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銓野玫瑰

1. 蕭紅與駱賓基的比較~~~~緊急~~~~

抗戰文學，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說，狹義上的抗戰文學，應該指的是1937—1945年間，反映抗戰時期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所謂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固然包括反映中國軍民直接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如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遭遇》、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等等，也應該包括反映間接與日寇作斗爭的文學，這種文學，又應該分為兩類，一類是作品所寫內容與抗戰生活直接相關，如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等等，這類作品中，雖無日寇形象出現，但華威先生之出入於抗戰活動場合，其香居茶館里圍繞徵兵的爭吵，無不與抗戰生活息息相關。另一類作品所寫內容，是反映抗戰時期人的生活形態與精神面貌的變化的，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康濯的《我的兩家房東》等等，這類作品，所寫內容表面上看，似乎與抗戰生活不大相關，例如《小二黑結婚》所講乃是一個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但這新的社會形態及這新的愛情故事，卻是在抗戰期間所發生，所以，人們一般將之歸入抗戰文學而不大發生疑義。但循此邏輯我們再往下推演，則不免就會發生困惑了：如果寫抗戰時期新的社會形態下的新的愛情故事，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那麼，何以寫抗戰時期舊的社會形態下的舊的愛情故事，如抗戰時期淪陷區作家所寫的表現男女情愛的小說，就不可以歸之於抗戰文學呢？那也同樣是抗戰時期的中國人的一種人生形態呵。再往下推演，則我們可以說，梁實秋的《雅舍》，也是可以歸入抗戰文學的，因為那反映了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在大後方的艱苦的生活情形及其樂觀的精神姿態。但將梁實秋這類充滿清新味道的，談日常生活情趣並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見出對人生真義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歸之於充滿火葯味的抗戰文學，總是有點讓人覺得不那麼到位。梁實秋本人在抗戰時期所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者的話」中曾說過：「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微不同，與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梁實秋的這段議論，在當時被時人冠以「與抗戰無關論」，並引起了一場對梁實秋進行批判的軒然大波。但看來梁實秋本人卻並未被這場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視為是梁實秋自己上述主張的具體實踐，可見，梁實秋本人是未將自己的此類文字歸入抗戰文學的行列之中的。但魯迅的意見卻與此不盡相同，他在《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評當時的某些人：「教人當吃西瓜時，也該想到我們的土地被割碎，像這西瓜一樣。自然，這是無時無地無事而不愛國，無可訾議……但我自己問，戰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儀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覺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卻並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聽的大道理……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將魯迅這段話移入關於抗戰文學之於抗戰時期之生活的關系中，我想也是極為貼切極為適用的。張愛玲在論及戰爭與個人生活的關系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里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種被戰爭所影響了的生活，雖然其並不那麼讓人激動，讓人感奮。但是，當你將上述種種生活及對其的反映都歸之於抗戰歸之於抗戰文學時，抗戰、抗戰文學，也就因其無所不包，無所不指，因其概念的過於寬泛，失去了特指的規定性，從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戰時期文學」這樣一個沒有內涵特指只有時間限定的片語。

但即使用這樣一個片語，也與時下略有不同。時下所說抗戰時期文學，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它時間、范疇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這里，卻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的。不論你是將「九·一八」事變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戰爭，還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總之，從這時開始，對日作戰已經成為影響其時國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時代內容。抗戰、抗戰時期的文學，從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

抗戰時期的文學，還有著這樣的一個特點，就是越是臨近抗戰後期，或者是在抗戰結束的幾年內，成熟的作品相對來說就越多一些，如長詩《王貴與李香香》、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戰初起之時，難得有讓你拍案的作品問世。這樣的一個原因，其實不難找到。魯迅曾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說過：「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盪，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用魯迅這段話來說明抗戰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為是極為准確的。如是，現在的一些談抗戰文學的著作、論文，是往往不將1945年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截然兩分的時間的，是常常將1945年之後幾年內的好作品也歸之於抗戰時期的文學的，因為那也是在抗戰時期結下的碩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還是應該將下限規定在1945年，雖然有些寫抗戰生活的著名作品，寫於抗戰時期，卻發表於抗戰勝利之後，如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等，但我也仍然不將其列入本文的論述范圍之內，那原因，也只是因為「抗戰時期」這一時間的限定。

