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乡山贼

㈠ 山贼和土匪和强盗还什么区别吗涂鸦是什么

山贼 出现在山里的盗贼 土匪 没文化在乡下的盗贼 强盗 暴力的抢劫犯 涂鸦 应该是秃掉的鸭子 秃鸭吧

㈡ 日式山贼烧怎么做

一日，同朋友在江南西的一间餐厅食饭。( ⊙o⊙ )哇！个石窝牛仔饭好好味，带一点甜味，一点酸味，还有一点辣味，加起来却刚刚好，谁也没有抢了谁的位置。问餐厅的小妹才知道是加了一种调味汁叫“山贼烧酱”。

原来这种酱汁系来自日本的，它是日本的乡土料理。做法是将各种胡椒涂抹在鸡腿肉上，然後火上进行烘烧。

㈢ 古代的山贼劫匪为什么从来不抢进京赶考的书生

说起山贼劫匪之类，很多人第一想起的就是《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但是真实历史中的劫匪们往往比书中写的要残暴血腥的多，也没有那么多的劫富济贫和见义勇为，毕竟劫匪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群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武装不法团伙，而且真实的劫匪往往并不富裕，规模也不会很大，所以像《水浒传》里描写的梁山好汉在真实的历史中世很难出现并且生存下去的。

由于劫匪通常并不富裕，他们劫掠的对象往往并不限于富庶人家，只要在他们面前路过的行人，无论老幼贫富都会被抢劫一空，但是有一类人劫匪们往往都不会动，那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

首先不抢书生并不是因为书生们穷，能进京赶考的身上的盘缠即使再少也不会比一般行人还少的，像小说中那些空手进京赶考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古代人口密度极低，经常会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如果你在古代穷游，那么饿死都会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死法了。

之所以不抢书生主要是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古代人迷信，在古代人的眼中，能中举进京的书生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是得罪不得的。《儒林外史》中记载过一个范进中举的故事，说的就是中举后范进在乡间的地位一步登天的故事，而穷凶极恶的劫匪们自然不会因为一点迷信的原因就放弃过路肥羊的。

其实是因为古代劫匪拜的是关二爷，而文曲星比干和关羽同为财神爷，劫匪们怕得罪了文曲星会得罪自己庇护神关羽，古代凡是上山落草为寇的，头目为了让手下人忠心耿耿就编造了各种谎言恐吓众人，其中就有如果得罪了关二爷就会被视为不义之人而死于非命，时间长了投鼠忌器的劫匪们自然不敢得罪这些关二爷的同僚了。

第二个原因则是江湖规矩，在古代绿林娼妓、和尚、道士、孤儿寡母、赶考举子、红白喜事是有着特殊地位的，江湖上规定凡是遇到这些人过路都不能抢，认为抢这些人是犯了大忌，否则会被各路豪杰们一起鄙视，看不起。至于这个规矩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又是什么人制定的已经不可考了。

第三种则是凡是中举进京的书生，都是在京城挂了号的，并且在古代能中举的书生很多都是官宦子弟，抢了这些人很有可能会有大麻烦，为自己惹来灭顶之灾。而且有钱人家进京多半会花钱雇佣护卫甚至镖师随行，山贼作为非正规武装很少有能打得过经过正规训练的镖师或者护卫的。没有钱的书生多半也会结伴而行，虽然有可趁之机但是结伴而行的本就没有多少油水还有可能给自己惹来一身麻烦，索性不如直接放他们过去。

㈣ 什么是山贼烧

一种调味汁叫“山贼烧酱”。这种酱汁来自日本，它是日本的乡土料理。做法是将各种胡椒涂抹在鸡腿肉上，然后火上进行烘烧，带一点甜味，一点酸味，还有一点辣味，加起来却刚刚好。

调味汁是用于调节味道的料理汁。原料有清鸡汤240ml、橄榄油1汤匙、梅林辣酱油1汤匙、芒果1颗、蒜3颗、红辣椒1根、罗勒碎1汤匙、糖1大匙、盐少许、黑胡椒粗粉少许。

各地风味除少数地区就地取材用特殊原料外，主要系调料配制的不同而形成了独特的口味。调味品组合得当，不仅具有特殊的香气，而且可获得意想不到的异味，使菜肴更觉脍炙人口。

制作方法

①芒果去皮去核，将一颗打成泥，另外半颗切小丁；蒜切碎；红辣椒去籽切碎备用。

②油入锅用中火炒蒜头、红辣椒、罗勒碎，加入鸡汤、糖、梅林辣酱油煮开转小火，再将芒果泥逐渐加入锅中，边煮边搅动，煮至汁液浓稠，加入盐与黑胡椒粗粉调味，起锅后放入半颗芒果丁。

