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江日報社
❶ 報考黑龍江省牡丹江市社區公務員 如何報名 怎麼考試
牡丹江社區里沒有公務員 都是合同制的,但是街道辦事處有公務員編 但是這需要等到黑龍江省公務員考試統一考試 而且這個崗位需要人的時候你才能報考
❷ 醫學影像專業專升本報考哪個學校好點呢
以下是詳細資料,請同學門仔細看,千萬別誤了前程 專升本 中國高等專科學生升本科考試:簡稱專升本,是中國教育體制中專科層次學生升本科學校或者專業繼續學習的考試制度。這一考試在大多數有專升本教學系統的高等教育學校舉行,一般每年舉行一次。
招生對象和過程
首先參加考試必須具有專科學歷,在讀和專科畢業的考生才可以參加專升本考試的報名及考試,考試分數及其他身份考察通過後可進入本科學校繼續學習。所有工作由中國國家教委授權高校主持。
內部招生主要是高等學校內部的相同專業和相近專業專科學生報考本校本科專業,有些學校內部招收學生直接編入正常本科班級繼續學習,與外部招生有別。
外部招生主要招收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甚至是專業並不完全一致。這一部分一般是大范圍招生,所以完全可以建立新的班級建制,因為這部分學生的實際水平參差不齊,所以針對他們高校一般會特別「照顧」。但是他們畢業同樣可以得到正式的學位證書和畢業證書。
考試形式
專升本考試主要以筆試為主。各個專業的考試題目基本上由該專業教師自擬然後由高校教育管理機構管理並在考試日期啟用。具體的考試科目並不統一,主要包括基礎課程和專業課程兩大部分。
例如,計算機專業考試,一般要有高等數學和英語作為基礎課,專業課程可能是軟體相關的數據結構和編程,或者硬體相關的數字電路等。而經濟學相關的專業則為數學英語和一門經濟學課程。但是這兩門數學的難度是不一樣的。
存在的問題
因為本科教學大綱和專科有較大差異,因此大多數專升本的教學大綱不同於其它本科教育,因此其教育質量在某些高校難以保證,而且同時也增加了教員的工作量。
有個別高校擅自提高專升本學生的學費,並無計劃的擴大招生規模,導致教學質量下降,同時也增加了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
國家規定
2006年開始,211和985重點高校不再舉辦專升本考試。
普通高校專升本與成人專升本區別:
1、普通高校專升本一般是指在校的專科生,大三的時候——(畢業時候,且必須是應屆生才能參加)參加的升本考試,一般是升原學校的本科或者參加其他學校統一考試,然後大專畢業的時候直接進入本科學習,最後頒發的學歷是普通高等教育(與正式本科基本相同)。
2、成人專升本是指專科畢業後,離開學校後,參加全國統一的成人考試,每年與成人高考同時報名考試(每年五月期間),最後頒發的學歷是成人本科學歷(有學位)。
3、兩者不同在於:學生專升本的學歷是普通高校,成人的專升本的學歷是成人。但是專升本一般僅限在原地區范圍內,專業必須對口,學校的選擇很少;成人專升本則可以選擇原專科不同的專業,學校范圍可遍布全國各地(具體看每年當地成考期間出版的招生簡章),最後也有學位,可以考研。
[編輯本段]專升本的種類和區別(一)專科起點升本科的種類
成考專升本
入學全國統一考試,但考試相對容易,錄取率較高,錄取後學習較容易,一般都可拿到畢業證,目前已有不少成人學校開始實行注冊入學,不用考試。可惜社會認可率就不用我說了。
遠程教育專升本
只要具有國民教育專科學歷都可入學,較為簡單,但國家為改變辦學混亂局面,要求必須通過教育部規定的英語和計算機基礎統考才能畢業,相對增加了一些難度,我想除了想混職稱的很少有人去想他吧。
自考專升本
自考專升本是所有專升本途徑中最難的一種,全國每年有一千多萬人報自考,拿到畢業證的不到1\3,當然,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在於,自考是全國考試,出的都是試題庫,不是哪一個學校,哪個老師出題,全國都一樣,考試時隨機抽題,不象普通專升本的考試,一般省內老師自己出題,每年考試前,學校或者社會上的輔導機構領著學生復習,把重點和應試告訴學生,甚至把部分考試內容都告訴學生,學生考試前半年完全可以突機一下,就有可能通過,而且不管是學校還是學生本人或者一所負責任的正規的輔導機構都希望學生考上,否則會影響學校學生的就業率和學生自身的前途。自考不僅出的是試題庫,而且一般沒人講課,沒人領著復習,沒人給劃重點,更重要的是自考中有很多門,不管是理論考試課、還是實踐課、還是畢業論文,只要有一樣不及格,就拿不到畢業證,非常難考(當然自考的補考次數是不限的)。所以,雖然有許多人報自考,也考及格了許多門課,卻往往因為個別課考不及格,一直拿不到畢業證,參加工作後一忙,就不會顧的上了,很多人需要考很多年也拿不到畢業證,還要加上許多政策環節也不懂,很多人不得不中途都放棄了自考。
普高專升本
普高專升本難就難在考試錄取上,只要考上,幾乎都能拿到本科證和學士學位證。近幾年從國家、從學校、從學生本人角度看來,舉辦普通專升本是解決專科生現實社會問題的一個理想的途徑,雖然從06年起,國家規定普通專升本錄取名額控制在當年應屆專科生的5%-10%,但是只要准備的好還是可以被錄取的,07年重慶市各大本科院校(含獨立學院)招生人數為當年應屆畢業生的5%;2008年出新規,且「211」「985」工程高校、獨立學院取消專升本招生計劃,各專業招生人數為當年應屆畢業生的5%,且還需要有對口專業,所以難度加大。專科同學一般都想上本科學校的,不願就停留在專科層次上,每年都想報的人很多,競爭很激烈,希望想要專升本的朋友們要提前作好准備。
(二)各種專升本如何選擇專業
自考專升本
自考主考學校和專業雖然很多,但考試科目太多,有的自考本科需考試一二十門左右,有的甚至超過30門。
成考專升本
報考成人高校,學校可以在招生計劃中自主選,本省的,外省均可,只要有的專業都可以報,當然報什麼專業還要根據專業難易度和個人的興趣了。
遠程教育專升本
遠程教育可以教育認可的60多所高校,專業可以在現有的專業中自主選擇。當然報什麼專業還要考慮專業難易度和個人的愛好。
普通專升本
專科畢業當年可以報普通專升本,往屆生可以報考社會類專升本。考試科目只考3科(文科/英語/藝術:大學英語、大學計算機、大學語文;理科/計算機:大學英語、大學計算機、大學高等數學),當然各省份略有不同,以當地招生辦文件為准,藝術專業根據所報考學校規定可能會增加術科專業加試,科目少好准備,比較輕松,並且大家在一起准備考試,都可以學的進去。
