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插花書

① 日式插花與中式傳統插花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中日式插花的總體構造之後，其實會發現盡管在細分到各類花型的骨架布局會有不同，但事實上二者均源於最早的中國山水審美意識，其立意布局等大都借鑒於中國山水畫、書法的構造布局技法及傳統的儒家哲理，重視插花花枝的姿態及神韻，造型注重線條、瀟灑自然，多為不對稱的均衡構圖，清閑淡雅，超凡脫俗。基本精神就是「天、地、人」的和諧統一，這是東方特有的自然觀念和哲學觀念。因此中日插花的許多特點基本是重合的。所以說區別的話，個人認為其是在本質上並與特別明顯的區別的，但要說的話日本花道到今天是遠比中國的系統，如今的3000多流派，雖源於池坊，卻各有特點，在最早的花道形式上有傳承又不斷在創新，並且融入了日本精緻、凝練、簡潔干凈的氣質。另外日本花道有家族性，固能將流派很好地繼承和發揚了下來。而中國插花藝術，重新發展的歷史不長，且如今依舊派系不明，分類混雜。並且在傳統的插花方面，關於最早期的中式插花的許多重要部分其實是已經遺失或處於碎片化的狀態，還處考古文物及現存史籍的整理歸類，整理歷代插花資料與圖片、系統梳理的過程中。

② 讀《瓶花之美》

        常見的插花可能是常在花店見到的花籃或花束，也可能是風頭正盛的「小原流」之類的日本花道。中國的插花是怎樣的？古代的中國人也插花嗎？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古人的花生活可能是你無法想像的。古人用花很日常。不僅王公貴族和文人雅士們插花，百姓的日用中也常用到花，宋代市井中竟以花飾作「花牌樓」用以招攬生意。

       

        徐文治的《瓶花之美》一書梳理了中國歷代插花典籍（如羅虯《花九錫》、高濂《瓶花三說》、張謙德《瓶花譜》、袁宏道《瓶史》等），介紹了花之插貯、滋養、節令等，十分詳盡。作者考據的嚴謹態度也值得稱道。比如近代以來受日本花道的影像常認為東方插花會有三大主枝，甚至有學者將中國插花中的「主、客、使」概念套用到日式三主枝概念中。《瓶花之美》中則追根溯源，極力釐清了這一誤會。:「我一直不理解黃先生為什麼這樣講，屠本畯在《瓶史索隱》里說得清清楚楚的品第觀念，怎麼就成了三大主枝呢？直到最近細看黃先生所著《中國插花史研究》時，我才發現問題。原來黃先生並沒有看到過《瓶史索隱》，黃先生引用的《瓶史月表》只是一個二手材料，在這個二手資料里只有「花盟主、花客卿、花使令」三類，並且沒有說明分類的理由。在其後確實還有一個「花小友」的表，而在屠本畯《瓶史索隱》里卻是一張表。正是這個二手資料讓黃先生得出了他的結論。

        這個二手材料就是康熙年間陳夢雷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黃先生研究中國插花史的原始資料就來源於《古今圖書集成》中摘抄的「草木典」。《古今圖書集成》里沒有註明或是遺漏的文字，在黃先生的著作里都得到了完整的體現。也正是在比對這些資料的過程中，我才找到了黃先生論述的依據。也就是說黃先生來自日本花道的先入為主的三大主枝的觀念碰到《古今圖書集成》簡略版的《瓶史月表》，就這樣誕生了其實並不存在的明代「主客使」三大主枝的構型原則。」這一嚴謹的考證有理有據，令人嘆服。

