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初夏的鬱金香劉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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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與善的統一--讀《詩經·周南·桃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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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於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

這首詩非常有名，即便只讀過很少幾篇《詩經》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天天，灼灼其華」。這是為什麼呢？我想，無非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詩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動。拿鮮艷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麗，實在是寫得好。誰讀過這樣的名句之後，眼前會不浮現出一個象桃花一樣鮮艷，象小桃樹一樣充滿青春氣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給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覺。寫過《詩經通論》的清代學者姚際恆說，此詩「開千古詞賦詠美人之祖」，並非過當的稱譽。第二，短短的四字句，傳達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氣氛。這很可貴。「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細細吟詠，一種喜氣洋洋、讓人快樂的氣氛，充溢字里行間。「嫩嫩的桃枝，鮮艷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歡樂和美帶給她的婆家。」你看，多麼美好。這種情緒，這種祝願，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生活的熱愛，對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點，這首詩反映了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姑娘，不僅要有艷如桃花的外貌，還要有「宜室」、「宜家」的內在美。這首詩，祝賀人新婚，但不象一般賀人新婚的詩那樣，或者誇耀男方家世如何顯赫，或者顯示女方陪嫁如何豐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講「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確實高人一等。這讓我們想起孔子稱贊《詩經》的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孔子的話內容當然十分豐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這樣一種思想呢？陳子展先生說：「辛亥革命以後，我還看見鄉村人民舉行婚禮的時候，要歌《桃夭》三章……。」（《國風選譯》）聯繫到這首詩所表達的思想，農民娶親「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寫法也很講究。看似只變換了幾個字，反復詠唱，實際上作者是很為用心的。頭一章寫「花」，二章寫「實」，三章寫「葉」，利用桃樹的三變，表達了三層不同的意思。寫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麗；寫實，寫葉，不是讓讀者想得更多更遠嗎？密密麻麻的桃子，鬱郁蔥蔥的桃葉，真是一派興旺景象啊！

這首詩不難懂，但其中蘊藏的道理，卻值得我們探討。

一個問題是，什麼叫美，《桃夭》篇所表達的先秦人美的觀念是什麼樣的？「桃之夭天，灼灼其華」，很美，艷如桃花，還不美嗎？但這還不行，「之子於歸，宜其室家」，還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這才完滿。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社會很為流行。關於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楚國的伍舉就「何為美」的問題和楚靈王發生了爭論。伍舉說：「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國語·楚語》）很清楚，伍舉的觀點是「無害即是美」，也就是說，善就是美。而且要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無害。這種觀點最主要的特點是強調「善」與「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實際上賦予了美以強烈的政治、倫理意義。「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那意思是說，統治者重賦厚斂，浪費人力、物力，縱欲無度，就不是美。應該說，這種觀點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義。但它否定了「善」與「美」的差別，否定了美的相對獨立性，它不承認「目觀」之美，是其嚴重局限。這種美的觀念，在當時雖然也有其對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觀」之美，但這種善即是美的觀點，在先秦美學中應該說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學觀念，主要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孔子也持著這樣一種美學觀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他贊賞「詩三百」，根本原因是因為「無邪」。他高度評價《關雎》之美，是因為它「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合於善的要求。在評價人時，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善與美，善是主導方面。甚至連選擇住處，孔子也說：「里仁為美。」（《論語·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見，孔子關於美的判斷，都是以善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學觀，畢竟是前進了。它已經不同於伍舉的觀點，已經開始把美與善區別開來，作為不同的兩個標准來使用了。「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當然，通過對《韶》與《武》的評價，還是可以看出，「盡美」雖然被賦予在「盡善」之外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地位，但只是「盡美」，還不能說是美，「盡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們回頭再來看看《桃夭》篇，對它所反映的美學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當時人的思想觀念中，艷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過是「目觀」之美，這還只是「盡美矣，未盡善也」，只有具備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麗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個問題隨之而來，美的具體內容不僅僅是「艷如桃花」，還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與善之結合，那麼，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這種觀念呢？先秦人為什麼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麼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還不僅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說在整部《詩經》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義上說，《詩經》是把這方面的內容放在頭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說它在《詩經》中的地位是很為突出的。如果我們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內容擺一擺，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問題，在《詩經》中確實是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關雎》，講的是一個青年男子愛上了一個美麗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與她結為夫妻。

第二篇《葛覃》，寫女子歸寧，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寫她的勤、儉、孝、敬。

第三篇《卷耳》，寫丈夫遠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賀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賀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頭幾篇（除掉第四篇），它們寫了戀愛，結婚，夫妻離別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親等等，可以說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問題都談到了。