(三)各種專升本畢業證書及含金量
自考專升本
全國通考,畢業證蓋主考大學章和省自考委的章,國家承認,文憑硬度相對還比較高,在工資、人事待遇、考研究生、考證、考公務員、出國留學、職稱評定以及其他方面與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同等條件下,社會上通常認為自考畢業證還是優於成考畢業證和遠程教育畢業證的
成考專升本
畢業證蓋所學習高校章,證書上顯示「成人教育脫產或函授」字樣,國家承認,通常認為同等情況下,社會認可度低於普高本科和自考本科。
遠程教育專升本
畢業證蓋所學習高校章,證書上顯示「網路教育」字樣,國家承認,電子注冊,通常認為同等情況下,社會認可度低於普高本科和自考本科。
普通專升本
屬普通高等畢業證書,根據我國近幾年的舉辦普通專升本的經驗,從國家、從學校、從學生本人角度看來,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途徑,教育部政策允許專科生畢業時再考入其他本科學校,象普通專升本已經開始10多年了。專科學校領導很多都很重視教育部的文件,支持專科生考入其他本科學校。況且考上後,學生就可以享受與該本科學校學生一樣的待遇,發的畢業證也和普通本科生的畢業證幾乎一樣,對學校和學生都是好事。並且從近三年大學生找工作來看,用人單位一般會對專科有一些偏見,同等條件不招專科,所以在同等條件下,社會上通常會認為這種專升本含金量相對優於其他幾種。
(四)針對在校大專生的建議
拿到國家承認的本科學歷,在今後的人生中無疑很重要。普考考取難度較大,自考難過關,成考及遠程教育文憑認可度低,建議大家在dw選擇時慎重考慮,以免耽誤了自己寶貴的時間。最關鍵還是在於你是否學到真正的知識,最後祝大家學業有成,為我們民族多做貢獻
❸ 牡丹江市都有哪些報社或者雜志社啊
晨報是牡丹江人都看的報紙、其他報紙和雜志也都有、但流通量相比較不是很大
❹ 牡丹江日報的報刊版面
時政要聞、國內新聞、國際新聞、體娛新聞、社會縱橫、特別報道、人文副刊等版面
❺ 牡丹江日報和晨報的電子版網址是多少
以下復是牡丹江日報制電子版網址:
http://www.admaimai.com/newspaper/Detail10_17.htm
牡丹江晨報:
http://www.mdjrb.com.cn/
現在好像不太好
❻ 安陽日報社的單位性質屬於什麼事業單位還是企業單位
我粘貼的,不知道有用沒有
芻議中國傳媒整體轉制的是與非(產事分離相關資料)
時值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傳媒業正經歷「事轉企」的部分剝離,傳媒整體轉制面臨諸多爭議,事業企業之爭、意識形態控制之爭、政治利益之爭,一再紛擾我們的視野。本文以四大問題,對傳媒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辯解,以明確整體轉制的方向正確性,增強傳媒產業決策者改革的信心與決心。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翻天覆地的大發展,傳統壟斷的傳媒業也經歷了一系列由邊緣向中心內核滲透的機制、體制改革。當前,由事業轉為產業的傳媒業剝離轉制大勢所趨,漸成共識,但改革腳步大多停滯於此,傳媒整體轉制遲遲未能全面啟動。其中既有現實環境未准備好、改革條件尚未成熟的客觀因素,也有決策者思想認識上存在著傳統誤區與現實迷茫等主觀原因。整體轉制為何讓人如此遲疑,整體轉制是否是中國傳媒業未來的不二選擇?是是非非,謹以此文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獻禮,為中國傳媒體制改革注一旁白。
一、我國傳媒體制改革歷史回顧
新中國成立後,中央政府通過接收、驅逐、改造等手段對舊中國報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國初期,報業開始實行「企業化經營」,許多報紙實現了經費自給,但由於1957年後反右斗爭擴大化等政經環境的變化,市場化的嘗試中斷。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傳媒改革的重點是轉變指導思想和改革新聞業務,在指導思想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和經濟改革為中心。20世紀80年代初,先報業後廣電陸續實施「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過渡性政策,不但減輕了國家的經濟負擔,而且極大地調動了媒體自我發展的積極性。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國傳媒業進入新一輪快速發展時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雙軌運行模式過渡過久,在實踐中帶來了雙重人格與雙軌行為,直接孕育了「相互矛盾的一種典型二元結構的運行體制」,不僅有可能破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也有可能破壞公共服務事業的基本性質,造成規制的雙重失靈,既不利於中國傳媒產業集團化按現代企業制度運作,也不利於按現代事業制度運行,已經開始受到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回顧我國傳媒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報紙、出版業總是先行於廣播電視媒體;媒體改革進入深水區,也毫無意外地由報紙開始。如果說1992年之前的媒體改革還主要在於報紙自身,其他媒體則多是以開展廣告經營這一小范圍的機制轉換的話,那麼,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後的改革則是超越報紙自身的、多元化的、大規模的體制創新,尤其是以1994年廣告代理制試點和1996年報業集團的出現為標志,報紙的經營資產部分實現了股份制改造,引進了國內外的資本,在報社控股的前提下成立合資公司。廣電行業亦步亦趨,經歷了「兩級辦」到「四級辦」再到新形勢下的「三級辦」階段。1999年6月,無錫廣播電視集團成立,標志著我國廣電集團化的開端,緊接著是新世紀初的湖南廣電集團的掛牌,掀起了以省級台為主的組建廣電集團的浪潮,廣電行業邁向集團化背景下頻道經營的管理制度階段。
