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册图片

⑴ 十全十美图的介绍

《十全十美图》属清代绢类文物、书画为清朝画家艾启蒙和朗世宁绘制，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取材于我国清朝乾隆年间，是分别来自波西米亚及意大利的宫廷画师艾启蒙和郎世宁的传世佳作《十骏犬》与《花卉册》（又称《十美图》）的合称。当时两人分别敬献《十骏犬》和《十美图》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在画作盖上了他的鉴赏钤章，并将两者合二为一，题为《十全十美》图。包括10只名犬和10幅名花。此系列作品描绘边疆少数民族王公及地方官员所进贡的纯种猎犬，对于解其原产地， 与清廷中央与周边藩属相互的交往关系， 有重要参考价值。

⑵ 任颐的绘画史上的意义

任伯年作为清末“海上画派”的重要画家，在人物、花鸟诸传统绘画领域都有建树。就其个人的艺术成就看，他的花鸟画可能并不亚于其人物画，但就“海上画派”而言，在其前后的虚谷、蒲华乃至吴昌硕诸辈，都主要以花鸟画享名，与这些同人们相比，任伯年在花鸟画上的成就相对就不甚突出了；换言之，如果任伯年毕生没有其人物画的成就，那么也许就没有其今天“任伯年”之盛名，所谓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伯年）、任预，也可能就不存在；或者说，不包括任伯年的“三任” 或不包括任伯年与任预的“二任”，也还可以存在，但名气会小得多。无疑，就绘画史的意义而言，具体地说，在清末乃至19世纪的近代中国绘画历史上，任伯年是以其人物画（尤其是 “写真”画像即肖像画）而显示其别具一格的意义的。这一点，也正是美术史家王伯敏先生的看法。他认为，“对于任颐的艺术造诣，就其个人来说，花鸟画的本领比较高，若以当时画坛的情况而言，他的人物画影响比较大。因为画人物的画家少，有成就的更少，所以像任颐那样的造诣，自然比较出众了，作为画史上的评价，当然首推他的人物画。”2 这个看法，我自然是赞成的。但是，在我们考察任伯年人物画的时候，实际上又不能把它与他的花鸟画完全割裂开来，因为在他的人物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也正是他的花鸟画创作最成熟的时候，这两者可以说是一条道上的“双轨”，是同时或共时地“与时俱进”的；而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看到他进入成熟期后“本领比较高”的花鸟画对其同时从未中断的人物画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甚至也牵涉对任伯年总体绘画成就的估量与评价。本文将主要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与表述我的看法。二重性或兼容性：过渡时期人物的过渡性特征任伯年诞生之年正好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年。中国近代史的起讫，从1840年到1919年，不过80年3，这是一个从此前的古代封建君主社会向此后的现代民主社会艰难转换的过渡时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与磨难。在这一大时代洪流中，比起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辱和封建主义政权的腐朽统治而奋起革命或改良的志士仁人（如林则徐、黄遵宪、康有为、孙中山等等）来说，像任伯年这样的一介画人，也许实在算不了什么——以他“嗜吸鸦片”4成瘾乃至折寿（无独有偶，“四任”中无一有年过六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处在这一前后历史时代之过渡时期中的任伯年，事实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当时对华政策包括鸦片政策下的一个受欺凌受磨难的旧文人、旧画人之典型代表吧。但与此同时，若就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在中国人物画方面，他作为近代中国画家因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在他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种不同因素相互并存或相互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具体表现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写真性品格与写意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一是其世俗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所谓过渡时期人物基本的过渡性特征，即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特征。在这三方面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的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是决定性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其后续的另两种并存或融合的特征；或者说，是由于画工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真性品格与世俗性品格，又是由于文人性品格带来了其相应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而由于任伯年所处的先天的与人文的历史背景（包括其出身的家族或“庭训”的家学）的独特性，以及其所生活的地域、时代及社会环境的独特性，从而在他个人身上与作品中带来了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方面的相互并存或融合——而如果是另一个画家，由于他没有或较少带有这样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性，那么，往往是相互抵牾的这两大不同品格（群或系列），就较难在同一人的身上及作品中存在和出现了。任伯年的画工性与文人性品格及其花鸟画的成就如果说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是出自其家族的家学（其父任鹤声“原是民间写真画工”，“善画，尤长写真术”5；任伯年“少随其父居萧山习画”6），其写真性品格也率先是从学习、从事作为写真术的肖像画之基本要求而来，那么，其世俗性品格，就不仅是来自其直面对象绘制现实中真人的肖像画这样一种从来属于人见人爱、人皆求之的行当，更与他自25岁起即以鬻画（包括肖像画，但主要不是肖像画）谋生有关，尤其是与他“直到晚年，润例还是半块钱一尺”7的“随行就市”、平易近人的画作营销作风有关。但是任伯年的有幸在于，他不仅具有画工性品格的一面（否则，在帝国资本入侵下形成半殖民地商品经济相对发展之上海，他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混迹其间的小有名气的画匠而已），还有其同时体现文人性品格的那一面，即由这一文人性品格领衔而来的写意性品格与精英性品格的那一面。任伯年30岁（1869年）到上海后，也许是出于卖画谋食的需要，更由于是完全进入了后来被史家称作“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其中有任薰、胡公寿、周闲、张子祥、陈允升、虚谷、杨伯润、高邕之、蒲作英、杨岘、吴昌硕等），他除了画写真肖像画之外，主要是致力于学习与创作作为传统文人画最经典题材与图式的花鸟画作品（论家有所谓“近追南田，上窥宋人”9的说法）：他先“经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面，‘不数年，画名大噪’”10；同时也画《花卉四条屏》（同治庚午/1870年作，署有“学瞎尊者法”11语）等卷轴画，又画册页小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他逐渐锻造自己具备了属于更高一个社会文化层次者方能具有的那种品格，即文人性品格。从他在自己画作上题写的“略师宋人设色”（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绣球芭蕉》12）、“拟元人设色”（故宫博物院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荫小犬图》13）、“冬心先生有此本略效其意”（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枇杷鸡雏》14）、“效元人没骨法”（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壬午/1882年作《花卉册》之一至之十二15）等款识，说明他已经完全投身于那种文人画家应有也必须有的创作境界中，他的写意性品格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坚实的锻造。值得敬佩的是任伯年在“上法古人”、领略传统精髓中显示的非凡悟性，并在具体创作中表现出的那种绘画功力——我们如今在《任伯年精品集》中可以看到他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所绘制那些折扇与纨扇扇面作品，无论是没骨写意的还是工笔勾勒的，绝大多数都堪称真正叫人“叹为观止”的精品；尤其是那几幅纨扇扇面，其中属于工笔勾勒彩绘的《牵牛菖蒲》（中国美术馆藏，同治癸酉/1873年作，第121图）、《瓜瓞绵绵》（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己卯/1879年作，第122图）、《荷花》（南京博物院藏，第156图）、《天竹栖禽》（南京博物院藏，第157图），它们无论在画材布置、用笔或赋色上，都做得到位、得体，体现的正是那种中国绘画正统的精英性品格；而那些没骨写意的作品，如《花月栖鸟》（中国美术馆藏，光绪庚辰/1880年作，第124图）、《藤萝小鸟》（光绪辛巳/1881年第125图），则以其文人气质的潇洒，体现的则是又一种精英性品格，即新锐性品格。画工性与文人性的兼容性或二重性：任伯年人物画的过渡性特征让我们回到任伯年的人物画创作中来。在人物画作品中，任伯年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相互并存或融合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是决定性的，甚至有更明显的表现。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从任伯年的生平记载看，他的画工性品格除了是来自人物写真术的家学影响之外，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从他喜好临写具有工笔与画工画意味的“金碧山水”所带来的。