③ 如何繼承和發揚我國傳統插花藝術

我國傳統的插花藝術新近入選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這對於繼承和發展這一優秀的傳統藝術，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這個項目是由北京林業大學與北京插花藝術研究會聯合申報的。傳統插花藝術入選市級文化遺產，專家們的心情十分復雜。在他們看來，保護這一瀕危的優秀文化遺產刻不容緩。
據現有資料考證，傳統插花藝術萌芽於春秋戰國時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它經過了漢代的初始期、南北朝的發展階段、隋唐的興盛期、宋代的極盛期、元明的成熟期、清後期的衰落期等各個階段發展至今。
中國傳統插花藝術七大價值顯著
極高的史學價值傳統插花藝術在3000多年的發展中，見證了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傳統文化藝術發展的進程、歷代風土民情的變遷，具有極高的史學與民俗研究價值。
重要的文化價值 它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民族、人群和時代。它受儒、釋、道以及詩、書、繪畫、文學等傳統文化與藝術的滋養，具有深厚的藝術底蘊、獨特的表現形式和審美情趣。
突出的藝術價值 它吸取了園林、盆景、雕塑、書法、繪畫等姐妹藝術的精華，與花材和容器完美融合，不僅僅是手工藝作品，而且是一種既有形式美，又有思想美和意境美的藝術創作和藝術欣賞活動，是一種自娛娛人的高雅藝術，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 很好的社會價值 它不但對古代東方插花藝術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注重意境創設、簡約環保的創作技法等，還被西方現代插花所借鑒。
除此之外，傳統插花藝術的實用價值、經濟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也十分顯著。
傳統插花藝術 - 中國傳統插花藝術特色鮮明 專家告訴我們，中國傳統插花藝術不同於現代西方插花。與現代西方插花相比，它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特徵。這主要表現在7個方面：
一是追求花材的自然之美，不刻意改變其天然姿態，而是順乎花枝的自然之勢，「雖由人作，宛自天開」；二是追求花材的意趣美，講求以花傳情；三是善用木本花材，以線造型；四是採用不對稱式構圖形式；五是賦予花材豐富的內涵與象徵性，寄託情思；六是注重將花材與花器、幾架、配件以及作品環境的統一，體現整體和諧美；七是兼顧中國人的獨特賞花方式，分曲賞、酒賞、香賞、譚賞、琴賞和茗賞等。
傳統插花藝術 - 中國傳統插花藝術臨近瀕危 中國是東方式插花藝術的起源國，但如今說到東方式插花，世人只知道日本花道。實際上日本插花緣於我國隋唐時期，在各個發展階段受到中國插花藝術的不同影響。自20世紀以來，日本將插花作為國粹極力提倡，其文化影響力遍及世界各地。西方以及日、韓等憑借經濟強勢搶佔了插花藝術的話語權，甚至操縱了世俗的審美觀。相形之下，我國作為東方式插花藝術的起源國，傳統插花藝術卻幾近斷流。
由於國人對傳統插花藝術缺乏了解，專業研究人員匱乏，研究資金短缺以及深入資源普查、挖掘難度大等原因，使得傳統插花藝術還未真正進入大眾生活之中。大陸研究發展傳統插花藝術的學術組織只有北京插花藝術研究會一家。系統梳理與傳承、保護傳統插花藝術這一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遺產，尚有許多工作要做。
據了解，1987年北京林業大學王蓮英教授、秦魁傑教授牽頭成立了北京插花藝術研究會，一直致力於傳統插花藝術的研究、保護和傳承。20年來，在挽救中國傳統插花藝術這一瑰寶上做出了重大貢獻。專家們編輯出版了<中國插花>、《傳統插花藝術》和《中國古典插花名著名品賞析》等書籍；挖掘、整理了歷代插花藝術圖片百餘幅；培訓了兩期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學員共40餘人；3次在全國插花大賽上專門設立傳統插花藝術形式的作品展覽，並以圖片展的形式展示了3000多年的歷史進程；連續4年舉辦牡丹專題的傳統插花藝術展覽；多次舉辦傳統插花藝術專題報告會，還在港澳地區和日韓等國進行專題講座和插花表演。
資深插花藝術家王蓮英教授、秦魁傑教授是我國傳統插花藝術研究、保護和傳承的帶頭人。他們發表了大量論著，王教授作為北京插花藝術研究會會長，在對傳統插花歷史、理論與技藝進行挖掘與整理的同時，極力弘揚與傳承，並帶領多名研究生對傳統插花藝術理論與技藝進行研究。
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入選北京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為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奠定了基礎。據悉，北京林業大學已提交了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論證報告，詳細制定了從2008年到2012保護的五年計劃。領軍人物王教授等寄希望於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申報，得到國人的關注與政府的支持。

④ 插花的名著有

中國古代插花名著 最有名的有以下三部著作：

明代戲曲家高濂所蓍《遵生八箋》之五《燕閑專清賞箋》卷中有屬《瓶花三說》，即「瓶花之宜」、「瓶花之忌」與「瓶花之法」。該書首次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歷代插花的實踐經驗，並上升為理論進行分析。《瓶花三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插花藝術論著。

《瓶花譜》為明代畫家張譜德（公元1577－1643年終於1599年所著。全書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貯、滋養、事宜、花忌、護瓶八節。

《瓶史》為明代文學家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於1599年所著。全書有花目、品第、器具、擇水、宜稱、屏俗、花崇、洗沐、使令、好事、清賞、監戒、共二十節，詳盡地描述了插花的方方面面，並簡明扼要和深刻地闡述了插花構圖的法則和意境創設的美學原理，以及中國古代文人插花的審美觀念，進一步完善了中國插花藝術的理論體系。該書1696年在日本發表後，轟動了日本花道界，並受尊崇成立一「宏道流」派，不但影響和推動了日本花道的發展，也推動了東西方插花藝術的交流。