2001年年初,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提出「宏觀管理機制創新,微觀領域結構創新,市場組織體系創新,投融資體制創新」四個創新。同年5月,中國證監會新出版的《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將傳媒與文化產業定為上市公司13 個基本產業門類之一,其下含出版、聲像、廣播電影電視、藝術、信息傳播服務業5個大類。傳媒資本經營開始引人矚目。
2003年,以「管辦分離」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被稱為「有史以來最深入的一次報業改革」,包括8家新聞單位在內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也全面展開。除少數黨報外,絕大多數的報紙實行了主管單位和主辦單位的人員分離、財務分離、發行分離,轉制為企業,成為市場競爭的法人主體,擁有財產權、經營權,承擔相應的經營風險和法律責任,並明確了外資和民間資本均可以投資媒體。與此同時,繼湖南之後,江浙與京滬粵,還有山東、福建、四川等二十餘個省市以不同形式先後成立了一批廣電集團,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廣電業的傳統格局。只是到了2004年底,國家廣電總局卻明確表示:不再批准組建事業性質的廣電集團。廣電集團化步伐放緩,進入調整期。
從「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起步,我國傳媒經歷了事業單位、企事業混合型單位、企業單位的形態變更,傳媒從原來依靠國家財政補貼,編制化管理,走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這一「財政成本拉動型」的制度變遷之路。傳媒業也從傳媒事業、傳媒行業向傳媒產業的方向發展。
二、什麼是整體轉制
要理解傳媒的「整體轉制」,首先要對「轉制」進行定義。在此借用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對新聞出版業「轉制」的剖析:「轉制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事業體制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部分經營性的事業單位要轉制為企業;第二就是已經轉制為企業體制的新聞出版單位,由單一的國有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多元企業體制,就是由單一的國有制轉變為股份制。」概括起來就是「事轉企」、「獨轉股」。這兩方面的含義同樣適用於整個傳媒業的轉制問題。傳媒集團在轉制與擴張過程中急需第二次剝離,即整體轉制剝離。所謂傳媒的「整體轉制」,就是對傳媒單位的法人屬性進行重新定位,對納入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傳媒單位,明確其企業法人地位,獲得包括出版權、播出權和經營權在內的完整權利,以實現內容產品生產和經營的統一,作為企業法人參與市場競爭。整體轉制的核心任務在於建立傳媒集團真正的市場主體地位,首要目標是解決集團層面企業法人主體問題。其中,「整體」二字十分關鍵,它與「剝離轉制」的重要區別在於:「剝離轉制」是在出版權或播出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前提下的轉制,是將媒體的經營部門剝離之後組建公司,而采編部門即新聞宣傳與編輯出版業務均保留在作為事業單位的報社與廣播電視台內。目前國內的大部分報紙仍處於「事轉企」的層次,剝離轉制主要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進行,而整體轉制則面向產業屬性強的科技、專業類的報刊等出版單位開放。例如北京青年報社控股的下屬企業北青傳媒就在香港成功掛牌上市,實現社會融資。
據2007年5月中宣部在「第三屆文化發展戰略論壇」上發布的《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狀況年度報告》顯示:「在推進速度上,新聞媒體的剝離轉制明顯快於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的整體改制。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之前批准成立的報業集團和廣播電視集團(總台)行動較快,目前已進行剝離轉制的分別有24家和13家,分別占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總數的60%和72%。」
三、關於整體轉制的辯證思考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把文化單位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事業組成部分,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於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今後繼續以事業體制進行管理;一類是經營性產業組成部分,今後要按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體制創新,它的產品要通過市場來實現其價值。中央的分類指導原則為傳媒單位轉制為企業在操作層面創造了條件,是中國傳媒集團在體制改革過程中一種現實而又合理的路徑選擇,但也帶來對「兩分開」政策的誤讀以及某些利益團體企圖借「事業」的帽子守住最後一畝三分地等衍生問題。「部分剝離」要持續到什麼時候,整體轉制何時才能大范圍興起?在此,我們就目前傳媒形勢以及整體轉制的相關疑點,進行辨析。
1.「兩分開」是最適合中國傳媒業發展的道路選擇?