東北作家群

東北作家群是指以蕭紅、蕭軍、白朗、羅烽、舒群、李輝英等為代表的作家群體。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郁》，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駱賓基的《幼年》，羅烽的《呼蘭河邊》等等。他們的作品率先寫出了被異族統治的痛苦與對之進行反抗的怒火，被稱為中國抗戰文學的先聲。

東北作家群又被稱為流亡作家群，其創作又被稱為流亡文學，這是東北作家群不同於抗戰時期其它文學創作群體的一個顯著特點。「九·一八」事變後，曾經有過一個短暫的以哈爾濱為基地的「北滿文學」中心時期，以蕭紅、蕭軍為代表的文學青年，在這一時期積極開展各種抗戰文學活動，但旋即即遭迫害與鎮壓，蕭紅、蕭軍等主要作家相繼入關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學活動的中心上海，形成了東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會合。上海淪陷前夕，他們又再次向南方遷徙，會聚武漢，形成了東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會合。武漢淪陷後，他們星散各地，融入到其它創作群體中，宣告了東北作家群的結束。背離家鄉，流離失所，多次遷徙，終無歸宿，可以說，是這個作家群共有的命運。這樣的一種流亡生涯流亡心態，勢必自覺不自覺地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之中，體現在那情感流淌著的字里行間。

日寇在中華大地上的暴行，是東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東北作家群對此作了充分地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輝英發表於1932年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即描寫了某淪陷城市一女學生被侵略日軍蹂躪的悲慘故事，而性暴力是戰爭年代中政治暴力、軍事暴力的最常見的最突出的顯現形式。在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中，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場面：「路上隨時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屍體。女人們被割掉了乳頭，褲子撕碎著，由下部流出來的血被日光蒸發，變成黑色。綠色的蒼蠅盤旋著飛。」這種對日寇暴行的揭露，我們在羅烽的《呼蘭河邊》、端木蕻良的《壓歲錢》、舒群的《鄰家》、白朗的《輪下》不時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壓迫就會有反抗，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描寫了一支抗日游擊隊在斗爭中成長的故事，人民革命軍司令陳柱、隊長鐵鷹、群眾李七嫂等等勇敢堅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時人稱為「中國的《鐵流》」。蕭紅在《生死場》中，寫了東三省人民的覺醒：「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這可以說是覺醒了的東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聲。東三省與朝鮮山水相連，命運相關，反映中國人民與朝鮮人民的聯合抗日，構成了東北抗日文學的一個特點，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就是這方面的名篇。

無家可歸的流亡狀態、心態在東北作家群的身上體現得特別突出。「蕭軍的《櫻花》，寫一位愛國志士手斃敵寇，幾乎死於囚牢，但當他歷盡千辛萬苦逃到關內時，卻生活無著，淪為乞丐，女兒也被迫賣淫。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張海，流落關內後，竟然露宿街頭，悲慘死去」（章紹嗣《抗戰文壇上的一支勁旅》）。這樣的一種流亡心態，隨著時日漸久，就轉化為對家鄉、童年的憶念。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蕭紅的《呼蘭河傳》、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駱賓基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幼年》等。而蕭紅以一個女性身份，最後極為孤獨地客死於香港，可以視為是這種流亡狀態、心態最為集中、鮮明地體現。

東北作家群中，最為優秀的作家是被稱為二蕭的蕭軍與蕭紅。魯迅曾分別為他們的《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作序。在《序》中，魯迅認為《八月的鄉村》是「關於東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說」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稱贊《生死場》「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魯迅的這些評價，可以說，是具有著某種經典性的。