⑤ 哪一幅圖中不包含插花題材

插花，狹義地講，是將植物的一部分從母體上截取下來，按照一定規則插貯在容器內。至於選擇哪些植物，插在什麼樣的容器里，遵循怎樣的取勢規則，就成了不同插花藝術的主要區別。

插花大概是少有的明明以靜態立體實物為作品，卻無法長時間保留的藝術形式之一。一件插花作品，長則一二旬，短則一二日，最美的姿態即如煙花歸於寂寞。這一特性導致我們對古代插花作品的解讀和梳理，不得不依據間接材料，求諸圖像與文字留存。

駐足插花作品前，將自己融進植物與器物、空間、心緒彼此交織所營造的氛圍里，乃東方人共諳的美學智慧。然而，回望插花藝術誕生之初，這份藝術自覺卻來得較遲。人類在新石器時期的陶器上繪制了花瓣、葉片的形狀，卻未留下插花圖案。先秦《詩經》《楚辭》中有大量的植物吟詠，它們或是先民們的生活必需品，如采葛采艾，或是借物言志，如香草香木。漢以前尚未出現插花活動的記錄。

一、漢代插花

已知最早的插花圖像發現於河北望都一號漢墓。墓主人是東漢顯赫一時的宦官孫程，因擁立漢順帝有功而被封侯。在記錄墓主人生平的前室壁畫上，出現了一個陶盆，內盛凈水，六朵紅花鮮明地插在陶盆里。旁邊有隸書「戒火」二字。「戒火」為紅景天的別稱，雖然漢代墓室壁畫筆觸尚顯粗糙，但仍舊捕捉到了紅景天的植物特徵。陳直先生在《望都漢墓壁畫題字通釋》中考釋為：「本壁畫描繪戒火，畫一

瓦盆，上有花葉六莖，紅花綠葉……取繪其象徵性也。」該紅花陶盆意象，很巧合地預示了日後中國插花的發展特徵：起源於宮廷貴族之家，自上而下普及傳播，且對插花作品象徵的重視高於單純對視覺美觀的追求。

二、魏晉南北朝插花

時入魏晉南北朝時期，本土花卉文化已十分成熟。若要選出這一時期推動插花藝術發展的代表人物，非梁元帝蕭繹莫屬。蕭繹提出對節氣文化有重要影響的「二十四番花信風」，還曾作：「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不相見」（《春別應令四首·其一》），這是現存最早的關於「花朝節」的文字記載：人們在春季的這一天出門賞花、插花、簪花、約會、拜花神。民間花朝節的出現，說明中國人對花卉的認知，已經從最早的生殖崇拜和實用依存，轉而成為共同的文化紐帶和情感寄託。

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還記錄了蕭繹的繪畫成就：「元帝蕭繹，字世誠（中品），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芙蓉蘸鼎圖》，並有題印傳於後。」眾畫之一《芙蓉蘸鼎圖》已佚，但從畫題來看，「蘸」是一種插花手法，類似「貯」「浸」「漬」，所以畫的內容應該是以鼎為花器，以荷花為花材的一幅插花圖。時人若得一見，當可一睹南朝宮廷插花的靡麗風華。

如果說南北朝時期本土的插花文化在不疾不徐地生長發展著，那麼佛教的大流行無疑給這株幼苗澆灌了一瓢營養豐富的靈水。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兩相匯流，演變出新的插花樣貌，雖不同於佛教來源地印度的供花藝術，卻也多少保留了佛教的影子。

不同於原始物襪佛教供花的那部分，涉及中國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核。首先是禮制，主要體現在用器上。中國的插花但凡可盛水的容器都可選用，花器必須符合一定規制，而以承襲上古玉器岩段和青銅禮器的瓶（包括尊、觚、琮等各式瓶器）為正途，因此「瓶花」也稱「瓶供」，此外兼有盤花、缽花、筒花、籃花等。

其次是格物，體現在花材的擬人化。中國人將大量的主觀觀念投射在花材身上，給花材排尊卑位次，給花材賦予性格人品，甚至到了一件插花作品就能透露心跡、傳情達意的程度。這一罩棗激點在宋明之際表現得更加明顯。

