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繪梅花鹿漆

Ⅰ 誰能介紹下 楚漆器的造型和裝飾

楚漆器的造型
（一）仿動物形象的器皿造型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曾經摹擬植物、動物等自然形象進行器皿造型。在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中，這類器皿造型仍屢見不鮮。但是，在春秋時期楚國的漆器中，只有雕龍等少數的小件漆器。

湖北出土的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中，仍然可以看到雕刻的虎、豹、鹿、獸、鴛鴦、鳳、鳥、蛙、蟒、蛇、辟邪、鎮墓獸等動物形象的漆器，並且數量相當多，是這個時期漆器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些漆器，各具姿態，形象生動，本身就是一件極具形式意味的雕刻品。虎座鳥架懸鼓，以獸中王--虎，兩相背卧為座，兩鳥相背立於虎背之上，漆木鼓懸掛於二鳥之間，高大雄偉（圖版67～69）。頭插鹿角的單頭（圖版109）與雙頭（圖版108）的鎮墓獸，睜目吐舌，猙獰恐怖，顯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22)。江陵望山1號楚墓出土的彩繪木雕小座屏（圖版104），在長51.8、屏寬3、座寬12、高15厘米的小座屏上，巧妙地將透雕與浮雕的鳳、鳥、鹿、蛙、蛇、蟒等55個相互爭斗的動物，交織成一個生動的畫面，真是巧奪天工；這些形象栩栩如生，加上用紅、藍、銀灰等色描繪花紋，顯得更加瑰麗，是這類雕刻漆器的代表作。

雕刻動物形象的漆器，至秦代不僅器類與數量劇減，而且動物形象也趨於簡潔。例如鳳形勺（圖版125）的造型，為昂首曲頸張尾之風（簡化鳳之雙翅與雙足），於鳳背上挖製成勺，它是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誇張，形不失真，造型新穎別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藝術的特點。

西漢時期的這類漆器，其造型比秦代更為簡潔，仍以鳳形勺（圖版171）為例，不僅沒有雙翅與雙足，連尾部也簡化了。江陵鳳凰山出土的龜盾（圖版207），只作龜的腹甲狀，而不是作整龜之形，但它運用塗漆與不塗漆及用細篾編織等手法，充分地表現出龜的腹甲特徵。還有雙虎頭形盾（圖版206），也只雕出頭與前肢，而後肢與尾部也都被省略。

（二）仿銅陶器的器皿造型

漆器的木胎質輕，造型方便，隔冷熱，耐腐蝕，加上絢麗多彩的優美花紋，使其取代青銅器成為歷史的必然，從湖北出土的楚秦漢漆器初步分析，這類漆器是在仿製銅陶器的器皿造型的基礎上，根據木胎等質料的特點進行製作的，從而形成獨特的造型藝術特點。

春秋時期的楚漆器中，仿銅陶器製作的器皿造型佔有很大的比例。例如當陽趙巷4號墓出土的漆方壺、盔、簋、豆、俎等，都是仿製當時的銅陶器的器皿造型；但依據木胎的質料，也有小的差異，而且加繪了各種色彩的裝飾紋樣，顯得更加美觀。

戰國時期，仿銅陶器製作的漆器，在當時漆器中佔有一定的比例，例如隨州曾候乙墓出土的兩件漆蓋豆（圖版7、8），顯然是仿製青銅蓋豆的，但在豆盤伸出的浮雕對稱附耳，又有別於銅蓋豆，器外並用紅、金黃等色彩繪繁麗的花紋，比銅蓋豆更顯優美。江陵雨台山18號楚墓出土的一件漆豆（圖版10），也是仿製銅豆而作的，但它在豆把中部雕出八棱形，有別於銅豆，通體還有彩繪花紋。還有曾侯乙墓的一件漆禁，顯然是仿製銅禁的；但其四足為圓雕的獸，禁面四角各浮雕成二龍，四邊當中各浮雕單首雙身龍，十字隔梁和側面陰刻雲紋，並有紅漆彩繪綯紋、草葉紋、雲紋、鱗紋等紋樣，比青銅禁更加美觀。

（三）為生活需要而製作的器皿造型

雖然春秋時期楚國漆器的器類與數量較少，但戰國和秦漢時期漆器的器類與數量劇增，用途廣泛，尤其生活用具不斷增多，為了使各種漆器既實用又美觀，就必須依據其不同的用途進行藝術加工，這是楚秦漢漆器造型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

春秋時期，楚國貴族的中型墓中出土的方壺、簋、盨、豆、俎等漆器，是作為禮器而製作的，還有當時貴族生活所需的漆瑟等樂器。這類墓中所出的鎮墓獸等漆器，則與楚人信巫的習慣有關。這些漆器的造型也十分講究對稱和規整。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都十分注重兵器的製造與改進，楚墓出土的大批漆木兵器桿，因具體用法不同而造型各異：矛桿呈圓形，殳為八棱形，戈桿是前尖後圓，銅戈裝配時戈鋒與桿的尖面相一致，手握戈桿則知戈鋒的朝向，既利於交戰時實用，整體造型也協調美觀，漆木劍盒在這個時期的楚墓中也較常見，它放置帶漆木鞘的銅劍，其大小是據所放置劍的大小而定，一般盒裡放劍後十分緊湊實用；造型大多為長條形，由蓋與盒身相扣合而成。有的劍盒為了避免造型單調，蓋頂隆起，並飾有陰刻或淺浮雕的瓦楞紋，盒身也飾有渦紋等紋飾。一些酒具盒與食具盒，更注重實用與審美相結合。例如江陵望山1號墓發現的酒具盒，盒裡分四格放置酒壺兩件、耳杯九件、大、小盤各一件，非常緊湊實用，整器作長方形而圓其四角，器外又浮雕渦紋，造型也很美觀大方。

綜上所述，湖北出土的種類繁多的楚秦漢漆器，它們的器皿造型都有一定的形制和權衡比例，並且因年代不同又有一些差別與發展。這既是當時人們在長期生產勞動中的發現與創造，又是這個時期人們審美觀念的反映。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漆器的器皿造型，比較講究對稱和規整。較常見的有圓形（包括球形、半球形和圓筒形三類）、橢圓形和長方形等。這些漆器的容積較大，省工省料，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而且在造型方面，又比其它形制漆器的器皿造型更容易取得均
衡和曲直對比的藝術效果。而不對稱和不規整漆器的器皿造型，既費工費料，也並不美觀實用，因而很少見到，這些情況說明，這個時期楚國漆器的器皿造型，已經體現了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法則和規律，器表上又加飾不同漆色與各種花紋圖案，因而比當時其它質料的器皿造型更加瑰麗多姿。