國統區戰時文學

國統區是中國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但成功地描寫與日寇作戰的作品並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稱道的是丘東平的《第七連》、《我們在那裡打了敗仗》、《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等。丘東平的小說讓讀者看到了「中國的新軍人果然在舊的隊伍中產生了」，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寫一個被人認為「不夠數兒」而落下個「差半車麥秸」綽號的農民，在抗戰中不斷成長的故事，從而反映了抗日戰爭的全民性。真正能夠體現國統區戰時文學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見長的作品，這就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陳白塵的《陞官圖》等等。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著重抨擊了抗戰時期，以國民黨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戰之名，處處為個人爭取權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館里》，通過地方勢力邢么吵吵與方治國在茶館里圍繞著服兵役問題而發生的一場爭吵，特別是通過未出場的新任縣長的形象，揭露了國民黨地方政權的腐敗，揭露了國民黨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虛偽，並由此揭露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無葯可治的絕境。茅盾的《腐蝕》，以一個失足女特務的日記的形式，生動地展示了國民黨大後方黑暗的特務統治。陳白塵的《陞官圖》，是一幅逼真的官場群醜圖，官場中的貪婪、虛偽，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爾虞我詐，昏庸無恥，通過官場中群醜的形象塑造，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時代始的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現代文學對社會的現實批判性，在這些作品中，得以一脈相承的體現與承傳。在過去我們對這些作品的評價上，有兩點是未能給以足夠的關注的，一是這些社會弊端與戰爭的關系。正是在戰爭這樣的一種極端的社會形態中，這些社會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現與形成。再一個是，我們過去總是將這些社會弊端歸之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性，而未能將其視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弊端及其在戰爭形態下的突出顯現。這樣，我們對這些作品的現實的社會批判性就未能在一個歷史進程的維度上，給以更充分的認識，而只是將其歸之於一個社會平面的層面上。

這樣的一種批判性，在那些以拷問人性深層意蘊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飢餓的郭素娥》及其後在抗戰中完成了一半的《財主的兒女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中，體現得更為深隱。以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的詩作，及其在小說領域里的代表——路翎的小說，重在寫人性在社會中的扭曲及生命力為之的抗爭，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寫暫時的文明對野蠻的無力中的人的思想與命運的復雜。如果說，前述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雖然也寫出了超越一個時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徵，但畢竟是以對社會的批判性而為其最為主要的特徵的話，那麼，這些作品的最為主要的特徵，則是對人性及人的命運在社會中的復雜意蘊的深入挖掘。這一特徵，是五四文學的「人的文學」的延展與潛伸。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馮至的十四行詩等，是國統區戰時文學中的一組獨特的奇葩。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寫日常生活的種種情趣與人生哲理，如對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這些作品看似遠離抗戰生活，但在戰時，一經發表，卻為戰爭時代的陪都人民所爭相傳閱，這其中的意義是時至今天也仍然沒有給以真正的認識的。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作為「五·四」文學革命理論宣言的《人的文學》中曾說過：「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至於無我的愛，純粹的利他，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間的道德，不是人所能為的了」。這一「五·四」時代「人的文學」的重要的思想內涵，在推崇犧牲的火與血的抗戰年代，自然易被時代所忽視，但被忽視卻並不等於在實際生活中不存在，梁實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時的風行一時，或許正是對其存在的最好的說明。馮至是一位被魯迅最為推崇的中國現代的詩人，他的十四行詩，是「關於個體與人類的生存狀態、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體驗與思考」，是西方現代文明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結果，在戰火紛飛的抗戰時代，這樣的一種遇合，怎樣說來，也是一個奇跡，那更為深廣的歷史背景，我們也許要到二戰時期的，有英美參加的最為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中去找，那或許是其在中國的一道獨特的投影。

歷史劇在國統區的戰時文學中，也是一道奪目的風景線，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點。這些歷史劇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諷今，將古代歷史在歷史劇中作今天化處理而不完全拘泥於歷史事實。譬如《屈原》中對投降派的尖銳的批判，譬如在劇作中加入了歷史中的屈原身邊所不曾有的嬋娟等等。對歷史所作的這樣的處理，因為切合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的情感需要，因而，倍受當時人們的歡迎，不似現在人們，在觀看歷史劇如《雍正王朝》、《漢武大帝》時，總要屢屢以不合歷史史實而非之，這或許也是戰時歷史劇與今天歷史劇在不同時代受眾頭腦中不同的「期待視野」之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結果吧。作為詩人的郭沫若，其歷史劇還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強烈的詩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電頌」即是突出一例。這與其說是郭沫若歷史劇的一個特點，毋寧說成是當時那個時代受眾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說，體現了那一時代受眾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說到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殘損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間的《給戰斗者》等表現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情懷的抒情詩作。這些抒情詩作，不僅在當時讀來讓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讀來，也仍然會讓人感到熱血沸騰。