一部《詩經》，三百零五篇，開卷頭幾篇幾乎全部是寫婚姻家庭問題的，豈不令人深思？不論是誰編輯的「詩三百篇」，不論孔子是刪詩了、還是整理詩了，抑或是為「詩三百篇」作了些正樂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說明了他們是十分重視婚姻和家庭問題的。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和評論這個問題呢？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每個人都仰仗著家庭迎接困難，戰勝天災，爭取幸福生活，當然希望家庭和睦、團結。娶親是一件大事，因為它關繫到家庭未來的前途，所以，對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這很容易理解。

從統治者方面來說，就要復雜多了。《禮記·大學》引到《桃夭》這首詩時說：「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這可真是一語道破。家庭是社會的最基本單位，家庭的鞏固與否與社會的鞏固與否，關系十分密切。到了漢代，出現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關系）之說。不論「三綱」，還是「五常」，它們都以夫婦關系為根本，認為夫婦關系是人倫之始，其它的四種關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宋代理學家朱嘉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詩集傳》卷七）從這段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統治者為什麼那麼重視婚姻、家庭問題。聽古樂唯恐卧，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說得很為透僻。他說：「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為了「宜國」，在他們眼裡，「宜家」與「宜國」原本是一回事，當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天天，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不論自古以來多少解經者就《桃夭》作過多少文章，但象小桃樹那樣年輕，象春日驕陽下桃花那樣鮮艷、美麗的少女，卻永遠活在讀者心裡。人們衷心祝願她：「之子於歸，宜其室家」。

詩文欣賞說《詩·關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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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賞析之風頗為流行，但我認為這類文章並不好作。尤其是講《詩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須通訓詁，其次還要明詩旨。因為風、雅、頌距今已遠，其可賞析處往往即在字、詞的訓詁之中。加以舊時奉三百篇為經典，古人說詩每多附會；不明詩旨便如皓天白日為雲霾籠罩，必須撥雲見日，始能領會詩情。這里姑以《關雎》為例而申說之，惟不免貽人以老生常談之譏耳。

時至今日，大約沒有人再相信《毛詩序》所謂「《關雎》，後妃之德也」一類的話了。說《關雎》大約是經過加工的一首民間戀歌，恐怕不會去事實太遠。但《齊》、《魯》、《韓》三家（包括司馬遷、劉向）說此詩，都以為它意存諷刺。這又該作何解釋？另外，古人很強調「四始」說（即《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認為把《關雎》列為十五國風的第一篇，是有意義的，並非編排上偶然形成的結果。這些都需要我們作出說明。

我以為，無論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也好，古文學派的《毛詩》也好，他們解詩，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理解絕大多數「國風」是民歌，把每一首詩都拉到帝王、後妃或列國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詩的本意和後來的引申意混同起來。三家詩看到《關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話，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說詩意是諷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後來的《毛詩》為了同三家詩唱對台戲，於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講「後妃之德」雲雲，目的在於說它不是刺詩而是贊美之辭。如果我們認識到十五國風中確有不少民歌，並排除了斷章取義的方式方法，則三家詩也好，《毛詩》也好，他們人為地加給此詩的迷霧都可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也就自然顯露出來了。

至於把《關雎》列為「國風」之始，我以為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這樣的說法，認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來，乃由於它們是能歌唱的樂章而於詩義無涉，故有些諷刺詩或大膽潑辣的愛情詩也沒有被統治階級刪除淘汰。我則以為，從《三百篇》的內容看，總還是先把各地的詩歌搜集起來然後為它們配樂，所配之樂，必不能絲毫不關涉詩的內容，而任意用不相乾的樂譜去牽合。《關雎》之所以為「風」之始，恐怕同內容仍有關聯。由於詩中有「琴瑟友之」、「鍾鼓樂之」的詞句，很適合結婚時歌唱，於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纏綿悱惻、終則喜氣洋洋的樂調，而沿用為結婚時的奏鳴曲。蓋因戀愛而「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乃人之常情，故雖哀而不傷（「哀」有動聽感人的意思）；夫婦結婚原屬正理，君子淑女相配並不違反封建倫常，故雖樂而不淫。這樣，自然就把它列為「國風」之首了。直到今日，我們遇到喜慶節日，也還是要唱一些歡快熱鬧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順心如意。這並不是什麼迷信，而是同喜慶節日的氣氛相適應。如果辦喜事時奏哀樂唱悼亡詩，撇開吉利與否的迷信觀點不談，至少產生敗興和殺風景的反效果，總是招人憎厭的。《三百篇》的樂章既為統治階級所制定，當然要圖個吉利，把體現喜慶氣氛的作品列於篇首。這不僅符合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即從人情之常來講，也是理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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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以來，《關雎》就有兩種分章的方式。一種是每四句為一章，全詩共五章。另一種是分為三章，第一章四句，第二、第三章各八句。從文義看，我傾向於第二種分法。第一章是總述，態度比較客觀；第二、三章則從男主人公方面落筆，先說他在未得淑女時思念之苦，連覺也睡不著；然後再說他求得淑女與之成婚以後，他將千方百計同她魚水和諧，使她心情歡樂舒暢。如果說第二章近於現實主義的描寫，那麼第三章便帶有浪漫主義情調，抒情主人公乃為愛情獲得成功的美好前景而陶醉了。