比如他早年为姚小复作的《小浃江话别图》（故宫博物院藏，丙寅/1866年作16）就很有典型性。这幅就“话别图”题材来说本应画成那种自叙传式的人物画的，然而在此画的题跋中他自称“爰仿唐小李将军法以应”，结果当然画成了一幅工笔模样的山水画——画中虽然还可辨别出他与同好“话别”的场面，却全然是被表现在一个大远景的构图中——话别的人物仅仅是微小的“点景”人物。这幅作品揭示了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图式的另一个源头，即“山水图式+点景人物”的源头——他的“人物”的出场方式，将是从“山水”中自远而近地向我们走来；而这种提供人物出场的“山水图式”所采取的工笔笔法，则又分明暗示出任伯年早期画作中无可回避的画工性品格的潜质。同样作为“话别图”的《东津话别图》（中国美术馆藏，戊辰/1868年作17），系作于前一“话别图”的两年之后。它依然保留了前一“话别图”的“山水图式”，而且依然不乏工笔笔法，不过由于人物来到前景成为主体而使其本身的“山水图式”转换为仅仅是用以衬托主体（群体性的五位人物）的背景；前一“话别图”的“立轴”在此图中也变成了有利于一一展示每一位主人公形象的“横卷”）。这可以说既是一幅“山水图式”的人物画，又是一幅“人物图式”的山水画——或者说是典型地表现了从山水画图式向人物画图式演变的过渡性形态，一种二重性或兼容性的独特形态。如果我们从这幅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内容与思想意境来看，它应该说已经、完全也直接就是文人性的了。这说明，此时的任伯年，就其人格与修养水平而言，不啻已经是文人化了的（由于有关任伯年25岁前的生平史料有案可稽者几无，对于此点，笔者无法在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总的来说（即单就画面形态来说），此画仍然可将它说成是任伯年人物画创作在30岁之前的那种尚未怎么受到文人性品格影响的形态——一种基本的、多半表现为画工性品格的形态。30岁到上海之后的任伯年，正如前述，他开始进入“海上画派”的文人画画家的圈子里，他通过“上法古人”与学习海上同人的文人笔墨，仿作与创作了大量的具有传统文人画品格的花鸟画，并把文人花鸟画的笔墨精神带到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中来。此时他的人物画已经有了两类不同的手法或风格样式：一种是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大多是传统的古装人物题材，它们基本保留着此前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的习性，如1872年作的《游艇吟箫图》（折扇）18；另一种正相反，是对中国传统人物画最一般的非写真习性的基本克服，即转变为对人物采取写生手法而体现的写真性，其描绘的对象当然也就都是他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了，如1873年作的“仲华二十七岁小景”的写真人物《葛仲华像》19。就上述这两例看，其信笔胸臆的写意人物与对人写生的写真人物，分别以不同手法表现出作者各自不同的创作心态（自主性/客观性），以及作品各自不同的画面情境（创造性/写生性）、用笔方式（随意性/谨严性）与写形风格（想象性/写实性）；而这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的是其过渡性特征中那种“并存”的“二重性”特征，而且它们是通过不同的作品分别来体现的。任伯年1877年（38岁）画的《饭石先生像》20是一幅更有意思的代表作，对于论证笔者的看法也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在同一幅作品中，中间偏左的主体人物（饭石先生）加上左端的陪衬景物（花架、盆景等）均是采用完全对人对景写生的手法，因而是属于写真的；而右端的两名陪衬人物（提壶的与端茶的仆役），明显是因为右边画面太空而信笔添加上去的，由于没有写生的模特（在写生饭石先生时，可能真有两名仆役进来上过茶，但转身即离去了——后者作为仆役，事实上也没有资格像主人那样作为模特来获得肖像写生的权利与荣耀），只能是由作者凭空或根据记忆将他们画出来，成为信笔由缰的非写真的写意人物。主人与仆役，写真与写意——前者（包括陪衬景物）画得精妙绝伦；而后者与前者比，至少在人物的造型与结构比例上就大为逊色，不能不相形见绌，尽管我们看得出作者在两者具体衣纹处理上力求了风格的一致。这是把“对人写真”与“信笔写意”的两种手法在一幅画中实行“兼容性”的“融合”的典型例子。但这幅画在这两方面的不和谐与不统一，在明眼人的眼中还是显然的，不能不是一种瑕疵或破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某种过渡性特征的二重性或兼容性，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一种走向成熟过程中的不成熟的表现。任伯年人物画的真正成熟期是在他40岁以后。也许任伯年进入不惑之年以后也自觉到像他在《饭石先生像》中的“兼容性”的“融合”手法会造成画面事实上的不兼容与不融合，他此后的人物画就没有再重复他的这种不成熟了。在1880年作的《张益三像》21中，其主体人物与陪衬景物就基本上都是以工笔笔法写真的（主体人物坐的石头可能有一点意笔笔法，但绝无伤大雅）；1885年作的《赵德昌夫妇像》22 也是风格与手法浑然统一的：两个主体人物与其陪衬景物均为工笔写真，仅是在人物座椅下的地毯的表现上略施意笔（或没骨）的渲染而已。1892年他为与其“亦师亦友”的同好吴昌硕作的《蕉阴纳凉图》（浙江省博物馆藏），当属任伯年这类工笔写真人物画臻于“传神”的艺术最高成熟度的颠峰之作——作者显然对自己所面对描绘的对象是太熟悉了（此前，他就几次为吴昌硕画过写真肖像，如1886年的《饥看天图》、1888年的《酸寒尉像》等），画起来已是那么胸有成竹。此画无论画面布局，还是对人物的造型与精神面貌的刻画，即使我们用今天的哪怕是非常苛刻的眼光来加以挑剔都将无懈可击！ 晚年的任伯年，其人物画可以说又有了一种质的飞跃。此时，他已经完全进入了传统文人画笔墨的致高境界。他又回到了他的非写真的信笔人物画中，但与他早年那些强化“钉头鼠尾”笔法而用笔较死的传统题材信笔人物画已不可同日而语。我特别欣赏他56岁临终之年即1895年作的那些运用文人花鸟画意笔笔法画的《人物册》作品。在《任伯年精品集》的第86、87、88图，即《人物册之一》、《人物册之二》、《人物册之三》，就是这样的作品。其中第87图《人物册之二》画的是一位依杖于荒郊山路旁的白发驼背老翁，正扭头仰望远处上空。主体人物神态生动，造型精确，陪衬景物逸笔草草，点到为止。这是一幅以信笔写意的精神画出（写出）的兼工带写的人物作品，其中工、意的“融合”达到了真正的“兼容性”，或者说是一种有机的“融合”，进入了一种浑然天成的“化境”。这里的所谓“化境”，意味着他的画工性品格已经并仅仅是作为一种纯粹技巧的熟练，并已完全渗透到了文人性品格与意境的具体表现中。无奈，任伯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为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复兴带来更大推动，并取得更丰厚的创作实绩。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任伯年以他在清末传统中国人物画创作上的独特成就，成为近代中国传统人物画别开生面的主要代表。他的人物画品格中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既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过渡时期画家的一般特点，又与他的家传家风以及社会生活与艺术环境的独特性相关，同时也与他既作为人物画家又作为花鸟画家的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紧密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他仅仅是短短50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他的这种二重性或兼容性品格本身也有一种从无机性与外在性到有机性与内在性的转变或转化，即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转变或转化——只有能充分看到他的这种转变或转化的人，才能对他的艺术成就有充分、客观的估量与评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人物画中的画工性品格所表现的写真性特点，又具体体现了他所处的近代中国画坛面临日趋强盛的“西画东渐”时风的影响的特点——这同样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西洋画在中国已经得到传播，但这一画种本身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其独立存在的位置。但是这一写真性特点（无论是来自中国绘画传统的工笔写真，还是来自西洋绘画传统的写实写真），对于描绘真实的历史（现实）人物来说，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在另一门西洋技术即照相术（它发明于任伯年诞生的前一年）还不是相当发达（也处在过渡时期）的近代中国来说尤其是如此。任伯年的不少写真肖像画，至今仍将作为他的那一时代历史的重要考证资料。因此对于他的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写真性特点，在这个角度上说，更应当看作是任伯年人物画中应有的时代特征与非常宝贵的品格。任伯年的人物画作为晚清“海派人物画”的代表，不仅是明清以来中国画坛优秀人物画传统的新的集成与发展，而且直接成为形成此后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画派的源头与先声：其人物画的画工性品格与文人性品格之二重性或兼容性特点，直接发展形成了现代上海“海派人物画”兼容并蓄的特色（如程十发、贺友直、戴敦邦等的中国人物画）；其人物画包含的画工性品格一定意义上成为强调造型与写实风格的“京派人物画”（40年代徐悲鸿、蒋兆和的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基础；而其人物画（尤其是晚年的）包含的文人性品格很大程度上又成为在写实造型基础上更强调文人画意笔笔墨趣味的“浙派人物画”（50年代中期在浙江美院中国画系形成，如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的意笔中国人物画）形成的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伯年的中国人物画不仅是中国近代海派绘画在人物画方面的代表，还是现代“海派人物画”与其他学派人物画直接与间接的共同源头；而就任伯年本人并以他的创作实绩而言，他不仅应当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从古代向现代转变的推动者与启蒙者，还应当视为开辟通向20世纪中国画全面复兴之路特别是人物画复兴之路的先驱者。这就是任伯年的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意义。