國統區戰時文學中，有一個領域在今天特別值得給以深入的打撈與細致的辨析，這就是當時反映國民黨抗日的作品。這些作品由於其後話語權力作用的結果，我們對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與認識，從而使這一領域成為一個明顯的「被遮蔽區」，或者是受到不應有的扭曲與批判。就拿陳銓的《野玫瑰》來說吧，劇作表現的是國民黨特工人員在其時受命鏟除漢奸的故事，但這一劇本在發表之初，即受到批評，其後，長時間不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實也沒有受到應有的了解與重視。

解放區戰時文學

解放區戰時文學因為與其後四年的文學及再往後的十七年文學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眾所熟知。但熟知與真知還是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的，我們今天重說解放區戰時文學，也只是試圖縮小這一距離而已。

解放區戰時文學的最大特點是歌頌。歌頌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人生。

這種歌頌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是對既定事實的充滿理想性的「改寫」，並通過這樣的一種「改寫」，來表現自己對現實的革命性願望。趙樹理《小二黑結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運，原本是一個非常辛酸悲慘的結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們毆打致死，而又被偽以自殺假象，男主人公的父親為此狀告各方卻得不到應有的同情。這一結局，原本是中國國民受幾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結果，在魯迅的筆下，正可以作如潤土、祥林嫂等國民劣根性的標本，但在趙樹理的筆下，卻將這一結局，改寫為一個男女主人公喜結良緣，二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於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則又另當別論）的大團圓結局。《白毛女》中喜兒的原型，原本是一個對所嫁財主曾心存幻想的農村女子，這在「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就是那一個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的年代，實屬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階級話語的作用，將之改寫為對地主黃世仁、穆仁智們心懷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從病態而趨於健康。孫犁自稱其小說的創作，源自於對社會現實、時代人生的「殘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這太深太多的「殘破」所直接引出的，卻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純潔。類似這樣的改寫，在解放區戰時文學中，可謂比比皆是。不難看出，這樣的一種改寫，是基自於對一個新的社會形態的嚮往與希望，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嚮往與希望，正是因為其時解放區的出現。

解放區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在解放區之外，私有經濟的惡性膨脹，貧富之間極端的懸殊與對立，壟斷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尖銳矛盾，權力機關的腐敗墮落等等，都使廣大民眾將希望的目光與前行的腳步，投向共產黨所領導的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眾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湧入解放區，解放區的迅速擴大並最終完成了新的共和國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歷史的證明。正因此，當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出現在為現實所苦的人們面前之時，大家對此抱以滿腔的熱情與理想，並以此來「改寫」現實，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這樣的一種改寫，是以對社會的理想作為其價值導向的，解放區戰時文學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濃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至在建國後，再發展為以浪漫主義為主導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兩結合」，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也可以說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種種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區文學，就是對解放區這一全新的社會形態在社會生活、人生形態、情感形態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財富均衡，地位平等，執政廉潔等等，惜乎人們對解放區這一現代性特徵及因這一特徵的存在，而使中國的現代性呈現某種復合形態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夠的重視。

時人常常認為解放區文學是對傳統文化的某種回歸，是對五四精神的某種遠離，但事實未必盡然。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宗法社會，家族在鄉村中，佔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區中，共產黨卻通過階級斗爭、政治形式，對中國傳統的家族社會形態，給以了某種摧毀性的打擊。你看，在《小二黑結婚》中，家族勢力占上風的農村基層政權，不是在共產黨的政治權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趙樹理的小說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農村中的好吃懶做的「混混」，最容易成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為混入我黨的異己分子。在馬烽的《村仇》中，我們也看到，以家族利益為本位的村落之間的沖突，最終在共產黨階級斗爭學說的作用下，化干戈為玉帛。孫犁的小說，則通過對女性的描寫，通過對女性獨有的生命形態、情感形態的描寫，寫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態。這些，都是與五四現代精神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的。