秦代漆器的器皿造型，繼承了戰國時期楚國漆器的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基本法則與製作規律，並加飾各種彩繪的優美花紋，但它又有所發展，對於費工費料，又不大符合實用的一些器皿造型，如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等，在種類與數量方面都有較大的減少。

楚漆器的裝飾

湖北出土楚秦漢的大批漆器，不僅以千姿百態和琳琅滿目的器皿造型使人們嘆為觀止；而且已掌握了圖案的構成法則，並以充滿著豐富想像力、瑰麗多姿的各種花紋圖案進行恰如其分的描繪，說明它已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虛飾，而是一種增強美觀、增強實用價值的裝飾藝術，在這個時期銅、鐵、陶、漆、竹、木、玉和絲織物等各種質料的裝飾藝術中，漆器的裝飾藝術水平是較高的，在我國古代藝術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一）裝飾紋樣的類別

這個時期的漆器裝飾紋樣，有的是繼承和發展了商周時期漆器和青銅器等的裝飾紋樣，更多的是取材於自然界和當時人類的社會生活，並依據漆器各種器皿的造型特點而創造出的裝飾紋樣。從目前積累的大量漆器紋樣的資料分析，可以大致歸納為動物、植物，自然景象、幾何紋樣、社會生活和神話傳說等五類裝飾紋樣。

1．動物紋樣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裝飾的動物紋樣，主要有龍、風、饕餮紋、竊曲紋、鳥、獸等。其中不少是在雕刻的動物上彩繪的（包括淺浮雕），也有一些是直接描繪的。少數單獨作為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大多數是相互組合，並作為主要紋樣的。

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上裝飾的動物紋樣，主要有龍、虎、鹿、豹、豬、狗、獸紋、蛙、朱雀、鴛鴦、鶴、孔雀、金鳥、鳳、鳥、變形鳳紋、變形鳥紋、鳥頭紋、蟒、蛇、怪獸紋、辟邪、蟠虺紋、竊曲紋等。這些紋樣，有的是在器皿表面或內底的地漆上描繪的，有的是在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飾的彩繪花紋。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動物紋樣的增減有明顯的變化，例如在器皿上直接描繪的動物紋樣的數量由少逐漸增多，而在雕刻動物形象上加飾的紋樣卻由多逐漸減少。同一種動物紋樣，也隨時間早晚不同而發生變化：其紋樣並不雷同；即使是同一時期或在同一畫面上，也富於變化，並非千篇一律。當時這類紋樣，有的是單獨地作為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大部分則是作為主要的裝飾紋樣，周邊以幾何紋等作為襯托；還有少數是以社會生活和神話傳說為內容的紋樣，只起烘托作用。

2．植物紋樣

春秋時期的楚國漆器，目前尚未見到植物裝飾紋樣。

戰國時期的楚國漆器，開始出現以花草植物作為裝飾紋樣，這些紋樣，一般多採用完整表現的樹木形態，少數將花卉之花變形構成。主要有柳樹、扶桑樹、樹紋和四瓣花等少數幾種，這些紋樣在漆器中所佔比例較少，而且只起襯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裝飾的植物紋樣，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葉等變形構成，主要有柿蒂紋、梅花紋、連枝花蕾紋等，這類紋樣的數量不多，未見單獨作為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其中有的是作為漆器上的主要裝飾紋樣，周邊以幾何紋等襯托；還有些是烘托其它紋樣的。

3．自然景象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的自然景象紋樣，主要有卷雲紋、勾連雲紋、水波紋、勾連雷紋和波折紋等，而且大多為描繪的。這些紋樣，一般都與其它紋樣組合圖案，並作為輔助紋樣。

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上所裝飾的自然景象紋樣，主要有山字紋、雲紋、卷雲紋、勾連雲紋、雲雷紋、三角形雷紋、勾連雷紋和綯紋等。其中尤以隨州曾侯乙墓的一件漆衣箱上的漆書二十八宿全部名稱最為重要，它是與北斗、四象相配的最早天文資料，它證明我國至少在戰國早期已形成二十八宿體系。這些紋樣，在當時的漆器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它們不僅因不同時期而有繁復與簡單之差異，而且即使是時代相同的同一種紋樣，雖然有一定的變化規律，但並不完全一樣；而且某種紋樣在同一畫面上，也是變化萬端。當然，這類紋樣有些相互組成圖案，作為漆器上的主要裝飾紋樣，還有一些是與其它紋樣組成圖案。

秦代漆器上裝飾的自然景象紋樣，主要有波折紋、卷雲紋和雲氣紋等，這類紋樣在當時漆器中的數量不少，但都不是作為主要的裝飾紋樣，只是與其它紋樣組成圖案，起烘托的作用。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主要裝飾有三角形紋、圓點紋等少數幾種幾何紋樣，而且都是描繪的，並對其它主要紋樣起烘托作用。

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上裝飾的幾何紋樣，是以點、面、線的形式組成的規則或不規則的花紋圖案，主要有圓卷紋、渦紋、菱形紋、方塊紋、方格紋、方格點紋、點紋、三角形紋和弧形紋等。這些紋樣，雖然是以簡單的點、面、線的形式組成圖案，但由於構成方式的不同，其裝飾紋樣也是千差萬別，並不雷同，更不顯得呆滯。這類紋樣，大多數相互組成連續索回的幾何花紋，作為某些器皿上的主要裝飾紋樣；還有一部分是與其它紋樣組成圖案，一般只起襯托作用。

秦代漆器上裝飾的幾何紋樣，主要有圓卷紋、圓圈紋、菱形紋、三角形紋、方格紋。點紋、點格紋等。有少數漆器上是以它們相互組成幾何花紋，作為主要的裝飾紋樣；大多數漆器上又往往是與其它裝飾紋樣構成圖案，僅作為一種襯托。

這類裝飾紋樣，西漢時期主要有菱形紋、平行直線紋、三角形紋、圓圈紋、圓點紋和點紋等。它在當時漆器的裝飾紋樣中，佔有一定的比例，在漆壺、圓盒等器皿上，有極少的是以幾何紋樣為主要裝飾紋樣；而絕大多數是與動物，自然景象等紋樣相互配合，使畫面的花紋變化多樣，圖案更加美觀，而且往往是以其它紋樣為主要裝飾，它只起烘托的作用、