⑶ 原版复制的书画作品算真迹吗

肯定不算丫，，德风堂老师觉得，。。。
1.书画真迹鉴定有哪些标准？
何谓书画真迹之标准，一是风格，二是用笔，风格称之为特征，用笔称之为特点。特征和特点组成一个书画真迹标准，特征为表，特点为内在。特征来自结构，特点则来自作者之心神，缺一而不可。脱离了这个标准，就没有真迹之说。鉴定真假以事实为准，人们总是再讲真迹形神兼备，有形而无神为假，而无神无形更不能为真。一个书画家用一生的经历创造出自己的面目，是溶智慧，思想，学识，魄力和刻苦钻研形成的结晶，包含着作者的本性，从而形成了大家承认的风格标准。风格标准是由作者的思想指挥，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变化也是渐进形的，前有逐步而后有延续。造假的手段多种多样，许多的手段真可谓前所未闻，不要低估造假者的能力，有的不比作者的水平差，他们研究对象的风格，研究对象的手段，研究对象的思想，但是他们研究的再透毕竟不能百分之百代替对象，毕竟会漏出马脚。

2.收藏书画都有哪些禁忌啊？

收藏书画有五忌，一是忌污染，如油渍、汗渍、茶渍和灰尘等，灰尘常吸附酸性物质、霉菌孢子，使纸张酸化、生霉。二是忌生霉，特别是黑、黄、红、紫等各种产生颜色的霉菌，产生的霉斑极难清除。三是忌虫蛀，蠹鱼、烟草甲等害虫，往往能把书画蛀蚀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四是忌光照，一般光源都含有紫外线，紫外线使纸张发黄、发脆。五是忌潮湿，纸张易吸湿，吸水后纸易生霉长虫、腐烂。除易因虫蛀腐烂而损坏之外，人为损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火灾、战争等的破坏，使许多珍贵的古籍、古字画、古文献佚失。

一般来说纸质文物的保护难度很大，收藏不当，会损坏藏品的品相。古人收藏书籍要用函套，字画用精制的画匣。制作画匣的材料要精选，防止木材中的油性物污染纸张，古代的木画匣不但选材讲究（常用樟木），而且是多层材料复合，外层是樟木，中间为楠木，最里层用上等丝绸，画还要用布套包裹。

手再干净也含有油脂、汗渍、灰尘和霉菌等污染物，因此拿取书画要带手套，观赏时人与书画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以免讲话时唾液飞溅到书画上。秋高气爽的季节；可以将收藏的书画取出掸尘、晾放，让吸收的水分挥发。现代家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气体，甲醛不但对人体有毒，而且还会损害书画，因此现代橱柜不适宜存放珍贵纸质文物。南方梅雨季节空气中湿度大，气温高，是虫霉高发时节，此时要使用专用干燥剂和防虫防霉剂，防潮及抑制虫霉的生长。

我国传统的造纸方法，是一种手工技术，主要工艺过程为：植物原料粉碎、沤制、蒸发、制浆、造纸、干燥，传统造纸法不须用化学助剂，而现代造纸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生产出的纸张都经过数种乃至数十种造纸化学助剂的处理，纸上残留的化学助剂，带来许多副作用，使纸张耐老化性很差，较难长久保存。

3.怎样才能搞好书画鉴定？从事这项工作需具备哪些知识？ 一、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

古人的名号，往往很多。最简单的是一名一字，如孔丘字仲尼。王羲之字逸少等。不简单的除名字外，有号，有别号。尚有乳名、小名、谱名。名又往往有别名；字，也往往有别字。号与别号多的书画家，往往一人有几十个。如明代山西书画家博山就有青竹、九峰等四十多个别号。清初的朱若极，薙发为僧后更名元济，又名超济，又作道济，字石涛，号苦瓜阿长，别号清湘老人、清湘陈人、清湘遗人、苦瓜和尚、石道人、瞎尊者、济山僧、枝下人、小乘客、钝根老人、零丁老人等等，不胜详举。虽然每一个名字，都与每一个人思想根源结合在一起，某一名号，都是以表示一部分思想，但是名号太多，每每使看画的人记不清楚，真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故名号以少为宜。然画家的名号，又不宜太少。什么原因呢？一则因中国绘画到了近代，由于题款美的高度发展，一幅画中，往往要有十处款或三处款的必要。如石涛所作的花卉十二通景屏，幅面系六尺纸对开二条幅合成。画面上就题有五六处款之多。题一处款均须要题一作者姓名及钤盖作者印章以为结束。倘使四、五处款，均写一个同样的名号，及盖同一名的图章，就觉得有雷同呆板的毛病，非常难看。又中国绘画通行册页，、一部册页，多至十六页、二十四页不等。每页均需题款，每款的末尾，均需有名号印章以为结束。中间有少数同名同章，是所不免的。虽然印的大小方圆，字的刻法，可尽量使其变化。但整个册页中，如说每页所题的名号，所钤盖的印章，都是一样的，自然有雷同呆板之嫌。又每处收梢题名时，因配着未行地位的长短关系，字数往往有多有少。字数少，则题以简单的名号。字数更多者，则题以重叠不同的名号，或加以作画地点等等，来拖长字数，以适合末行长短的地位。现举例如下。

《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三《双钩桃花》：

大雪飞扬，惊喜欲狂。一般忍性，颠倒用章，此老年太过不及也，济，又。

这就是石涛在《双钩桃花》上所题的第二处款。这第二处款是因图章盖倒了，故加以盖图章倒的说明，以表示郑重，然因地位不多，末尾只题写一“济”字，一“又”字，以表明济又题的意义。这幅桃花的第一处题款，因地位有空，先题首七绝，并附有跋语，收梢空处多，故题有重叠不同的名号，并记有作画的地点。兹录如下：

度索山光醉月华，碧空无际染朝霞；

东风得意乘消息，变作夭桃世上花。

如此说桃花，觉得似有还无。人间不语，何泥作繁华观也。清湘、大涤子、钝根、济，并识于广陵之青莲阁。

石涛诗文书画，无不擅长，且造诣至深。在书法方面，小楷行书表书，无不精工，放所绘画的题识，或穷款；或短歌，或长款，或多处款，均极尽变化，恰到好处，可称古代题款圣手。石涛的题款所以能恰到好处，当然与他诗文书法的造诣有关，但与他长短的名号，也有相当关系。因此，要弄明一人，就需要查核书画家的字、号、别名、本名和斋室名。

这类常用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陈乃乾编的《室名别号索引》。本书所收人物，从先秦至清末，计室名、别名一万七千多条。由于此书所收别名只限三字以上的，因此必须补查岭南大学图书馆1937年刊行，陈德尝著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本书收录古今人物四万余个，截于1936年为止，收录别名七万余条，凡属字、号、溢号、斋舍自署、爵里称谓以及帝王庙号、书画家题识、文学家笔名等均——载入。相同的别名——加以区别。书后附《补遗》与《续补遗》，补收了明清，特别是清末民初的人名。还可补查人民美术出版社196O年出版，商承祚、黄华合编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本书收秦汉至民国的书画家篆刻家约一万六千人，分上下两卷。上卷从字号查本名、籍贯、生卒年、技艺擅长、师友渊源或曾任官职，所有古地名均注明现行省、县名。下卷，从姓名查字号，下注上卷页码。本书未收录室名，从室名查姓名，则要借助于前述两部索引。

除此之外，还可查《中国画家大字典》、《历代画史汇传》、《画徴录》、《国朝画识》、《墨香居画识》、《桐荫论画》、《寒松阁谈艺录》、《中国美术史图录丛书》中的《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绘画史图录》等书。《中国绘画史图录》分上下两册，选收了战国至清代历代画家的代表作品六百零八幅。图录以时代、作者为序编排，不仅影印作者的代表作品，而且简介每一作者的生平事迹，说明每幅作品的形制、内容、特点。如对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及作品《女史箴图》便有如下说明：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市）人。义熙（4O5～418年）初官散骑常侍，卒年六十二岁。恺之博学有才气，善画，师卫协。人称“虎头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此图绢本，纵二五厘米，横三四九厘米。

设色画：西晋张华所作《女史箴》中的故事，句意，大都叙说关于女子的封建道德，节操问题，每段书有“箴”文，末款“顾恺之画”四字。画用游丝描，人物形象生动，山、树和人的比例则大小不称。看出了早期绘画的古拙状态。