在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劃分對於中國傳媒業現有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制來說是一次深刻的體制創新。但中國傳媒集團目前普遍採取的節目與廣告、宣傳與經營兩分開的做法是一種不徹底的部分剝離,它將對傳媒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帶來新的體制性障礙。
在一些人看來,宣傳、經營兩者分開,就可彼此互不幹涉。宣傳系統用事業單位的傳統體制來運作,就能夠守住陣地,掌握輿論控制權;經營系統剝離出來以後,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就可以將報業做大做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上遠沒有這么簡單。在現代媒體運營過程中,內容製作部門與經營部門既權責分離又相互倚重,它們的勞動最後都通過廣告額和發行量、收視率一起得到驗證,二者互為資源,互為因果,本質上不能截然分開。
另一方面,業務的完整性是企業在市場上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安生立命之本,新聞媒體轉制為企業自然也不例外。采編環節從來就是內容產業的核心部分,內容製作權力與經營權的相間隔,就像一個擁有經營權的法人無法自主設計自己的產品,只能經營體制外的成品,這種沒有采編權的經營性資產註定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傳媒企業,也不利於培育媒體的核心競爭力,更難以指望經營部分憑借自身力量形成優良資產。正因此,我國大部分傳媒類上市公司只能靠與媒體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交易,延續它們傳媒股的概念。由於關聯交易過多,導致我國證券管理部門希望通過增資擴股在資本市場進一步融資的計劃一再受挫。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傳媒類上市公司效益逐漸下滑的原因所在。[1]
而一個集團內兩種體制並存的「一國兩制」現象,帶來的人事管理上的矛盾也不容迴避。兩種體制下的人才交流存在體制性障礙,員工福利待遇也不平等,而同工不同酬,同一媒體產生貧富嚴重不均,大范圍地挫傷了一線宣傳隊伍人員的積極性,從而涉及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以及職工身份轉換兩個深層次的問題。
「一個主體,兩個市場」(市場主體,人力資源市場和資本市場)成為了中國傳媒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2]種種跡象表明,宣傳、經營兩分開並非中國傳媒業的長久之計。作為一種過渡的中間形態,從部分剝離走向整體轉制,將是中國傳媒集團產業體制改革一種新的思路。
2.以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兩分開」劃分標准?
除了將新聞媒體的采編環節與廣告、印刷、發行播出等環節進行流程分割外,我國報業在選剝離轉制試點單位時,也一致將意識形態的多少作為劃分公益性事業與經營性產業的標准,自覺地將手腳束縛在黨報黨刊等「重要」的新聞媒體內。在電視領域,新聞製作等部分理所當然地被視為「意識形態屬性強」的對象,當用「事業化管理」的外衣重點保護起來;而電視劇、體育節目、綜藝娛樂節目等由於不涉及政治,則可准許先行納入公司化進程。
意識形態屬性強,就劃入「公益性文化事業」;意識形態屬性弱,就列為「非公益性產業」,——這本身就是個悖論。曾有學者指出,在電視系統內部施行部分剝離的國有資產清算時,是否拍新聞的機子就算國有資產,拍電視劇的機子就算企業資產?如此一問,生動描摹出該政策的內在矛盾性。在人類媒介文化發展的其他時期、在統一進行事業化管理的計劃經濟時期,非新聞類節目從來就沒被逐出公益服務的范疇。「提供娛樂」與「監視環境」都是大眾媒介與生俱來的社會功能。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生硬地用意識形態來劃分公益與非公益,間接反映了我國長期過分強調媒體的政治屬性,輕視其經濟屬性、社會屬性的傳統慣性思維。
更有學者對此做出另一番註解,認為「公益性事業」就是「以公益為本」,這一部分放手給企業做將會有損其公共性。殊不知,世界范圍內有三種基本的媒體制度,即商業媒體、公共媒體和國有媒體,其管理模式也分三種,分別是:商業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模式以及黨政管理模式,其中最能發揮公益效應的當屬公共管理模式。所謂公共管理模式,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以服務公眾為原則,不以盈利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的節目為主,節目內容要反映本土文化,同時兼顧多元文化和少數族群;三是由一個代表公眾利益的獨立機構負責經營管理。而我國是典型的政黨管理模式,媒體有著悠久的「工具論」傳統。我國媒體歸各級黨委領導,遵守黨性原則,既履行所有媒體都應承擔的社會職責,又要做好黨的耳目喉舌。近幾年媒體環境的放寬,大眾亦能借媒體發聲,但絕不可能驟然翻身變為純粹「公益為本」。
如果我們把意識形態強的媒體看成是主流文化的代表,而把意識形態弱的媒體看成大眾文化的代表,那麼,就不單單只有前者才會對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產生影響,後者也一樣,而且可能更巧妙,效果更好。因此,以「公益」為名長期限制其市場發育,實屬不必,控制輿論並非只有事業單位一張牌。
3.企業化等於非政治化?
宣傳管理部門對媒體「企業化改革」的完全放開諱莫如深,改革步伐謹小慎微,視「企業化」為「非政治化」,更多是出於對輿論控制的顧慮,認為一旦將內容采編製作環節給予松綁,輿論必將有如洪水猛獸般一發不可收拾,嚴重沖擊黨和政府對意識形態的控制權。政策止步於此,與對「事業單位」的偏執理解難脫干係。我國的傳媒體制有一個基本的價值支點——「喉舌工具論」,所有的傳媒體制設施與政策規定都圍繞著保障傳媒的「喉舌」工具作用而建構起來。在這一體制的實際運作中,往往過多地強調了對上級領導機關負責,甚至是對某個主要領導負責。這也間接導致了一級媒體對應一級黨委、一級政府的行政割據局面。「事業單位」的定性在獲得國家的經濟補助,享受 「大鍋飯」福利的同時,不能不說也是統治者巧妙設計的一種「陷阱」:臨時「電話通知」的事前審查屢見不鮮,時差控制保證播出安全是公開的秘密,從領導的任免,到切斷重要經濟命脈,各種牽制手段無不讓媒體管理者時刻謹記手中把持的是誰的媒體。小平同志講過一句很精闢的話:「所謂管理就是服務……管,不是為了管死,而是為了管活。」但是,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我國傳媒業的管理「宗旨」是為了「不出事」。要幫忙,不添亂,管理部門擅長「打招呼」,忙於「說不」,政策取向保守,這種唯上的管理方式讓媒體難有寬松的成長環境,即使做大了也做不強。