5．社會生活和神話傳說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尚未見到以社會生活和神話傳說為內容的裝飾紋樣。

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上，這類紋樣並不多，主要有荊門包山2號墓漆奩蓋外沿彩繪的貴族車馬出行圖(23)（ 圖版22）與隨州曾侯乙墓鴛鴦盒兩側的樂舞場面（圖版12）等社會生活方面的裝飾紋樣。有關神話傳說的裝飾紋樣略多一些，在曾候乙墓的一件漆衣箱蓋上繪有後羿射日等圖案（圖版48），內棺格子門兩側繪有手執雙戈戟的人頭獸身、人頭鳥身與獸首人身等守衛的門神（圖版111），五弦琴身上繪有人與龍的圖案（圖版80），還有江陵李家台4號墓的一件漆盾背面(24)，繪有龍、鳳、雲紋、樹及人頂樹等畫面。這些紋樣，運用各種藝術表現手法，使其畫面或生動活潑，生活氣息濃厚，或神奇古怪，令人遐思。

秦代漆器的這類紋樣極少，目前只在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的彩繪木梳、篦各一件的畫面上見到。木梳的正面為飲宴場面，背面是描繪的歌舞場面；木篦的正面是彩繪的送別場面，背面是幅角抵（相撲）競賽的畫面。這些紋樣，線條流動，富於動勢和節奏，人物生動傳神。通過不同的動態、形象與表情，將生活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裝飾紋樣的組合形式

戰國秦漢時期漆器上眾多的裝飾紋樣，線條勾勒交錯，流利奔放，形式優美。這些瑰麗多彩的圖案，說明了當時的漆畫匠師們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圖案的構成法則。從這些裝飾紋樣的組合形式分析，可分為適合紋樣、獨立紋樣和連續紋樣等三種構成方法。
這些構成方法，靈活、生動，把裝飾和實用有機地結合了起來。

1．適合紋樣

適合紋樣，主要是依據器皿的造型，描繪相應的紋樣作裝飾。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的這種構成方法，應用極少，目前只在當陽曹家崗5號墓的一些小件漆雕龍上，見到了這種裝飾手法。
戰國時期漆器上，適合紋樣的應用主要是體現在一些雕刻各種動物形象的漆器上，例如雕刻的梅花鹿，身上彩繪鹿的斑紋。又如虎座鳥架懸鼓，虎座滿飾虎的花紋，鳳鳥繪羽毛紋等。但是，當時也有少數雕刻動物形象漆器並不繪適合紋樣，例如隨州曾候乙墓的鴛鴦盒，只在鴛鴦的頸、背、尾等部位繪羽毛紋，而大部分卻繪綯紋和點紋等，兩側面繪有樂舞畫面。

2．獨立紋樣

在楚秦漢的一些漆器器皿中心位置或某一面上，往往由一個或幾個獨立單位構成裝飾紋樣。並且主要是採用平衡、均齊、輻射、旋轉和幾何形等多種形式，組成裝飾性很強的優美圖案。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的裝飾紋樣中，這種構成方法應用很少，且大多以動物紋樣為主。例如當陽趙巷4號墓的漆俎上，描繪有形態各異的瑞獸等獨立單位的裝飾紋樣。

戰國時期楚國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大多也是以動物紋樣為主，它的組合形式、單位紋樣的構成多為平衡式，例如長方盒、方盒和曲形盒的正面，常常是以鹿、鳥、獸等獨立的個體形象作裝飾紋樣。還有少數單位紋樣的構成是對稱式的，例如蓋豆的蓋頂與有些虎座鳥架懸鼓的鼓面中心，一般繪有渦紋或四瓣花紋等獨立紋樣。

3．連續紋樣

在一部分楚秦漢漆器的中心紋樣周圍及其口沿內外，往往以二方連續與四方連續紋樣裝飾。其中以二方連續紋樣較多，又可細分為邊緣連續紋樣和帶形連續紋樣兩種類型，且以邊緣連續紋樣為主；這些紋樣絕大多數是橫式的左右連續，斜式和縱式的極少見。它主要是採用二方連續中的連圓式、連環式、波折式和散點式等構圖方法。每一種式樣，在實際應用中又有許多形式，既使紋樣復雜多變，又有規律可循，並取得較好的裝飾藝術效果。在楚國的漆盤、方盒、扁圓盒、長方盒等器皿的中心紋飾周圍，常常繪有綯紋、雲紋、勾連卷雲紋和幾何紋等邊緣連續紋樣。這些紋樣比較講究對稱，且有四面對稱和二面對稱等形式；還有少數採用平衡的組合形式，用於烘托主要的裝飾紋樣。秦和西漢時期的漆圓盒、盂、盤、樽、卮、圓奩、橢圓奩等器皿的中心紋飾周圍，往往繪有波折紋、渦紋、變形鳥紋、鳥頭紋和幾何紋等邊緣連續紋樣，這些紋樣也比較講究對稱，並巧妙地將它與主要的中心紋樣協調、統一，構成優美的圖案。

帶形連續紋樣，是以一個單元的紋樣，在長條形的平面上反復連續。它的構圖方法與邊緣連續紋樣基本相同，在實際應用中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紋樣也富於變化。楚國的漆耳杯、豆、簋、方壺、盤和圓奩等器皿的內外口沿和外壁上，一般都繪有三角形紋、水波紋、變形雲雷紋、勾連卷雲紋和幾何紋。秦代和西漢時期的漆耳杯、長方盒、樽、卮、盂等器皿的內外口沿和外壁上，也都繪有變形鳥紋、鳥頭紋、波折紋和幾何紋。這些裝飾紋樣的應用也相當廣泛，它與主要裝飾紋樣有機地相互結合，主次分明，具有韻律和節奏感。

四方連續紋樣，由於楚秦漢時期漆器器皿的造型緣故，並沒有被普遍地應用，戰國時期楚國的漆案等器物的面板，以散點式的構成方法描繪渦紋等裝飾紋樣。在秦代和西漢時期的漆卮和樽等器物的外壁，採用散點式、波折式和斜坡式的構成方法，描繪波折紋、變形鳥紋和變形鳥頭紋等。