全书图文结合，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绘画成就。

同姓名是常见的现象。要准确地查出一个人的姓名，就要善于辨别书画家的同姓名。如果不加辨别，必然发生差错。遇到同姓名而产生疑问时，即使学识渊博的学者，也要翻阅有关工具书，这样才不至把同姓名的人误认为一人。关于同姓名问题，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远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编有《古今同姓名录》一卷，此后几朝，或为之作续补，或新编同姓名录。目前查考历代同姓名较为合用的是《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彭作桢先生吸收前人所编同姓名录的成果，参考经史百家、清代传记及22省通志、测资料，作了增补修订。书中收录上古至1936年同名同姓者总计五万六千七百人，其中姓四百零三个、同姓名一千六百个。在姓名下分别注明同姓名者的各自简况，有时还注明资料来源。

掌握书画家的字号、籍贯和生卒时间，对于书画的鉴定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往往被某些作伪者忽略，假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问题。例如：明代沈度《梅花百咏》册，《石渠宝笈》卷三之十六著录，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沈度书于春草堂。”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七十八岁。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四十五年了，所以这件字册不用看实物也能肯定它是伪品。又如明代姚绶《三清图》轴，清代方睿颐《梦园书画录》卷八之十五著录，款云：“三清图，永乐五年岁在丁亥秋日写，云东逸史公绶。”考姚绶尚未出生，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东西也是伪品。正因为书画家的生卒时间对书画的鉴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就必须尽可能多知道一些为好。

但是有些书画家的生卒时间等问题，在过去的文献中，有的没有记载，有的记载不够正确，这样，作品本身就变成了第一手材料，它能补充文献的不足或纠正文献的错误。

如宋代赵孟坚（子固）的生卒时间，许多文献记载为生于南宋庆元五年己未（1199年），卒于元代贞元己未（1295年），九十七岁。有人对此有怀疑，但一直未能解决。1962年《文物》第12期，刊载了蒋天格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考证文章，推算出大约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依然还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有人根据赵孟坚的朋友顾光题赵氏《水仙》卷诗，中有“甲子须臾事，蓬莱尺五天”二句，清楚地说出赵孟坚死在甲子年，即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时年六十五岁。这样就解决了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擅长画梅的杨无咎，他的生年在文献中尚未找到明确的记载，但在他的《四梅花图》卷题记中看到有“丁丑人’三字，解决了他的生年问题（绍圣四年，1097年）。

元代柯九思的生年，过去有的书籍上的记载是错误的，如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记载为生于元皇庆元年壬子（1312年）天历二年己巳（1329年）被拜为“奎章阁鉴书博士”，也就是说，柯九思虚年十八岁的时候就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问题就来了，人虽有天份，但哪有十八岁就任“奎章阁鉴书博士’的呢？显然，这一记载是错误的。那么柯九思的生年应是哪一年呢？故宫博物院藏元代虞集《诛蚊赋》卷，后尾纸上有柯九思的题跋，柯氏名款下钤盖了几方印，其中一方印文为“唯庚寅吾以降”，这方印章为他的生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考元代有两个唐寅年，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再一为至正十年（1350年），柯九思的生年毫无疑问是前一个庚寅年，即1290年。天历二年已巳时任“奎章阁鉴书博士”已经虚龄四十了。

南京博物馆有一件颜岳的画，据记载他是明代人，但从实物上看却是清人风格。后来在河南又看到一件他的画，题作于康熙再壬寅，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于是确定了他的时代。石涛的生卒时间，过去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傅抱石《石涛上人年谱》和郭味渠《宋元明清书画家生卒年表》均记载为：生于明代崇祯三年庚午，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十八岁尚在。广东省博物馆藏的石涛《山水》册上石涛自题七绝云：“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庚午长安写此。”上海博物馆藏的石涛《六十自寿诗》云：“庚辰除夜抱疴，触之忽恸恸，非一日语可尽生平之感者，父母今生此躯，今周花甲……”后接七言诗，其中有“……白头懵懵话难前，花甲之年谢上天……”。根据这两件作品可以推出石涛生于明代崇祯十四年辛巴（1641年）。另有石涛《花卉》册十开一本，其中画兰花的一开自题诗云：“十四写兰五十六，至今与尔争鱼目，始信名高笔末高，悔不从前多食肉。”又画芍药的一页末识云：“丁秋十月拈格斋句作画”。王以坤先生在《书画鉴定简述》中说：“‘丁秋’即‘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上推五十六年则为明崇祯十五年王午（1642年），这才是石涛的确实可靠的出生时间。”

书画真迹中蕴藏着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画家的生年、籍贯、行履和擅长的艺术种类，随处都可订补文献阙误的例子甚多，以上几例只不过说明这样的一问题：实物和文献，其间也有辩证的关系。文献能提供在实物中见不到和尚未见到的材料，帮助我们鉴定，反过来实物也可以补充或纠正文献的疏漏或错误。但是当二者发生矛盾时，什么情况下应相信实物，什么情况下应相信文献，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二、文史常识

鉴定者除了要看作品的艺术价值处，也要看到它的历史价值。如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书法并不佳，但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却十分珍贵。明人手札，存世件数以万计，它们除了可供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外，还不知蕴藏着多少历史材料。若缺乏历史知识，既无法对这些东西作出恰当的估价，也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来判断它的真伪。

对于艺术家职业生活的了解，也是一种历史知识。明代有些画上空着上款的位置，这是等着有买主来买画时再补写，画卖不掉，上款便始终空着。有些作品因画在前，卖在后，下款和上款分两次写成，所以墨色不一样。上述的现象可能会引起怀疑，可以理解，但并不一定就是伪迹。

在书画鉴定中，常常用避讳来断代。如故宫博物院藏宋代黄庭坚《千字文》卷，字体完全是黄的笔法，有个别字写得水平较差，因为该卷文内写明了是试鸡毫笔，这一点往往被鉴定者忽略过去，且该卷本幅确为宋纸，并有梁清标收藏印多方，所以很多专家都认为是黄庭坚的真迹。后来才有人发现该《千字文》“纨扇圆洁”的“纨”字被改写为“团”字，应是避宋钦宗赵桓的讳（因“纨”“桓”读音相近）。考黄庭坚熙宁四年（1105年）卒，距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还有二十一年，决不可能有未卜先知预先避讳的道理。因此肯定了《千字文》是南宋人摹仿造假的伪品。又如：约五十年前，北京琉璃厂有一幅落款为董其昌的绘画作品，画得很好，落款字数不多，作品本幅十分整洁，所以有许多人要买。后来有个人看出了这件作品的毛病，落款“玄宰”的“玄”字缺写最后一笔，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伪造的。以上两例一方面说明我们看书画时，必须笔笔注意，字字注意，处处注意，千万不可大概一看后，马上就轻率地作出是其画或假画的结论来。这样既易受骗，也不易学好鉴别。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不知历史上有避讳现象，不了解避讳的时代特点，书画的鉴定工作也是做不好的。

书画家在题款时，除了题写年份以后，对于季节、月份、日子也常要继续题写的。如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第二十三集石涛题款云：

丁卯立秋前一日，于天延阁中作此，纪一日清课耳。清湘、石涛、济山僧。又《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黄山形胜》款云：

丙寅浴佛日，试墨小华之妙处，亦一日之清课也。清湘、石涛、济山僧。日本桥本关雪所藏石涛《梅花图》卷款云：

清湘老人、大涤子十五夜对花写此。

然在绘画上题记年、月、日期，除有纪念性的画件以外，终究不能与文件契约情况相比，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记载不可。故常有略去日期而仅记载年月的。如程霖生《石涛题画录?枯墨褐色山水精品》款说：

己未夏五月，避暑，画于怀谢。湘源、石涛、济道人。《石涛题画录?枯墨赭色山水精品》款云：

己未夏日，过永寿方丈为语山法兄大和尚正，弟元济、石涛。又《大涤子题画诗跋》款云：丙寅深秋，宿天龙古院，快然作此。

亦有略去日月季节，仅题年份的，如《大涤子题画诗跋?长安雪霁》款云：

长安雪霁，呈人翁先生大维摩正。时庚午，清湘、无济、石涛。

我国写年月的办法，在皇帝专制时代，多用皇帝的年号纪年，如元和某年、赤乌某年、光绪某某年等。书画家用天干地支纪年的更为普遍，也很古。如《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殷墟所发掘的卜文，如“丁丑卜”，“辛酉卜”尤不胜枚举。惟纪年则别立岁阳岁阴请名，如甲为瘀逢，子为困敦，甲子年则为闽逢困敦之年，乙为旃蒙，丑为赤奋若，乙五则为旃蒙赤奋若等等，一般旧文人称它为大甲子。用甲子纪年月日的这种办法，到现在还在实行、应用，成为习惯。在封建皇帝时代，正式的纪年非用皇帝的年号不可。皇帝换了，或皇帝年号换了，纪年的数目，仍旧从新的年号纪起。如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之例。干支是用天干十字，地支十二字配合而成。从甲子到癸亥，轮回一周有六十年。再从甲子起到癸亥为止，又六十年，永久这样轮流下去。