政府部門如果能建立一種特殊產業的監管機制,即確保企業化管理模式下媒體的意識形態安全,按市場規律進行媒介產品產業化運作,完全是有可能的,也能期待市場培育出一批民間的、商業化的媒體,豐富競爭局面,打破信息壟斷格局,推動輿論監督的民主進程。這也是新聞法能夠早日出籠的基本前提。在管理的戰略選擇上,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一種「積極開發,有效管理」的策略,這對我國在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的條件下建立一種既調動社會資源,又確保黨和政府對輿論導向掌控的管理模式當有所借鑒。
另一方面,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只要國家控制著媒體經營機構的控股權,就可以控制編務方面的人事權,達到讓民營資本和外資只當出資人不當操盤手的控制目的。當然,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可以轉讓買賣,但一旦確立國家主流的傳媒實體是特殊產業,即代表國家的主管和主辦方必須控股,媒體的輿論控制權得到法律的保障就不會旁落。「黨管意識形態不能變,黨管幹部不能變,黨管輿論導向不能變,黨管宣傳不能變」這條鐵打的「四不原則」將自始至終發揮底線作用。無論如何改制,改制後的媒體企業里國家股份的比例有多大,代表國家的主管部門的「職責」都不會變,都將擁有對媒體傳播內容的終審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借鑒西方確保政府控股的「黃金股」這一特殊股權制度,即「黃金股」不同於普通股、優先股,無投票權、收益權,不能用於擔保、抵押,其最關鍵的是掌握重大經營決策的「一票否決權」,不針對企業管理層人員任免、企業管理、分配等一般許可權。此情形下即使轉變為全民營企業,政府仍可通過「黃金股」行使對企業的管理控制。因此,通過法律途徑確立國家股是「金股份」,它的「含金量」意味著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媒體的領導是不可動搖的。[3]
產業或事業只是一種經濟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運行載體,事業不等於完全公益性,產業也不等於單純追求利潤。產業化不等於非政治化,產業化與導向的正誤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4]媒介走產業化之路,實行產業化改革,關鍵在於採取什麼樣的方式能夠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關鍵也在於不能簡單地把生產精神產品的媒介產業等同於生產物質產品的傳統企業,做到始終把媒介的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新聞的黨性原則和新聞活動的社會公益性原則,從而實現宣傳、經營兩手抓,全面發揮媒介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
4.傳媒集團化為何遭遇政治不適?
目前我國傳媒集團化過程中多採用「權力嫁接」的模式,即直接使用行政權力來配置傳媒市場的相關資源,以權力的意志來實現傳媒產業的擴張,並且權力單位直接成為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與西方傳媒集團的組建主要是由會計師、律師、審計師運作大不相同,中國傳媒集團是政府全權運作,連資產評估、債權轉移等極為重要的問題都忽略而過,考慮的重點通常是權利的再分配和利益的重組,而不是資產和其他資源的重組。」[5]可以說,中國傳媒集團的組建是在不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計劃配置的結果。在現有的體制、政策及傳媒自身發展狀況的條件下,按照西方傳媒發展的道路,通過自由市場競爭實現資源的重組和集團的組建都不太現實,因此,承認行政力量對傳媒整合的介入有其相當積極的歷史意義。
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國傳媒業實際存在的現實弊端:目前我國傳媒業的資產屬於國有資產,而媒介的市場擴張行為又是以權力單位為主體來進行,這樣就存在著一個國有資產出資人缺位的問題,出資人的缺位使得媒介無法建立起適應市場競爭的現代企業制度;[6]同時,該模式下的集團化在傳媒擴張時的價值取向不是依照提升傳媒影響力、競爭力的要求,而更多考慮的是合並後政治上的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另外,優勢傳媒往往會因為「級別低」而無法兼並「級別高」的傳媒,權力級別意識限制了資源的優化整合。中國人民大學的喻國明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當媒體跨地區進入的時候,首先發生的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生態的不適問題」。[7]一段時間以來,跨地區經營的報紙都在叛逆和歸順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對當地政府負面新聞的揭露式報道常引起封殺與抵制,《南方都市報》進入深圳以及《南方周未》走出廣東後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就是典型的中國現象。
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改革應該「首先發生在舊有體制危機最嚴重、機會成本最低和收益最高的場合,因為舊有體制的危機使得這種場合的交易很容易達成,重新簽約的交易成本較低」。[8]傳統的傳媒體制牽動著各級黨和政府的利益,從鐵飯碗上開刀,改革成本讓利益既得者表現出一再遲疑。