從上面對楚秦漢漆器裝飾紋樣的三種構圖方法分析，可以看出其紋樣形式都是與各種器物造型及紋樣的內容緊密相關的，在實際應用中又有各種變化，三種構圖方法，往往巧妙地相互配合；而且對紋樣的選擇、裝飾的部位、比例的權衡、間隔的應用等方面，也頗具匠心，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欣賞，都能給人們一種美的享受。

（三）裝飾的手法

湖北出土的楚秦漢的漆器，從大量的裝飾紋樣分析，寫實與誇張是其主要的裝飾手法。

寫實的裝飾手法，是直接摹擬自然界的各種動物、花草植物，自然景象和以人類社會生活等方面的題材，作為當時漆器的裝飾紋樣。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這種裝飾手法應用極少。

戰國時期，這種裝飾手法被廣泛應用，例如許多雕刻動物形象的漆器，還有沙市孔雀紋瑟上的紋飾，包山2號墓車馬出行圖漆奩上的柳樹，均是採用這種裝飾手法。

秦代的漆器紋樣，應用寫實的裝飾手法更為成熟。例如江陵鳳凰山的一件木篦背面所描繪的角抵（即相撲）場面，畫面共三人，右邊的兩人正在進行比賽，左邊一人平伸雙手全神貫注地作評判；作者抓住比賽雙方全力以赴、相持不下的一瞬間，把相撲競賽中的氣氛渲染得緊張、熱烈。

西漢時期，如江陵鳳凰山的一件三魚紋漆耳杯，內底繪象徵水草的四葉紋，三魚環游於周圍，又繪似魚吐出氣泡的圓圈紋和點紋，彷彿三魚搖頭擺尾於水底，構思巧妙，生趣盎然；口沿內外還以變形鳥紋和幾何紋樣，加以烘托，魚形具象、逼真。
誇張變形的裝飾手法，並非按客觀事物的原貌進行描繪，而是對其主要的和有意義的部分進行誇張變形，使其特徵更加強烈、集中，以加強裝飾紋樣的藝術效果。

春秋時期楚國漆器上，絕大多數的動物，自然景象和幾何紋樣等，都是採用這種手法。例如當陽趙巷4號墓漆俎上的瑞獸，並非是某一種獸的寫實，而是經綜合聯想、誇張變形所創造出的藝術形象。

戰國時期漆器上的裝飾紋樣，大多採用這種手法。大量的幾何紋樣，主要是採用誇張變形手法，有的依然可以看出保留了客觀事物的某些特徵，有的則是完全從實用功能和裝飾美出發，並不表現某種客觀事物和象徵某種意識，只是點、線、面的組合。還有江陵李家台的大漆盾背面的孔雀，著力渲染孔雀開屏之美，使其形象更加鮮明。曾侯乙墓的漆鴛鴦盒兩側面，用朱漆繪有舞樂場面：一側面是單足佇立的對稱雙鳳，鳳嘴銜鍾架（即荀），架上懸掛兩個銅甬鍾；鳳足的上部置磐架橫木，上懸兩個石編磐；一個獸頭人身的樂人正手持鍾棒背向撞擊編鍾。另一側面的右邊繪一樂人正敲打建鼓，左邊是戴冠佩劍長袖飄舉的舞人，正伴隨鼓聲的節奏翩翩起舞，畫師選擇了最能代表時代與曾侯乙身份的鍾、磐和建鼓等三種樂器，以及擊鍾磐、敲建鼓與舞者各一人，分別在面積只有7×4.2厘米的畫面上，將龐大而壯觀的樂舞場面，表現得淋漓盡致。

秦代漆器上，這種裝飾手法的應用也相當廣泛，例如睡虎地的牛馬紋扁壺（圖版129），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誇張，使牛雄健肥壯的特徵，顯得更為突出有力。另一面的飛鳥下為奔馬，表現了奔馬快於飛鳥的意境。植物紋樣中的四瓣花和梅花等，是將花瓣誇張變形，而將枝葉部分剔除，使其特徵更加明顯。

西漢時期漆器上的紋樣，則更廣泛地應用了這種手法，技法更為熟練，有些紋樣仍是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變形誇張，而有些已很難看出原來客觀事物的特徵，例如變形鳥紋，不僅紋樣繁多，而且變形誇張遠比戰國和秦代突出，又如相當流行的變形鳥頭紋(26)，完全是從工藝品的實用功能和純裝飾美出發，所以有人將它定名為"B"形紋(27)。

（四）繪畫和用色

楚秦漢時期漆器上各種優美的裝飾紋樣的產生，除了與漆繪匠師的精心構圖有關之外，還與他們繪畫用筆的穩健准確、運線的千變萬化、著色的富麗和諧等高超技藝密不可分。

我國的繪畫一貫注重行筆用線，通過線的長短粗細、剛柔強弱、輕重疾緩、濃淡干濕、轉折頓挫，表現出各種人物形象與裝飾紋樣的形體與質感。這個時期廣泛地應用單線平塗法，並有單線勾邊與不勾輪廓線兩種。例如包山2號墓漆圓奩蓋沿的車馬出行圖，主要是採用色塊平塗再單線勾邊的畫法。通過不同的行筆，使線條極富變化。如雲夢睡虎地11號墓的漆樽內底之鳥紋，用筆高古，線如游絲，在口徑只有11.4厘米、深達10.1厘米的樽的內底，畫出細如發絲的線條，而所繪的鳳鳥形象准確，線條流暢，具有很好的裝飾效果。為了使裝飾紋樣在同一平面上呈現出有厚度的層次感，當時還採用平寬的線與穿插切割相結合的畫法，例如曾侯乙墓內棺上的龍、蛇相互蟠繞的紋樣，就是採用的這種畫法。

這個時期漆器上的裝飾紋樣，用色是豐富多彩的，春秋時期主要有紅、黑、黃等三種，戰國時期主要有紅、黑、黃、褐、藍、綠、金、銀、銀灰等九種，秦代有紅、黑、褐、金、銀等五種，西漢時期有紅、黑、褐、灰黑、金、黃等六種，並都以紅、黑兩色為主色。這些漆器的底色與裝飾紋樣用色的搭配，講究對比色和諧。例如雲夢睡虎地46號秦墓出土的一件漆卮，用銀箔鏤刻成花紋圖案，然後貼在器壁上，再用朱漆勾線壓邊，使全器銀光閃爍，燦爛華麗。絕大多數漆器是以黑漆為底色，並以紅色描繪花紋圖案，紅黑相映成趣，使裝飾紋樣顯得明快優美，還有一些漆器是在黑漆的底色上，用紅、黃、金色或紅、褐、黃色等描繪花紋，使裝飾紋樣顯得富麗堂皇，光彩奪目。