以上举例说明，关于干支、年号方面的历史知识对鉴定书画来说更为具体。如元皇庆虽只二年，由于改元，用到三年，明万历共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才是泰昌元年，在书画的落款上，如果看到写为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是符合事实的，如果写为万历四十八年腊月，则不符合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落泰昌年号的款，写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也可以肯定是伪作。崇祯年号的书画款，如果写为崇祯十七年春月也是无可怀疑的。有些人如果不了解这种历史过程，以为崇祯只有十六年，就可能将这件作品否定了，又如弘历自嘉庆元年起作了四年的太上皇才死，所以当时宫廷中的文件上的年号，一直沿用到“乾隆六十四年”，设若有一张画落款为乾隆六十一、二、三、四年，也有符合事实的，不能视为伪品。同时年号还有重袭。如果我们对这类问题不了解或知其一、不知其二，鉴定时也会发生差错。

鉴定书画要有文学知识。因为中国传统书画的作者，大都是有相当深邃的文学造诣，有不少书画家，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他们所写所绘，往往与文学有相当的关联。有些书家喜欢写自己的文章或诗词，而另外的一些书家就喜欢写古人或别人的诗词文章；有些画家喜欢临摹古画，或是画古人诗意，并在其上题写古人的诗句，而另外一些画家则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题写自己所作的诗。如果我们读过他们的集子，熟悉他以及他同时代人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画的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认识。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只能是后代人写出前代的诗词文章，前代人是决不可能写出后代人的诗词文章来的。明人写唐诗、宋词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高江村旧藏后入清内府的所谓刁光胤《写生花卉册》，每幅都有南宋赵眘（孝宗）的题诗，书于乾道元年（1165年）。第六幅《蜂蝶戏猫图》竟用了刘克庄《诘猫诗》：“饭有溪鱼限有毯，忍教鼠啮案头书！”刘克庄1187年才出生，赵何能预用此典？题诗自然是后人假造。又如晋代顾俏之《洛神赋图》卷尾纸上虞集的题诗也是后人伪造的，抄的是倪瓒明代洪武元年戊申题卫九鼎《洛神赋图》卷上的诗。倪诗原文为“凌波微步袜生尘，谁见当时窈窕身，能赋已输曹子建，善图唯数卫山人。”因为顾恺之是今天的无锡市人，所以作伪者将诗中“卫山人”的“卫”字改成锡山的“锡”了。考虞集来威淳八年壬申生，元至正八年戊子死，他如何能写出倪瓒在洪武元年戊申的题诗呢？如果我们对古诗文不熟悉的话，像这样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这也可算是凭借文学知识来判断作伪的二个例子。

还有官制、历史地理、文体对鉴别书画也有帮助，文史知识的基础雄厚一些，鉴别书画就会顺当一些。文史知识不多的人，鉴别起来会困难一些。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

三、古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的常识

古建筑、衣服、帽子、生活器具等方面的有关知识，对鉴定书画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因为每个时代在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关于这方面的实物证据，有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庙宇壁画和出土的俑、房屋模型及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物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查找文献资料予以相互印证。唐代的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与宋代不同，明代和清代就更不同。如宋代的官服帽子就不是这个样子，宋人《迎銮图》卷和宋人《望贤迎驾图》轴中人物所戴的帽子就是实例。元代主要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的衣服帽子与宋代也不同，元人《元后妃太子像》册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明代的衣冠服饰又有变化，人都是留发满头，衣服也没有领子，这从明人《宣德行乐图》卷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也可以从明定陵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清代的衣冠服饰为长袍短褂马蹄袖，技等级分成几眼花翎和红缨帽，清人《康熙皇帝南巡图》卷和《乾隆皇帝南巡图》卷中刻划得比较详细。如果作品中人物著长袍短褂马蹄袖，戴着红缨帽和花翎，那末不论这件作品如何黑旧。署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名家的款，我们都可以肯定它是清人的作品。

又如明人仿作的《清明上河图》卷，现在流传有很多本，多半属于仇英一派的画风，是“苏州片”作的假。曾见明人记载，当时每卷售价为纹银一两。在这些伪本《清明上河图》中，建筑物和衣冠服饰等，均是明代的格式，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城墙全都是砖砌的。而这种砖砌的城墙原本是明代初年才出现的，西安城的古城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原本，无论城郭、市肆、桥梁、舟车等等，大都合乎宋代的形制，除了城墙门洞是砖砌的以外，其它多半是土筑的。这幅画中的其它许多物像无一不和南宋初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讲的汴京风物，诸如“迎门欢楼”、“太平车子”等——吻合。

关于古建筑、衣冠服饰、生活器具等方面的知识，除了看考古资料，查阅文献外，还可以向文管会、考古所搞古建筑的专家，研究古器物的专家和戏剧服装工厂作古典戏曲服装的专家请教。

四、艺术欣赏和对操作方法的了解

书画鉴定不等于对某一些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绝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前代书画流传，世代受人珍重爱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艺术价值是首先被人考虑到的。一般地说来，历史的评价，总是公允的。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了。历来对于书画真假与好坏的关系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定坏。”事实上前人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好的少。我们不能否认有不少真伪的判断地考虑了书画的艺术价值才作出决定的。何况要是鉴定者的欣赏水平低下，又怎能在遇到例外的时候，分辨出其为真而坏，假而好呢？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至于书画的创作、刻印、制色、制纸、织绢等知识，如果能了解一分，即有一分的用处，为了便于深入理解，艺术形式中的笔法特征，鉴定工作者最好能够下一番临摹古书画的功夫，临一笔比看一笔要容易记得住，多临则能更快地熟悉各种不同笔法的特征，自然也就容易提高了。当然不是说必须书家才能鉴字，画家才能鉴画，但是作为基础知识，了解操作情形，总是有益处的。

从事鉴别工作，必须具备鉴别时用的参考书，如《三希堂法贴帖》、《三希堂释文》、《墨妙轩帖》、《重刻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帖》和康熙年间的《懋勤殿法帖》，对鉴别字有帮助。尤其是后来收录了自夏禹以来至明代米万钟、历代帝王和名人法书142家，534帖，并有康熙“御书”、“御临”、法帖64种，所刻唐代以前部分，除翻刻毕土安本《淳化阁帖》外，并增刻了不少晋唐楷帖和唐碑，几乎历代所有的名人墨迹、字体都收入了。这对我们掌握各个历史时期书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帮助甚大。

鉴别画的书必须要有《石渠宝笈》《宝笈重编》、《宝笈三编》、《式古堂书画汇考》、《画禅室随笔》、《江村消夏录》、《平生壮观》、《墨缘汇现》、《庚子销夏记》、《清河书画肪箚》、《辛丑销夏记》、《大观录》、《石渠随笔》、《西清剑记》、《佩文斋书画谱》、《美术丛书》等。另有《詹东图玄览》一书，对评鉴和分析画法最为详密，阅读后可增加识别能力。

除上述外，还须具备几种工具书。查画家姓名、籍贯和附有简要评语的《画史汇传》、《画史江传补编》和《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以及《明清画家印鉴》。此外，尽可能多买一些影印古画册，如《两宋画册》、《故宫书画集》、《唐五代末人名迹》、《中国古代绘画选集》、《历代人物画选集》、《辽宁省博物馆画集》、《中国名画集》、《中国美术史图录丛书》中的《中国绘画史图录》、《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印章史图录》、《中国版画史图录》等。