㈤ 水浒中本前途光明，却被人陷害沦为山贼，历史上林冲是怎么死的

水浒传说他是病死的
起因还是因为高俅被抓
宋江为诏安放人
在攻打方腊起义
郁郁不得志
心情郁结
最终悲愤欲绝
因病身亡！

㈥ 在古代，山贼为什么从不打劫赶考的书生

在古代，现在一般都不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是因为他们盗亦有盗，知道书生大部分都是贫苦出身，在心中也有大义，不去劫持书生，还有就是担心生以后出人头地，会回来找他们的麻烦。

还有就是担心影响恶劣，一般去进京赶考的书生，是通过乡试的句举子，他们都是精英，以后也都会出人头地，而且书生的性格一般都比较刚毅，如果打劫了也会被记恨在心，被骂个臭名远扬不是事儿，要是出来个天子门生，再来找麻烦就惨了。

㈦ 古代的山贼在山上打劫，为什么会放过过路的书生

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古代的山贼在山上打劫时会放过过路的书生：

1、山贼也有情有义

很多人认为山贼是靠打劫别人过日子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应该痛恨山贼，实际上山贼固然可恨，却也有善良的山贼和有情有义的山贼，只不过由于政府的税收过高或收成不好，无法维持生计，从而选择了做山贼。大概是因为这个背景，山贼憎恨那些富有的人，自然而然地同情那些穷人。大多书生都很穷，去书院考试的钱基本上是全家的希望，书生如果真的在路上被掠夺的话，这辈子估计都被毁了，山贼也明白这个道理，自然不会轻易对书生出手。

4、惧怕朝廷的惩罚

朝廷和山贼是敌对的关系，却因为国土面积大，朝廷想要抓到这些山贼不容易，因此朝廷就算知道山贼的存在也会选择忽视，这也让山贼明白不能犯下太大的错，不然后果惊动了朝廷就惨了。但因为书生关系到朝廷的未来就不一样了，毕竟古代的科举考试三年才进行一次，这让朝廷十分重视这件事，对于这些书生朝廷也是向保护好的，毕竟未来都是国之栋梁，如果因为山贼的原因，让书生耽误了考试，朝廷自然不会放过这些山贼，而山贼也惧怕朝廷的惩罚。

㈧ 古时候山贼非常猖狂，那他们为何不劫赶考书生

古代山贼虽然主要靠打家劫舍为生，但他们很少去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学子，按说书生千里迢迢赶路，身上肯定会带有不菲的盘缠，且手无缚鸡之力，总比打劫那些富豪商队要容易得多，为何偏偏对书生网开一面呢？其实原因很多，主要有四条。

原因三：影响恶劣

古代但凡能够进京赶考的书生，一般都是通过乡试的举子，这些人是来自各省的精英，个个书生意气，才华横溢，即使不能金榜题名，将来回到老家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古代书生性格刚毅，如果打劫了他们，必被记恨在心，被沿途骂个臭名远扬事小，万一将来真要出个天子门生，再来找自己麻烦可就惨了。

原因四：朝廷严打

古代朝廷一般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科考，这是举国关注的大事件。为了确保书生顺利进京参加考试，朝廷会给每一名考生颁发一面特制的旗子挂在腰间，沿途官府见后都要给予方便，出现安全问题，会严肃追究当地官员的责任。一般到了大考年，各地官府肯定会提前知会当地的山贼土匪，要是哪个山头的不开眼，敢给朝廷上眼药，大家都别想过舒坦！

㈨ 古代土匪山贼，为何很少会抢劫，进京赶考的举人

历代王朝的版图里，土匪山贼等“江湖人士”们画地为牢，是个常见现象。这类乱象，除了助推出一系列“快意恩仇”的武侠故事外，也带来另一个令许多“票友”们热议的话题：这些逮啥抢啥且杀人如麻的土匪山贼们，怎么偏偏不抢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呢？

对这事儿，多年来“票友”们脑洞大开，从“举子身份”“抢劫成本”“盗亦有道”“山贼良心”等各方面，总结出了无数原因。其丰富内容，简直可以构建一个行规严格的“虚拟江湖世界”。但得先弄清楚一个问题：土匪山贼们真这么“上道”？看见赶考举子就不抢？