Ⅱ 四年級水彩畫,畫一隻梅花鹿

不是很難，你可以試著畫畫

Ⅲ 曾侯乙墓是怎麼樣的

在秦統一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列國林立，其中著名的大國是「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而有些小國卻失載於文獻，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幸運的是，一些湮沒於地下的遺存被考古工作者發現，從而驚悉一個曾經存在於戰國時期的神秘王國——曾國。這個驚世發現在1978年，湖北省博物館對位於湖北隨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一座墓葬進行了發掘，發現這竟然是一座規模前所未見且保存非常完好的戰國時期的諸侯大墓。

該墓為岩坑豎穴木槨墓，開鑿在紅色砂礫岩的小山丘上，墓上的封土早已被夷為平地。墓坑規模非常大，平面呈多邊形，面積達220平方米。由171根長條劈木壘成的巨大木槨置於墓坑底部，共用木料約380立方米。木槨四周及槨頂填充木炭逾6萬公斤，木炭之上為厚10—30厘米的青膏泥和厚約2.5米的夯土，夯土之上鋪一層石板。石板之上的封土均經夯打。槨室分東、北、中、西4個室。主棺置於東室，為漆繪的內、外兩重木棺。外棺外鑲有青銅框架，棺蓋四周有12個銅紐，棺底部有10個蹄形銅足。經鑒定，墓主為男性，45歲左右。與墓主相伴的殉葬人共21個，均為年輕女性，皆有木棺作為葬具，其中東室置8具，西室置13具。此外，主棺近旁還有木棺1具，素麵無漆，內有狗骨1具。

墓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隨葬品，主要放置於中室、北室和東室，西室僅有一些玉器、木梳、木篦等小件物品。東室主要放置琴、瑟、彩繪衣箱等漆木樂器和用具及少量兵器、馬具，另外在墓主周圍還散落有許多玉器、骨器、角器和小件金器。北室儼然是一個武器庫，放置大量兵器、車馬器、皮甲胄，還有一對青銅大尊缶和竹簡。中室擺滿禮樂器，有懸掛在立架上的編鍾和編磬以及瑟、笙等樂器，還有鼎、簋等青銅禮器，均分類陳放，井然有序，生動地再現了這位古代諸侯「鍾鳴鼎食」的奢華生活。

墓中出土的隨葬品達15400多件，僅青銅器一項就有6000餘件。這些銅器採用渾鑄、分鑄及渾分結合、焊接等多種方法鑄造，個別的還採用失蠟法鑄造。器物造型新穎、奇特，花紋繁復、綺麗，普遍使用浮雕、鏤空和鑲嵌綠松石、錯金等技法來加以裝飾，圖案包括大量的動物紋樣和幾何圖案。大型尊缶、聯禁大壺和鑊鼎器形龐大，堪稱國之重器。由方鑒與方尊缶組合而成的冰鑒，設計精巧，分合自如，器身滿飾精細花紋。尊缶內可盛酒，鑒、缶之間放置冰塊用以冰酒。這件冰鑒集實用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於一體，堪稱蓋世佳品。尊盤也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整件器物由眾多部件分別鑄出後焊接而成，其玲瓏剔透的口沿附飾系用失蠟法製作，巧奪天工，表明早在戰國時期，工匠們就已熟練掌握了失蠟法這種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

墓中出土的大量、成套的樂器，有編鍾、編磬、鼓、瑟、琴、笙、排簫、篪，既有管弦樂器，又有打擊樂器，不少樂器前所未見，是音樂史上的一次空前大發現，其中以保存完好的整套編鍾最為珍貴。編鍾大小共65枚，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整套編鍾總重達2500多公斤。規模巨大，鑄造精良，保存完好，在考古發現上是絕無僅有的，被稱為我國古代「編鍾之王」。鍾面均浮雕精美花紋，有的還鑲嵌紅銅。全部編鍾分三層懸掛在高大的曲尺形銅木結構的鍾架上。鍾架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銅圓柱承托。鍾架旁還有6個「T」字形彩繪漆木錘和兩根彩繪漆木棒，是用來敲擊編鍾的。鍾上均有銘文，絕大多數為錯金文字，共2800餘字，內容是關於音樂方面的，可分為標音銘文與樂律銘文兩類。將標音銘文與實際測音相對照發現，編鍾音律准確。每個鍾都能敲出兩個樂音。整套編鍾的音階結構與現今國際通用的C大調七聲音階屬同一音列，總音域包括5個八度，中心音峨12個半音齊備，可以旋宮轉調。這套編鍾音域寬廣，音色優美，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種樂曲。樂律銘文中記有樂律名稱50多個，其中多數是過去所不知道的，這些珍貴的文字資料對研究先秦音樂史具有極高的價值。墓中出土的竹管排簫、銅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等也都是首次發現。篪在已出土的同類樂器中年代最早。

墓中還出土較多精雕細刻的彩繪漆木器，如頭插真鹿角的木雕盤鹿與彩繪梅花鹿，頭部能轉動自如的彩繪鴛鴦形漆盒，以及浮雕盤龍與蟠螭紋的蓋豆等。這些造型生動、雕工精細的藝術珍品，反映了戰國時期木雕和漆藝的完美結合。在一件漆木衣箱上還有一幅寫有「二十八宿」名稱、當中繪北斗、兩邊各繪青龍、白虎的天文圖像，對古天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墓中還出土240多枚竹簡，內容主要是記載用於葬儀的車馬兵器。從簡文可知曾國的有些官名與楚國的相同，反映出曾與楚的關系密切。其他隨葬品像首次發現的古代銅兵器多戈戟、璀璨奪目的金盞、晶瑩剔透的玉雕佩飾等也都是稀世珍品。

墓中所出土的許多青銅器上都有「曾侯乙」銘文，充分說明墓主就是曾侯乙。而根據楚王為曾侯乙製作的鑹鍾上的銘文，更確知此墓的下葬時間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該墓的年代和墓主身份都很明確，為東周考古的分期斷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標尺。根據文獻資料，東周時期隨州主要為隨國據有，不見有曾國的記載。而這座曾侯乙墓的發現，將一個深埋於地下2400多年的古王國真實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加之隨州及其鄰近地區曾多次出土曾國銅器，表明曾國是一個富庶之國，禮樂典章齊備，青銅冶鑄技術高度發達，曾經擁有輝煌燦爛的文化。但曾國是否就是史籍上所載的隨國，為一國兩名，抑或是另外一國，二者之間的關系究竟如何？這是曾侯乙墓給世人留下的一個最大謎團。