⑷ 本人有一幅杨家将的古画，长3米宽30厘米，岁次辛巳年初春三月原济题原济清初画家广西全州人曾为僧法名原济

是想出售吗？

⑸ 花卉图片大全

A是黄金果，原产美洲热带地区。其果实基部有乳头状突起，或乳状头，或如手指，或象牛角。 B是鸡蛋花，别名缅栀子、蛋黄花，夹竹桃科 c是富贵籽，又名百两金，黄金万两，学名Ardisia Crenata Sims，属紫金牛科，常绿小灌木。 d是菠萝花，乃是岭南四大名果之一，它所开的花很不好看，故历来只作水果看待。 e是紫薇，又名满堂红、饱饭花，是一种被广泛种植的观花树种。 f是兜兰，又称拖鞋兰。多数为地生种，杂交品种较多。是栽培最普及的洋兰之一。 g是金边吊兰，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 h是金边虎皮兰是60多种虎皮兰中观赏价值较高的一种。 i是美丽异木棉，树冠伞形，叶色青翠，成年树树干呈酒瓶状；冬季盛花期满树姹紫，秀色照人，是优良的观花乔木，是庭院绿化和美化的高级树种。 j是金线莲，别名金线兰、金丝草，为兰科开唇植物花叶兰属多年生珍稀中草药。 k是建兰，俗称雄兰、骏河兰、剑蕙等，建兰叶片宽厚，直立如剑。 l是独蒜兰，半附生草本。假鳞茎卵形至卵状圆锥形，上端有明显的颈，叶在花期尚幼嫩，长成后狭椭圆状披针形或近倒披针形。 m是水仙花，属石蒜科水仙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中国。 n是红梅，是梅花的一种。 o是粉色月季，月季被称为花中皇后又称“月月红”，蔷薇科。

⑹ 著名小篆家都有谁

汪启淑
(1728一1800)清代篆刻鉴别家.字慎仪,号秀峰,,安徽歙县人.官兵部职方
可郎中.酷爱印章,自称印癖先生.侨寓杭州,家有「开万楼上藏善本书数千种, 搜有周秦至元明印章数万钮.与同里丁敬,黄易,金农等极为友善.辑有《飞鸿 堂印谱》五集,《汉铜印丛》十二卷等多至二十馀台.另有《续印人传》八卷,《水 曹清暇录》,《小粉场日记》等.

潘西凤

清代篆刻家.字桐冈,号老桐,别号天姥山樵,浙江新昌人,侨居扬州. 约创作活动於乾隆(1736一1795)的.为王良常弟子.与郑燮,等友善.精篆刻, 古拙有致.并擅刻竹制印章,分贻戚友.子封,字小桐,亦善刻竹印.

桂馥
(1736-1805) 清代篆刻家,文字训诂学家.字末谷,号冬卉,别署渎井复民,
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登进士,宫云南永平县知县.藏书甚富,好
考订文学源流.篆刻宗秦汉玺印,刀法挺拔,不求时尚,非至好不能得其所刻,
作品流传至少.研究语言文字之学,取《说文解字》与古代诸经典文义相参校.
著有《缪篆分韵》五卷,《续三十五举》,《说文义证》等.

乔林

清代篆刻家.字翰园,号西墅,晚号墨庄江苏如皋人.善篆隶书.篆刻师法许容, 颇负时誉;善刻晶,玉,瓷何等北各臻其妙.侧款作行草,间亦刻隶.亦工画.
子昱,字丹辉,号锦潭.篆刻承家学,兼长水墨兰竹.

张燕昌

(1738一1814)清代篆刻家.字芑堂,号文渔,一作文鱼,别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人.优贡生,举孝廉方正.篆刻拜丁敬为师.工篆,隶,能飞白,擅金石
文字考证.昼兰得陈古白意.著有《金石契》,《飞白书隶》,《石鼓文存》及《芑 堂刻印》.

鞠履厚

清代篆刻家.字坤皋,又字樵霞,别号一草主人.奉贤(今属上海市)人.篆刻工
整秀丽,功力极深.与其表兄王玉如,均为云间(今上海市松江)篆刻名手著有《坤
皋铁笔》二卷.

董洵

(1740-?)清代篆刻家.字企泉,号小也又号念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曾官通判,弃官后,落拓京师,卖印为生.与同时人余集,黄钺,赵秉冲,罗聘等友 善,为罗聘刻印独多.所作虽事法秦汉,但结构多变化,无妍媚之态,别有新意. 刻款亦潇洒自然.善书,工兰竹.嘉庆十七年(1812)尚在世.著有《小池诗钞》, 《多野斋印说》,《石寿轩印谱》.作品欣赏

陈克恕

(1741一1809) 清代篆刻家.字体行,号目耕,又号吟香,健清,妙果山人 等,浙江海宁人.善篆隶书,篆刻学.其篆刻颇为工稳,惜较板滞,缺少变 化,流传作品不多.著有《存几希斋印存》四卷,《篆刻针度》八卷,《篆 学示斯》二卷,《篆体经眼》二卷等.

蒋仁

(1743一1795)清代篆刻家.原名奉,字阶平,后得「蒋仁」古铜印,乃更名,
号山堂,别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篆刻师法丁敬,参以
已意,於流利中见朴茂,且以颜体行楷刻侧款,别有风致.与丁敬,黄易,奚冈
齐名.为「西冷八家」之一.兼善书法.作品欣赏

邓石如

(1743一1805) 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原名琰,又字顽伯,一件完伯,别号 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安徽怀宁人.精四体书.篆书得汉碑篆额及唐李阳冰《三 坟记》等篆字的体势笔意,沈雄朴厚,自成面目,一洗刻板拘谨之风.曾书《黄 鹤楼诗轴》,《晚眺峻爽楼诗轴》,《四体书屏》,《沧海日长联》等.篆刻得力於书 法,苍劲庄重,流利清新,使当时局限於取法秦汉玺印的风气为之一变,世称「邓 派」,亦称「皖派」.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子传密,原名尚玺,字守之, 号少白,亦工篆,议和篆刻,能传家法.作品欣赏

巴慰祖

(1744-1793)清代篆刻家.字隽堂,晋堂,号予籍,又号子安,莲航等,安徽
歙县人.生於乾隆九年,卒於乾隆五十八年.富收藏,工书画.篆刻初宗程邃,后於书体章法,有所改进,所作构 思精密,用刀挺秀,自具面目.尝摹刻《顾氏集古印谱》,将其中部份秦汉印辑 成《四香堂摹印》二卷,精心细作,几可乱真.复有《百寿图印谱》一卷.
作品欣赏
林德树

清代篆刻家.字德树,号雨苍,别号桃花洞口渔人,晚号晴坪老人,福建福州人. 篆刻结构工稳,章法安详,侧款作行楷.著有《印商》二卷.

黄易

(1744-约1802) 清代篆刻家,书昼家.字大易,号小松,秋盦,浙江仁和(今
杭州)人.篆刻醇厚渊雅,与丁敬并称「丁黄」,为西冷八家之一.擅山水,笔墨
清篇,亦写墨悔.曾作《看潮图「《溪水清远图》,《李竹懒诗意图》,《墨悔图和《仿元人观瀑图》等.传世画还有《悔花图》,《开河舟中诗意扇》等,现藏北京 故宫博物院.工隶书,沈著有致;兼喜集金石文字.官山东济宁府同知时,广搜 碑刻,绘有《访碑图》,并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与丁敬,蒋仁,奚冈齐 名.作品欣赏

奚冈

(1746一1803) 清代篆刻家,书画家.初名钢,字纯章,号铁生,又号萝龛,蝶野子,别署鹤渚生, 蒙泉外史,蒙道士,奚道士,散木居士,冬花庵主,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寓浙江杭州西湖.擅篆刻,宗秦汉,师法丁敬,并有发展,风格清隽,为浙派印人之杰出者.与丁敬,黄易,蒋仁齐名,为杭郡四名家;再加陈豫锺,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合为西冷八家.

亦工诗善书,长於绘事,性孤介, 非其人不予.书兼工四体,真书法褚遂良,古隶笔意超逸,高出流辈.山水潇洒 清润,得董其昌法.老年入李流芳一派.花卉有恽寿平气韵,兰竹亦超脱,为浙 中昼家巨擘.曾作《溪山素秋图「《蕉竹幽兰图》,《春林归翼图》等轴.传世画 还有《蕉林学书图》卷,《题襟馆图》卷,现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著有《冬花庵烬馀稿》.作品欣赏

张开福

清代篆刻家.字质民,号石匏,晚号太华归云叟,浙江海盐人.张燕昌子.工画 兰,精篆刻,宗家法.家贫,常遨游,所至搜访残阙於荒烟丛棘中,偶有所获, 必手拓以返.故其学亦旁及考证金石.著有《山樵书外纪》一卷等.