講到這首詩的表現形式，歷來也有兩種意見。即在賦、比、興幾種表現手法中，有人認為「關關雎鳩」兩句和「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等描寫是比興，由河洲的禽鳥和水中的荇菜「興」起君子求淑女的願望，這就是詩的主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此詩乾脆自始至終都是「賦」。而說它的手法是「賦」的，又有兩種解釋。一是古人舊說，認為采荇菜的活動本是貴族婦女（包括後妃以及嬪妾）應做的「本職工作」，所以是「賦」；二是今人新說，認為這是一首寫實的情歌，小夥子看上了河上采荇菜的勞動少女，於是表示了愛慕之情，無論「雎鳩」的鳴聲也好，采荇菜的場面也好，都是「君子」身臨其境耳聞目見的，當然屬於「直陳其事」的「賦」了。這些說法都能言之成理，讀者不妨互參。

不過如讓我講這首詩，我倒比較傾向於「比興」說。所謂比興手法，特別是「興」，並不是詩人在實際生活之外憑空找來點什麼填塞入詩，而是以即目所見、傾耳所聞的當前實際景物做為抒發思想感情的媒介，順帶著產生了聯想。我們可以承認「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詩人眼前實景，但這一對在河洲上互相依偎著一唱一和的水鳥，自然會引起未婚青年男子迫切尋找淑女以為配偶的強烈意願。詩人在選擇詩料時單單看中了「關關雎鳩」，這本身就體現了「比興」的作用。否則詩人為什麼不寫別的呢？換言之，也只有寫互相鳴和的一對水禽才與這首詩的主題合拍，才算得上典型化。如果硬把它限制在「賦」的框框里，反倒近於自然主義的解釋了。

我把「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及「采之」、「芼之」也講成比興手法，是以字、詞的訓詁為依據的。古人大都把「流」、「采」、「芼」講成同義詞，即都有「尋求」、「採摘」和「擇取」的意思。「流」之訓「求」，從西漢的劉向（他是治《魯詩》的），東漢的高誘（說詳《呂氏春秋注》），到清代的馬瑞辰（著有《毛詩傳箋通釋》），都有考證，而且比較可信。比如《說苑》中《越人歌》的漢譯就有一句「搴流中洲」（這一句是經過校訂的），這里的「搴流」即為同義復合詞，「搴」和「流」都作採摘講。可是朱熹的《詩集傳》則兼用「流」字本義，認為這句是指順著流水去擇取荇菜。此說雖遭清人（如姚際恆）非議，我倒覺得朱熹的講法是從實際生活出發的。至於「芼」，舊注亦訓「擇」，朱熹卻據董逌《廣川詩故》解「芼」為「熟而薦之」。我覺得此解亦近理。在現代漢語中，特別是北京方言，我們經常還聽到用沸滾水把菜蔬「芼」（mào）一下的說法。即等水燒開後把生的菜放進去，「芼」之使熟，隨即撈出。由此可見，荇菜的從「流」到「采」，從「采」到「芼」，是循序漸進的過程。「左右」本指人的左右手，引申為左右兩邊。人們勞動，大抵雙手兼用，尤其是採摘或捧掬菜蔬的時候，總是左右手同時並舉。這也屬生活常識，無勞辭費。

訓詁既明，然後講詩。荇菜之被採摘，猶淑女之被君子所選中。開始采時，在水中左一把右一把，順水撈來撈去，方向無定；一似男之求女，一上來還沒有找到明確目標，只能慢慢物色，宛如在水中尋求中意的荇菜。及至「采」時，則目標已明，看準後便採到手了。既采之後，就要「芼」它一下，使之成為可食之物，亦即是說只等婚期一到，共同生活便將開始了。我所以把它講成比興，正是從字、詞的訓詁上體會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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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簡單談談這首詩的藝術特點。此詩言切而意婉，尤其是第三章，男主人公對所思女子真是設想得體貼入微，關懷備至。第一章「窈窕淑女」二句，直往直來，連個小彎兒也不拐。但從第二章起，細節描寫增多了，小夥子由於「寤寐思服」，徹夜翻來覆去，睡不踏實，這確是真情流露。越睡不安穩，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戀愛時總是好往樂觀處想，於是他想到將來結婚時場面多麼熱鬧，婚後感情多麼融洽和諧，生活多麼美滿幸福。這一切遐想，都是從「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失眠中幻化出來的。雖說是主觀的一廂情願，卻並非可望而不可即。後來的劇作家代劇中人立言，說「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反嫌說得太露；而《關雎》的作者卻以豐富而圓滿的想像來填充眼前無可排遣的相思，這真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了。難得的是這乃屬於典型的東方式的、我國傳統的正常戀愛觀，即他所盼望的是同淑女成為夫婦（用「好逑」字樣可證），而不僅僅是做為情侶（這同《鄭風》里的作品就不同了！），這固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烙印，卻也體現了漢民族的傳統特色。