Ⅳ 苗族為什麼被歷朝追殺，娶苗族姑娘要多少錢，苗族女

沒追殺，他們就是打敗仗遷徙了，沒有這么嚴重，古代封建王朝和現在不一樣，我來告訴你苗族的歷史吧。
苗族是個歷史悠久的民族，但苗族的歷史發展十分緩慢，在現代苗族的文化和習俗中仍保留了許多十分古老甚至原始的成分。在研究古代苗族的文化時，必然要聯繫到楚族文化的關系，並進而追溯苗、楚的淵源關系。對於古史傳說時代南方的各氏族或部落之間的淵源關系，歷來爭論不休，史籍記載也撲朔迷離，不易分辨。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這些氏族或部落的活動范圍大體相同，主要在殷周之世的荊蠻之地。荊蠻，乃以荊州的地名而得名，泛稱居其地之各部落的民族。共同的生活環境，使他們產生共同的文化特徵是不足為奇的。因此，荊蠻地區的楚民與長期生活在這一地區的苗族先民，在文化上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特別是楚建國之後，成為我國南方各族融合中心，強盛時曾統轄南方綿亘千里的疆土，群蠻、百濮、粵、群舒、庸、糜以及夜郎。滇、吳、越等古代諸族，皆受其統治。在風俗習慣以及文化上相互影響。因此，我國南方的現代民族，特別是苗族中，尚有不少楚文化的特色遺留下來。

上古中華部落集團

在中國，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夏商周三代是我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生和發展時期。這三代的文明，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傳統。正當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黃河流域發生和發展時，長江中下游也發展起了農業文化，它同黃河流城一南一北，同時發展著我國的原始文化。而苗族的先民都是創造這一地區文化的始祖。

從考古學類型來說，楚文化與大溪文化、屈家嶺文以及相當於龍山文化階段的青龍泉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據考古發現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類型繁多，極其復雜，它表明在這一地區多民族居住的特點。同時也表現了文化上的創造和交流十分興旺以及在各古代民族形成自身的燦爛文化過程中互相滲透的現象。

開天闢地

苗族與楚國的文化遺跡

苗族與楚族先民的古代分布，主要在長江中下游廣袤地區。據考古資料證明，長江流域存在不少農業部落遺址，如湖北鄖縣青龍泉、京山屈家嶺、巫山大溪等遺址，有大量的生產工具和稻種等出土，另外還石斧、石錛、石鑿、網墜、魚鉤、箭鏃、紡輪等漁獵工具。此外，新石器文化的湖南澧縣和常德西部白馬湖以及四川眷井溝和湖北宜昌楊家灣等地遺址，文化上與之有著密切關系。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祖」是一種對男性生殖器崇拜習俗的反映。屈家嶺文化與龍山文化相近，同屬父系氏族社會時代的遺址。與荊楚地區湖熟文化中用穿孔的龜甲保護男性生殖器的葬制，以及在苗族祖先崇拜的祭典中所表現的對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一系列活動等，都具有相同的文化特點。楚族、苗族的葬制多為土葬，但在山區亦有利用崖洞作墓葬的習慣。如1980年在江西貴溪縣滬溪河畔發現了一批戰國崖葬的楚墓。墓里有37具棺木和大批文物。崖葬墓在苗族居住的黔西北、黔東南，黔北等地也有發現。懸棺葬，多葬生前有影響的苗人。黔西北兩種葬式都有發現。有一座崖墓葬曾發現過十多具棺木的苗族墓，與瀘溪河畔戰國崖墓葬有類同之處。

苗族懸棺

苗族與楚國的兵器比較

苗族先民「不畏猛毒，出入持刀，負弩，農隙即以漁獵為事」。苗族的刀和弩是生產工具又是武器，很早就已自製。相傳，苗族人民當男嬰出世後三天，即稱其體重，並按重量將親友饋贈或早已儲備的生鐵冶煉後埋於土中。每年生辰之日取出再煉，年復一年，直到十五六歲時才將鐵打成佩刀帶在身上，謂之「苗刀」。因久煉成鋼，質地堅固。這種刀的外形與楚國出土的刀相似。苗族使用的弩，與楚國的弩也極相似。弩的產生，原出於楚。據說是出自孤父，後來傳至楚琴氏，再向外傳。在長沙發現很多弩機，可證楚地乃生產弩的基地。

貴陽地區苗族弓弩

苗族與楚國的鳳鳥圖騰崇拜

鳥圖騰崇拜，是楚與苗族先民的共同特徵。楚人崇敬鳳、鸞。有人認為鳳凰就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記載：祝融者……其精為鳥，離為鸞。也有人認為：驩兜也為鳥名，驩兜即驩頭，又作驩兜，也稱丹朱，古文作鴅熠。《尚書》注雲：鴅應為鵬。人面鳥喙而有翼」就已說明驩兜的鳥圖騰崇拜。圖騰的產生，一般與其始祖有關。原始人深信每個氏族都與某種動植物或無生物有親緣或其他特殊關系。該物即成為該氏族的圖騰或者是保護者的象徵，並受到全氏族的崇拜。苗族人民認為自己的始祖是洪水泛濫時兄妹婚配而繁衍的後代，其中又提出了卵生的始祖傳說。特別是在黔東南地區流行的《十二個蛋》、《楓香樹》、《妹榜妹留》或《蝴蝶媽媽》等古歌里，提到了巨鳥「科啼」、「樂啼」卵生天地和「繼尾」、 鵲宇」，或「基宇」孵卵繁衍苗民的經過。至今苗族在衣服，裝飾（頭飾、首飾）以及刺綉花紋等工藝造型上仍多以鳥為主題。