當前,在中國加入WTO背景下行政推動的媒介集團化,並沒有像原先所期待的靈丹妙葯一樣給中國電視業帶來一個燦爛的春天,相反產生了一些令人費解和尷尬的問題。[9]從根本上說,這是由對媒介集團化認識上的誤區所造成的。廣電集團化遇到的問題,不是集團化本身的問題,更不是做大做強這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國現有廣電體制與集團化走向不相適應的問題。不剪斷媒體與行政單位的「臍帶」,就無法形成獨立自主的市場主體。只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才有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現實需求和內在沖動,才能真正走上市場化道路,以實現傳媒產業化的跨越與振興。過去我們對媒介產業的特殊性談得太多,一直在「事業集團」的自我暗示中繞圈圈而作繭自縛。如今,我國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媒介產業集團」——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在原牡丹江廣播電視局局長張寶才的帶動下,所有領導放棄公務員待遇,集團職工實行全員聘任制,完全按照產業化的要求開展經營活動,改革歷時十年,不僅年收入超常規增長,而且集團化後連續創下了多年「播出零事故」的記錄。「敢於革自己的命」,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為中國傳媒集團化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為既得利益的留戀者們所汗顏。
四、小結
中國的傳媒體制改革,能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正式認可,似乎是莫大的榮耀。新聞出版界已有一撥先行者搭上了試點單位的順風車,但對於下一步整體轉制怎麼走,尤其要後者居上的廣電行業怎麼順利轉制,高層管理者還略顯遲疑。政府對傳媒產業集團化指導性政策的反復調整,表明它對於傳媒業的實踐發展在宏觀上還是顧慮重重,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必要的決斷,常常陷入「改革退回原點」或是「有增長無發展」的尷尬境地,因此也很難使自己掌握的調控手段跟上傳媒業大發展的現實步伐。事實上,近年來媒介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形態之爭,引發了圍繞文化包括傳媒的事業與產業的改革到底是改體制還是改機制的最激烈的爭論。強調意識形態型媒介(多以意識形態管理的黨委宣傳系統為代表)的人認為,只能改機制,一旦改體制就可能導致意識形態的失控;強調產業經營型媒介(多以政府的發改委及學術理論界為代表)的人認為,不改體制,產業無從發展,機制改革很難成功。兩種觀點交鋒,前者在輿論安全和社會效益第一的口號下,人為圈下一個個禁區而諸多堅持,消極看待中國傳媒產業化進程;後者在解放思想和與時俱進的時代要求面前,為贏得市場主體地位左奔右突,艱難移動著中國傳媒市場化的步伐。對於媒體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嘗試,政府部門往往只採取默認的方式承認,或以追認(法規文件、領導人講話、表彰會等)的方式加以推廣;如果得不到認可,就會提出反對意見和處理措施。在今年4月10日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表彰的33家「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優秀企業」中,就無一廣電集團。盡管自2003年傳媒體制改革全面提速後,各地廣電媒體都在紛紛進行體制創新,希冀摸索出一條適合自身整合資源的發展道路,而且大張旗鼓宣揚自創「成功模式」的不在少數,但在這次表彰大會上都遭遇冰冷尷尬。倒是學界一致推崇的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的整體轉制不顧國家行業主管部門臉色,辦得活色生香。這間接傳達出一個訊息:對於傳媒體制改革深水區的實質問題,管理部門仍在慎重思考,尚未出招。
但無論如何,中國傳媒改革的歷史開始步入產業集團化階段的時候,正在翻過「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一頁,剝離轉制處在進行時。而當前倡導的宣傳、經營兩分開政策在實踐中的局限日益明顯——由於傳媒業整體歸屬於特殊的文化信息產業,有著區別於它類的產業價值鏈,即是:圍繞服務於自身特定媒介需求或進行獨有媒介產品生產(或服務)所涉及到的一系列互為基礎、相互依靠的產業上下游鏈條關系的總和。因此擬搞產事分離或分營,不能是形而上地人為地中間阻隔產業鏈。那種強調事業是意識形態屬性強的,是不能市場化的,產業才是意識形態屬性不強的,可以市場化的,是一種混淆了不同邏輯層面概念的認識錯覺。要清醒對待時下用利益性與公益性之分來衡定意識形態多與少的謬誤,明確以營利與非營利作為產業與事業的合理劃分標准。所以「兩分開」政策註定只能是傳媒體制改革中的過渡產物。整體轉制不是轉不轉的問題,而是時機成熟與否的問題。任何個體都無法阻擋生產力前行的力量,只能主動去接受它、適應它。傳媒整體轉制是一場生產關系層面的重大變革,它將為中國傳媒業的長遠發展、迎接國際挑戰注入無窮活力。政府與業界都應有充分的勇氣與決心去正視這一特殊文化產業的未來走向
❼ 佳木斯好玩的
佳木斯地處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匯流的三江平原腹地,東西長340公里,南北寬190公里,隔黑龍江、烏蘇里江與俄羅斯相望,邊境線長達580公里。是我國最東端的城市,也是僅次於哈爾濱、齊齊哈爾的第三大城市,素有「東方第一城」之稱。佳木斯原名「甲母克寺噶珊」、「嘉木寺屯」,為滿語,意譯為「站官屯」或「驛丞村」。 據出土文物資料證明,早在 6 000年前,佳木斯地區就有人類活動。歷史文獻記載,在公元前20世紀夏商之際,肅慎人即在此地繁衍生息,並向中原王朝連年朝貢,接受管轄與封賞。漢晉時代,肅慎改稱為挹婁,南北朝時稱為勿吉,隋唐時稱為靺鞨,均臣服中原王朝。唐朝曾設立黑水都督府,管轄今佳木斯一帶。遼時靺鞨改稱女真,遼王朝在依蘭以下沿松花江、黑龍江兩岸建立五國部,管轄這一地區。元初歸開元路,後屬水達達路。明代於黑龍江入海口附近設立奴兒干都司,統轄黑龍江、松花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直至庫頁島廣大地區。清代初年設寧古塔昂邦章京,管轄吉林、黑龍江地區,北至外興安嶺,東至濱海及庫頁島。清 雍正十年(1732年)增設三姓副都統。1888年,依蘭旗署設東興鎮(後改為佳木斯鎮),1909年改屬樺川縣。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屬偽滿洲國三江省。1937年設市,為省會。 東北解放後,佳木斯先後屬合江省、松江省,今屬黑龍江省。1985年實行市管縣體制。1989年轄依蘭、湯原、樺川、樺南、寶清、友誼、饒河、撫遠 8縣和富錦、同江2 市。境內總面積55580平方公里,總人口318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57人。市區設東風、前進、向陽、永紅4區和郊區。面積911.9平方公里,人口61.7萬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76.7人。市區地理位置在東經129°61′—130°33′、北緯46°31′—46°52′之間。佳木斯市東北部隔黑龍江、烏蘇里江與俄羅斯相望;南部是雙鴨山、七台河煤城和牡丹江市;西南與哈爾濱相近;西北與林都伊春相鄰;北部與煤城鶴崗接壤。 