不过，放在明清年间时，宋朝时常“挨抢”的举人们，也的确是翻了身。虽然明清年间盗贼也多，甚至还出了《天下水路行程图》这类“防盗手册”，出行者几乎人手一份儿。但“抢举人”的事儿却极少见，就连在明清野史小说里都罕见。

这个奇现象，一来因为明清举人地位的提高，明清的举人“功名”，既有“优免”特权，又可出任八九品官职，日常话语权极大，出行赶考赶考不再为钱发愁，可以享受朝廷的车马补贴。比如清代顺治年间起，赶考举人可享受二十两银子的“盘费”，而且给“驿马”。另外明代起举人赶考，一路免收任何“过路费”，路上住驿站进城有会馆，拿着“火牌”白吃白住。比起需要凑盘缠的宋朝举人来，那真是“硬茬子”。

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明清时期，中国驿路交通条件的空前提高。

土匪山贼们要打劫，“作案条件”非常重要。宋代防卫松散的汴河沿线，或是州县交界的穷乡僻壤，都是天然的“打劫场所”。但放在明清的驿路上，这类“好条件”基本不存在。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明王朝就以空前的力度，全面铺开驿路建设。明朝立国仅仅三十年，大明朝的驿路就突破了十四万里，水路驿站多达1900多个。明成祖“靖难”后更进一步，向北驿路修过了黑龙江，向西修进了乌斯藏，全国形成密集交通网。

明清两朝举子们赶考，走的就是这一类水陆“驿路”。

尤其比唐宋元历代更进一步的，就是明清驿路的交通条件：明清的驿路，道路更加笔直宽阔。比如唐宋年间时就连通广东与内地的“大庾岭路”，明代时就大规模拓宽，路面改成青石长条，且两侧补种了一万五千多棵松梅。不但交通便利，环境也十分优美。西班牙人拉达就形容明朝的驿路“能容15骑并排通过”，且“宽阔笔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公路”。拉达的西班牙使团，曾沿着明朝驿路前往福建，路上曾遭遇暴雨，结果一场雨后，“路面依然干净平整”。

而到了清代时，中国的南北交通驿路，也是又进一步，变成了“官马大路”。哪怕东北西南西北边陲地区，与内地也有宽阔“官马大路”连接。各地举子进京赶考，走的都是这样的水陆好路。对这强大的交通系统，明清两朝的管理也空前严格。明代的水陆驿路上，每60到80里就要设置驿站，每10里还有递铺，部署铺兵。大运河等水路动脉上，更是一路都有“递运所”“巡检司”，防卫十分森严。

在明清两朝的六百年里，“漕运”“驿路”的稳定，也是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别说是闹贼，哪怕是“失于修理”都要“笞三十”，桥梁损坏更要“笞四十”。闹贼那更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虽说明清两朝山贼土匪不少，连带着“安全手册”都卖火。但无论是陆上的“响马”还是水上的“水匪”，都主要是在偏僻地区活动。跑到“驿路”“运河”上来撒野？那借个胆子都不敢。所以哪怕举子们手无缚鸡之力，也可以放心走“驿路”“官马大路”。

以这个意义说，土匪山贼们不劫举子，哪里是因为举子“身份高贵”？又哪里是因为“盗亦有道”？不敢劫“官马大路”“驿路”才是真。

这样强有力的道路建设与管理，也造就了明清年间，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交通效率：《粤剑编》记载，明朝官员王临亨从苏州出发，先走驿路再走水路，前后经过了南直隶、浙江、江西、广东四省的近三十个驿站，不到二十八天就抵达目的地广东南雄。放在古代条件下，这就是绝对的“高铁速度”。多少繁华的“中兴”“盛世”，多少经济文化发展的成就，就是这“强大交通网”撑起。山贼土匪？那真是躲都躲不及。

不过这类“好风光”，也基本都在太平盛世年月。放在王朝衰落甚至末世时，又往往是另一幅景象：鸦片战争前夜的道光年间，不但南北各省都有土匪，就连一向安全的“官道”“漕河”也成了重灾区。京杭大运河上的水手们都组成团伙，白天撑船晚上抢劫，赶考举子也照抢，抢完就溜之乎也。还有土匪公然在运河上设立“盐关”，大肆收“过路费”。气得道光皇帝连发严旨，却照样抓不住……

在那个年月，别说是作为“天子门生”的举子，就算是官员，也照样挨抢。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四年后，广州香山县巡检就在出行路上被当地土匪绑票，连胡子都给剃光，差点命都送掉。给清王朝落后挨打的年月，做了个狼狈的注解。