苗族錦雞舞

黔東南婦女盛裝戴各種頭飾或者其他飾物，其中有一種類似展開的孔雀式的銀角或鳥形頭飾，每根角端還綴上一束羽毛。男子多以羽為頭飾插在頭上。六枝的苗族男子用錦雞尾羽一束二三尺長插在頭上，一般用一根白色雞毛。現在，男子多短發，不戴頭帕對也將羽毛插在蘆笙上作為裝飾。鳥圖騰崇拜在服裝上也有不少跡象可尋，如黔中地區苗族婦女的飾物一一背牌，就有表示「雀鳥眼」和「鳥翅膀」的挑花圖紋，「鳥翅膀」正好在雙肩部位。黔東南和大苗山有用白色羽毛飾邊的「鳥衣」，以及各地苗族婦女的白褶裙，展開後就象孔雀開屏。苗族鳥圖騰崇拜在口耳相傳的古歌或民間故事中更是屢見不鮮，此處不再贅述。至於楚族的鳥圖騰崇拜，不少出土文物有所反映。

楚國服飾

江陵縣望山一號墓（戰國時代的楚墓）出土了彩繪木雕小座屏和木雕彩漆雙鳳虎座鼓，就有明顯的反映。小座屏全器長51.8厘米，高15厘米，厚僅3厘米，卻雕有蛇、蛙、鹿、雀（或鳳）等五十五個動物，構成一幅互相爭斗的畫面。圖象布局對稱，若從中間分開，兩側為相同畫面。圖象以背身向下俯沖呈啄蛇狀的鳥（或雀、鳳）為中心，下面有兩條蟠結成一團的蛇，蛇頭伸向兩面，咬住兩只奔武梅花鹿的前肢。兩邊各有兩復鳳，咀唧蛇，爪攫蛇。兩側匯合的雙風共唧一蛇，雙爪攫二蛇。座屏底座和兩側邊框上都有動物（主要是蛇）浮雕。有的蛇正伸頭咬住欲逃的蛙。整個圖象以鳥（或鳳或雀）為中心，它是唯一的勝利者。雙風虎座鼓是形象對稱的一對鳳凰足踏虎背。雙鳳的身上系著一個雙面鼓。雙鳳踩在虎背上仰首高嗚。得意非常，而猛虎卻馴服地卧在下面，任鳥在背上踩踏．從圖騰角度分析，兩件文物構成了鳥圖騰與蛇與虎圖騰爭斗的勝利。這是楚國強盛歷史的真實寫照。原始社會以鳥為圖騰的氏族很多，但在同一地區居住的氏族，同為鳥圖騰崇拜，其關系非同一般。

楚國鳳鳥鼓

苗族與楚國的巫文化

楚文化，一般指楚建國後之文化。但是，楚國的巫官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它繼承了九黎與三苗的巫教。古史傳說時代的顓頊可能是蚩尤部落的一個大巫或宗教主，在蚩尤戰敗後曾歸附於黃帝部落。當時，被黃帝征服的九黎族仍信奉巫教，雜拜鬼神。於是，黃帝便命顓頊逼令其原九黎部落順從黃帝的教化。嗣後，三苗延續了九黎的巫教。據《呂刑》載： 「三苗昏亂，相尚聽於神」。楚人繼承了巫教，盛行巫風，祭祀鬼神。巫師行術，必用巫歌、唱禁咒辭。古藉上對荊楚地區祭鬼活動的記載甚多。在《楚辭》中也有不少記述。王逸《楚辭章句》：「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漢書·地理志》載：「楚地……信巫鬼，重淫祠」。《隋書·地理志》記載：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顧炎武也說：「湘楚之俗尚鬼，自古為然」。後來居住這一地區的苗族也是如此，據湘西《永綏廳志》記載：統計苗族祭鬼活動有七十堂之多。另記載：苗族在農暇時漁獵所得，也要先祭鬼而後食。苗族有謂36神，72鬼之說，但實際上認為鬼神無處不在，無所不有，信奉萬物皆有靈都可附有鬼神。更由於無力對抗疾病和災難，只有祈求於鬼神。苗族覡辭連巫師也不甚了了．可見覡神辭門類甚繁，多達百餘種，用對偶句唱述。與《楚辭》用於祭祀的《九歌》有相似之處。楚國的《九歌》是屈原把楚國民間祭祀時由主祭和巫師所唱的迎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編而成的。苗族的一些覡辭可能就是屈原所作《九歌》的一部分原型。苗族覡神辭的內容有用於祭祀祖先的，如接龍、椎牛、椎豬、吃牯臟（鼓社）。有驅邪祛病的敕水咒以及盟誓洗心、早魃求雨、擇吉占卜、相命等。 《楚辭·招魂》與苗族的招魂巫辭也有相似之處。

楚國壁畫

苗人與楚人的尚武精神

楚人與苗族同有尚武精神。楚人認為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恥辱，死後見不得祖先。因此有楚好戰之說。這與古代蚩尤「尚利好殺」嗣後被人們視為「戰神』』的傳說不無關系。與苗族的「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也有些相象。苗族尚武，一是傳統文化影響，一是出於自衛。歷史上千百次的征討和反抗，促使苗族人民世代相傳習武之術，其中不乏楚之遺風。武術，又稱國術，是中華民族健身護體之術。歷史上各民族間的爭斗，加強了武術之發展。現在很難區分那些套術創始於哪個民族。但現今苗族的武術，仍具有自己的特點。

芭莎苗族

苗人與楚人的神話傳說

楚國奉女媧為開天闢地之神。苗族則傳說伏羲女媧是兄妹，為洪水泛濫後僅有的倖存者，人類就是由他們兄妹繁衍而來。有關女媧的事，殷周時尚不多聞。到了戰國時期，也就是楚國強大時期，廣為流傳，大概是由於楚國的擴張而廣泛傳播，成為後來漢族和其他許鄉少數民族的人類起源故事。有關伏羲的傳說最早載於《易系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犧氏即伏羲。名字的稱呼形式與苗族相同。苗族稱男人時前面常常加一個「p044」（黔東南舟溪話），或「p035」（養蒿話，音譯為「包」或「膊」，意為兄或哥）。苗族至今還存有祭祀祖先時使用的始祖兄妹的木雕像，雖然各地苗族對兄妹的名字稱呼有伏哥伏妹、伏羲女媧、姜央兄妹、央公央婆、兩相兩芒（葫蘆兄妹）、儺公儺母等各有不同，但皆指同一始祖先。