解放區戰時文學的構成成分比較復雜，相互之間的沖突、矛盾也比較多，這尤其體現在從上海等都市來的藝術家們與本地文化之間的關繫上，這構成了解放區戰時文學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醫院中時》，寫一位從大都市上海來的受過現代科班訓練的醫生陸萍，在解放區醫院里，與本地文化的沖突，從而折射出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二者之間的不和諧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時候》，寫被日寇俘獲的農村女子貞貞，放棄從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機會，忍受日寇的蹂躪，為抗戰軍民獲取敵偽情報，為抗戰立了大功，但卻被自己家鄉的鄉親們所不能理解，被視為是一個喪失了貞節的壞女子。表現這種現代思想與傳統觀念沖突的作品，還有丁玲的雜文《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雜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說《麗萍的煩惱》等等。解放區戰時文學各種文學質素、力量的消長起伏，是一個在思想、精神、文學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極高的「富礦」，或許現在的開采才剛剛開始。

淪陷區戰時文學

淪陷區是指在抗戰時期為日寇所佔領的地區。淪陷區戰時文學最值得關注的有兩種文學現象，一種是女性的個人生活化寫作，一種是通俗文學寫作。

女性的個人生活化寫作的代表作家是張愛玲、蘇青、梅娘。張愛玲的小說，近些年來極為火爆，我在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蘇青在當時，與張愛玲齊名，她的小說代表作是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續結婚十年》等。蘇青的小說，注重對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寫和對女性情慾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為人媳的煩惱」；後者如對女性性要求的大膽抒寫。蘇青的小說還有更值得重視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處處為女子作實際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實用主義觀。蘇青小說的意義在於：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權文化，又質疑了五四的女性觀，而後者，其實更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戰時期享有盛譽的作家，時被稱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張愛玲，北即當時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謂的「水族系列小說」如《蚌》、《魚》、《蟹》。她的小說，對女性的生存處境、生存困境給以了高度的關注，又常常用象徵手法來表現這種關注，如用蚌、魚、蟹來象徵著女性的三種生命處境。

張愛玲、蘇青、梅娘的作品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她們的作品似乎都遠離著抗戰的烽火，而一味的沉浸在自己對個人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研究張愛玲的學者費勇，曾在其《張愛玲傳奇》中記載過一位老作家對張愛玲的斥責：「那時候我們在前線抗戰，她在干什麼？」這種觀點很能體現一部分人對抗戰時期張愛玲小說創作的看法。蘇青在《關於我》中，曾為自己作過辯護：「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假使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以為蘇青的話是頗值得重視的。我們既然贊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態，我們既然提倡百花齊放而不是一花獨秀，我們我們為什麼不承認人生形態多樣性的合理？我們為什麼要把不同人生形態在人生形態上的不同與價值上的高低、對錯畫等號？我們為什麼要在畫了等號之後，給一種人生形態改變另一種人生形態以行使權力的法理性依據？從生存論的角度說，一個讓普通人、小人物不能生存的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從價值論的角度說，我們應該給普通人、小人物以生存、存在的價值上的認可。凡人與超凡的人，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自己個人的日常世俗的生存的人，與將自己的價值目標定在為了一個宏大理想而獻身的人，他們作為個體生命的社會價值的大小可以有所不同，但作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約的個體生命，在個體生命自身的存在價值上，他們是平等的，他們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們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卻站在整體與歷史的立場上，對這樣的個體生命形態持之過苛，並在這種過苛中，給整體、歷史剝奪個體利益以可乘之機。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在普通個體生命的日常生活浮出歷史地表之時，張愛玲的作品才這樣受到當今國人的賞識，而淪陷區三位女性作家，在淪陷區的特殊環境里，命定的要在這方面為國人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淪陷區的通俗文學曾經風行一時，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徐訏與無名氏，前者的代表作是《風蕭蕭》，後者的代表作是《塔里的女人》。前者寫一個多角愛情與間諜戰的混合型故事，後者寫男女之間的愛情悲劇。通俗文學在淪陷區的風行，意義更多的不在於這些作品意義有多麼深刻，而在於它說明著淪陷區人們精神的某種特徵，說明著人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的多樣性。

抗日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套用我在本文開篇時曾引用過的魯迅「革命時期是沒有好的革命文學的」話，我們可以說，抗戰時期是不可能產生與這場戰爭相稱的戰爭史詩的，那要等到這場戰爭發生過多少年之後。相較於我國歷史上描寫上層戰爭史詩的《三國演義》，描寫民間戰爭史詩的《水滸傳》，相較於西方及蘇聯反映二戰的帶有史詩性的作品，我們也希望著在今天或者今後，我們有著無愧於抗戰的戰爭史詩的出現，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