最後是中國文化最看重的生機，體現在插花的造型上。雖然隋唐時期仍可見印度佛前供花才有的團花、堆花、花蔓等形式，只摘取艷麗的花頭，排列在托盤里，或串成串裝點佛身與道場，但最終這種塊面藝術沒有在中國生根發芽，而在西方接受度卻比較高，比如大家喜聞樂見的婚禮手捧花、筵席桌花等。我們講究插出枝條本真的樣子，不過多藝術加工，喜歡用自然的線條營造空間。中國插花正是憑藉以上三點，將外來藝術本土化，轉化為供給本土藝術的養分。

反觀佛教供花對中國插花的滲透影響，主要體現在隨著佛教傳播，插花也得到了極大普及。這與後來中國插花被日本遣唐使隨佛教一並帶回日本，並直接促成池坊花道誕生是同樣的道理。佛教傳入之前，插花活躍於宮牆之內，苑囿之間。而今更廣泛的階層乃至底層人群開始接觸到插花這種新形式，佛窟與墓室內出現帶有插花形象的壁畫和造像。與此同時，有了佛教義理與供養規則，人們開始慎重地對待插花這件事。佛教「推波助瀾」的影響巨大，時至今日仍有插花愛好者誤以為中國插花起源於佛前供花的傳入。

在此背景下，出現了最早的瓶花記載。南齊皇子蕭子懋，在母親阮淑媛病重期間，許願銅瓶中蓮花若不枯萎，母親便能痊癒。《南史》卷四十四《晉安王子懋傳》載：「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須，當時稱其孝感。」罌泛指圓腹的瓶器。南梁蕭景墓神道刻畫中有比丘手捧類似瓶花的形象，說明南北朝時期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瓶花範式。

除了瓶花，盤花的第一次亮相也在南北朝時期。大文學家庾信有句：「好折待賓客，金盤襯紅瓊。」（《杏花詩》）詩人將仔細折來的杏花插在銅盤里，用以待客，正謂之南朝風雅。

一項獨立技藝的形成，通常需要代表人物、理論基礎以及明確的範式。插花在南北朝時期已基本具備了這些要素。

三、隋唐插花

隋唐經歷了大動盪到大一統的社會重塑，經濟周期上又逢「大業盛世」與「開元盛世」先後兩個國力高峰，李白一句「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賭珠璣滿斗」，道盡財富積累下的花事盛況。插花也開始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

元稹盛贊西明寺插在琉璃瓶中的牡丹花而作：「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炫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西明寺牡丹》）李商隱同情花葉的不同命運，感慨只有荷花可以花葉常相伴：「世間花葉不相倫，花入金盆葉作塵。惟有綠荷紅菡萏，卷舒開合任天真。此花此葉常相映，翠減紅衰愁殺人。」（《贈荷花》）杜牧亦有一句家喻戶曉：「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杏園》）這里的插花人一說是折下杏花插戴在頭上，也有認為是用杏花來插花，足見風靡。

晚唐時期，出現了我國第一篇插花理論《花九錫》。「九錫」乃《禮記》中的「九錫之禮」，是皇帝賞賜臣子的九種物品。作者羅虯借用這一說法，總結了插花必備的九個條件：擋風、工具、用水、花器、擺放、畫圖記錄、配曲、酒賞、作詩。首次提到了用花剪刀來剪枝，對花的傷害更小。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多條件已經不具備了，今人對插花的關注多集中於插花作品本身，至多擴展到周圍環境，畫圖可以用攝影取代，至於行酒配樂作詩，無一能事。有趣的是，唐代的「酒賞」到宋代變成了「茗賞」，亦有人從中辨出浪漫與理性，窺得不同的王朝氣質。

四、五代十國插花

五代十國時期只有短暫的幾十年，承唐啟宋，似乎存在感不強。但在文學藝術領域，依舊有所成就。南唐後主李煜不僅是詩詞音律大家，還是一位插花藝術家，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插花大賽——錦洞天。「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做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清異錄》）

「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不同的擺放位置，暗示了不同的插花類型。「梁棟」需用吊花，「窗壁」「柱拱」指壁掛花，「階砌」是可直接放置於台階上的插花，三種類型，皆以竹筒為花器，並張貼作品名單。以插花游戲作為一年一度的宮廷盛會，是這一時期插花藝術繁盛的一個縮影。李煜選用了文人偏愛的竹，以竹筒為花器，既是竹筒花在歷史上的首次亮相，也為普遍華麗富貴的「院體插花」增添了新的審美可能，一種雅緻、明凈的新風格。