佳木斯地區雖歷史悠久,但開發較晚。自建鎮迄今剛滿百年,從設市迄今僅52年。一百年間,佳木斯經歷了封建王朝和軍閥的黑暗統治,飽嘗了沙俄的侵略和日本軍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在苦難和屈辱中生存和成長。1945年東北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結束了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開始走上自由幸福的康莊大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多年來,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城市面貌日新月異。今日的佳木斯已由一個荒涼的漁村,變成祖國東北部邊陲的新興城市,成為黑龍江省三江平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佳木斯地區人民素有愛國主義和革命的光榮傳統,在保衛和建設邊疆中做出應有的貢獻。 早在17世紀沙皇俄國將其侵略魔爪伸向中國東北邊疆時,佳木斯地區的人民奮起抵抗。1643年,沙俄派出波雅科夫率侵略軍,闖入中國內河黑龍江進行騷擾,燒殺搶掠,遭到邊疆居民的英勇抗擊,被逐回。1650年後,沙俄侵略者哈巴羅夫糾集哥薩克匪徒,多次侵入黑龍江中下游。佳木斯邊疆軍民同仇敵愾,於烏扎拉村進行迎擊,予入侵者以沉重打擊。1654—1658年,沙俄派遣以斯捷潘諾夫為首的侵略軍,三次侵入松花江流域,在黑龍江與松花江匯合口處遭到當地各族軍民的英勇抗擊,被殲270餘人,斯捷潘諾夫葬身魚腹。19 世紀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瓜分中國。沙皇俄國乘機強迫腐敗的清朝政府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強佔了原屬中國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約100 余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從此黑、烏兩江成為中俄界江。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駐守三江地區的東北軍旅長兼依蘭鎮守使李杜將軍,率所部官兵在廣大群眾的支援下,開赴哈爾濱前線迎擊日軍。駐佳木斯鎮的樺川縣長張錫侯,組織地方鄉勇進行編練,准備抗敵。1932年 5月日軍侵佔佳木斯後,鎮內鄉紳武國梁、武國臣弟兄舍家紓難,組織「自衛軍獨立團」在周圍農村展開游擊戰爭。由民眾自發組織的義勇軍、黃槍會、紅槍會、天真會、大刀會等抗日團體紛紛成立, 總數達萬人。從5月至年底與日軍進行大小戰斗10餘次,給日軍以沉重打擊。11月17日,紅槍會、黃槍會等抗日義軍聚集數幹人,手持大刀、長矛,於城東馬忠顯大橋同日偽軍展開激戰,打死打傷日軍40餘人,抗日義軍犧牲近千人。 在國民黨政府堅持不抵抗政策、少數人屈膝投降的形勢下,中共下江特委、北滿臨時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江地區積極建立和發展黨的地方組織,發展壯大抗日武裝。佳木斯市區的地下黨由一個小組發展為市委。郊區大來、黑通、西格木等鄉村紛紛建立了抗日救國會,成為十分活躍的抗日游擊區。 先後攻破大來、黑通等偽警察署,策動了梧桐河礦警的武裝起義。與此同時,由中共北滿省委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在三江地區與日偽軍展開了大規模的戰斗。30年代中期,東北抗日聯軍的11個軍中,有5個軍誕生在佳木斯地區;有8個軍經常活動和戰斗在三江平原。著名的抗日聯軍領導人趙尚志、李兆麟、周保中、李延祿、馮仲雲、崔石泉、夏雲傑、祁致中、李保滿等,都曾經在這里同敵人進行過艱苦卓絕的戰斗,無數抗日聯軍將士的鮮血灑遍三江大地。中共地方組織和抗日聯軍,團結依靠人民群眾,在偏辟的農村和山區,建立密營、根據地和「紅地盤」,成立抗日救國會、婦救會和兒童團。人民群眾積極主動為抗聯籌款籌物,傳送情報,破壞橋梁、電信,並伺機襲擊敵人。對於松花江下游抗日斗爭形勢的發展,日偽當局恐慌萬狀,驚呼「三江省已變為共產樂土!」1938年,敵偽加緊推行殘酷的「治安整肅」計劃。在農村和山區強制「歸屯並戶」,實行「保甲連坐」,以期隔斷人民群眾與抗日聯軍的聯系。在城市進行大搜捕,發動「三·一五」大逮捕事件,使佳木斯及周圍各縣的中共地下組織全部遭到破壞。抗日聯軍在失去黨的統一領導、給養斷絕、敵人重重包圍的情況下,處境異常艱險,蒙受巨大損失。為了沖破敵人的包圍和封鎖,主力部隊被迫轉移到海倫、北安、一帶繼續堅持游擊戰爭。1941年後,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聯部隊陸續轉入蘇聯遠東地區進行整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聯部隊配合蘇聯紅軍,重新返回東北,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東北解放後,中共中央和東北局先後向佳木斯地區派來以張聞天為首的大批幹部和軍隊,建立了中共合江省委、中共佳木斯市委和省、市政府。在國民黨政府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形勢下,一大批軍政、文化、後勤機關陸續遷至佳木斯。其中有東北行政委員會留守處、東北大學、東北軍政大學、東北日報社、東北新華廣播電台、東北書店、魯藝文工團等,集中了一大批革命文藝工作者,一時精英薈萃,群賢畢至。佳木斯一度被稱為「 東北革命文化的搖籃 」。中共各級組織和人民政府,充分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開展反奸清算斗爭,清剿土匪,進行土地改革,建立健全各級人民民主政權。廣大勞動人民獲得了翻身解放,群情振奮,努力發展生產,積極參軍參戰,全力支援解放戰爭。當時的佳木斯已成為解放戰爭時期鞏固的根據地,曾被譽為 「東北的延安」。 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佳木斯新瑪特佳木斯作為北國江城、邊境城市,四季分明。 2006年被評為全國魅力城市最佳生態環境城市。 有原始生態游、冰雪特色游、赫哲民俗游、異國風情游、革命緬懷游等旅遊項目。大界江 獨俱一格;大平原一望無際大濕地聞名世界;大農業魅力無窮;大森林生態優良;大冰雪極具北國特色;大島嶼風光無限。 佳木斯生態環境良好。生態多樣、系統穩定、環境優美。佳木斯市建有二十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400112公頃,占轄區面積的12.23%。其中,三江濕地是中國最大的淡水沼澤濕地,也是世界僅有的原始濕地之一。有各種沼澤植物600多種,水禽候鳥120多種。