相比于清代这怪像，明朝万历年间晚期时，一位赶考的举子，更留下发人深省的记录：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凭着“举人特权”走了一路“驿路”的他，看到的是当时席卷山东全境的饥荒，沿途百姓饿殍遍野的惨景。以至于抵达北京后，他还“毛骨凛凛”。但会试结束后，那些与他一路同行，共同亲历惨景的“天子门生”们，却是每天灯红酒绿中畅饮，各个“声歌诱耳，繁华夺目”，百姓疾苦？与我何干！

这悲惨一幕，也叫良心未泯陈其猷怒从心头起，愤然写下了《饥民图》，一字一泪写下大明朝的盛世危机百姓寒苦，更怒斥那些享尽特权的“天子门生”们，对国家命运“竟漠然不相关矣”的丑态。他写这篇文章时，距离明朝亡国，已不到28年。接下来大明朝乱民四起，风雨飘摇的一幕，崇祯帝含恨上吊的悲情，多少伏笔，竟埋在文中。

“山贼土匪抢不抢举子”的话题，却也藏着这样生动的历史回响，值得我们在几百年后重新聆听，警钟长鸣。

㈩ 中国与世界著名的山贼有哪些

近代中国的土匪

“土匪”是一个很笼统的称谓，不同的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所指的土匪的内涵不尽相同。不过，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总是将“土匪”与“盗贼”相提并论，凡强行劫掠或窃取他人财物、为非作歹的人，依其情节之轻重，或称其为匪盗，或称其为窃贼。而在匪字之前冠以“土”字，意指本地之匪，或在本地活动的盗匪。其实，土匪并不限于本地人，他们的活动常常也不限于本乡本土。
在民国时期，报刊上几乎每天都有大量关于土匪问题的报导。从报导的内容看，“土匪”这一名称包括了从盗贼到社会革命家在内的一切“犯罪分子”。其中既有不知名的“梁上君子”，也有赫赫有 名的绿林好汉，既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鱼龙不分，黑白不辨，土匪的概念被搞得混乱不清。
结合近代中国土匪活动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土匪是这样一群人：(1)他们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为了不被饿死，他们结伙武装起来，为所欲为；(2)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不为国家的法律所允许；(3)他们的行为虽然是对现实的抗议，在客观上具有反社会性，但他们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4)他们脱离生产，暴力抢劫和勒赎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概括起来，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
根据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那些社会革命家和活动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以至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都与土匪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主动的，具有明确政治目的，他们谋求的是社会的重大变革。军阀、地主、官僚将这些人一律污蔑为“土匪”，是蓄意破坏其政治声誉的一种手段。