此時期還出現了插花「黑科技」。曾經，為解決敞口盤中花材無法站立的問題，唐代出現的「春盤」用蔬果、假山石作為臨時固定花枝的工具。然而不足是場合與時令的局限性，並不是所有插花都適合出現蔬果和假山石，而且這種辦法只能固定短小花材，並不牢靠。五代郭江洲發明的「占景盤」，是歷史上第一件專門為插花而發明的工具，成功地解決了這一難題。「郭江洲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占景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添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清異錄》）

目前出土的占景盤未見銅器，只有陶瓷殘器，亦尚未發現達數十細筒之多的，通常只有五筒或七筒。細筒越多，可造型的餘地越大。後世出現的多孔花插、多管瓶、連體瓶、多孔蓋，恐有占景盤的啟發在先。

五、宋代

宋代是插花藝術當之無愧的黃金期，上至官家世家，下至市井商鋪、寒門小戶，普遍插花。

官方上，有政府籌辦的「萬花會」，形式類似李煜的「錦洞天」。張邦基《墨庄漫錄》中言：「西京牡丹聞名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為屏帳，至於梁棟柱拱，悉以竹筒儲水，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文人士大夫愛花成風，范成大曾「滿插瓶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為花愁」。陸游夜裡「藤紙靜臨新獲帖，銅瓶寒浸欲開花」。蘇轍壺插菊花，「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酒壺」。楊萬里憐惜梅花寂寞，採回書房插在膽瓶里：「膽樣銀瓶玉樣梅，此枝折得未全開。為憐落莫空山裡，喚入詩人幾案來。」

尋常人家也愛插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雲：「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出於大眾的喜愛，商家也靠時令插花招徠顧客。「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門面。」（《夢粱錄》）楊萬里詩中還寫到路邊小店：「路旁野店兩三家，清曉無湯況有茶。道是渠儂不好事，青瓷瓶插紫薇花。」《清明上河圖》中既在「孫羊正店」門口畫了賣鮮花的小攤，也有客棧一扇窗內可見桌上的瓶花。「萬花爛漫，牡丹、芍葯、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東京夢華錄》）

我們在分析日本花道昌隆背後的原因時，常會提到一個關鍵因素——插花人口。日本有三分之一人口長期從事插花活動或至少曾專門學習過插花。插花人口就如同金字塔的底層，共同托起了塔尖上各流派爭鳴、理論完備、組織有序的局面。宋代雖未發展出日本那樣的插花流派，但插花的金字塔尖上站著的，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文宗大師們。「燒香點茶，掛畫插花」，文人四藝的約定俗成，可視為宋人對插花藝術最終的定位。時至今日，插花愛好者在把握作品格調時，宋代美學仍是重要的參考標尺。

在選器上，受史上第一次金石熱的影響，宋瓷燒造形制十分講究出處，文人們選擇花器時，亦青睞復古器型，甚至直接用上三代青銅器來插花，從格調上奠定了高古、高雅的氣息。選花上，宋人首開為花卉排列等級、賦予人格的先風。先是由後蜀入宋的張翊作《花經》，按照朝廷品定人才的「九品九命」，再根據花的象徵意、外觀、氣味、氣質等指標，將花也按照「九品九命」由高到低排序。能用來插花的花材，通常必須是入品之花。《花經》之後，頗有效法者，陸續又有了「花十友」「花十二客」「花三十客」等說法。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陸游的《天彭牡丹譜》，范成大的《范村梅譜》《范村菊譜》，王觀的《揚州芍葯譜》……林林總總，宋人對花卉的品評似乎總是那麼饒有興致。

如果說唐代羅虯的《花九錫》只是概括地提出九點插花必備要素，那麼宋代則是實實在在地留下了具體的插花方法。周密《癸辛雜識》中記錄了插枝前先要捶碎柄的做法，今天在處理一些不易吸水的木本花材時，也要稍微捶碎柄部。蘇軾的《格物粗談》錄有自己的插花心得，比如荷花以亂發纏折處；梔子花將折枝根捶碎，擦鹽再入水；插海棠花用薄荷水更好；蜀葵、芙蓉、鳳仙花則要蘸過石灰並乾燥後，插在滾水裡。林洪《山家清供》也有類似記載。

六、元代

元代的插花流變與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周密有句：「深深門巷老翁家，自洗銅瓶浸杏花。喚起承平當日夢，令人轉憶舊京華。」漢族不仕文人借插花追憶前朝，表達個人情懷，出現了重在表達個人主觀心理的「心象花」。心象，即人在想到某種抽象內容時，腦海所浮現的與其相關的具體形象。心象花，即將這種形象外化為插花作品，從創作動機來講頗有些當代藝術的意味。心象花的創作主體仍是文人，審美上仍承接宋代的典雅中和，但卻不再受到束縛，呈現出隨性風格，往往花型簡單，有一枝凸顯的主枝。除花材以外，搭配與插花主題相關的裝飾品，如靈芝、翎毛、如意、珊瑚、卦符、蔬果，也在這一時期出現，清供文化逐漸形成。