胡唐

(1765-?)清代篆刻家.初名长庚,字子西,别署城东居士,安徽歙县人.约生於清乾隆三十年,卒年不详.巴慰祖外甥.工书法篆刻一如其舅,风格婉约清丽,小行书侧款尤精绝.道光六年 (1826)尚在世.并无印谱传世,程芝华曾摹刻巴,胡作品成《古蜗篆居印述》巴胡两家,以精严取胜,赵之谦甚为称赞,并且也受了他们的影响.作品欣赏

翁大年

(1760一1842)清代篆刻家.初名鸿字叔钧,又字叔均,号陶斋,江苏吴江人.
精考证,篆刻取法秦汉,结体工致妥贴.侧款作小楷,颇有韵致著有《古官印志》 八卷,《古兵符考》八卷,《泥封考》二卷,《陶斋金石考》二卷,《瞿氏印考辨证》 一卷,《旧馆坛碑考》二卷,《陶斋印谱》二卷.

陈豫锺
(1762-1806)清代篆刻家.字浚仪号秋堂,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於清乾隆二十七年,卒於嘉庆十一年.篆刻早年师法 文彭,何震,后学丁敬,工整秀致,侧款尤为清丽.为西冷八家之一.亦能书昼, 善松竹.与陈鸿寿齐名,世称「二陈」.著有《求是斋集》,《今古画人传》,《明画姓氏韵编》等,篆刻作品收录於《西泠八家印谱》中.作品欣赏

钱善扬
(1765-1807)清代篆刻家.字顺父,又作顺甫,又字慎甫,号几山,又号麂山,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钱载之孙篆刻取法秦汉,苍茫古朴,在疏
密处理上亦别出心裁,作品流传极少.昼善墨竹,得其祖法,亦具奇趣.与
同里文鼎同学,极友善.著有《几山吟稿》.

文鼎

(1766-1852)清代篆刻家,画家.字学匡,号后山,别号后翁,浙江秀水(今嘉兴)人.颜所居曰「停云旧筑」.文宗咸丰元年(1851)徵举孝廉方正,不乱篆刻谨严,章法二亿,得文彭遗言.亦精刻竹,所刻扇骨或臂搁,皆自作书昼.善山水,松石,师法文徵明,亦秀丽绝俗,曾作《张琴和古松图》,《桐华书屋图》《榴花蒲酒图》,《虬松图》等.

传世昼还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作《梅华水榭图》轴,图录於《名人书画》;道光四年(1824)作《梅兰绮石图》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精鉴别,富收藏,曾得汉元延三斗鋗,因颜其室曰「三斗鋗斋」.与同
里钱善扬为同学,论书读昼,往还甚密.著有《五字不损本诗稿》.

陈鸿寿

(1768一1822)清代篆刻家,书昼家,制陶家.字子恭号曼生,又号曼公,别号种榆道人,夹谷亭长,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陈士播孙.仁宗嘉庆六年(1801)拔贡,官淮安同知.篆刻继杭郡四名家丁敬,奚冈,黄易,蒋仁.取法秦汉,擅切刀,纵肆爽利,浙中人多宗之,并对后来取法浙派者影响颇深.为西冷八人家之一.官溧阳县时,曾设计有紫砂壶样十八式,由制陶家杨彭年为之制茶具,经其刻诗词书书壶身刻「阿曼陀室」铭文,风行一既有「曼生壶」之称.亦擅竹刻,筛乱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

诗文书昼皆以资胜,以学古受知於阮元,尤嗜摩崖碑版.行楷有法臣,八分书简占超逸.画山水不著笔,悠然意远,在姚云东(公绶),程孟阳(嘉燧)间,兼工花卉,兰竹,与陈豫锺齐名,世称「二陈」.著有《种榆仙馆印谱》,《桑连理馆集》等.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陈曼生花卉册》影印本.作品欣赏

高垲

(1769-1839) 清代篆刻家.字子高,号爽泉,浙江杭州人.曾为阮元幕客.篆刻宗浙派,秀劲有法.书法秀丽绝俗,颇见功力,又善小楷.曾手写薛氏钟鼎款识并释文考证.

瞿中溶

(1769-1842) 清代篆刻家.字镜涛,号木夫,又号苌生,晚号木居士,江苏定(今属上海市)人.同里钱大昕之婿.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官湖南布政司理问.广搜访,富收藏,工书昼,好篆刻,尤精金石考证之学.生平勤於著述,故书昼篆刻作品存世较少.著有《汉金文篇》,《湖南金石志》,《吴郡金石志》,《集古官印考人《集古虎符鱼符考》,《古玉图录》,《弈载堂文集》,《古泉山馆集》等.

孔千秋

清代篆刻家.原名广居,号瑶山,作瑶珊,尧山,江苏江阴人.约创作活动於乾隆(1736-1795)间.因得「孔千秋」汉铜印一枚,遂改名千秋.又得奇石一座,峦壑幽邃,有文徵明署刻瑶山二字,因号瑶山.通六书,工篆,隶.篆刻师秦汉铸印,工整滔劲;摹刻碑帖,尤能传神.毕沅《经训堂法帖》,多为其手刻.著有《说文疑疑》,《玉台印谱》.其子昭孔,孙显三,均以篆刻世其业.

徐同柏

(1775一1860或1854) 清代篆刻家.原名大桩,字籀庄,又字寿藏,浙江嘉兴人.得舅氏张廷济指授.精研六书,篆籀,多识古文奇字.廷济所用 印,多出其手,得古器,必与之考证..著有《从古堂款识学》十六卷,《从古 堂吟稿》等.
孙均

(1777～1826) 清代篆刻家.字古云,又字诒孙,浙江杭州人.篆刻宗陈鸿 寿,有育劲浑朴之趣,善昼花卉,得徐渭,陈道复笔意.中年奉母南归, 侨寓吴门(苏州).

屠倬

(1781～1828)清代诗人,画家,篆刻家.字孟昭,号琴坞晚号浅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任江苏仪徵县令时,以纺织之具教民,颇得民心.道光元年(1821),官至袁州知府.善画山水远宗董源,米芾,近师奚冈.意境开拓,笔墨苍润,有融浑秀逸之气.兼工花卉兰竹,金石篆刻亦具功力.篆刻宗陈鸿寿,用单刀刻边款,得自然浑仆之趣.传世作品有嘉庆七年作《萧寥溪烟图》轴.十七年作《墨竹图》轴,均图於《金石家书画一集》;二十四年作《墨梅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亦工诗,著有《是程堂集》

杨澥
(1781～1850)清代篆刻家.原名海,字竹塘,又字竹唐,号龙石,晚号野航,别号石公山人,江苏吴江人,深研金石考据,并善刻竹.篆刻早年学浙派,后重秦,汉,力矫妩媚之习,自有特点.晚年刻正书,隶书侧款,得汉魏六朝碑刻遗意.著有《杨龙石印存》二卷.

赵之琛
(1781～1860)清代篆刻家,昼家.字次闲,号献父,别号宝月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精心嗜古,遂金石之学,篆刻早年师法陈鸿寿,后以陈豫锺为师,兼取各家之长,以工整挺拔出之,尤以单刀著名.为西冷八家之一.亦工书善昼,媲美奚冈.山水师黄公望,倪钻,以肃疏幽淡为宗.花卉笔意潇洒,点色清雅,饶有华邑神趣.间作草虫,随意点染,体态毕肖,为写生能手.晚年喜昼佛像.传世作品有道光十七年(1837)作《南极老人图》轴,图录於《中国名昼宝鉴二十年作《大士图》,图录於《金石家书昼集》;三十年作《悔花幽篁图》 图录於《艺林月刊》第八期.著有《补罗迦室印谱》.作品欣赏

冯承辉

(1786～1840) 清代篆刻家.字少眉,又字少糜,号伯承,别号老糜,眉道人,悔花昼隐,松江(今属上海市)人.篆刻取法秦汉,旁及浙院两派,所作能出新意,自成面目.工昼人物,花卉,而昼梅有独到处.著有《古铁斋印谱》,《印学管见》,《历朝印识》,《题昼小稿》等.

王应绶

(1788～1841)清代篆刻家.一名日申,号子若,江苏太仓人,王原祁裔孙.精篆刻,工篆,隶书,善画山水,并皆佳妙.尝应葛廉山之聘,以砚石百馀方,缩摹汉砚刻成《百汉砚碑》,神态毕肖.

达受

(1791～1858)清代篆刻家,书昼家.僧人.字六舟,,别号寒泉,南屏退叟等,浙江海昌(今海宁)人.俗姓姚,为白马寺僧;一说本姓陈,名畯.善篆刻,尤精摹拓古器,碑帖,阮元誉为「金石僧」.工篆,隶书,擅山水,花卉,得青籐老人纵逸之风.曾作《群仙祝寿图》;传世昼迹有《墨悔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亦好收藏,精鉴别,曾筑磨砖作镜室及墨王楼以储古物,所藏唐代怀素《小字千
文》真迹,为稀世珍宝.因追慕怀素以蕉叶代纸练字而名所居曰「绿天广」,乃自号「小绿天庵僧」.与何绍基,戴熙交往甚密.曾主持杭州西湖净慈寺,苏州沧浪亭大云庵.著有《小绿天庵吟草》,《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山野纪事诗》等.