有國家一級保護鳥類白鸛,還有大天鵝、丹頂鶴等。佳木斯市有茂密蒼翠的原始森林、波濤萬頃的人工林海。湯原大亮子河森林公園、同江街津口森林公園都是國家級森林公園,夏可休閑度假,烏蘇鎮在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合處的小島上,東臨大江,西依小河。從地球經度上看,它是中國疆域的最東端,是國人每天早晨最早迎來「太陽升起」的地方,故號稱「東方第一鎮」。冬可狩獵滑雪, 佳木斯卧佛山滑雪場規模是黑龍江省東部地區較大的雪場,通訊迅捷、整體服務配套設施完備,雪場設備齊全,是集滑雪旅遊,觀光避暑,休閑度假為一體的四季旅遊勝地。 柯爾克孜族多住用紅柳、毛氈做成的圓形氈房和平頂土房。飲食以肉食、乳製品和面米細糧為主。這里的駝皮碗、駝皮壺、駝皮桶等駝皮製品以及美觀大方的壁掛造型奇特、匠心獨具,都是很有收藏價值的手工藝品。 柯爾克孜族的婚禮十分隆重,結婚一般要舉行三天,日期多選擇在月底,婚禮期間要舉行賽馬、叼羊、摔跤等各種娛樂活動,讓人們處在長時間的新婚喜悅之中。「叼羊」是馴馬高手間賽馬爭搶羊羔的騎術比賽,驚險刺激,深受廣大牧民喜愛。
❽ 牡丹江現在是什麼風險等級
截至2020年6月,牡丹江市風險等級為低風險。
據人民日報消息,從2020年5月7日0時起,牡丹江市林口縣風險等級由中風險調整至低風險,意味著從今天起,全國中高風險區域全部清零。調整後相關地區將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全力推進復工復產復商復市。
日前黑龍江省下發通知,自5月6日0時起,下調哈爾濱市南崗區、綏芬河市風險等級,自5月7日0時起,下調林口縣風險等級,以上三個全國僅剩的疫情中風險地區均已調整為低風險地區。也就是說,目前全國范圍內均為疫情低風險區域。
根據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字,進入5月以來,國內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均為個位數。截至5月5日24時,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兵團現有確診339例。全國338個出現新冠疫情的城市,已有324個實現現有確診病例清零。
回顧此前國內疫情發展和防控過程,從累計確診新冠病例不到500例(1月21日,440例),到現有確診病例控制到500例以內(5月3日,481例),一共經歷了103天。在此期間,這一數字最高達到58097例(2月17日)。
新增病例數的起伏,並不是一條自然變化的拋物線。數字減少的背後,是舉全國之力(超過4萬名醫護人員、難以計數的各類物資)對重災區湖北的援助,和一系列力度空前、地域范圍空前、影響人口數量空前的防疫措施。
(8)牡丹江日報社擴展閱讀:
新冠病毒可能會長期存在,國內疫情甚至會有局部反復,防疫工作和復工復產的需求應該如何平衡?中國衛生經濟學會總顧問、原衛生部長高強認為,在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絕不能長時間只做防疫一件事;對於哈爾濱、牡丹江、廣州、北京朝陽等地陸續發生的局部疫情,應當以平常心來看待,在疫情仍在世界流行蔓延的情況下,必須防止疫情再次大面積擴散,而不是追求零增長。
高強提出,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情況下,防疫工作重點,不應該延續應急時期的封閉與隔離,而應當及時轉移到常態機制上來,防控的原則應該是「專業為主、民眾為輔」,充分發揮專業機構、專業人員的作用,適度放寬對人員流動、民眾消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限制。
❾ 我去年得的網球肘,沒報工傷,我該怎麼辦
工傷職工可以在一年內申請工傷認定。
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職工遭受工傷事故或者職業病傷害,用人單位應當事發生之日起或者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所在單位沒有申請的,工傷職工、工會、或者工傷職工近親屬可以在一年內申請。申請工傷認定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1、《工傷認定申請表》;
2、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
3、醫療診斷證明等。
不過,網球肘(肱骨外上髁炎)是指肘關節外側前臂伸肌起點處肌腱發炎疼痛,疼痛的產生是由於前臂伸肌重復用力引起的慢性撕拉傷造成的,並非是法定職業病,不能認定為工傷。
《工傷保險條例》
第十七條職工發生事故傷害或者按照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所在單位應當自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30日內,向統籌地區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遇有特殊情況,經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同意,申請時限可以適當延長。
用人單位未按前款規定提出工傷認定申請的,工傷職工或者其直系親屬、工會組織在事故傷害發生之日或者被診斷、鑒定為職業病之日起1年內,可以直接向用人單位所在地統籌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
按照本條第一款規定應當由省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進行工傷認定的事項,根據屬地原則由用人單位所在地的設區的市級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辦理。
用人單位未在本條第一款規定的時限內提交工傷認定申請,在此期間發生符合本條例規定的工傷待遇等有關費用由該用人單位負擔。
❿ 李光春的介紹
李光春 (1958.7—) 朝鮮族,黑龍江牡丹江人。擅長中國畫兼功油畫。1982年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國畫系。1982—1987年任黑龍江省畫院畫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作品《春曉》曾獲第六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會銅質獎。1987年留學日本東京神田外院,1988年應韓國日報社的邀請以訪問學者訪韓,後來獲得韓國首爾大學碩士及弘益大學博士學位,現任韓國京畿大學藝術大學敎授。兼首爾市美術家協會副理事長,東方彩墨畫會副會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