七、明代

明代插花誕生了「理念花」「十全花」「雙體花」等新花形，出現「堂花」「齋花」之分。理念花以宋明理學為基礎，強調人倫關系，注重秩序與規律。在「主」「客」「使」三主枝的基本架構里，「主」象徵君權、父權，是一件作品中位居正中的最穩重的花材，周圍常有點綴的從枝；「客」為儐相、母親，有包容、輔助之感；「使」象徵使者、子女，遠遠伸展出去。而堂花與齋花，指插花不同的擺放環境。中堂用花高大端正，有儀式感，而書齋清賞，以小瓶小器為主，突出趣味感。

⑥ 傳統東方式插花特點

東方傳統插花藝術的創作理念與法則:
東方人性情穩重內向、委婉含蓄，藝術境界寓意隱含，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故在插花的創創作理念與法則上，其特點與風格可以用真、善、美、聖這四個字來加以概括。

一、自然之「真」

傳統的東方民族酷愛自然、崇尚自然，對自然之美最有著獨特的審美情趣和審美觀點，就是以自然界中生長的花木為表現的物象，講求「物隨原境」。「形肖自然」，這是中國國畫和插花藝術的理論基礎。即所表現的景觀需符合萬物自然生長的規律，不能含有明顯的人工痕跡。正如袁宏道在書中所論述的「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於物者，自得之」，「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的境界。這樣，就要求插花者深入去觀察和了解植物的生長習性，思考其美之所在與其美之精華，並融入個人的情感與審美，在此基礎上加以提煉和表現，使作品展現出充沛的自然生命力和美感，具有能震撼人心靈的感染力，這是傳統東方插花的精髓所在，所以，傳統的東方插花又被稱為自然式插花。

二、人文之「善」

中國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而儒家美學思想是以「善」為宗旨，所以中國人的審美觀也以「善」為核心，在這種文化思想的指導下，對花卉也賦予了美好的象徵含義，講求材必有義，義必吉祥，如生活中人們稱松、竹、梅為「歲寒三友」，以此象徵傲雪凌霜、不畏嚴寒的品格，取梅、蘭、竹、菊為「花中四君子」，以此比喻君子之儒雅、脫俗。用玉蘭、海棠、牡丹、桂花來襯托「玉堂富貴」，用象徵、寓意、諧音的技巧，營造一種含蓄和諧的氛圍，以借花明志、對花舒懷，並給作品賦以某種命題，使作品展現一種特定的意境，這是傳統東方插花所特有的風格。

三、藝術之「美」

插花創作中的藝術美包括素材美、布局美、色彩美、造型美、構思美和整體藝術美。善用木本花材，突出線條造型。如梅花因其橫斜疏影、曲折多姿的姿態美，雅而不艷、幽香遠逸的色彩美，逢冰雪而怒放、不畏嚴寒的內涵美而成為傳統藝術插花的最佳素材。

花材的位置也講究疏密有致、起伏有勢、虛實結合、剛柔相濟、氣脈相連。如「畫苑布置為妙」，「得畫家寫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

作品的色彩創意追求統一和諧的色彩效果，力求艷而不俗、雅而不淡，據環境與創作的需要，色彩或絢麗、或素雅，使人的視覺感受明快而亮麗，清新而自然。

傳統的藝術插花在造型上不求規則化，在情勢上任由發揮，以達明示主題為度，外形輪廓不拘泥於一定的形式，為主題服務是造型創作的源泉。

對花明志、借花舒懷，創作具有詩情畫意、包含自然美和人文美的作品，是藝術插花創作的宗旨。將花的形體美與人的構思美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作品神形兼備，具有內涵美、神韻美，這是東方插花藝術所獨具的藝術美。

整體藝術美是指插花作品各創作環節之間、各創作要素之間、作品與環境之間的有機配合所產生的綜合藝術效果。即通過插花創作，同時創作一個高雅、浪漫、和諧的環境空間，產生一種環境藝術美。這是藝術插花的最終目的。

四、「聖」潔之尊

藝術是神聖的，藝術創作亦是神聖的，東方人認為花卉是神聖的，以一種崇敬的心惰去對待她，以花悟道、修身養性，使插花也有一種神聖感，講求「心正花正」，進而「花正心正」。以自然之美來正人之心態，來怡情娛趣，這是真正的藝術境界。