黄学圮

清代篆刻家.字孺子,号楚桥,江苏如皋人.篆刻工整有法度,大小篆咸能得其生趣.嘉庆,道光(1796-1850)间著有《历朝史印》,朱珪,陶澍,石韫玉,梁帝钜为之作序.除《历朝史印》十卷外,另著有《楚桥印稿》四卷.

程庭鹭

(1796～1858)清代画家,篆刻家.字序伯,号蘅乡,红蘅生,梦盦等.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早岁问业於陈文述(1771-1843),居苏州多年.工诗词骈文,并擅丹青.画山水从文徵明入手,笔墨劲秀者居多.后得钱杜指授,清苍雅秀,近李流芳.篆刻上溯秦汉,有《小松园阁印本》.传世作品有咸丰六年(1856)作《为秋谷写山水》轴,图录於《金石家书画集》;同年作《仿王奉常设色》扇面, 图录於《历代名人扇集》.著有《练水画徵录》,《篛庵画尘》等.

吴熙载

(1799～1870) 清代篆刻家,昼昼来.原名廷颺,字让之,号晚学居士,方竹丈人,江苏仪徵人.工四体书,尤精篆,隶,温婉圆健.篆刻学邓石如,并参汉印,於遒凝练中见流畅.
曹世模

清代篆刻家.字子范,号山彦,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篆刻取法秦汉,谨严古朴,颇有韵致.又善刻竹.尝摹秦汉官私印为《强勉斋印谱》二卷.兄世楷,号芹泉,亦工篆刻及镌竹木.

何昆玉

清代篆刻家.字伯瑜,广东高要人.篆刻师法秦汉,旁及浙派,所作谨严浑厚,时出新意.尤擅模拓彝器,尝客山东潍陈介祺家,得见陈氏所藏古物,赏奇析疑,见闻日广,鉴别遂精.辑有《吉金斋古铜印谱》六卷.

张辛

(1811～1848) 清代篆刻家.原名辛有,字受之,浙江海盐人.张燕昌从子,张廷济侄,尝为廷济刻印,极受称赏.廷济清仪阁中收藏金石艾字甚富,受之得窥珍秘,其艺日进.兼善刻竹,苍劲浑朴,别有生趣.

吴咨

(1813～1858) 清代篆刻家.字圣俞,又字晒予,江苏武进人.曾学於李兆洛,工篆,隶书.能昼花卉,鱼鸟,得恽寿平神趣.尤精篆刻,所见金石文字,秦汉碑版极多,故所作多字印与笔昼繁复之字,处理妥贴舒畅.曾寄居江阴陈式金家,为其刻印颇多.著有《续三十五举》及《适园印存》二卷,《适园印印》四卷.

陈介祺

(1813～1884)清代篆刻家,鉴别家.字寿卿,号簠斋,别号海滨病叟,山东潍县(今潍坊)人.富收藏,精鉴别.工书法,以颜真卿笔意出入钟鼎文字,自成一家.生平好占文字,与吴式芬,潘祖荫,吴云,吴大澄等,文字之交甚密.因藏有十钟,名其斋曰「十钟山房」.又以三代玺及秦汉印万馀方,辑成《十钟山房印举》.

胡震

(1817～1862)清代篆刻家.字伯恐,不恐,号鼻山,别号胡鼻山人,富春山人,富春大岭长,浙江富阳人.对篆,隶之学,造诣均深,尤工隶书.所作有乱头粗服,天真自然之致.与钱松往还甚密.同治元年(1862)卒於沪上.

钱松

(1818～1860)清代篆刻家.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末道士,西郭外史,云居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流寓上海.善书法,能山水,花卉.精鉴别,工篆刻,为西冷八家之一.曾摹汉印二千方,所刻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著有《未虚室印谱》,《铁庐印谱》.传世昼迹有咸丰七年(1857)作《梅竹图》轴,图录於《名人梅花集》;八年作《仿黄子久山水图》轴,图录於《金石家书昼集》;同年又作《仿白玉蟾梅花图》轴,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欣赏

江尊

(1818～1908) 清代篆刻家.字尊生,号西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晚寓吴中.工篆刻,为赵之琛弟子,传乃师衣钵.戴熙,黄谷原为其作《西谷 图》卷,均名流题咏.

孙三锡

清代篆刻家.字桂山,又字桂珊,子宠,号怀叔,别号碧壶生,华南逸史,浙江平湖人;一说晚徙海盐;平湖,海盐,明清时均属嘉兴府.官陕西蛰厔县丞.工书法,学孙过庭.善刻竹;篆刻师陈鸿寿,浑朴遒劲,颇有韵致.善昼花鸟,为江介门生,亦清丽绝俗.

徐三庚

(1826～1890)清代篆刻家.字辛谷,又字诜郭,号井叠,又号袖海,别号金叠山民,似鱼室主,馀粮生,浙江上虞人.善篆,隶,常用《吴纪功碑》体势入印,在吴熙载,赵之谦外,能另辟面目.刻款运刀熟练,不加修饰,有生辣遒劲之致.著有《金叠山民印存》二卷.作品欣赏

赵之谦

(1829～1884) 清末篆刻家,书昼家.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号悲盦,憨寮,无闷,铁三,梅盦,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文宗咸丰九年(1859)举人.历官江西鄱阳,奉新,南城等知县.博古通今,与文人周白山(字双庚,号四雪,馀姚人)相友善.精篆刻,初学浙,院二派,后突破秦汉玺印规范,吸取古钱币,镜铭及碑版等篆字入印,章法讲究,吉劲浑厚,闲静遒丽,别创新格,印侧刻昼像,亦属首创.

书法初学颜真卿,兼习南北二派,一度去扬州鬻字,未得时赏,折回后苦心精思,悟彻书画合一之旨,求笔诀於古今人书,得包世臣,张琦的论著,而知钩捺拒送,万毫齐力之法,遂专力於篆隶八分,参以六朝造像,隶书师法邓石如,以魏碑笔势写行书,日臻神妙,创立自己面目.擅昼花卉蔬果,笔墨酣畅,水墨交融,设色浓艳,有宽博淳厚之趣,揉合徐渭,原济,李鳝诸家而抒出已意,开清末写意花卉新风.

传世作品有《秋葵芭蕉图》轴,《菊花图》轴,现藏上海博物馆;《绣球图》轴,《山茶梅石图》轴,藏辽宁省博物馆.著有《二金蝶堂印谱》,《补环字访碑录》,《六朝别字记》等.曾总纂《江西通志》.1935牢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赵伪叔花卉册》影印本.作品欣赏

王石经

(1833～1918) 清代篆刻家.字西泉,一字君都,别署甄古斋主,山东潍县人.与同里陈介祺交善,得窥其所藏三代器物,玺印,陶,瓦等,因对三代,秦汉文字,极有研究.所作篆法运刀,能合古制.刻古玺,有三代鼎彝末经剔刷的款识之生辣感.治汉印,规炬准绳,宁静平稳,颇有清气,惜呈疲软.著有《甄古斋印谱》(又名《西泉印存》).

王尔度

清代篆刻家.字顷波,江苏江阴人.极膺服邓石如的书法,篆刻,所刻所书均以邓氏为宗,曾摹刻邓印为《古悔阁仿完白山人印誊》二卷.

王云

清代篆刻家.字石香,号石芗,江苏苏州人.篆刻章法工稳,用刀挺劲,时有新意;侧款作行楷及隶书,秀丽有致.同里曹秋舫将所藏古器编为《怀米山房吉金图》时,其器形及铭文均由石香手摹於石.

胡钁

(1840～1910) 清代篆刻家.字匊邻,号老匊,匊,一作菊,别号晚翠亭长,浙江崇德(今桐乡)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年,卒於宣统二年,享年七十一岁.工诗,善书,精刻印刻竹.得力於汉玉印,凿印诏版.所作白,匠心独运能於疏落中见紧凑,得自然之趣.曾摹刻宋拓《圣教序》,《麻姑仙坛记》及《醴泉铭》不失神韵.刻竹木一如刻石,不以平底光洁取胜,而著眼传神,故亦以刻竹家著名.著有《不波小泊吟草》,《晚翠亭印储》.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