伏羲女媧圖

苗族文學與楚國文學

楚人的文學與苗族的民間文學也有共同之處，特別是格式上有共同點。楚辭《離騷》用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屈原的《離騷》是「述已之始生，以至壯卜大，迄於將終……稱古帝、懷神山、呼龍虯」，放言遐想。有人說，屈原在沅湘之間九年，行吟澤畔，《離騷》之作是篇千古奇文，是他的代表作。楚辭體的詩歌，傳統稱為「騷體」，其特點是喜用古代神話和傳說，創作上具有浪漫主義色彩，時常用楚國方言並運用了楚語的雙聲疊韻和重疊字。騷體詩較多地運用「兮」字來調節詩句的節奏或用作語助詞。運些風格特點與苗族口耳相傳的古歌幾乎完全相同。苗族韻《加》（最古老的一種詩歌），是苗族神話、史歌和故事匯集的結晶。《加》長達一萬多行，詩句中常有提問或回答，從開天闢地開始，人類起源，各種種自然現象的產生，民族遷徙和發展……內容豐富，活潑動人。在其內容方面，則與楚辭《天問》有相似之處。《加》的開頭便提出「哪個生來最早啊？」慢慢追間到苗族傳說的姜央、修紐、火耐、剖帕、府方等，一直唱到「霧罩生白泥，白泥變成天，霧罩生黑泥，黑泥變成地」。「天和地相粘，地和天相連。兩塊厚東東啊，相連在一起 …．」

楚國服飾

《天問》全篇長三百七十四句。主要內容是針對宇宙未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後天地之間的各種自然現象，神話傳說、歷史事實等提出一百七十二個疑問。先從宇宙問起，然後就天上的日、月、星、辰發問，再就地理知識發問。從古代的傳說和歷史一直問到楚國。全篇層次、條理非常清楚。苗族的《加》與之有相似之處，可能是其原始素材之一。楚辭的《九章》，屈原被放逐時的作品，也有不同認識，若按舊的排列則為《惜誦》、 《涉江》、 《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回風》，其中《涉江》一說為屈原被放逐，過長江、洞庭湖到漵浦路上所作。從鄂渚（武昌）到漵浦時，而舍舟陸行，從枉渚到辰陽，叉復東至漵浦。一路之上，除重敘詩人的政治理想，還描寫了一些景物，用楚國方言、地名，如鄂渚、沅、湘、方林，枉渚、辰陽、漵浦等。楚方言如「運」即轉， 「長鋏』』即長劍， 「辛夷」即木筆，「壇」即中庭等。其中還有些楚方言，如「亂曰」苗語意為』「論」或「論是非」，《離騷》與《九章·涉江》等篇都有「亂曰」 作詩句的結語，譯成白話文時一般譯成「尾聲」，可能不妥。按苗語的含意應譯成「論日」、「按道 理說」較妥。

屈原

又如《懷沙》的「沙」用漢語解很難通，但用苗語譯成「歌」 （湘西苗語「沙』』為「歌」），《懷沙》即 抒發心中索掛懷念之歌。除此之外，楚辭的《九歌》，應 該是楚國的民間宗教舞歌，王逸在楚辭章句里說： 「九歌 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佶鬼而 好祀，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乘諸神。屈原放逐，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朱熹在楚辭集注中說： 「原既放逐，見而感 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王逸或朱熹的注釋，都說明《九歌》是集民間祭祀歌之精華。苗族先民的祭祀歌中，除祭祀祖先和對世界萬物溯源外，有一些內容是表示人 民對幸福生活的憧憬，嚮往，或對愛情的追求，戀愛中的歡樂與痛營等等與生活結合緊密的事物。在祭典或歡宴時，多由巫師主唱，有的稱為「酒歌」，邊喝酒邊唱歌，或者邊舞邊歌。《尚書·伊訓》稱九歌「恆舞於歌，酣歌於室」。《詩經》載：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九歌雖是巫歌，但其內容不全是歌頌神明的，還有不少人世間的故事，既和祭神有關，又和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人與神之間，由既歌且舞的巫覡來溝通。這些都與現今仍盛行於苗誒地區的祭祀活動相同。

百鳥衣

苗語與楚語的異同點

在楚辭與楚方言中，我們可以找到與苗語音義相似的詞彙。在《方言》一書中，揚雄對楚國荊揚之鄙稱呼兄為「膊」的原因未詳。其實，苗語對兄的稱呼就是「膊」或「包」「荊揚之鄙」乃苗族先民曾居住過的地區，此稱謂乃苗語無疑。此外，還有不少意義相同或相似的詞彙，如楚方言的「革「、」耆」 （音垢，意為老者），「孀」（音游）「惕」（音羊，意為遊玩），「戾」（音雷，意為到達）， 」泄、戲」 （意為休息）「陂」 （音比，意為山）， 「繳」（意為多）等，與苗語的音義皆相同。

苗族鳥形步搖

諸民族節日各不相同，有的經過互相影響逐漸統一，但有的則仍是某一民族固有的傳統節日。五月初五的端陽節，本來是荊楚人的浴蘭節． 《大戴禮記》日：「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楚辭》曰：「沐蘭湯兮沐芳華」，故謂之沐蘭節。又謂之端午，四民踏百草，采艾草懸於門上以解毒氣。這一天，競渡和競采雜葯。後來，成為紀念屈原投汨羅江，並以投粽子祭祀。苗族至今以五月五日為節，舉行儀式，喝酒踩鼓舞，龍舟競賽，向江水中投食等活動。現在幾乎全國都過端午節，有的以龍舟競賽作為主題了。此外，荊楚人於四月八為節，此日諸寺設齋，以五包香湯浴佛，有的迎八字之佛於金城，設幡幢鼓吹，以為法樂。是日，有求子者向寺閣供奉薄餅以祈子。苗族亦以四月八日為一大的節日，據說是紀念一位民族英雄，但也有其他說法。以湘西與黔中地區的活動最為隆重，有唱歌、跳蘆笙，鼓舞、體育活動等。四月八作為節日，古有荊楚，今有苗人慶之，只是度節原因各說不一。

苗族龍舟節

根據以上的論述，可以推想苗族先民不「楚族先民是遠時代同一部落聯盟的兩個部落。由於長期的共同生，產生了彼此相似的始祖傳說、圖騰崇拜和文化、習俗。後來楚族日益強盛，尤其在建國以後，在原有的基礎上創造出輝煌的楚文化，其中不少是中華古代文化中的精華。近年出土的楚文物甚至使今人都贊嘆不絕。但是，苗族先民卻經歷了極大的歷史坎坷，不斷遷徙，對苗族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影響很大，居住地區極其分散，不能形成統一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由於苗族社會發展極為緩慢，至今尚保存著不少原始文化的殘跡。使我們得以藉此與楚族文化比較，探尋數千年前楚、苗先民歷史文化發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