綜上所述，東方人採用寫實、寫意或二者相結合的藝術手法，來表現花卉的姿態美、布局美、色彩美和意境美，是一種自然美與人文美相結合的藝術美。她不僅是一種藝術創作活動，也是一種精神享受過程。

⑦ 一枝談貯書窗下，人與花心各自香——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

一枝談貯書窗下，

人與花心各自香

——閑說中式傳統文人插花

插花是藉以消憂的好辦法，和自然之物在一起，會被生命的能量感動。現代城市生活，很少機會接觸山水自然，可是哪怕在室內插作一瓶代表情緒心象的瓶花、一盤描摹自然景色的寫景花，便能使你即刻忘記當下煩惱事，獲得一瞬間歸返自然的輕松喜悅。花朵是有力量的。它們本身就是大自然的語言，它們身上藏著宇宙人生的奧義。讀懂一朵花，便能讀懂一個世界。科學技術從中解碼自然知識，而文學藝術，從中解碼人的故事。

縱觀中國古代文人插花的歷史，我們不難看出歷代文人們在其身處的時代，是如何運用插花這一「生活藝術」作為他們表達的載體，講述著自我與自然、自我與時代、自我與世界的反觀。

宋代無名氏《南歌子》：「閣兒雖不大，都無半點俗。窗兒根底數根竹。畫展江南山景、兩三幅。彝鼎燒異香，膽瓶插嫩菊。翛然無事凈心目，共那人人、相對弈棋局。」歌詞中可以看出宋代人生活狀態的風雅趣味，窗下竹、瓶中菊，都是插花藝術在生活中的影子。

歷代詩詞歌賦中，亦充滿了花的身影，或專為詠花、或是在言志遣情的詞曲里借花的符號，表達著自己的隱喻。

插花陳設歷來並非僅只女子雅尚，其真正況味乃在於文人之審美意趣、士子之心胸呈現。花之身影姿態也是文德修養的狀態，文人雅士對花的吟詠，大多數時候，並不是刻意唯美而為之，而是發自內心的詠嘆。

而時至今日，人們普遍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插花」只是一門倡導生活情趣的「技術」，和藝術不沾邊，頂多算一項「藝能」，不過是女性（通常都是女性）在傷春悲秋的賦閑生活中一項趣味活動；抑或婚慶、會議、典禮時才會使用到的一種「職業技能」。早就不再將它和「道」相提並論。甚至已不能區分出「中式傳統花道」、「日式花道」以及「西洋插花」之間有何異同。

台灣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創始人黃永川先生曾在《中國插花史》一書中寫道：「插花乃生活藝術，與政經發展之枯榮同其消長。故而雖經六朝隋唐之孕育，歷經宋明之繁榮，但降至清代以後卻一蹶不振，直到近代風氣雖盛，但時下所見者皆日本流派，怎不令人唏噓！」（《中國插花史》）

大眾不知，作為一種文人生活方式的存在，插花自六朝起，便和文人士子緊緊聯系在一起。始有南北朝庚信、魏晉竹林七賢；至唐代，王維、盧鴻、陸羽，都是插花、賞花、詠花之極高造詣者。在唐代，整個時代都有愛花的風氣，詩詞吟詠中盡是花木之美，更有璀璨花學著作，如李贊《花木記》、賈耽《百花譜》、羅虯《花九錫》（隋唐時期插花學的代表作）名篇繁多，不可悉數盡陳。

中唐名士歐陽詹曾作《春盤賦》雲：「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綉以為珍。叢林具秀，百卉爭新。」說明在當時，盤花的插作，已有成型的哲學觀念和審美特點，對於插花的形式、色彩、花器、花材、線條、構思及維持花命的方法與技術都有了足夠的考量。若用一句唐詩窺其盛況，大概便是楊巨源那句：「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唐人愛花的時尚可見一斑。

到五代十國之時，由於社會的分裂與長期戰亂，文人情志由盛世解衣磅礴、自由詠嘆之大氣象，頹轉為寄情山水、借物言志的委婉表白。與文人相隨的插花形式，也因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生活形態而轉向野花閑草、就地取材，不拘形式，信手拈來。時人倡言返璞歸真，如陶淵明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幸而當時已有盛唐之鋪墊，人們對於花之情狀、花之性格，以及花種、花品、花命的體會和研究，都有了較成體系的認識，於是歷史上最有名的花品著作因此誕生——蜀漢·張翊《花經》，根據花材的顏色、香氣、性狀、氣質等等，模擬人類社會的官階，分出九品九命。這也是文人以花自喻，將花代語，並以此寄託自己理想人格的典型象徵。譬如《花經》中評為一品九命之花材有：蘭花、蠟梅、牡丹、酴醾、紫風流（瑞香）。皆是花中最為清雅、高格、富貴、大器者。插作什麼樣的花，便是什麼樣的人，心中對花的品評和認識，也體現著一個人的內心世界。

