点”了。
八大题画诗，是解开他画意的钥匙，然幽涩难解，如迷如雾，许多学者都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破释。例如康熙二十三年所作《甲子花鸟册》（今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其中第七页画一只八哥站在枯枝上，题诗曰：“衿翠鸟唤哥，吭圆哥换了。八哥语三虢，南飞鹧鸪少。”此诗之意，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经过引经据典考释后结论说：“此诗画是讥‘虢’（指明）亡后，忠臣如鹧鸪之志切怀南，殊不多见。”这就是说，八大的作品，除了一般的国破家亡的情绪表达之外，有时还具体有所指。《瓜月图》亦是件有所指的作品，在题诗之后他记录说：“己巳润八月十五夜画所得”。面对着天上的圆月，和人间家家户户吃月饼，他的心被触动了，那么他“所得”是什么呢？画上题诗曰：“眼光饼子一面，月圆西瓜上时。个个指月饼子，驴年瓜熟为期。”有人根据吃月饼的风俗来源于反清义军传递起事暗号的民间故事，说八大在期盼着这一天到来。然而却要等到何年（驴年）呢？“驴年马月”是俗语，表示遥无定期。果真如此，则八大的心迹，就不只是徒有国亡余痛了。
吴昌硕少年时他因受其父熏陶，即喜作书，印刻。他的楷书，始学颜鲁公，继学钟元常；隶书学汉石刻；篆学石鼓文，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等人影响，以后在临写《石鼓》中融汇变通。沙孟海评：吴先生极力避免“侧媚取势”，“捧心龋齿”的状态，把三种钟鼎陶器文字的体势，杂糅其间，所以比赵之谦高明的多。吴昌硕的行书，得黄庭坚、王铎笔势之欹侧，黄道周之章法，个中又受北碑书风及篆籀用笔之影响，大起大落，遒润峻险。
他的篆刻是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成为一代宗师。他的画起大落，善于留白，或对角欹斜，气象峥嵘，构图块面体积感极强。他的篆书个性极强，印中的字饶有笔意，刀融于笔。所以他的篆刻常常表现出雄而媚、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变而正的特点。篆刻方面吴昌硕上取鼎彝，下挹秦汉，创造性地以“出锋钝角”的刻刀，将钱松、吴攘之切、冲两种刀法相结合治印。所以他的篆刻作品，能在秀丽处显苍劲，流畅处见厚朴，往往在不经意中见功力。
▲篆刻作品
《寿山老坑巧色雕狮钮》、《作了天下事》、《读遍千古书》、《好学为福》、《黑青田》、《一月安东令》、《湖州安吉县》、《泰山残石楼》、《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暴书》、《千寻竹斋》、《千寻竹斋》3刻、《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安吉吴俊章》、《雷浚》、《鲜鲜霜中菊》、《归仁里民》 [编辑本段]绘画生涯 吴昌硕最擅长写意花卉，受徐渭和八大山人影响最大，由于他书法、篆刻功底深厚，他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他自己说：“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他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所作花卉木石，笔力老辣，力透纸背，纵横恣肆，气势雄强，布局新颖，构图也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用色上似赵之谦，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尤善用西洋红，色泽强烈鲜艳。名重当时的画家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吴昌硕作画用“草篆书”以书法入画；线条功力异常深厚。虽然从状物绘形的角度看其线条的质感似乎不够丰富、切实，但恰恰是舍弃了形的羁绊，吴昌硕的绘画才步入了“意”的厅堂，从而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 表现形式。
吴昌硕绘画的题材以花卉为主，学画较晚，40岁以后方将画示人。前期得到任颐指点，后又参用赵之谦的画法，服膺于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画家的画艺，从中受惠甚多。他酷爱梅花，常以梅花入画，用写大篆和草书的笔法为之，墨梅、红梅兼有，画红梅水分及色彩调和恰到好处，红紫相间，笔墨酣畅，富有情趣，曾有“苦铁道人梅知己”的诗句，借梅花抒发愤世疾俗的心情。又喜作兰花，为突出兰花洁净孤高的性格，作画时喜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显得刚劲有力。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以寄托感情。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他画菊花或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菊花多作黄色，亦或作墨菊和红菊。墨菊以焦墨画出，菊叶以大笔泼洒，浓淡相间，层次分明。晚年较多画牡丹，花开烂漫，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含有较多水分，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显得生气蓬勃。荷花、水仙、松柏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菜蔬果品如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也一一入画，极富生活气息。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再配以画上所题写的真趣盎然的诗文和洒脱不凡的书法，并加盖上古朴的印章，使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对于近世花鸟画有很大的影响（见彩图《岁朝清供图》（清））。
▲绘画作品
《天竹花卉》、《紫藤图》、《墨荷图》、《杏花图》、《花卉十二屏风》、《梅花》、《花卉四屏》、《牡丹》、《兰石图》、《松石图》、《花卉》2幅、《紫藤图》、《杂画册(之—、二)》、《依样》、《天香露图》、《杞菊延年》、《泥盆菊草图》、《牡丹图》、《牡丹水仙图》 、《大富贵》、《佛像图》、《富贵神仙图》、《红梅图》2幅、《蔷薇芦桔图》、《秋艳图》、《三千年结实》、《人物》、 《三千年结实之桃》、《神仙福寿》、《石梅》、《石竹图》、《松梅图》、《岁寒交图》、《桃实图》、《瓜果》、《灯下观书》、《姑苏丝画图》等。 [编辑本段]书法生涯 吴昌硕的楷书，开始学习唐代（公元618--公元907年）颜鲁公，隶书学习汉代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吴昌硕的行书，学习黄庭坚、王铎风格。 吴昌硕的篆刻，今天学习的人很多。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吴昌硕的书法创作中，无疑以篆书、行草为主，但吴昌硕学习隶书的时间并不短，在青年时期便曾临习汉碑，如“张迁碑”、“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等，同时又受到邓石如、吴让之、杨见山等人的影响，笔法近似杨见山，他在三十五岁时书的一幅隶书还是“张迁”的风格，结体方正，用笔尚拘谨、小心。吴昌硕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如这幅“奉爵称寿，雅歌吹笙”，用笔雄浑、饱满，从一些线条看，具有篆书的痕迹，可以说这时吴昌硕早已将篆、隶溶为一体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目。
吴昌硕的楷书遍临《汉祀三公山碑》《张迁碑》《嵩山石刻》《石门颂》等汉碑。中年以后，博览众多金石原件及拓本，选择石鼓文为主要临摹对象。数十年间，反复钻研，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参以秦权铭款、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等文字的体势笔意，故所作石鼓文凝练遒劲，自出新意，风格独特。60岁后所书尤精，圆熟精悍，刚柔并济。喜将石鼓文字集语书写对联。晚年以篆隶笔法作草书，笔势奔腾，苍劲雄浑，不拘成法。
▲书法作品
《临石鼓文》
《山青水碧鸟语花香》，2008，佳士得拍场，成交价3426万元。
《鹭石图》，2008，北京万隆拍场，成交价3300万。
《瓶菊图》，2008，中国嘉德拍场，成交价3136万元（不含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