土匪的种类

中国的土匪种类繁多。如果以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来划分，则有山匪、平原的“马贼”及“响马”、边界土匪、海盗和湖匪等。
所谓山匪，一种是指常年在山岭地区活动的土匪，如云贵川一带的土匪：一种是指以山寨为根据地的土匪，但他们的活动并不限于山寨地区，这类土匪，民国时期常见，如河南的白朗，他在蒿山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内有烟户两千家，形势险要难攻”，“山内可容两三千人，屯粮致富，有泉水可饮”。山东土匪孙美瑶，即以抱犊崮为根据地，它处于峄县、临沂、郯城三邑交界，四周大山环拱如荷瓣，内有平地，向为土匪巢窟。地势往往极为险要，故连年官兵往剿，皆弃甲而归”。著名的王佐、袁文才部，是以菁密林深的江西井冈山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其他如广东香山新会的虎斗山、古兜山等，都是民国年间的著名贼巢。
马贼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匪帮，所以称为马贼，因其无不乘马，故民间有“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之谣。马贼的骑术和枪法堪称两绝。他们骑马不用鞍，能酣睡马背，长途疾驰而不坠地；又能双枪齐放而弹无虚发。马贼又称胡匪，相传他们外出抢劫时，不论其人有无胡须，都以红色涂满口旁作胡须状，故亦名红胡子。响马，原是活跃于华北平原直隶、山东——带的匪帮，因其外出如马贼，亦必乘骑马，故谓响马。民国以后，此类土匪已尽奔满蒙与胡匪结合。胡匪活动的起伏，常受制于四季气候变化。一般在林菁深密、田禾茂盛的夏秋之交，是胡匪猖獗的时期。这时，他们多三五成群，数百为帮，驰骋于广袤千里的平原上，到处打家劫舍，攻城掠地。一到冬令，万木凋落，寒风刺骨，冰雪丛积，原野森林无以藏身，是胡匪蛰伏时期。这时i他们或深居巢穴不出，或乔装商人粮户潜入城市，假寓伙房客店避风，这时侦探警察就趁机严查客店，捉拿胡匪。
所谓边界土匪，就是活动在省与省或县与县等交界地区的土匪。民国时期，有许多著名匪帮活跃在边界地区。例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山东、河南、江苏和安皖的四省边界线上，就结集着数十股约20～30万土匪，其中著名杆首有顾得林、庞子周、范明新、于三黑等数十人。这种边界地区，对于土匪活动来说，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第一，在地理条件上，许多边界地区的地势极为险要，或乱山丛杂，或湖港分岐，有利于土匪的出没，加之这些地区风气闭塞，民风强悍，好勇斗狠，即为盗贼渊薮。第二，在政治上，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统治势力都比较薄弱，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时代，它们都成了“三不管”或“四不管”地带，因而成了土匪的“天堂”。
海盗，是在海上进行抢劫的匪帮，他们以沿海的岛屿为基地，拥有船队和武器，不时出海劫掠过往的商船，有时也抢掠陆地民户。海盗中有许多帮派，如清嘉庆年间有蔡牵帮、黄葵帮等；还有以各种旗号来分帮的，如黑旗帮、白旗帮、红旗帮等。民国时期的海盗，主要横行于闽粤沿海。
湖匪，主要是在内河湖泊港汊进行抢掠活动的匪帮。民国时期，太湖、巢湖、洪泽湖、微山湖、洞庭湖的盗匪活动猖獗异常，民国时期徐老窝子、宋老窝子、管大肚子等就是太湖上的著名土匪。
如果以土匪的性质来划分，我们可以将土匪分为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的侠盗(即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社会土匪)、专事掠劫烧杀勒赎的积匪以及兵匪、会匪、教匪、枭匪、烟匪等。
所谓社会土匪，就是梁山英雄式的绿林好汉。是一些被政府视为罪犯的农民歹徒，但他们存在于农民社会之中，并被人们奉为英雄、胜利者、复仇者、为正义而战的斗士，也许甚至被看作是解放的领导人，并且总是受到钦佩、帮助和支持”。民国时期河南的白朗、四川的禄国藩就是这样的人物。
所谓积匪，就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他们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洗劫一空，使人民陷于悲惨的境地，这种土匪，民国时代较常见。
所谓兵匪，大多是一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逃跑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而沦为土匪。他们往往表面上是军队，实际上是土匪，或者白天是军队，晚上做土匪。这种土匪的大量出现是在民国 初年，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会匪、教匪，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枭匪是专门从事私盐贩运活动的匪帮；烟匪则是专门从事鸦片毒品走私贩运的匪帮。

土匪的来源

在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主要来源是那些家境贫穷、失去土地、劳动兴趣不大的人群，换句话说，土匪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人口。至清末民初，全国许多地区的土地，半数以上被地主阶级所吞并占有。在河南西部就产生了富逾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现象。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农耕土地上排挤出来，他们大多找不到正当的谋生之路，最终不得不游离飘泊，弱者行乞为生，强者流为盗匪，这是旧中国农村土匪的一个主要来源。如豫西一带，自清末至1927、1928年间，土匪猖獗，全境20余县几无一片净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土匪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溃散的士兵。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国无宁日。从1921年一1933年，仅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期，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据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溃败的士兵，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找不到别的生活出路，往往流而为匪。
另外，在旧中国的农村，还有一些人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又很少受教育和缺少创业的合法机会，由于遭受某些挫折和法律上的不平待遇，而主动地投奔土匪行列。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侠盗”，他们走向土匪生涯，是从受到不公正的虐待开始的。因此，他们的土匪活动，常常是打抱不平、劫富济贫，做出某些与梁山泊绿林好汉相类似的为农民伸张正义的事情。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土匪头目白朗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出身于占有土地比较多的家庭，在变为公开的土匪以前，参与了各种非农业生产的活动，后来因遭到不平而厕身绿林，以豪侠气概进行活动，并努力向其伙伴侣明纪律和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他们以自身的影响和生活资源，向匪众提供安全和物质保证，赢得匪众的服从尊重。

另外，我有以下下图书的电子版，如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黎明的战斗：解放初期石柱县平息土匪暴乱纪实。
东北土匪考察手记。
黑龙江的土匪与剿匪斗争。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上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中卷。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下卷。
民国时期的土匪。
民国时期的土匪(蔡少卿)。
百万国民党土匪大陆殉葬记。
土匪军阀张宗昌。
土匪秘录。
湘西三大土匪。
一个土匪的恩仇记。
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