再說到當時的南唐後主李煜，更是傳統中式花道走向藝術巔峰的締造者，他不但是後世「六大花器」中「筒花」的發明人，他創辦的「錦洞天」更是歷史上最早、也最為盛大的插花藝術「展覽會」。

到了宋代，宋太祖勵精圖治，宇內昇平，各地插花風氣回暖提升，「插花、掛畫、焚香、點茶」被奉為生活四藝，成為人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藝術修養，甚至連僕役也不例外。當時最有名的「萬花會」，是宋人在「花朝節」（農歷二月十五日）舉辦的盛大賞花宴會。元佑七年（1086）時，洛陽太守為花朝節的舉辦，「一次用花千萬朵」，被斥為：「勞民傷財，達於極點」。宋代傳於後世的插花著作更是豐富，有趙希鵠《洞天清録》、林洪《山水清供》、蘇東坡《格物麤論》、周密《癸辛雜識》等等。而當時最著名的文章，更要提到周敦頤的《愛蓮說》、曾端伯《花十友》、黃峪《花十客》、張敏叔《花十二客》……這些經典文論和文章觀點，皆成為後世文人插花賞花的審美准繩。

後至元代，又是社會離亂，戰火不熄的時代，文人階層保受異族壓迫而求安心切，於是偏重感性，表現空靈之心境的風格，成為了文人階層插花的主流。自由肆意的心象呈現，任性率真的自我表達，使得插花再次成為了文人的另一個張嘴唇，講述著他們不能開口明言的心志。

直至明朝，文風鼎盛，文人插花完全脫離政治排場，形成一個專門性學術的世術類型，並有完整體系的花道著作問世，整個時代所追捧的審美格調已是清一色的「文人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明人袁宏道《瓶史》，這部著作堪稱插花史上最具學術性、最成體系的經典之作，後人爭相傳譯，奉為准則。對後世和海外插花藝術的傳播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他文人編撰的經典花道著作，還有張謙德《瓶花譜》、陳洪綬的《瓶花畫作》、王世懋的《花疏》、陳繼儒的《嚴棲幽事》、何仙郎的《花案》、高濂的《瓶花三說》《草花譜》、文震亨的《清齋位置》、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歷》、《花小名》等等。那是一個文人審美成為社會主流審美的時代，也是民間處處爭相效仿、追求文人插花之境界的黃金時代。

而到了清代，國勢漸衰，學術走向考據之路，文人與花道日俱衰頹，民間對自然之美也較少關心，或審美日漸庸俗化。成體系的中國傳統花道和大清國運一同式微，直至緩慢的消亡。

當然，文人與花的歷史關系，不只是這樣粗淺概述足以囊括，二者盤根錯節的連結，值得用許多篇幅去書寫。

明代袁宏道在其著作《瓶花譜》中說，花是「天地慧黠之氣」所形成。「慧黠」二字，含有一種擬人的靈秀感，好似花朵也是動物，有感知、有感情、有靈性。花朵，的確是所有植物的最外放的生命表達。集結植物的「精氣」。而白居易又曾這樣寫：「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人類世界的精英，將自然界「精氣」凝結的花卉用以自喻，間中姿態亦值得玩味。

時常思索，中式傳統花道的現實意義應該是什麼？畢竟這不是一門與衣食相關的技藝，更不是人們生活中「剛需」的藝術。過去它的存在，除出對生活審美的高層次的需要之外，更高意義便是「成教化，助人倫」，如今，它還具有這樣的作用嗎？

資中筠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不經意提到：「追求真、善、美而厭惡假、惡、丑，應該是普通的人性，不過在閱歷太多，入世太深之後，可能審美神經就會麻木……」我想，所謂「生活美學」的意義，恰恰就在此處。美的作用，何其潤物細無聲，但凡目之能及的美，都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內在教育。所以資先生還說：「對美有了足夠的感知力，對那些見怪不怪，不以為意，一嘆了之，一笑了之的醜陋便難以忍受，如鯁在喉。」

而這種難能可貴的「如鯁在喉」，我想，不單是對「美」而言，更是「真」與「善」的底線吧。

⑧ 中國最早發行的一部花卉園藝學著作

應該是南北朝時的《魏王花木志》了吧，雖然只是殘本。