1950年我曾在大學里教過一年《毛詩》專題課，承廢名師（馮文炳先生）把他的講義手稿惠借給我，其中講《關雎》的一段居然倖存至今，謹轉錄於下即做為這篇小文的結束：

「興」是現實主義的技巧，是不錯的。這首詩即河洲之物而起興，顯見為民間產物；采荇尤見出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可能是女性）。我們對於采荇不免陌生，但采蓮蓬、采藕、采菱的生活我們能體會。先是順流而取，再則採到手，再則煮熟了端上來。表示雖然一件小小事情也不容易做（正是勞動的真精神），這就象徵了君子求淑女的心情與周折。等到生米煮成熟飯，正是「鍾鼓樂之」的時候了，意味該多麼深長！同時這種工作是眼前事實，並非虛擬幻想，一面寫實一面又象徵，此所以為比興之正格，這才是中國詩的長處。後妃固然主德，但後妃哪裡夢見「采荇」的樂趣，也未必看得見「雎鳩」的比翼雙飛。不過采詩入樂，「太師」的眼光總算夠好的。可惜古人不懂得「向人民學習」罷了。（小如按：此段文字乃轉摘自我的一份劫後殘存的講稿中，當時是把先生的意思做為自己的話寫下來的，因此可能與原文略有出入，讀者鑒之。）

附《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曹丕《秋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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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餚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余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為？從爾何所之？乃在大誨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躕。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秋胡行》屬樂府《相和歌·清調曲》。古辭原意是歌頌秋胡妻的貞烈。詩人以古題寫新事，表現懷人之思。朱乾《樂府正義》以為是「魏文思賢之詩」。筆勢舒緩、纏綿而婉約。

首二句十字直入主旨，點明了整個事件的原委和結果：早晨即與佳人相期，但直至日夕，佳人卻終沒有來。其痛苦的語調，濃重的失落感頓時籠罩全篇。

此至，讀者也許會產生兩點疑問：其一，詩中的「佳人」是誰？真是容冶貌美，為魏文曹丕所傾心期的女性？還是他成就大事業所渴思的賢人？其二，佳人為何失約未來？是關山迢遞，路遠會難？還是另有曲折，中途變卦？有趣的是：這些為讀者關心的問題，不知是作者以為不重要，還是另有隱衷，提不得也，故一起略在詩外隻字未提。詩人只是在十六句中，反反復復，絮絮叨叨，極其主觀而詠嘆調般地傾訴著一個主題，這就是——因佳人失約未來而引起的濃重的失落感。光從字面看，這種失落感和待人不至的焦灼感，似乎是指從早晨與佳人相約開始，到日夕佳人未至這段時間。其實，朝——夕，僅僅是一種光陰的比喻，時間的象徵，即以一天象徵一生。由朝至夕，乃指從青少年至垂暮之年的整個人生。在自己的整個一生中，始終有一種不能實現的追求，和由不能實現而帶來的巨大而又無法彌補的缺憾感。明白了這一點，「佳人」是男是女，為何失約未至這些問題，也許確實就無關緊要，可以略去。重要的倒是，詩人是如何組織和表達這一焦急渴心情的，且讓我們欣賞一下：

首先是「嘉餚不嘗，旨酒停杯」。為思佳人，茶飯無心。連美酒、連嘉餚都懶得動箸一碰，箸在半空，酒碰到唇邊，忽然像電影來了一個停格。心中湧起的，是追求永遠不能實現的深層的失落感。二是「俯折蘭英，仰結桂枝」，盡管追求不能實現，但自己並不停止這種追求，故其行也高，其志也潔。此化用屈原《離騷》和《九歌》中「結幽蘭而延佇」，「結桂枝兮延佇」句式，以示自己貯芬芳而待遠人。三則是表示願意跟佳人到天涯海角，並讓海神把最寶貴的「明珠」送給她。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